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诗人闻一多与高孝贞

1912年，14岁的闻一多考上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时，父母为他订了婚。对象名叫高孝贞，1903年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和闻家还是姨表亲。闻一多考取清华后，高孝贞的父亲认为这孩子有出息，便主动提出要将女儿嫁给他。亲上加亲，又是门当户对，闻一多的父母欣然同意，便订下了娃娃亲。当时闻一多埋头学习，并积极从事校内的各种文学艺术活动，对此事并无多大考虑。

但是闻一多快毕业了，问题来了：父母怕他出国留学，就拴不住了；即便回来，也是二十七八岁了，太大了，而且要让高家的小姐在闺中等四五年，也不好交代，因此多次来信，催闻一多回去结婚。

然而，在1921年底，一封封催他回家结婚的信从家乡湖北浠水县寄到清华园，使闻一多陷入极端的苦恼之中。闻一多据理力争，无济于事，这对闻一多是个极大的打击。

闻一多回故乡浠水结婚时，提出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洞房等条件。父母可能约略知道他心里的委屈，所以同意。结婚那一天，一早起来他又钻进书房看书，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洗了澡，换了衣服，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当外面鼓乐齐鸣，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却到处找不到新郎，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大家七手八脚，连推带拉，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闻一多的这种态度，也可以说是对父母包办婚姻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抵抗。

蜜月期间，他对新娘子很冷淡，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他对婚姻的不满也并未因结婚而消减。闻一多虽然对婚姻极端不满，但仍然对妻子采取关心和负责的态度。蜜月过后，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闻一多于回校途经武昌时，专门写信给父母，要求让高孝贞早日回来读书。

闻一多一向很尊重父母，讲话很注意分寸、礼节，但这封信言辞相当激烈、尖锐，足见他对高孝贞读书问题十分重视。在他的恳求下，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

1922夏闻一多赴美后，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举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说明“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1922年12月21日起，闻一多在美国以五天的时间写成了包括42首诗的组诗《红豆》，其中充满着缠绵悱恻的对妻子的深情思念。应该说，《红豆》组诗所表达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也许是远居异域的孤寂引起的思念?也许是承认已婚的事实，理智战胜了感情?也许两者都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闻一多认识到自己和妻子都是被强迫的“嫁接”，都是被“供在礼教底龛前”的“鱼肉”，所以对妻子就产生更多的共鸣和同情，从而引起更多的思念。

人本来就是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十分丰富、感情十分敏锐的闻一多更是如此。他身上存在的许许多多矛盾，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东方传统伦理观和现代爱情观的矛盾。他在这许多矛盾中，在自己灵魂的深处，苦苦地搏斗。

闻一多来到美国这个被称为“自由恋爱的王国”以后，接触女性机会多了，是否浪漫起来了呢？他在上述致梁实秋的信中说：“到美国来还没有同一个中国女人直接讲过话，而且我真不敢同她们讲话”。至于美国姑娘们，他说：“我看见她们时，不过同看见一幅画一般。”

没有浪漫过，但感情却起过一些波澜。闻一多到美国学的是美术。1924年9月，他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但这时他对戏剧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热衷于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戏剧活动。他同熊佛西、余上沅等一批新朋友排演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后来又曾专程赴波士顿协助梁实秋、谢冰心、顾毓琇等好友排演《琵琶记》。

1924年10月，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的最后抄了一首他创作的英文诗以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他还在附言中写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谈到这首诗时说：“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什么邂逅，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有那么多的凄怆。”

1925年夏，闻一多提前两年回国，先后在国立艺专、国立政治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任教。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好友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去青岛大学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闻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有位女讲师方令孺，教《昭明文选》，又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当时他们在青岛过得很潇洒。首先由杨振声提议，每周末聚饮，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七位男士。后闻一多提议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

