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精神与意义
时间：2021-05-05 07:54: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范军先生历数年之功，锐意穷搜，广征博取，完成了《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书录》)，收书6000余种，100余万字，堪称出版史学界的—项宏大工程、可喜事业，殊为不易。
该书将出版史领域32年的学术活动置于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从大出版角度予以审取，经过精心细致的梳理、整合后，形成了系统有序的当代出版研究史料库，且视野开阔，考论细密，见解锐利，文风简劲，于丰富的史料中渗透学理，在繁复的文献中凸现己见，名为《书录》，实则表达了作者对出版文化史及相关问题的体认与判断，从而以特有的叙录方式完成了一次理性自觉的精神之旅。
《书录》是对已有出版文化史研究成果的收集、还原与评定，而对这些有32年时间跨度的多、散、杂、匿、隐的论著、译作、资料等予以系统的整理和归合，形成明确的线索与有序的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十分艰辛的劳动，既耗体力，更需心力，是具有创造性的。而如何在这样一个时空交织的坐标系统中确立标准与纲目，以此串联和组构材料，就成了首要问题。《书录》正是以此为立点，对诸多文献资料尽力予以穷尽性收集、爬梳，理清线索，依存在展示其特点，以此呈现一定时期内能反映出版文化学术活动的规律。其方法就是以专题划块的方式，以时间为线索来确定其定位点，纵横交织，形成表达的意义空间，在思维创化与信息序化的结合中彰显其特有的传播功能。这种方法对于浩繁的资料整合是有效的。纵观《书录》，全部内容类分为12个文档，即出版史志、出版史料、编辑史、书刊文化史、新闻传播史、发行史·藏书史、印刷史、版本史·文献学、出版人物、出版机构、综合及其他类一·个人文集、综合及其他类二，然后在每个文档里以时间为总线将不同阶段的各种资料串联一体，从分散到整体，由个体而成专题，纲目明了，主线一贯，既表明了作者对出版文化史的一种分类意识和研究角度，也化难为易，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信息区隔，便于作者录叙和读者阅读。正是这样，专题融入时间之流，时间串联专题中的元素，以此寻找到了当代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的路径，扫描当代出版文化史研究的诸种个案及其特点，显现出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使当代出版文化史的学术发展状况形成明晰的线索，展示当代出版文化史学术研究的自身状态。因为对内容的专题划分相对较为宽泛，所录书目就有了很宽的关涉面，图书、期刊、报纸各种媒体，出版的各个环节，与出版相关的人物、机构等，均可纳入其中。或许会觉得其间尚有值得进一步思考之处，如12个专题的划分是否有可完善之处，大专题后如何细分，时间为序是否显得单一等。笔者以为，面对这样一个面广量多的研究对象，精确的专题划分难于统摄交叉性内容，而模糊的、相对独立的主题单元会更具兼容性。
依乎此，《书录》在形成内容板块之后，对所录之书作了扼要、精当的介绍，对相关出版要素的标注全书一承其制，一贯到底，每书不缺，主要包括编者、著者、出版者、出版时间、开本、字数、页数、印数、装帧形式、定价、序作者、附录等，对收入丛书者一概标明丛书名称。实际上这是一种历史还原，以纯客观记录让当代出版文化研究返还现场，不存在作者的评判。而细读全书释文，能见出作者慧眼与匠心的，是对其内容的介绍与所录书的整体评价，其间尽显学人风范，虽语短言简，但几乎每书有评，而且角度有别，用语讲究，评而有度，论而有据，颇见功力。总览所录之书，各书的价值、地位、品质各异，影响不一，而且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显然不能一概而论、等齐划一，因而作评之时，其角度、方法与层次的区分便十分重要。而《书录》用语谨慎，判定有度，评论客观，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对数千种书作价值判断，有的可能源于书评、书讯或有关著作，但整体上表现了编撰者辩证的眼光和历史的视野，虽说是点式判断，往往一两句话作结，但以点连线，以线串珠，由点而面，形成了一种冰糖葫芦式的思维之流：虽散见于各书条目之中，但时时闪现思想火花，集中到一起，实则为对当代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一种运动式扫描，从动态中窥视静态的存在，从静态中把握动态的趋势，形成一种点评式的出版文化述论史录，有点像随笔，又有点像微博。笔者在此主要以其“编辑史类”部分作一简略分析。
作者对所录书内容的介绍与评价，形式多样，用语切中对象特点，实在、严密，注意轻重主次。有的简要介绍相关背景，引导读者从历史时空中看待该书。如《西域翻译史》，就介绍了西域的文化传统及其差异，阐释了产生众多译者及其翻译活动的原因：《书写历史：战国秦汉简牍》条：“在纸张发明之前，我们的先民使用甲骨、金石、简牍和绢帛等作为文字记录的载体。其中，简牍在中国古代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记录和传播工具。”这自然为读者对书的认识提供了文化参照。有的一语定评，把握所评书的内容本质。如《中国辞书编纂史略》：“本书是第一本系统全面的中国辞书编纂史专著”，明确了其地位与性质；《书文化大观》条目：“这是一本全面介绍有关图书版本、目录、出版、藏书、卖书、读书等方面知识的普及性读物，内容十分丰富，叙述简明通俗。”有的论评其核心内容与特点，一目了然，重点突出。