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价值观念的追寻与价值哲学的理论旨趣

内容提要 何以确立绝对价值观念以拯救现代人的价值虚无命运，属于一个世界性难题。在这个意义与架构下，现代哲学或者现代思想史就是一部不断求解绝对价值观念的历史。作为一种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道德公设”“顶层设计”或者厘定“信仰问题”的绝对价值观念，本质上属于意义领域，重在建设。它内在地包含着两个相互颉颃的向度——无限完满的理想生存境界和有限遏制的现实生活境遇。在价值哲学缘起于虚无主义的命题证成过程中，价值哲学扛起了关于哲学困境、人类命运和终极关怀的理论批判大旗，并引领和激发起学人们对绝对价值观念的不同精神现象学诉求和思想本体性反思。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目前遭遇的瓶颈是，绝对价值观念何以真正彰显时代性与民族性耦合基础上的价值认同，导引现实认知和践履之路。中国的绝对价值观念追寻，应秉持中国自己的完型进路。

关键词 绝对价值 相对主义 价值哲学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5-0009-06

一般认为，挑战现代社会道德生活最大的问题当属价值相对主义从而价值虚无主义；而求解此一问题，除了绝对价值观念的追寻与再造，我们似乎再也开不出其他非“乌托邦”式的灵丹妙方了。因为在终极意义上，人安身立命之根本端赖于绝对价值观念这个人类“精神的太阳”（马克思语）。它不只提供我们人类存在的根基、生命的意义，更实在的是，它造就并带来我们驾驭生活世界的行动指南。没有人自愿整天游离在价值相对主义从而价值虚无主义的颓废境遇之中。人人希望生活在一个既有终极价值目标追求从而精神动力十足，又有生活范导引领从而激情满满的世界。缺乏对永恒之物的敬畏，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伦理诟病。

一、绝对价值：超越价值相对主义

在现代思想史上，相对主义已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所谓相对主义或者价值相对主义，显然是比照于绝对主义，它并不具有某种独立的思想语法，而是仅作为抱持一种“一切都是相对的”之态度、立场和观点的观念集合。诚如伯恩斯坦的断言：“相对主义在其最强的形式下是一种根本的信仰”。①这里的问题在于，“价值相对主义并不是不承认多元的‘价值’，而是不承认在众多的价值之上还有某种具有优先性的普遍性的‘绝对价值’”。邸利平、袁祖社：《“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争——价值相对主义与现代性精神存在根基的缺失》，《人文杂志》2010年第1期。 下面以相对主义曾孕育和流变出的诸多“新形态”——价值多元论、文化中心主义等为例，逐一展开剖析。

价值多元论尽管充分呈现出各种不同价值存在的合法性，但却无视不同价值依托绝对价值实现进一步视域融合的或然性，因而从根本处着眼，它不可能在根本上解决价值冲突问题。文化中心主义基于“地缘优势”力挺某种地域文化的价值（譬如“欧洲中心论”），但往往剑走偏锋，将某种特定形态的（相对）价值最终升格为绝对价值，这不仅在逻辑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通病，而且否定了诸种价值固有的内在差异性。尽管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对话伦理”来化解之，即通过文化交流与对话来寻驿诸多相对价值通向绝对价值的可行路径，但正象诸多学人质疑的，平等的对话与交往何以面对不公平的现实生活世界？

众所周知，心理主义最终走向了怀疑主义；而直觉主义和情感主义在迈农眼中，则分别偏执于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一端。迈农虽试图调和价值的情感基础与价值的普遍有效性，追求一种非个人价值，但事与愿违，相对的情感如何使绝对的价值观念成为可能这个实质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至于历史主义，胡塞尔早就警告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4页。事实上，相对主义抑或价值相对主义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一如施特劳斯质疑柏林的方式：“一切都是相对的”之价值相对论本身不就成了绝对吗？

