广东公选干部向NGO敞开,从NGO到GO:被重视的力量
时间：2021-02-13 07:54: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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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壹基金”陷入困顿之时，2011年广东张开体制开放的双臂，接纳“壹基金”落户深圳；2011年国庆前夕，坤叔陷入做好事之难的困局，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为坤叔注册呐喊呼吁。
上个月，广东佛山南海的一则干部公选通告与国务院的事业单位改革通知一起，成为公众和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佛山市南海区向社会公开选拔副科级干部，NGO负责人也可参选。这是佛山首次向NGO开放体制内领导干部职务。
政策的初衷
广州启创社工服务中心执行总监廖焕标觉得兴奋。“广东地方政府的做法，超出了NGO的想象。”干部公选公告竞选南海区民政和外事侨务局副局长一职的公选对象，除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村（社区）干部外，还包括NGO负责人。从事NGO工作3年以上的现任南海区NGO负责人，只要符合年龄、学历等条件，同时又熟悉民政、社区、社会事务工作，都可参选。
社工进入公务员系统，尽管目前的制度中已有安排。不过从NGO中公选干部在廖焕标的印象中，倒是第一次。南海区委组织部对本刊记者表示，出台该项政策的初衷是南海目前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方面的一次创新。他说，目前除去经济建设，社会管理也是南海的重点工作之一，而南海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已有不少尝试，也向新加坡、香港学习一些先进的经验，比如桂城就引入香港社工协会做督导，而选拔社会管理人才到体制内，也是新加坡、香港已有的做法。
“南海此次公选干部向NGO负责人开放，就是因为这些人士在基层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接地气，理解市民实际需要，如果他们能进入到体制内，其专业性和经验，都有利于政府与社会管理的需求对接，更好地做好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
该负责人期待，希望能让更多NGO人才参与到这场“赛场选马”中来，以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南海也是藉此来探索引入社会管理人才的经验，不排除将来会有更多的岗位向NGO人士开放。”他说。
“噱头”的价值
南海区民政局民间组织和民政事务科蒋素妹科长对本刊介绍：该区目前登记在册的NGO达560多个，其中包括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工商经济类等多种类型。按照规定，NGO竞选人需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为区级NGO负责人。据《南方日报》报道，南海登记在册的社会服务组织约50个，其中满3年的有40个左右。
桂城关爱青少年协会（慧爱）的负责人姚冬玲说，南海政府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让人感到惊喜，如果能够吸纳NGO实践人才进入民政部门，对NGO组织的发展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专事外来工工伤探访问题研究的“何晓波工作室”的负责人何晓波，对南海区政府的这项做法，持保守态度。
他认为，近些年来，政府部门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发展，许多活动都喜欢把NGO扯进来，这在他看来，更多是“噱头”。“即便真有NGO负责人被选拔任副局长一职，受到体制限制，也未必能为社会组织发展发挥很大能量。”他说。
相较而言，廖焕标更乐观一些。“体制内的大门向NGO打开，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吸纳民间的智慧是本次公选干部向NGO开放的初衷，但体制的痼疾会否消解掉政策实际效果？面对类似的担忧，廖焕标却不苟同。他觉得政府和NGO的目标是一致的——为社会提供服务。
南海：公益“试验田”
“社会管理”这项工作从去年至今，在广东已从上而下推行开来，其种种给民间组织松绑的新政策，以及打造“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都引来坊间不少好评。
早在广东省出台社会管理创新等系列政策之前，2010年7月初，南海区民政局出台《社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暂行办法》，对民间组织的注册条件等予以放宽，其中注册资金由过去的3万元降到现在的1万元，会员数量要求至少为20人，对业务主管单位的要求也相应降低。此外，南海区桂城街道早在2009年就开展了“关爱桂城”建设，引入NGO和社工，进行社会服务。
该街道还建设成立了佛山首个公益综合体关爱桂城创益中心，该中心建筑面积近4000平方米，有NGO孵化基地，有佛山首个社会企业乐圈圈蔬菜馆，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还有旨在培育公民领袖的两仪公社。今年初，南海区还成立了社工委，其专职副主任余海生表示，目前，南海社工委开展的工作思路，将围绕“基调、机构、基金、基地、机制”等方面展开，全方面构建社会管理格局。
在机构上，南海将在各镇街设立社工委。在基金上，一部分是财政预算内资金，专项用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另外一部分是预算外资金。南海拟设立“南海区社会建设创新基金”，鼓励大家就社会服务进行创新。在基地建设上南海将有两个新动作，设立“新南海人”服务中心和“工青妇”枢纽基地。
这一源自基层的创新举措，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认可。广东省青年干部学院青年研究所所长谭建光认为，南海这次的率先探索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开了具备相应素质要求前提下、面向社会特别是NGO组织选拔政府管理人才的先河。这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有启迪作用。
他表示，NGO人进入体制内，最大作用就是带来新的工作思维。原来公务员更多是“对上负责”的思维，NGO人更多是对服务对象负责的思维必然冲击管理体制的原有因素。
本刊了解到，近年来广东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发生着“政府走向开明，NGO走向理性”的变化。广东已经进入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阶段，各自保持独立见解与自由的基础上，合作服务社会人群、推进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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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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