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外部冲击对我国工业品价格指数的动态传导及结构特征分析

高川，黄健柏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633006）

作者简介：
高 川（1984—），男，湖南常德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资源经济与管理;黄健柏（1954—），男，湖南临武人，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企业经营战略。

摘 要：基于SVAR模型，考量次贷危机前后外部冲击对工业品价格指数的动态影响及结构性传导。结果表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外部冲击对我国工业品价格指数的影响呈现增强趋势，并且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是最重要因素;在结构特征上，外部冲击效应具有不完全性，对生产资料PPI的影响较大，对生活资料PPI的影响较小，显示外部冲击效应的传導具有不完全性，黏滞在生产流通领域不能顺利传导至消费领域。

关键词：
外部冲击;结构性传导;工业品价格指数;S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4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0）03-0124-08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外市场的联动性呈现增强趋势，导致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特别是通货膨胀的影响逐渐加大。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从外部冲击的角度来研究国内通货膨胀问题，其中工业品价格指数 （PPI）的外部驱动因素的影响成为研究热点。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外部冲击是通过何种传导渠道最终影响中国的PPI、哪些外部冲击因素对中国PPI具有显著的传导效应。深入研究上述问题有助于厘清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准确识别通货膨胀背后的国际因素以及传导机制。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外需萎缩和出口增速的下降，中国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向刺激消费与扩大内需。经济结构的调整将显著改变外部冲击对我国PPI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我国经济转型特征来考察外部冲击对我国PPI的影响。

关于外部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已有大量研究。王义中和金雪军（2009）认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具有重要影响[1];张利庠和张喜才（2011）基于产业链视角，发现外部冲击会扩大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 [2];尹力博和韩立岩（2012）通过构建FAVAR模型，发现外部冲击对中国 PPI指数影响显著[3];对于具体因素的文献，刘强（2005）、张晓慧等（2011）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化趋势的增强，由此产生的价格上涨推动了通胀形成[4，5];有学者关注汇率冲击、石油冲击对国内通胀的传导效应。Mccarthy（2007）发现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汇率冲击对通胀的影响较小。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汇率冲击对通胀的影响效应逐步显著[6];Mishkin（2008）发现货币政策的稳定程度与否，将直接决定汇率与通胀的关联程度 [7];胡援成和张朝洋（2012）采用SVAR模型，考察美元贬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效应 [8];刘子寅和范科才（2015）、卞志村和徐玲慧（2015）讨论了汇率传递与通货膨胀的关系[9，10]。关于石油价格冲击，Chen（2009）的研究表明，石油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呈非线性特征[11];Galesi和Lombardi（2009）发现，油价冲击对大部分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大，而对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显著[12];Gao（2014）发现油价对能源类消费品的传导效应较大，而对非能源类消费品的影响不显著[13]。有学者关注了多种外部冲击因素对通胀的传导效应，Duma（2008）使用SVAR模型综合分析了汇率冲击、石油冲击和进口价格冲击等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现影响效应较小且具有不完全性[14];Almounsor（2010）发现国际冲击和汇率冲击对通胀的传导主要是通过进口商品价格 [15];Mumtaz和Surico（2012）发现相比国内因素，国际因素对通胀的影响日益重要 [16];欧阳志刚和潜力（2015）发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胀的影响呈现减弱趋势[17]。

从现有研究看，外部冲击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外部冲击的类型众多，现有文献鲜有将各个外部冲击因素纳入统一框架，仅考量外部冲击因素的一种或几种;其次，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通货膨胀总体效应的分析，对分类PPI指数的结构性差异研究不足;再次，后危机时代，传导效应将呈现与危机前不一样的特征，因此，需进一步展开对比分析。为此，本文在借鉴纪敏（2009）分析框架的基础上[18]，将反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国外需求变化和国际流动性变化等外部冲击因素纳入统一框架，采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方法考察外部因素对我国总体PPI指数的动态影响以及分类PPI指数的结构性差异，结合后危机时代背景，考察市场环境、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干预等国内因素对传导过程的影响，以期对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中国通货膨胀有所启示，使中国更好地应对输入型通胀，维护我国经济安全。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选取