看得出来，诸种价值相对主义并不是在与绝对价值的对话中获得自身的合法性澄明，而是在否定后者的前提下分析处理问题，从而，不仅否定了价值自身，更使得现代人失却了最基本的价值蠡测规范与生存意义，并最终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潭。因此，我们必须超越价值相对主义，重新树立绝对价值观念。否则，就恰好应验了海德格尔的预言：伴随“诸神的消失”和“世界的没落”，“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的命运”。

需要强调四点：其一，绝对价值观念内在地包含着两个相互颉颃的向度：无限完满的理想生存境界和有限遏制的现实生活境遇。前者属于一种追求超越的最高价值，后者属于一种面向现实的发展价值；前者指向人的生存目标，后者直击人的生活世界。如此，绝对价值观念的追寻，正好体现出人的存在与发展、生存与生活、理想与现实的高度统一性。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面临价值论域的一个“二律背反”命题，即伯曼的如下概括：“一方面，我们欲求生活所依赖的各种干净而坚固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又追求现代生活和经验的无限可能性，而这种无限可能性是会消除一切价值的”。[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4页。

其二，绝对价值观念属于意义领域。既然所有意义都是“属人的”或者“人属的”，即通过人的认定或揭示而赋予的，那么，绝对价值观念的追寻就应当回归人本身。在这个意义上，“绝对价值是人对自身本质意义的认定”。俞宣孟：《追寻绝对价值》，《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依照别尔嘉耶夫的解读，人们寻找绝对以求摆脱相对，这乃是一种拯救。这种拯救，更在于求得一种凝心聚力的“最大公约数”。

其三，这里谈论绝对价值观念，绝非仅仅驻足于一种乌托邦的抽象设定，抑或简单的有无判断层面，而是更多聚焦于绝对价值观念有无必要的“人文化成”层面。作为一种“道德公设”“顶层设计”或者求解“信仰问题”的可行方案，我们认为，绝对价值观念实在不可或缺，一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甚至包括西方近代早期哲学的“实体”和康德的“自在之物”的逻辑延展。质言之，追寻绝对价值观念，意味着我们首先表达一种价值接受与认可的程度；其次表示使其存在或维持其存在的一种价值超越意向。它不以真假为特征，其立足点更在于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懈追求和躬行践履。固然绝对价值观念摆脱不了我们所在“生活世界”及其生活方式的纠缠与围剿，但我们依然坚信，超越的过程远高于、胜于超越的目的。可能的结论恰恰在于，正是绝对价值观念的存在与延续本身，赋予了我们由以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也成就了其自身的正当性。

其四，绝对价值观念不是没有生命的陀螺，而是与时俱进的，重在建设。这里隐含或相关的一个更深层理据，在于明晰某种绝对价值观念对其置身其中的文化实践的有效性问题，即就是说，某种绝对价值观念“是否能在其与其他新旧思想的竞争中转变为新的社会想象，不仅取决于这种思想本身的理论价值与逻辑一致性，而且取决于它是否能为人们的生活实践提供有效的认知方式与意义导向，使大众能够充分地理解（make sense of）自身及其处境，并帮助他们获得生活世界的价值意义”。许纪霖、刘擎主编：《何谓现代，谁之文化？——现代中国的再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27页。

二、绝对价值观念确立的迷茫与困惑：思想史的视野

纵观思想史发展历程，绝对价值观念的确立一直被诸多思想家们所努力。概观其努力路径，我们不妨可以归化出如下三种：理性的方式、神学的方式和情感的方式。

理性的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知识即美德”命题。既然知识完全依赖理性（其实是理智，这里不细分这两个概念，而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那么，绝对价值观念的确立就完全隶属人类理性的发用。西方近代早期的哲学家，以培根为代表的“知识就是力量”逻辑的发酵，以及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参入，更是把理性方式获得绝对价值理念的路径推到了极点。其内蕴的基本信条就是：明察了“自然”和“事实”，就等于获得了绝对价值观念或真理。