如《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条目：“资料翔实，旁征博引，史论结合，是本书的主要特点。”《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条目：“书中作为专题史的标点史，是由中外标点通史、语种标点史和点别史构成的立体多维框架。”读者从中就能把握该书的主要特点，形成深刻印象。有的则道出其研究方法，引导读者思考并资借鉴。“编辑史类”部分所列条目中提到的方法有：“以论带史，史论结合”“按时代演进的顺序”“按板块横向组构”“按纵横结合的方式”“史论结合”“按时间先后顺序”“以人名笔画为序”等。有的是在对内容的细读与通悟中把握，不止是收录书名为出版史或整体内容为出版史研究的著作，而是凡有一定内容为出版史研究的书均一一收录，并就其内容予以简析，这就需要深入与发现，可见其用心之周全与细密。如《实用编辑学概要》《编辑学概论》《编辑规律探论》《标点符号学习与应用》等条目，对其中所涉编辑史研究的内容明确列示、具体指出。可以肯定，作者如未对其内容经眼阅读，是无法做到的。有的则指出其关键范畴，一语道破真谛，引人注目。如《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就给“中国翻译文学”下了明确定义，揭橥特点，彰亮关键。有的还从其版本流变审其历史变迁，让读者知其来龙去脉，形成整体印象。如《中国编辑史》条目，从1990年1月的版本到2004年6月的增补本，作了简洁明了的对照：《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等则说明了第二版的具体情况。有的则指出其不足，恰如其分。如《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条目：“本书亦有资料不精、不全、不准等不足”，实为读者选书、读书的重要提
示。
在此，有两点特别提出。一是《书录》菩用副词特别是程度副词和限制语，以示所录之书的层次性，通过价值判断表明作者的倾向，也显示其客观、求真的态度。细读《书录》，其“编辑史类”部分就有“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系统、全面、深入地探讨了《红楼梦》的成书问题”、“对文学史研究和出版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等用语，诸如“客观、全面”“较客观、全面”“详略得当”“比较详细”“全面系统”“比较系统全面”；“系统”“比较系统”，“详细”“比较详细”，“力求”等，都能从中见出作者对评论语言分寸感的把握和论评尺度的使用，从而对所录之书予以客观区分，实际上体现了对读者负责的精神。
二是《书录》对所录书籍、资料在尽其所能予以要言不烦的介绍之外，能辨明各种关联，顺势延展，推及相关资料，在《书录》中用“[另]”的形式予以标注，让读者知其所以，既能探其源头，便于查阅，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信息，又能在联想中激活已有阅读体验，返还出版物的历史时空和文献的原始状态，再现历史现场，同时也是作者扎实功底和博学通识的体现。因此，这种看似简单的提示与补充，在《书录》中具有独特的传播意义。《书录》中的附注形式主要是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与所录之书相关联的其他书籍、资料，如《永乐大典史话》条后另标了《永乐大典考》《永乐大典索引》《<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3种书：二是所录之书作者的相关著作，如《中国翻译史》(七卷)条后另录了该书作者的《中国翻译简史》，《中国书的故事》条后标注了该书作者的《可爱的中国书》，并予以评介；三是对与所录之书同名的书作补注，如《书的故事》条后就标注了1961年、1981年、1991年、1998年(出了两本)的同名书；四是对所录之书修订本、增补本等的述评。这种附注加密了信息，增补了意义，拓展了传播空间。总之，作者以渊博的学识来解释文献，注重细微处的完整，以简为则，简而有力，形成了表达风格，特别是其学理与判断标准散见于对各书的要评简论之中，研判分明，质朴精鉴，以书为本，以质为上，不以人因事论书。
因此说，《书录》无论是对所录之书的梳理、整合，还是介绍、评价，或是提示、补充，均表明了作者严谨的作风、扎实的功夫、专心的投入和缜密周全的思维方式。正是这些，从一种高度反映出编撰者的治学态度与求真精神，在急功近利、浮躁冒进、缺乏学术精神和史学情怀的文化语境与现实困惑下，范军先生对出版文化史的理性自觉，无疑是其学术追求的一种态度坚守与精神表征。
回到现实之中，这样的态度坚守与精神追求，正是编辑学研究和编辑学学科建设所需要的。中国的编辑学研究，正式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经历30年的发展，产生了诸多有影响的成果，不断充实和丰富编辑学的学科体系与学科内容，推动编辑学逐步走向成熟，至今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是，自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编辑活动与出版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一是出版的产业化转型，市场的意义不断凸显，价值规律更为显著地作用于出版领域，出版业的融资模式发生变化，民间资本进入出版的速度与规模加剧；二是出版新技术飞速发展，对传统的出版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数字出版成为一个时尚而又具有现实效应的专业话题；三是在新的文化环境与消费主义浪潮影响之下，读者的阅读兴趣与阅读方式发生改变，由于数字化媒介的强势覆盖，“读图”胜于读文，“读屏”多于读书，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和即时浏览成为一种时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四是西方文化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影响，对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化运作与出版市场观念的借鉴，对其集团化与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引入，对其编辑学、出版学研究中注重实例描述与感性叙事方式的仿效等，直接作用于编辑出版学界与业界，成为一种潮流。