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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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资料使我困惑

那次访问后，我没有写出张申府参加政协会议的报道，许多天来我泡在资料室里查阅关于张申府的资料，因为我对他充满了好奇。

一些资料说明，当年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是一位活跃的妇女革命活动家。她早年是天津“觉悟社”的一员大将，在五四运动中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领导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在欧洲期间，她同张申府、周恩来一同活跃于党的早期组织中。从欧洲回国后她一直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从事妇女运动，1944年加入民盟，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

为了写五四运动期间天津“觉悟社”成员郭隆真的革命事迹，时隔近30年后，周恩来1947年1月4日在延安时，还特意给刘清扬写信：

清扬姐：

别时容易见时难，回延后常常想念着你们。为民主奋斗，将是长期的运动，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好与反民主者熬下去。你想对么？今晚遇到一位郭隆真大姐的姨侄张勃川兄，他亟期为隆真写一篇传记。在一九二六——二七年，隆真由沪回平工作，你那时也正在北平，知之当较详。你愿为他写一点当时经历么？勃川不胜盼望之至。如写，请交晓梅转我。专此，祝双好。

申府兄一此不另。超附笔。

周恩来

一月四日夜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到“常常想念着你们”、“祝双好”等，还有“申府兄一此不另。超附笔”。从这可以看出，周恩来夫妇当年与张申府夫妇的交情。

1948年底，张申府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全面崩溃、全国“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呼吁和平”的文章。10天后，已进入解放区的刘清扬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离婚启示”，大义凛然，宣布与张申府一刀两断。

新中国成立后，刘清扬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张申府与刘清扬是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结识，在同赴法国留学的理想中感情得以升华，在异国他乡志同道合结为伉俪。他们俩不仅一起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而且同为周恩来入党介绍人，一起经历了五四运动、留法勤工俭学那一段不平凡的个人历史，这是一段携手共进、回首令人骄傲的历史，难怪张申府对刘清扬那样一往情深。后来他们两人因张申府“呼吁和平”的声明而分手，从张申府晚年给刘清扬的挽联“生离死别千秋遗憾，志同道合万世一心”足可品出他的遗憾之情。

相对刘清扬而言，张申府的人生阅历及其思想轨迹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

首先是他的理论思想使我如坠云雾中。

1893年6月15日，张申府出生在河北献县。他的祖父濂公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当选国会议员。张申府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时到北京求学。他与那些出身“贵族”的子弟不同，勤勉好学，18岁时他就在孙炳文办的《民国报》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张申府1913年考上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数理，1914年考入北大文学院学习哲学，哲学也成为他一生的挚爱。1917年张申府在北大毕业，留校做助教，3年后提为讲师。

张申府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北大期间积极追随李大钊、陈独秀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和张申府在这个时期的活动，使我想起列宁的名言：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群众中间是不能自发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延续，首先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和传播的。

在追随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时，张申府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介绍、宣传罗素哲学的文章，并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罗素”两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他手。据说，罗素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讲“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罗素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也是知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1920年9月，罗素应梁启超、张东荪之邀到中国讲学，罗素在讲学的同时还强调，他到中国来是为了“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就是在中国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实行“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反对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羅素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自然不能为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接受，由此引出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对罗素、梁启超、张东荪反对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理论作了猛烈的批判。

虽然张申府在国内和罗素只有短暂接触，1920年12月他便去了欧洲，虽然他在五四时期曾追随李大钊、陈独秀，但是他受罗素影响很深，1924年张申府回国后在多所大学讲课，一大重点就是宣传罗素的学说。

这位留法期间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书记”，回国退党后，在五四运动10年之后，在《1929年的哲学界》一文中说“我最大的嗜好是读书，也就最愿引人读书”。接着，他以哲学大师的身份给青年读者开了一个不短的书单，从爱丁顿、怀特海、杜威到罗素、康德、黑格尔，其著作都“榜上有名”，但就是没有推荐一本马克思的著作给青年读者。

由于毛泽东和张申府有北大图书馆同事之谊，1938年夏，毛泽东在延安一次理论讨论会上第一次注意到来延安不久的陈伯达时，就在当晚的便宴上特意向陈伯达询问张申府的近况，因为张和陈在北平曾一起搞过“新启蒙运动”。

张申府20世纪30年代的某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辩证唯物论，然而，他在1945年所写的《我的哲学的中心点》一文中称，“中心点就是我所谓具体相对论”，“它的最直接渊源就是罗素的数理逻辑上的类型说，显然，现代物理学上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马克思主义里的辩证唯物论，也是我见解的启发者。但是我这个见解也还有一个渊源，那就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孔子的真传统与庄子的一些话”。

在学术思想方面，张申府最为推崇罗素的哲学思想。这从他一生翻译、评述罗素及其哲学的文章多达二三十篇可为见证。他在1942年《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祝罗素七十》一文中说：“在现代全世界中，最伟大最有贡献最有影响，最掀动潮流，引起风波……著作最多也最流行的大哲学家中，也以罗素第一。”

直至1983年2月，张申府还以90岁高龄写了一篇怀念罗素的文章，题目是《我对罗素的了解和敬仰》。

大概张申府的思想体系有“博采众家之长”的特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郭湛波所著《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一书中，曾设专题论述张申府的哲学思想，可见当年张申府在中国哲学界的代表性及其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资料说明，张申府不仅是向中国介绍罗素的第一人，也是向中国介绍罗曼·罗兰、罗丹、泰纳这些驰名世界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第一人。自然科学方面，爱因斯坦著名的相对论，也是1922年张申府在德国柏林翻译后介绍到中国来的。

