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劲梅：地球村视域下的跨文化寻找

袁劲梅不属于高产作家一类，但一有作品问世，总会引人特别关注与瞩目。在海外新移民作家群中，她不怎么显山露水，但她的名字是响亮的，她不跟风不赶潮，她的创作最为可贵的是独树一帜，充分发挥个人的特色，发出自己的声音。

旅美作家袁劲梅，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教授。研究领域和兴趣为比较逻辑、符号逻辑和中国文学。近年来，在海内外各处发表散文、诗歌、小说及哲学论文百余篇。著有长篇小说《青门里志》、《疯狂的榛子》，小说集《月过女墙》、《忠臣逆子》及逻辑专著一部。曾多次获得重要奖项。曾获美国华文“汉新文学”小说、散文首奖等。中篇《忠臣逆子》获2003年台湾联合文学奖新人奖中篇首奖，并入选《北京文学》“2004年度中国文学排行榜”；中篇《罗坎村》入选《北京文学》“2008年度中国文学排行榜”，并先后获2009年人民文学奖、2010年《小说选刊》奖以及第四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等。纪实文学《一步三回头》获“2005年《侨报》五大道文学奖。哲学论文获“傅.查尔斯基金会优秀论文奖。《疯狂的榛子》曾由《人民文学》2015年11期重点推出，后斩获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五佳。获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小说﹑散文多有收入年度佳作文集。

一.海外视野下的中西文化冲突

早期的新移民作家（当时称留学生文学）是怀揣美国梦去美国的，那个年代，他们从中国人的视野去看美国，那是一种仰视，从物质匮乏，经济落后的中国仰视经济发达而富有的美国，那时的美国梦是淘金梦、发财梦。《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就是当时的代表作，在时代的历史语境下，这类小说书写了新移民初去美国打工拼搏的“洋插队”经历，被视为伤痕文学在海外的升级版，更多的是表现移民者身份的困惑、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失语。那个年代的作家还没有在异域站稳脚跟，没有真正深入到西方（美国）的社会与文化之中。他們的文学作品中，是仰望美利坚、憧憬着异域想象的美国梦。

袁劲梅前半辈子在中国度过，基础教育在中国，大学、研究生也读的是中国著名高校，结婚生子以后去到美国留学，获得比较哲学博士学位（她的导师是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学生），此后谋得高校教职，由助教做起，最终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她移居美国生活多年，在美国高等学府接触到众多美国年轻人，加之主攻哲学专业，教授哲学课，还从事跨学科的教研工作，涉及逻辑、伦理、宗教、文化等领域。她以具有中美双重生活经验而又深谙东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学者身份，从海外视野回头看中国，思考比较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差异。这是一种高知女性的现代视野，她以平视的目光与理性思维，在新世纪的历史语境中，审视、思考中国与美国文化，创作了中篇小说集《忠臣逆子》等作品，本文重点讨论中篇小说《罗坎村》与《老康的哲学》。

袁劲梅在《忠臣逆子》的自序中说：“故事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我选择了中国：中国事、中国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是一池水，中国文化是另一池水。以西方文化作参照系看中国文化，如同一条跳出池塘的鱼，回头一看，自己待惯了的池塘原来只是几个池塘中的一个，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那里的生活怎么回事？出来池塘反而看得更清楚。”①两个池塘的比喻，通俗形象好懂。作家是从中国的鱼塘跳到西方鱼塘以后在回头看原来那个鱼塘的池水。

《罗坎村》写的是来往于两个空间的中国人，这两个空间是美国小镇与中国的罗坎村。这些人物从罗坎村走出来，穿梭于地球两端，却始终没有走出罗坎村。这些人物是小说中“我”的同辈与下辈。

小说中的“我”，从小生长在罗坎村，现在是美国高校的知识女性，既是叙述者，也是连接起人物关系的纽带。这个“我”带有相当成份的自传色彩。

同辈人老邵、罗清浏，新一代的罗洋，他们或移居美国，或赴美留学，离开罗坎村或类罗坎村，时间有长有短，虽然到了地球另一端，但还是没有走出罗坎村。“罗坎村的根牢牢地长在中国的土地上，走进罗坎，一定能看到中国文化的核心。”②