以上种种，都是中国编辑出版业的客观现实，本身成为编辑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并从新的层面推动编辑学学科建设。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编辑学界在一个时期以来，也主要将精力、注意力和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对出版产业化转型及其带来的变化与未来趋势的研究，转到新媒介和数字出版及其对传统出版的影响与未来趋势的研究，转到对出版物市场运作与编辑策划、畅销书营销等领域的研究，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编辑学基础理论、基本问题、核心范畴与本体论意义上的编辑学原理等的研究就大为减弱，对编辑史、编辑文化发展的研究遭遇冷场，对于已经走过的编辑学研究之路缺乏回顾、总结和省思，有的甚至对编辑史、出版史和编辑学基础理论抱着一种虚无态度，以为对现实编辑出版活动没有指导意义或者指导意义很小。或许，这正是近年来编辑学研究冷清寂寞、停滞不前，难有实质性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致使“起步既久的国内编辑学研究在经历了上世纪最后20年的黄金发展阶段后陷入原地‘蹇滞’状态”，特别是，“学界企盼既久的编辑学理论框架的收官性完善，以及随之促成的编辑学学科地位的持久性牢固迟迟没有出现”，中国编辑学研究亟待学术的省思与新的理论超越。
在这样一种现实语境与理论向往之中，范军先生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出版了，作为对出版文化史研究的集束式整理与定位，对于编辑学学科建设无疑是十分给力之作，是编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收获。依照通常的说法，编辑学包括理论编辑学、应用编辑学和编辑史学3个部分，其实三者是一体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割裂。出版产业化时代，面对出版新技术的强烈冲击，在传统编辑学向现代编辑学转型的历史新时期，在编辑学研究出现“蹇滞”与“徘徊”、呼唤新的理论超越的学术语境下，《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其本身，而是具有深刻的内省与外化的学科价值。一方面，不管在何种产业与技术环境之下，编辑活动的基本功能、本质特征与总的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既要通过基础理论研究予以回应和解决，构建编辑学原理，又要从已有的研究中借鉴经验，更新思维，开拓新路，吸纳理论营养，提升学科境界，而《书录》从当代出版文化史的角度提供了重要参照。另一方面，丰富、扎实的编辑学理论素养和深入的编辑学理论研究，有利于总结编辑史的规律；而编辑出版史研究的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又有助于编辑学理论的充实和完善，并凸显编辑学理论原理。同时，编辑学必须密切关注编辑实践活动，关注出版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编辑实践迫切需要编辑理论，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编辑活动不仅需要知道‘当然’，同时需要知道“所以然”。今天的编辑活动，会变为明天的历史，对任何编辑活动与现象的研究，都应该上升到编辑学原理的层面，都应该有历史的视野与标尺，这样编辑学学科才能在理性中获取活力。从整体上看，《书录》实际上是对一个时代出版文化史领域的学人治学方法与方式从文本层面的关注，从细微而具体的阐释评定中，以点面结合的方式，审视出版文化研究与外在环境、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关系，从诸多出版文化史研究成果中了解、发现其中的特点与规律，以历史存在见证未来路径，从而凸现学科的真实境遇与状态。因此，作为32年出版文化史研究的精神谱系与文化地图，《书录》在学科层面的意义，且不说为当代出版文化史和出版学术活动作了坚实的铺垫，提供了重要材料与观察视角，意味着沉淀之后的突破，就是从《书录》所凸显的态度与精神，就让人思考当下的编辑学研究应该有怎样的选择、应该如何稳步推进编辑学学科建设的问题。思考而后行动，就是一种存在，就生一种推力，就有一种意义，有如《书录》这般需要坚持坐冷板凳且竭尽心力而为的基础性工作，在科研评价片面、价值坐标偏向的制度面前，作为一种公共学术精神所体现的，就是一种利他情怀与对学科的执著之爱!
注释
[1]张国辉.编辑学研究的新趋向[J].出版科学,2010(5):17-21
[2]刘呆.编辑实践需要编辑理论[J].中国出版,2006(3):10-12
[作者简介]周国清,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