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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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明善１９３９年９月生于陕西咸阳。教授。２００１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称号。著有《中国书法史》《钟明善书法篆刻集》《书法入门》《行书技法》《书法基础与欣赏（上下集）》《于右任的书法艺术》《书法欣赏导论》《长安书法胜迹》《金文三种》《行书临范》《书史述要》等。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义》《名碑帖学习与欣赏》系列丛书等。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化艺术系名誉主任、西安交通大学艺术馆馆长。
《意象艺术散论》序
人世间有太多的偶然。许多偶然却又似乎是人生际遇的必然。佛家讲“轮回”、“因果”，道家讲“自然”，伊斯兰教讲“定然”，似乎一切偶然都是冥冥之中“法”、“道”所支配的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所产生的特定事件。沿着这个思路去想，我之所以走近书法艺术，也确实有点必然中的偶然。在十几年前应一家刊物编辑之约，我写了一篇《步入误区的自述》的文章，认为自己从事书法研究是“偶然”、“步入误区”。现在看来，一切也许都是“定然”。
六十多年前我出生在关中平原腹地陕西咸阳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父亲年轻时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搞过农民运动，是当地农民协会的负责人之一。１９２７年后又在国民党３８军当兵，据说还参加过中条山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后来回乡务农，置了几亩田地，过起了小康日子。父亲的朋友中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也有国民党的党政官员，还有“一贯道”点传师。他自己最崇拜的是三四十年代在西安主持“明新善社”的韩荫民先生，道友们都称他为韩老师。我的名字就是在我未出生前韩老师起的。长大后我才理会到这是从“明新善社”四字中取了两个字；到三十多岁我才理解到，韩先生讲“坐静”是佛道合一的修持，是练内功，也是禅定。小时候，家里仅有的不到三平方米的房子瓮盖上敬的是韩老师写的佛字，佛字下边就是韩老师遗像。家里还放了许多父亲自己根本读不了的佛经。父亲自己省吃俭用却时时用家里仅有的一点收入去接济各色新老朋友，其中有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朋友的遗孀、遗孤，有因战事不能返家的学生，有困于经济的秘密工作者，有丧妻再娶的老友……我的母亲善良而勤劳，不多言语，在我们村乡行非常好。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家庭环境。我的父亲常感叹自己识字不多，没有成大事。他希望他的儿子读书、识字，做一番大事业。在我四岁入学念小学期间，他常常把他听来的古今著名人物的故事讲给我听。张良圯桥进履，韩信受胯下之辱，孔融四岁让梨，司马光砸缸，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缇莹救父，曹冲称象，周处除三害，王彦章“马皮革裹”的大丈夫誓言等等，孔子、孟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名言和《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神童诗》、《朱子治家格言》等更是他经常让我在放学之后背诵的。至于写字那更是如同一日三餐一样的日课。我稍有疏忽，望子成龙的父亲就会用手掌抽脖子，打得我头昏脑涨，欲哭不敢。我的几位小学老师王树德、史志俊等都写得一笔好字，其中史先生吟诗吟得非常投入。我对诗、书的兴趣直接来自在他们身边的耳濡目染。更有幸的是我的同村父辈中有一位受过近代学院正规美术教育的郭仲屏先生，他是早期杭州美专毕业的，素描、水彩、水粉、国画、油画样样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小学时常到他家看他画国画。他在院子树下支着桌子，时时把速写的乡村生活素材画成国画，我实在对他太仰慕了。我１１岁上中学时，正好是他教美术，我真是太幸运了。我从他那里学习了美术基础，也是他诱发了我的画家梦。这就是我童年所处的小文化环境。渭北高原上的荒冢，咸阳、长安乃至三秦大地深厚的文化积淀距离我既近又远。而留存在中国普通农民头脑中的儒家、道家、佛家文化意识与最真诚质朴的平民意识混合在一起成了我生存环境中的空气、水和粮食。
１９５６年我高中毕业时，一心想考中央美术学院，后来被校方拒绝，连考都不让考。几十年后我才悟出了原因：在阶级斗争弦绷得很紧的历史时期，以２５亩地被定为地主家庭的我，怎么能进中国最高的美术学府？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大冒傻气儿，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后来西安美术学院的老师希望我去，我父亲却以美院“不念《四书》、《五经》”为由，让我上了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不能专学美术学中文也蛮好。含泪告别母亲，父亲送我到西安上了大学。我不知道如何叙述我的大学生活，因为正好碰上的“整风”、“反右”、“大跃进”、“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命运的政治运动，对一个１６岁的学子来讲实在是大得无法直面的课题。我被过早地推进了历史的旋涡。１９５７年“鸣放”中，不谙世故的我说了几句“农民生活苦”的真话，被批判、处分。也成了此后２７年压在我精神上的灰色包袱。刚上大学，在一位老同学的介绍下，我拜花鸟画家田登五、工笔画家杨清我两位先生为师。我又开始做画家梦。在大学四年中，由于形势需要，我几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为政治运动中的各色展览作美术设计与制作，也算是自己“立功赎罪”。此时期我最愉快的时间是期末考试。复习好功课之后，我用大量时间翻阅校、系图书资料中的中外绘画书籍，特别是多卷本《世界美术全集》，引导我初步接触了大量中外美术复制品，打开了我的眼界与思路。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用线描勾摹中国和日本的绘画。仗着年轻记忆力好，对本专业文学语言的学习任务我完成得并不费力。也由于对古典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兴趣，使我在画家梦之外又重叠了文学家梦。