1931年1月，上海《诗刊》发表了闻一多的长诗《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兴奋，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原来，自从1928年《死水》诗集出版之后，闻一多很久没有写诗，好像悄然从诗坛引退。徐志摩很着急，常去信催。现在《奇迹》出来了，他便以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所谓“诗无达诂”。《奇迹》一诗，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因而诗中的“奇迹“究竟指什么：是真理还是理想?是美还是爱?曾引起过种种的揣测和联想。这是一首有48行的长诗。作者描述自己一直在“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终于，“奇迹”出现了!“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传来一甩衣裙的窸窣，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这是否就是梁实秋所说的感情上的涟漪呢？读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闻一多和方令孺的来往，引起了一些流言，闻一多也觉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流言不辟自灭。

1925年闻一多回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后，1926年1月即把妻子和女儿立瑛接来北平，从此开始过上了小家庭生活。高孝贞当上了小家庭主妇，虽然比较累，心情却舒畅多了。

高孝贞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让女儿缠小脚，让她和男孩一块玩和读书，因此她习惯于自由，活泼开放。嫁到闻家后，受到大家庭的诸多礼教约束，不太适应。现在来到北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做主，心中自然高兴，对丈夫的照顾也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和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

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惠羽)。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但是，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五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闻一多的家庭，像千百万中国人的家庭一样，也被迫颠沛流离。

这年6月间，北平辅仁大学聘请闻家驷任教，他即回武昌接家眷来平，高孝贞携两个大儿子随家驷回湖北探望久别的母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7月7日卢沟桥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孝贞很着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走还是不走?要走，平汉路已不通，只能辗转走别的路线，兵慌马乱，路途艰难，令人害怕；如果不走，一旦北平沦于日寇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在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刻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信发出后不久，闻一多便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经津浦路匆匆回到武昌。

此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大)。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决定推迟按规定应享受的一年休假，到长沙任教。临大开学仅两个多月，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闻一多利用寒假从长沙返回浠水老家安排有关事宜。途经武昌时，老友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回到浠水说起这件事，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横下一条心，就是不答应。她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

妻子气成这样，闻一多心中也很难过。途经武汉时，他匆匆写了封便函，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这可是对闻一多最严厉最残酷的惩罚。他本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如今战乱时期，不知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心里更是牵挂着急。他又是信，又是明信片，责备孝贞和孩子们不写信来：“何以此次狠心至此!”

1938年2月15日，闻一多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高孝贞本来是心疼丈夫的，以前只是怄气。现在丈夫来信，把道理讲清楚了，而且把话说到“当我已经死了”的程度，她心软了，马上写信。自己写，也让孩子们写，寄到昆明。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二百多人，1938年2月20日离开长沙，经湘黔滇三省，行程3342里，其中步行2600多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当天闻一多就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欢喜得不得了，马上回信报告步行的经过，还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写这些，为的是让妻子放心。

因校舍不够，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暂驻滇南蒙自。5月4日，闻一多到蒙自，又接到妻子的四封信。5月5日立即回信，说：“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至此，夫妻关系中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结束，和好如初。虽然一在滇南蒙自，一在鄂东浠水，远隔万水千山，但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继续西犯，进攻武汉，气势汹汹。浠水在武汉之东200多里，是进攻武汉必经之路。孝贞和孩子们怎么办？闻一多非常着急。逃还是不逃？不逃，日军野蛮残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逃，怎样走?千山万水，艰难险阻，带着五个孩子的孝贞身体孱弱，又怎能担此重担?忧心如焚的闻一多，一封一封信去询问和商量。逃难的多条路线、多种方案都考虑过了，不是有困难，就是有危险。可怜的闻一多万般无奈，只有寄希望于苍天了。在6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一生未做亏心事，并且说起来还算得一个厚道人，天会保佑你们!”