张申府对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功不可没。在政治活动方面，张申府的足迹同样令我困惑。这位1920年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在早年参与建党活动后，又带着李大钊、陈独秀的嘱托于1920年底到法国，他曾和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一道积极推动筹建旅欧青年中的党的早期组织。就是在法国巴黎等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他们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是邓小平、朱德、陈毅、聂荣臻、李富春……

张申府旅欧期间还在1922年9月1日出版的《少年》杂志上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他五四时期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曾一同工作的老同事胡适：“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可有为”。

然而仅过半年，1923年2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的第十一项“案件”，却是“弹劾张申府案”：“十一、弹劾张申府案……惟R（张申府）仍不满意，辞‘共产主义研究会’书记，置执行委员会不理，最后至大会始更发现其又有退出少共之声言。准此情形，大会认定R在少共团体中实处处违反共产主义的纪律，乃决议将R除名于少共团体之外。惟R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种决议如何，实有报告中央请转达中国共（产）党之必要。因此我们对于此事仍将有详细报告寄上，此处只不过先说个大概。”

据说，之所以有“弹劾张申府案”，是因为那时张申府总是以“老大哥”自居，不大出席“少共团体”的会议。

张申府回国后，1925年在党的四大上，与人讨论党的纲领时发生争执后负气“退党”。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张申府似乎更像一个敢爱敢恨的性情中人，像一个意气用事的读书人，而不像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以后张申府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并成为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他还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活动。

1937年12月,张申府在汉口与沈钧儒、李公朴、王昆仑、柳湜等人共同创办了《全民周刊》，积极宣传抗战，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抗战》三日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为主编。

20世纪40年代初，张申府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外的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6年1月，他与张澜、罗隆基、沈钧儒、梁漱溟、黄炎培等9人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张申府和黄炎培分在“施政纲领组”。

同年，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决议，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张申府和民盟主要领导人联名上书蒋介石也拒绝参加，这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是张申府和我谈话时，却没有向我提及他在历史上这些值得炫耀的事。

1948年底，国民党反动政权全面崩溃，为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推进，此时，张申府竟发表“呼吁和平”的声明，为此民盟通过《中国民主同盟开除张申府盟籍决议案》。决议认为：“张申府最近于《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更复发表‘呼吁和平’的荒谬言论、公开承认蒋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为匪。张申府之言行，既如上述，显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本盟为贯彻历来之政治主张，应将其盟籍开除，以维纪律。”

正如《名利场》写的“人生一世，总有些片断当时看着无关紧要，而事实上却牵动了大局”。张申府“呼吁和平”的声明无疑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民盟当年因“声明”开除了张申府；夫人刘清扬得知后宣布和他离婚，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自张申府发表“呼吁和平”的文章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事实表明，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选择张申府崇敬的罗素所倡导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历史地看待

“思想很杂”的张申府

那次访问我没有写出报道，但我却一直没有忘记使我困惑的在老寿星国画下向我讲述人生、讲述历史的张申府先生。

一年过后，1985年春天，我翻阅刚出版不久的《周恩来选集》，在《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2日）一文中的第二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里，周恩来特意提到张申府，有这样精彩的几段，现摘录如下：

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是封建家庭出身，头上留过辫子。存在决定意识，怎么能没有影响？

……

一个人的历史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毛主席很不满意有人写他的传记时，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道。……青年人不了解，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拋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

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

我想，周恩来在这里谈到要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我们认识和了解张申府的一把钥匙。周恩来在这里还特意谈到了张申府思想的“杂”，我想不是偶然的。

张申府一生最为崇敬的罗素晚年写过一篇《我为何而生》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这些感情如阵阵巨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

我想，张申府先生虽然没有写过《我为何而生》之类的文章，也最终没能够“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但他也会有那“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他应是位于“参加革命”、“同情革命”之列的，否则，他就不会有那样“动荡不定的生涯”，那样丰富多彩的著述，那样跌宕起伏的社会活动，以至有时面临“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

似乎是缘分，后来我竟认识了刘清扬的女儿，当时她已是年近60岁的人了。她告诉我，邓颖超还在关心她。

我没有忘记1984年访问张申府“漏掉”的那个“摘帽右派”问题，就顺便向她提及此事。她说1957年夏季，张申府是为章伯钧说了几句话后被划成“右派”的，1979年得到平反，1980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虽已年近90岁，不便进行社会活动，但他晚年的心情是平静的、宽慰的，虽然有时也不无遗憾地提到刘清扬……

1985年秋，我在报刊上看到张申府的小女儿张燕妮有感而发所写的一篇文章，这年夏天的7月10日，胡耀邦总书记托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的几位同志，去她家给张申府送去许多鲜美的荔枝……

1986年夏日的一天傍晚，下班回家后，我看到放在桌子上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不长的关于张申府的讣告。讣告说，他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贡献；参与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那样，张申府是曾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又是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家，他活跃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多次置身于时代漩涡的中心部位。

放下报纸，我走出屋外，仰望天穹，繁星闪烁……

浩瀚的宇宙中有恒星、有彗星、有黑洞、有暗物质，每一个星体都有它自身运行的轨迹，人类已拥有能发现数十亿光年外的遥远星系的太空望远镜，我们仍然不能穷尽对宇宙的认识。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得其所。西方哲学家的这句名言，使我想到张申府的曲折人生，他的人生道路似乎折射出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巨变、动荡和阵痛。我们不能苛求张申府早年曾参与建党，参与筹办《新青年》，他就一定要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能因为他犯过错误，就忽略他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忽略他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做出的贡献。张申府已对中国现代历史做了许多事情，已对现代中国的进步做出其贡献，我们应当承认他，尊重他，了解他。

（全文完）

（责任编辑 刘一丁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