神学的方式当属西方中世纪的论述。在中世纪，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上帝具有绝对的权威，因而人人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从而，神学的方式大行其道。然而，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其实际是要告诉我们，上帝再也不是我们今后生活与行动的绝对指南；神学的方式再也成就不了绝对价值观念的诞生。之后，雅斯贝尔斯明确断言：“由于人失去了上帝，因而也丧失了价值意识” ；[德]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黄藿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145页。海德格尔更是直截了当：“由于上帝之缺席，世界便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73页。言下之意，普适一切的行为规范和观念已从上帝那儿彻底剪断了。这是否意味着绝对价值观念的确立需要重新回到先前理性的方式呢？

十分吊诡的是，休谟在此给了人们当头一棒。他断言的从“是”推论不出“应当”的观点被人们戏称为“休谟叉子”，可以说是彻底惊醒了人们。之后摩尔进一步指出，抹杀“是”与“应当”的边界实属一种谬误，一种严重的自然主义谬误；这与尼采早先断言的从自然那儿找回来的恰恰是人们事先塞入的东西之命题不谋而合。这也就是说，确立绝对价值观念的理性之路再也回不去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休谟在关上一道门的时候却也打开了另一扇窗。这即我们下文提及的绝对价值观念的第三种确立方式——情感的方式。

休谟认为，人们的价值观念端赖于人的情感，但情感又不具有绝对性。于是，相对的情感何以达致绝对的价值观念就成为一个思想史难题。这也属于哲学史上我们常说的客观必然性与普遍有效性问题（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可以参阅陕西师范大学金延教授的相关文章，他是国内专门研究“客观性问题”的专家之一）。面对这个思想史难题，哲学史上的诸多名家都做出了令人敬畏的努力，无论是批评还是礼赞。施太格缪勒就这样描述到：“哲学的问题大部分始终是在寻求最后的绝对的价值，或者是完全怀疑这种价值”。[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页。

就批评者而言，艾耶尔代表的情感主义可谓首屈一指。他说：绝对价值观念实际上只是些仅仅表达情感而没有任何知识论意义的伪命题。就赞成者而言，新康德主义者洛采、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为代表。他们基本都认为存有绝对价值观念，不同的是，洛采认为绝对价值观念是超验性的，文德尔班认为绝对价值观念是先验性的，李凯尔特则徘徊于先验性与超验性之间。进一步，布伦塔诺、迈农、舍勒、胡塞尔等人并不满足于对绝对价值观念的简单承认和接受上，他们更是率先垂范地致力于绝对价值观念完型的具体路径上。

众所周知，布伦塔诺开创了打破主观和客观之“非此即彼”思维模式的意向性理论，在这种理论观照下，绝对价值观念可以直接通过人的内在感觉而获得，尽管这种路径难以摆脱独断论危险。沿循布伦塔诺的这种意向性理论，迈农、舍勒和胡塞尔等人在绝对价值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继续开拓，并一致得出结论：价值就是情感意向性的对象。换言之，价值就是主客同一或主客不分的“事情本身”。从而，绝对价值观念的追寻只能“回到事情本身”。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情感现象学理论。

不可否认，情感方式厘定的绝对价值观念成就之路，至少在认识论范围内，无人超越迈农、舍勒和胡塞尔等人的努力。但问题也恰恰由此而生，那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的接踵而至：仅仅证成绝对价值观念的必要性存在，并不等于真正澄明了绝对价值观念之于人们生活的真正指南，质言之，用认识论路径求解价值问题特别是绝对价值观念何以可能的问题，具有先天的理论局限。

于是，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等人改变思路，转而在存在论领域研判绝对价值观念的澄明之途。海德格尔认为，价值要获得真正意义的出场，必须依托“在的澄明”之途，消弭主客二分阴霾，使价值自身显现。然而，存在论的绝对价值澄明之途，同样面临不可克服的理论困惑，那就是存在的历史性问题。借用邹诗鹏教授的话来说，“生存论在依赖现象学的同时，越来越难以面对人生存的历史性问题。”似乎我们只能描述“显现”的绝对价值，而不能解释“本质”的绝对价值。这实际上涉及到哲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之争。