真好像天保佑似的，机会终于来了。联大外语系聘请闻家驷前往昆明任教，这样孝贞和孩子们就可和叔叔一家一路同行了。他们途经武汉，7月中旬到达长沙，下旬坐汽车前往贵阳。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这封信是闻一多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情真意切，不是情书，胜似情书，字里行间渗透着闻一多对妻子的一颗赤诚的心。

同年8月，闻一多到贵阳接家属，顺便在贵州中学教师暑期训练班讲学。9月初全家一同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也从蒙自搬回来了，闻一多开了《尔雅》、《楚辞》等课程。

经历了半年多的紧张、焦虑、恐惧之后，闻一多一家总算团圆了，但还远远没有安定下来。

主要是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孝贞，带着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

1937年教授的月薪如为350元，到1943年，月薪加各种津贴合计，只相当于1937年的8．7元。因此，联大教授当时都贫病交迫，破衣蔽体，食难饱腹。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孝贞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孝贞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孝贞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孝贞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此后，茶虽没有戒，但降低了档次；烟则不仅降低档次，而且改变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但都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孝贞看着心疼，便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闻一多的名言。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有许多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的战友、同志。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他也从同志们身上得到温暖和爱。他把这种同志爱看得比对妻子、家庭的爱更崇高。他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康倪说：“对我的家庭，我很满意，你是知道的，”他指着跟前的小女儿闻翱继续说，“我爱他们，但这种爱不能使我满足；我要求的是另一种爱，如今我找到了它，那就是同志爱。啊!同志爱是人间最崇高、最真挚、最深刻的爱，用什么语言能表达出它的真实的内容呢?”他想了一想之后，用英文重复了一句“崇高的爱”!随后又感慨地说：“这样的说法也只能近似而已。”他还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整日在苦闷彷徨中，找不到适当出路，读《离骚》，唱《满江红》，也解决不了我的具体问题。在今天……”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你看到我这两年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同志爱。

在闻一多的熏陶、感染之下，高孝贞也从一个他生活上的至亲伴侣，逐渐成为他的同志，他的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和关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枚图章，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孝贞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闻一多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因而，闻家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请他去讲演或写文章，有的向他请教，有的来和他商量斗争的部署。对所有这些客人，高孝贞都热情接待，特别是对青年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有几位从沦陷区逃难来昆明求学的女同学(如康伣)，一时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就把闻家当成自己的家。有的人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如赵沨)，有的人一时无家可归(如庄任秋、彭兰、张世英)，也都住进闻家。虽然住房狭窄，生活困难，但高孝贞总是十分亲切、热情地接待他们，使他们非常感动。这对闻一多进一步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极有帮助。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孝贞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17日，三万多昆明学生为潘琰等四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出殡仪式。不久西南联大也宣布于5月4日结束，三校师生分批北上复校。反动派以为民主力量削弱，可以放手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屠杀镇压了。从五、六月份起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和标语，攻击爱国民主人士，还篡改他们的名字，什么“闻一多夫”、“吴晗诺夫”、“罗隆斯基”等等，诬蔑他们是拿苏联津贴的特务，给他们寄来带子弹头的恐吓信，并在他们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总之，气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作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孝贞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就在这最恐怖最紧张的时刻，闻一多对暂住闻家的学生彭兰、张世英夫妇说：“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他夸赞另一位学生季镇淮；不弃糟糠之妻，说：“只有对感情忠实的人，才能尝到感情的滋味。他未来的家庭一定比较幸福。”说这话时是1946年7月5日，即他殉难的前10天。虽然是说他学生的，但显然也是自己对婚姻和爱情的亲身体会。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北上师生的车队离开昆明。当天晚上，反动派就迫不及待地暗杀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的战友李公朴。有人深夜将噩耗告诉闻一多。他焦急万分，不顾自己正在发高烧，便要起身去医院。高孝贞担心天黑有危险，极力劝阻。他一夜未眠，晨五时赶到医院时，李公朴已身亡。闻一多抚尸痛哭，一面大声说：“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这仇一定要报的!”

这时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孝贞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的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李夫人张曼筠泣不成声，特务们大声叫嚣，吹口哨捣乱。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的讲演”，痛斥特务罪行，并表明自己“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回来”的决心，和“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信心。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孝贞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鲜血。

高孝贞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闻一多的侄子闻黎智当时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和妻子魏克就以这里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高孝贞多方掩护和配合。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掌握这个关系的是吴晗。吴晗常介绍青年住在这里，一批又一批，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孝贞对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热茶热饭，问寒问暖，直到护送人来接走。

1948年3月，高孝贞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