老邵用家长制方式教训小孩，热衷在美国小镇搞同乡会小圈子，他看重人情关系。他不相信宗教，为了爱情耍小聪明，反被美国的农民所戏弄，最终他还是怀念土地与田园，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罗清浏11岁时，因家中种猪发疯撞伤了人，村里人罚他父亲给别人家割三个月猪草，他不服，搬出“子为父隐”为理由，结果反被他父亲抄起扫帚就打，说打死你这小杂种，当奴才的命还敢造反。他爸明显是打给村人看的。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最后小罗清浏还是被村民逼写检讨书贴在当孝子的牌坊上。而在美国，老邵打儿子反被儿子大打出手，他告上法庭反被判虐待儿童罪。这就是中美文化之迥异。

罗清浏长大后离开罗坎村上军校读书，之后又去美国留学，海归后回到家乡罗坎村，准备大干一场，但他身不由己。一条鱼在鱼缸里游，水怎么流由不得它，留了洋也没用，回到罗坎还是要入乡随俗。拿到一个大项目，他仍然未跳出罗坎村的人际关系网。他依靠领导石壕吏，利用家族乡亲拉关系，动不动就有应酬，替朋友去吃酒席，还有大学、中学同学聚会等等，罗清浏像个风车轮，风风火火，恶补关系资源。最后他掉进了人际关系网，还是被农民工包工头耍了。那包工头打着“石壕吏”介绍他来这里承包工程的招牌，谁知拿了四万块头笔工钱，第二天就没影子，原来他是个骗子。

石壕吏是“我”的前夫：专攻仕途，官运亨通。他热衷熟悉官场哲学、崇拜权力与等级制，擅长关系学，深谙江湖潜规则，是一位典型的官场通，官油子。

老邵、罗清浏、石壕吏都在地球上转了半个圈，甚至有的移居到地球另一端，但始终没有走出罗坎村，那个古老乡村的文化樊篱。

小说不仅塑造出几位性格鲜明的中生代人物形象，从罗坎村走出来的新人类罗洋也写得身形毕肖，活脱欲出。在现代化进程中，罗坎村由典型的中国旧乡村变化为现代富裕的民俗大观园，罗坎村的土豪把儿子罗洋送到美国读书，这位富二代来到美国小镇的高等学府，由石壕吏扯出罗坎旧情，托前妻“我”关照。这位罗坎村式结构体中长大的新一代人罗公子，一是出手阔绰，大手大脚，二是不务正业来混文凭，写论文出尽洋相闹笑话。还把江湖义气，金钱公关的把戏搬到美国上演，公然在法庭上当众贿赂法官，挑战西方法制，最后锒铛入狱也不知悔过。

袁劲梅说：我写《罗坎村》“也只想写工业社会冲击了中国的乡村，罗坎人离开了农村，离开了血缘相亲的亲朋，但是，没有人际关系的日子他们不会过。就是到了城市，没有了过去的宗法血缘关系，他们也要想方设法结成新的，类似宗亲血缘的人际关系网。”③这是对小说《罗坎村》的注脚。

《老康的哲学》中的两代人生活在美国的一个小镇空间，却怎么也合不拢。

这种代际矛盾实质上是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这两代人同样是小说中“我”的同辈与下辈。老康是“我”的追求者，丈夫候选人，是“我”的独生子戴小观的“继父”。老康从小在运河船上长大，爷爷在大运河给渔民挑夫唱了一辈子戏，留给子孙“躲”和“比”的哲学。“躲”是“躲”比自己等级高的，“比”是“比”比自己等级低的。小船所隐喻的生存哲学，是老康从小就留在脑海中的“等级制”记忆。在“我”的眼中：“道家的质朴和儒家的质朴在老康身上合二为一。甜话是好说，但论到等级地位，老康观念不改。”在美国，他这个所谓的“爸爸”的谎言被戳穿以后，“继父”还未转正，他就摆出家长的威风教训“儿子”小观，动辄你给我如何如何之类，在美国长大的小观不买账，他还认为“我”在孩子面前不给面子。小观读书的小学不用统一教材，有时坐在地上上课吵吵闹闹，他以“家长”的身份去学校“干预”，他瞒着小观去见老师，小观抗议告状。美国的小学球赛不排名次，戴小观你赢我赢大家赢的篮球比赛不竞争理论，老康不理解。老康对小观说过去管教孩子的故事：老康爸那一辈样板戏没唱好，爷爷抄起一只鞋将跪成一排的老康爸，叔、伯们没头没脸地打了一顿，小观像听天方夜谭迷惑不解。老康是想把这种家庭等级制搬到美国来，难怪小观的妈，小说中的“我”说：“老康呀老康，你那家规是竖着写的，法是横着写的。竖着写的，听一人的，你倒不敢不听，横着写的人人得听，你倒敢不听。你回去过你的封建社会吧。”作家坦率点明：“我写‘老康’只是想写老康这个中国人，一个有等级观念流在血液中的现代中国人，叫‘康公社’。他来到另一个不按等级制活的国家后，受到的挑战。”④