看得出来，何以确立绝对价值观念以拯救现代人的价值虚无命运，属于一个世界性难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哲学或者现代思想史就是一部不断求解和确立绝对价值观念的历史。这个历史肇始于“苏格拉底之死”，直到马克思之于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双重批判”及其“现代性价值立场”。后者就是我们熟知的马克思及其继承人造就并带来的社会历史的实践之于绝对价值观念的成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实践观念渐次演变为一个表达世界的价值本质和人的终极价值的新概念，价值哲学遂拥有了“实践价值哲学”的美名。这也再次证明前文观点：绝对价值观念追寻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更在于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追求和持续践履。它类似于柏拉图所讲的“给不确定者以确定”的本体澄明之境。

三、价值哲学的理论旨趣：追寻绝对价值

世界哲学一般认为，“价值哲学是对19世纪虚无主义危机作出的反应”。王晓朝等：《现代性与末世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所谓虚无主义，在哲学层面看，就是从根本上拒斥和否定“绝对真理”“绝对价值”和“绝对意义”，而这些“绝对xx系列”（譬如真、善、美、圣等）却是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独立于历史的永恒的精神性追求和动力。也因此，“虚无主义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价值问题一直是20世纪哲学家探索的中心”。[法]热罗姆·班德：《价值的未来》，周云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1页。

必须指出的是，在价值哲学缘起于虚无主义的命题证成过程中，现代性社会孕生的“世俗化进程”与“理性化抉择”事象起了关键作用。“世俗化进程”斩断了现代社会的神圣性和超越性企向；“理性化抉择”构筑起“理性法庭”的坚固堡垒并充当起“万能的尺度”。在这样的现代性隐忧中，确定性和普遍主义消失了，不确定性和相对主义遂成为现实生活的常态和真实。于是，价值哲学不得不扛起关于哲学困境、人类命运和终极关怀的理论批判大旗，并引领和激发起学人们对绝对价值观念的不同精神现象学诉求和思想本体性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更能明白列奥·斯特劳斯这句话的内在奥秘，那就是，“哲学实际上并不占有真理而是寻求真理”。[美]列奥·斯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古尔德、瑟斯比：《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0页。对此，万俊人教授地指出，中外学人“孜孜不倦地沉思着人类理性精神与人性价值的内在进程，信奉着哲学永远是对绝对真理与永恒价值的追求这一古老而崇高的学术信念”。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页。事实上，伴随价值（指经济学上的价值）哲学化，哲学也价值化了，而在这一“二化”双向置换过程中，价值主体的换位、价值规范的确立、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价值评价的自觉等问题一并向我们袭来，从而架构起作为一门学科的价值哲学探讨的基本命题。

回观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问题境遇与逻辑实相几乎与西方如出一辙。大家知道，在上世纪30年代，张东荪先生就率先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抛砖引玉式的价值哲学专著——《价值哲学》，之后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价值哲学研究企向被搁浅。新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缘起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价值大讨论。从1992-2014年，全国价值哲学学术研讨会（或大会）已先后召开了16届。就研究成果而言，李德顺教授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研究》（1987年9月出版）成为新中国首部价值哲学研究专著。此后，李连科、王玉梁、袁贵仁、江畅、冯平、何萍、赵馥洁、张书琛、司马云、马俊峰、韩东屏、陈新汉等的价值哲学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其间，关于价值的定义、价值的本质、价值思维、价值评价原则、价值规范（以“社会正义”和“制度价值”为核心）、中西价值哲学思想资源等进行了热烈讨论和研究，而引起学界极大关注并持续争论的事件，莫过于对赖金良教授提出的“人道价值”概念的大讨论和2012年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议。