１９６０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至当时西安市属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西安师范专科学校任助教。对于出身剥削阶级，受过批判、处分的我算是太幸运了。在师专，我是最能坐得住的助教。政治上的挫折，使我十分欣赏前辈革命家的这样一句教导：共产党员除了职业革命家以外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专业，而且力求精通它。于是我下决心在业务上搞出一点名堂来。习作教研室分给我改的一个月作文任务，我一个星期就完成了。那时正值困难时期，虽然忍饥挨饿，但事业心终未泯灭。我研究历代散文，编订了《中国散文发展史》目录、提纲，准备撰写；详注了半部《诗经》；用整整一周时间转临郎世宁所绘的《香妃》；经常去老师处学画，甚至在父亲去世前后欲哭无声的日子里我也不改初衷。１９６２年，西安师专“下马”解散，我先被分配到西安市第十一中学教语文，后被调至西安市幼师教语文兼儿童文学，我比较满意。我的儿童诗创作在西安市还获得了创作奖。教课之余，我和同事们演过话剧《红岩》片断，活报剧《三丑会》；和学生演过舞蹈《喜开镰》等，校领导对我也十分器重。未几，幼师南迁，该校改为西安市七十五中学，我被留下来教中学。自我感觉除了对政治斗争心有余悸之外大体还算可以。
可惜好景不长，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响应号召“引火烧身”，“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自己袒露出来，让革命烈火烧掉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劣根性”。结果，就成了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漏网大右派”，接受“无产阶级专政”，被关进牛棚一百多天。与此同时，我多年苦心搜求的数千册语言、文学、绘画、书法书籍被当作“四旧”焚毁了。此时，一切梦都破灭了。我们的老祖先造字的本领太大了，甲骨文中的“牢”字就是牛棚！我羡慕窗外电线上麻雀的自由。我想自杀，但又怕被指斥为“畏罪自杀”，不甘心！我不认为我有罪！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在我被“集训”的地方，母亲从家乡咸阳提着馍来看她唯一的儿子。我庆幸我年迈的母亲不认识字，要不然，看到给他儿子名字上打了那么多红叉的大字报，她真会当场昏死过去。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淆”的日子，人们都被卷进了“红色革命风暴”。我被工宣队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牛鬼蛇神”。在那段随时都会被拉去“游街”、“批斗”的日子里，我做了一件事，就是反复读《毛泽东选集》。我从中选录了上百条“语录”，用毛笔抄了一大本，怎么对照分析，自己也是无辜的，算是私下里为自己开脱。但又有什么用呢？后来，中央有文件，任何单位不得私设拘留所。“牛棚”被造反派拆了，我得到了相对的自由。在我供职的中学代替进入革委会班子的校工做过传达，做过图书管理员，至于扫地、清厕所那更是每日的固定工作。此时期，大家天天讲“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就想系统对照研究一下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从搜集、整理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报纸、传单入手去一点一滴地仔细分析、对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去研究，从研究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种想法在我脑海中徘徊了不少时日，我也开始做了一点资料搜集工作。有一天碰到一位和我１９５７年一起被批判、受处分的老同学，我说了我的想法。他说：“我劝你不要研究这个问题，弄不好还会犯错误。”我仔细一想，他说的也有道理。１９５７年我们关心“政治”，结果落了个被“政”所“治”的下场，“文革”还成了“漏网大右派”。我茫然，时时心悸，不知未来会怎样？“文攻武卫”、“武斗”“砸烂”、“打倒”、“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倒走资派”、“夺权”、“三结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红海洋”、“跳忠字舞”、“唱样板戏”、“反修防修”、“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全民皆兵”、口号、运动、喜报、斗争会、请罪、把像章别在肉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整个中国土地上的人们似乎都疯了，狂了，歇斯底里大发作了。我怅然、麻木。我担心，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头！中国人还是要吃饭的！只要草，不要苗的日子能长吗？许多“革命”活动都不要我这样的人参加，我也自惭形秽，于是就做“逍遥派”。“文革”后期，我在造反派朋友的关怀下，从令人心悸的中学调出来到了莲湖区教师进修学校，离开了我的伤心岭。有不少朋友同情、理解我，我感到轻松了许多。盼到了“复课闹革命”，我主持办了小学语文教师培训班、幼儿园教师培训班。虽然累点，但心里好受多了。我也才体会到一位长辈文革后期所说的“我现在才感到为人民服务机会之难得”这句话所体现的正直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复杂而单纯的内心世界。我尽力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学员的肯定。我开始感到自己有了生存的价值与意义。然而，风雨如晦，命运多舛，转瞬间，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又席卷而来。我们办培训班被指责为“业务班就是复辟班”，被停办了。也就在这时，因母亲去世而陷入极度痛苦的我大病了一场。一个偶然的机会，因病求医的我拜老中医胡孔哲先生学习耳针疗法。胡老是著名戏剧家范紫东先生的门人。我想：不管是士农工商，人生病了总是要找医生的。我学点针灸，当“赤脚医生”可以治病救人，也是自己一个饭碗！我学《黄帝内经》、《灵枢经》、《中医学概论》，研究《经穴耳针疗法》，帮老师扎针、整理研究成果。我很投入，也能治几种小病。医生虽没做成，但对“阴阳”、“五行”、“四诊”、“八纲”、“天人合一”、“生物体内有时钟”、“十二经脉”、“经外奇穴”、“飞跃八法”等的研究，使我对中国神秘的传统文化最本质的命题有了一点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粗浅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