小说中有两句话发人深省：一本论语说了那么多至理名言，可怎么就不说一句“人生而平等”，要多少营养才能补上来。这不也正是这篇作品中画龙点睛之笔吗？

这两部小说中的“我”，教授也好，医生也罢。其实都是作家的假托与化身。她在小说文本内外的自白、感悟，也是耐人咀嚼寻味的。如前所说的两个村庄，两个鱼塘的比喻。下面这段话既亮出了“我”的视点，也表明作家的文化立场：

我眼前的这一大一小两个板块，东一块，西一块，是明显拼对不上的，我就是他们中间的海，东边的海岸线我熟悉，西边的海岸线我也懂。我拍打东边的海岸，因为它的曲折和凹凸是我熟悉的历史书，我拍打西边的海岸线，因为它的线条和沙滩是我一直研究的小风景。我想让他们来个对话，可是我不是船。（《老康的哲学》）

作家虽然有调和中西文化之理想，但也觉得艰难无奈，有论者认为作家表现出某种优越感，扭曲了故国记忆，有美化西方文化之嫌，这种看法不敢苟同。反思、批判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痼疾顽症，批判国民性中的某种劣根性，不也是文学作品的使命感吗？小说倒是从一个侧面启示人们：在当今地球村时代，对人类的共同命运的关注正是是文学绕不开的命题与使命。

二.形象思维与哲学思考相嫁接

小说有多种写法，哲理小说西方早亦有之。列夫·托尔斯泰就是个哲学家，他在小说中，常常穿插大段的哲学思考。萨特和西蒙·德·波伏瓦也是哲学家，他们跨界写小说。德里达指出：“文学文本的内容之中总存在着哲学命题”⑤读文学经典名著，我们会发现，文本的背后总存在某种哲学的思考。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宗教伦理的探求，卡夫卡《城堡》所表现的现代人之困惑，米兰·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对人的生存哲学的探究，加缪《局外人》写现代人的荒谬与心灵创伤，还有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被视为中国人生的百科全书等，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足印。如果小说仅仅停留在故事层面，有好故事而缺乏理性的或哲学宗教的思索，它的艺术生命力有限。杰出、优秀的小说，二者不可或缺。不仅如此，“艺术作品应该为一种新的积极的认识，为一种强烈的哲学和伦理的认识，一种能给予我们的世界以新意义的认识铺垫基础。”⑥上述文学经典作品给予我们的理性认识就可以出現在哲学之先，哲学还来不及总结或上升的理论，文学作品已“春江水暖鸭先知”了。列夫·托尔斯泰、曹雪芹等文学巨匠给予我们的文学就具有这样的先知与启示。新的世纪，人类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逐渐形成之中，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也日益加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与弊病也终究会被抛弃与清除。这样看来，袁劲梅小说的艺术价值与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袁劲梅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特别强调：小说不过也是探讨真理和生活真谛的一种方式。哲学是理性的思维科学，文学是审美的语言艺术。袁劲梅多次讲到：“我唯一的能耐，是用故事说出常识。”“尽量把思考变成细节，用形象一点的语言来表达故事。”这里的故事指的是文学，而常识是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的一种道理。