就哲学自身的整体演进而言，无论西方的“爱智慧”还是中国的“道的形态”，既然“哲学发展的规律是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真理观）、实践论、历史观，再到价值观的过程，是从事实（狭义的事实）问题的研究到价值问题的研究过程”；张曙光：《价值研究的哲学奠基——价值哲学的存在论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1期。既然“价值哲学所要探讨的根本问题和目的所在，就是人类生活‘合目的’的实现、生活道路的‘通达’和人生社会的优良‘秩序’（良序）的建构”，王玉樑：《当代中国价值哲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页。那么，把哲学从而价值哲学的理论旨趣落脚于某种绝对价值观念的寻求与建造，就具有逻辑的自洽性。其中一个重大缘由更在于，考察一个时代的绝对价值观念及其转变，乃是厘定一个时代主导性价值取向或本位价值，后者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承诺、一种责任担当，不可或缺。当然，绝对价值观念的实现应该落脚于具体现实问题的求解和关注上，不能一味沉溺于自设的稻草人之中。

具体到中国而言，既然中国哲学在传统上对“道”的追求充分体现出哲学的本有理论旨趣——探究一种更好地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那么，中国的价值哲学就不应该忽视中国哲学一脉相承的“道问”逻辑与基因，而应该致力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从而与时俱进地再造新时代的“道德理想主义”，其重点或难点更在于，绝对价值观念何以真正彰显时代性与民族性耦合基础上的价值认同，导引现实认知和践履之路。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例，我们的价值哲学从而绝对价值观念追寻，更应该在如下关键问题方面做出努力：何以评价我们“三个倡导”的“24字”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既有的相应范畴之间的关系？“市场社会”中如何真正统摄权利、平等和道德的合力评价机制？权利与自由、革命与改革、民主与法律、传统与现代等如何在价值观念上得以有效统一进而让人“认可地服从”？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我们只能说，价值哲学研究任重而道远，绝对价值观念的追寻依然在路上。面对现实问题，心中要充满理想、信念和价值观，那是最好的研究意义上的“公序良俗”格局。

四、绝对价值观念完型的中国进路

1.“马魂、中体、西用”的总体性指导原则

众所周知，“马魂、中体、西用”说是方克立教授在2006年提出的一种学术思想和文化主张，原话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他在忧思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特别是中、西、马三大学术资源之关系时，向学术界贡献了这种方法论指导原则。面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不同研究在价值哲学领域的开拓，绝对价值观念的追寻只有遵循“马魂、中体、西用”的总体性指导原则，才能如其所求、如其所愿的那样，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

2.“价值思维”的培育与塑造

追寻绝对价值，我们不能遗忘价值思维的培育与塑造。所谓价值思维，孙伟平研究员把它概括为以下四点：“以生活实践为范式的实践思维、全面的关系思维、属人的主体性思维和动态的生成性思维”。孙伟平：《论价值思维》，《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在这一价值思维浸润化育下，或者只有以此为确认前提，绝对价值观念才能获得合理性基础与正当性论证，也才能发挥其本有、应有的伦理效应。

3.以“共识”“共生”为基本生成机制

绝对价值观念何以可能的问题，不仅仅是众多学人大量强调的必要性问题，更多属于一种有效性问题。话语言说最终还要“回到事物本身”并落实到相应生成机制的构建上。绝对价值观念的基本生成机制只能是“共识”“共生”机制。一方面，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寻驿相对的一致性，乃是凸显价值认同引导现实认知之路的唯一可行性预案；另一方面，只有依赖现实生活实实在在的“共识”“共生”机制的培育，才能不断重新整合出“主体-他者”之间新的“思想张力”，藉以澄明、澄净乃至统摄更大范围内的价值理念。

4.面向“中国现实问题”的践履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目前中国最大价值问题的悄然崛起，无疑为绝对价值观念的追寻开辟出新的领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研究遭遇到一系列价值问题，譬如，处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当代中国如何评价早已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依然在当代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本、市场、私有制、革命、公平等观念问题。这些问题的再次开启，无疑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的新视域，并使对绝对价值观念的追寻不至于陷入乌托邦幻想而开启新的领地。

最后强调，追寻与实现绝对价值观念，犹如重新开启一扇精神现象学之门。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依然需要不断深化绝对价值研究的新途径，创新绝对价值研究的新视野，赋予绝对价值观念以新内涵，拓展绝对价值观念以新领域，面向价值本体性诠释和“中国问题”实践立场，再造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以拯救现代人的价值虚无命运。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无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