《忠臣逆子》中的中篇小说，问题是中西文化，问题的“核”是文化。她从这个“核”演绎出多彩多姿的文化故事：《忠臣逆子》写戴氏家族的文化，《罗坎村》写这个村的人走到美国也走不出罗坎村宗亲血缘关系的文化网，《老康的哲学》中的故事在两代人文化冲突之间展开，《九九归原》围绕美国华人学术圈说文化人的故事。袁劲梅的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离奇巧合的悬念及魔幻穿越的写法，却能使读者兴致盎然，喜欢阅读，产生审美愉悦。原因就在哲学思考融入于小说故事之中，二者成功嫁接，而不是生搬硬套，游离拼凑。

《忠臣逆子》中的的奶奶活了九十岁，一生爱看戏，奶奶教“我”看戏的法子说：“人年轻的时候都在演戏，演戏的时候，就跳不出那个戏局，到老了，就爱看戏，看戏的时候，还是跳不出那个戏局。人在戏局里，好坏都由戏局定了。啥时候人演戏，看戏的时候，都时时知道那不过是个戏局，人就真会看戏了。虽是这个理，就是怕人做不到。”奶奶一生连接起戴氏家族上下五代人，亲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与人世沧桑，她经历的人生如同看的戏一样，太多了。他说戏其实在说人生。这段话深含哲理，是对人生命运多舛，风雨难测的感叹，人要认清戏局不易，跳出戏局，超然世外也很不易。德高望重的老奶奶这段话耐人寻味，体现了作家形象说理的功力。

《罗坎村》中，叙述“我”与石壕吏的婚姻关系，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其实门当户对，不同的是：他想做官，我想做人。他要像蔓子一样在一个三角架上爬，那叫“官架子”，搭在那里上千年。一个等级结一个瓜。为了当某个位置上的“瓜儿”，他得使劲往上爬，还得左扯右拉，跟其他的“上瓜”“下瓜”“平级瓜”拉扯好了，才能不掉下来。而我，作为一个“官瓜妻”也得站好自己的位置，要当一片硕实肥大的绿叶，托着这个瓜，供着这个瓜，替他吹牛，大声吆喝：“不甜不要钱。”还要别有用心地访问其他“瓜妻”，手里拿着东海鱼油、西海除皱霜。这才能让所有的瓜儿都结成一家人。

这段叙述，是袁劲梅很擅长的写法，将抽象的道理用非常形象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本来是很枯燥的议论，却用一段连串形象的比喻演绎得生动有趣，瓜与叶在文中如同变戏法，万花筒，活龙活现，目不暇接，好似呈现出一段极为生鲜风趣的视频在你眼前，让你眼花缭乱，拍案叫好。

这就是袁劲梅的小说之道：形象思维与哲学思考相嫁接 。

袁劲梅的小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结构的逻辑性。在小说的开头，都引用理论著述中的名言。中篇小说集《忠臣逆子》的五篇小说的前面分别引用了培根、约翰·罗尔斯、乔治·狄克、林语堂等人的名句。《忠臣逆子》这篇四个部分前均引用了培根的语录。这些理论名句都与小说的内容互涉，加深了作品的理论厚度。在结构形式上用了严谨的逻辑结构结构文本，作家特意用了“开场，故事文本，结论”的模式，有头有尾，在结构章节中体现出来。小说中还时而插入“杂语”，即插入理论性的语言，在文本中直接进行议论。

三.严肃主旨中的幽默特色

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谈到小说理论时，曾专门谈到“小说中的杂语”，指出小说在发展中形成各种变体，引进和组织杂语就是一种结构形式，认为“外观最为醒目，同时历史上又十分重要的一种引进和组织杂语的形式，就是所谓的幽默小说提供的”。⑦欧美文学中出现过的具有幽默特色的作家可以列出一串名字，如菲尔丁、狄更斯、萨克雷、马克吐温等，可见，小说中的幽默在西方文学中的位置与分量。比较而言，在中国文学中，幽默似乎向来不够“发达”，尤其是现代以来，文学幽默的踪迹总是难以寻觅，虽然也有少数几位大家，如鲁迅、林语堂、钱钟书等也在这方面有所成就，但与西方文学比较，幽默文学大家仍然是凤毛麟角。在新移民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如果说到有幽默特色的小说家，依然少见，如此看来，袁劲梅显然是特别突出的一位了。说袁劲梅的小说风格独特，幽默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读她的小说，文本语言中的风趣诙谐与调侃嘲讽时而可见，文本中化沉重为轻松，变理性为风趣，虽然面对的是严肃而并不轻松的话题，但读起来，总会激起内心的共鸣，让人在不经意间产生笑意，发出会心的微笑。

例1：农民在我们的文化里，不只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我们谁也逃不出的意识形态。我们留洋是农民进城，我们恋爱是农民的好心情，我们当教授是农民中举，我们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大军。（《九九归原》）

这里把留洋比作农民进城，说恋爱是农民的好心情，当教授是农民中举，我们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大军，一连用了四个比喻，都极形象、生动。出国留学，到国外谈恋爱，晋升职称都是人生的大事、喜事，字面上通俗易懂，然而它却蕴含深意。农民文化，农民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人身上如影相随，根深蒂固。这段文字中的一组排比句幽默色彩浓郁，散发着嘲讽气息与喜感。让人感受到：一种国民的小农意识还渗透在现代中国人身上，哪怕你已经移民到了美国还存在。

例2：“我”的前夫是朱家集人，幼時的所谓小情人是罗坎村人。前夫到美国访问，托“我”关照他上级的儿子，原小情人的小表侄。这里有一段对话：

“石壕吏”说：“这个罗老总是就是刚才跟你说到的罗坎出的能人。和你的朋友罗清浏沾亲。这罗洋就是罗总的儿子。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罗清浏的面子上，他的小表侄子你总该关照一下吧？”

我说：“幸亏我没嫁给罗清浏，嫁一个就等于嫁了一县城。我好不容易才和你们朱家集离清了，这又冒出一县城。”（《罗坎村》）

这是对中国似的人情关系学的绝妙讽刺，在乡下，一个县城就是一个大家族，你走出来，哪怕你出国了，那个县城的人都会沾亲带故来找关系。同时讽刺前夫巴结上级找关系，离婚了的前妻也不放过。这里用幸亏我没嫁而沾沾自喜，后面用离过婚的前夫又搭上来找关系，一个“冒”字，妙极了，意想不到，意料之外，无可奈何。幽默之极。

例3：罗坎村：也许，我想爱的那个男人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不是别人的错，是我自己的错。我要这个男人吃中国饭，说中国话，懂中国诗文，为中国的事儿飞马扬刀，最好还要懂林妹妹耍小性子，却不活在中国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人际关系里，是是非非一出来，他就举着正义大旗，在人头顶上哗啦啦舞。这就是贾宝玉，也不合格呀。我们的文化不产这样的品种。（《罗坎村》）

文学作品表现幽默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就是自嘲，将自己内心所想的，不为人知的一面晒出来让大家看，自揭家丑，自行嘲弄。“我”想爱的男人，是中西结合的“文化杂交男神”，这样的男人何处寻？两种文化集于一身，即使是混血儿也不够条件呀。这一段自嘲语暴露自我隐私也可谓毫不留情了。

在海外新移民作家中，幽默特色鲜明突出的小说家的确较难寻觅，就此而言，袁劲梅的幽默风格尤为可贵可赞。黑格尔说过“真正的幽默，要有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基础”，“于无足轻重的东西之中见出高度的深刻意义。”⑧文学作品中的幽默，说来容易做到难，需要深厚的理论修养与文学功底，袁劲梅的这一风格特色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也不多见，殷切期望袁劲梅继续发扬这种艺术风格，在文学创作中更上高楼。

注 释

①袁劲梅：《忠臣逆子·自序》，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②袁劲梅：《忠臣逆子·自序》，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③傅小平：《袁劲梅：我唯一的能耐，是用故事说出常识》，《黄河文学》2012年第11期。

④傅小平：《袁劲梅：我唯一的能耐，是用故事说出常识》，《黄河文学》2012年第11期。

⑤德里达：《文学行动》，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⑥塔比亚斯：《艺术实践》，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⑦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⑧黑格尔：《美学》第二卷。

（作者介绍：江少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写作理论家，武昌首义学院中文系主任。长期在高校从事写作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现代写作精要》、《台港澳文学论稿》，《海山苍苍——海外华裔作家访谈录》，《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解读八面人生——评高阳历史小说》等著作、教材十多部。在海内外发表论文、访谈百余篇。曾获海内外论文、著作、教材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