依据相关研究[3，18]，将外部冲击划分为外需拉动、成本推动和货币冲击三个层面，为反映外部需求拉动对国内PPI的影响，选择贸易顺差作为代理变量，记为TS;CRB指数一直在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指标作用，总体反映世界主要商品价格的动态信息，广泛用于观察和分析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因此，选取CRB指数作为外部成本推动的代理变量，记为CP;货币冲击层面，选用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替代变量，记为IR。除外部冲击的影响外，国内经济增长是决定PPI的重要因素，因此，选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反映国内经济增长的替代变量，记为IAV。对于对我国工业行业出厂品价格，选取各大类PPI指数（7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记为PPI。模型变量均采用月度数据，样本跨度为1996年10月到2019年12月，共279组数据，为避免异方差，对TS、CP均取自然对数，同时为避免伪回归，对各变量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除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贸易顺差、PPI指数是平稳序列外，CP、IR在样本考察期间均为非平稳过程，但一阶差分后都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分别记为DCP和DIR。

在后危机时代，各分类生产资料指数对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响应幅度最大，其中，对于大宗商品价格冲击，采掘类的响应程度最大，在初期反应为正后迅速攀升，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3.92，继而平缓下降，原材料类PPI的响应程度次之，在第6期达到最大值1.83 ，而加工类的响应程度最小，在第7期达到最大值0.88;在危机前，对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冲击，采掘类PPI在初期响应为正后迅速攀升，并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1.77，之后影响程度稍减;原材料和加工类PPI的响应也表现出类似趋势，但影响幅度稍弱于采掘类PPI。

进一步，对各生产资料PPI指数进行方差分解发现，在后危机时代，外部冲击对生产资料PPI的方差贡献度达到66.82%，其中，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起决定作用，方差占比达到60.35%。各分类中，外部冲击对采掘类、原材料、加工类PPI的方差贡献度分别达到59.41%、64.76%和65.17%，其中，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三者的方差贡献度分别达到54.96%、56.83%和59.94%，这也表明在后危机时代，外部冲击对生产资料PPI的影响较大，并且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是首要因素。而在危机前，外部冲击对生产资料PPI的方差贡献度达到31.70%，这显示，我国进入后危机时代以来，外部冲击对国内生产资料PPI的影响呈增强趋势，在结构上，流动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占比达到21.80%。各分类中，外部冲击对采掘类、原材料、加工类PPI的方差贡献度分别达到22.33%、31.74%和31.48%，其中，联邦基金利率变动对采掘类和原材料PPI的方差贡献度最大，分别达到19.75%和25.08%，而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加工类PPI的方差贡献度最大，达到16.60%，可见，在危机前，外部冲击也对原材料和加工类的影响较大，但流动性因素是决定因素。

图5和图6给出了给定外部冲击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在随后的24个月生活资料PPI在危机前后对外部冲击的脉冲响应。综合图5和图6可以发现，生活资料指数PPI对外部冲击的脉冲响应在危机前后存在显著的强度上的差异，在危机后，外部冲击的作用强度要强于危机前;各类外部冲击中，无论是危机后还是危机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作用强度最大，但响应模式有差异，在后危机时代，初期反应为正，并且正向影响逐渐加大，在第6期达到最大值0.30，继而平缓下降，而在危机前，给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一个标准差正冲击，生活资料PPI的初始反应为正，之后响应程度迅速上升，并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0.18，之后缓慢下降。同时，外需冲击也在危机前后存在显著的作用方向上的差异。

在后危机时代，各分类生活资料指数也对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响应幅度最大，其中，对于大宗商品价格冲击，食品类的响应程度最大，在初期反应为正后迅速攀升，在第6期达到最大值0.61，继而平缓下降;一般日用品类、衣着类以及耐用消费品类PPI对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响应模式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在第7期分别达到最大值0.23、0.12和0.04;在危机前，各类PPI指数对外部冲击的响应程度和方向不一致，食品类PPI对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响应幅度最大，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0.20，之后下降，对于美国联邦利率冲击则表现出负向响应，并且在第5期达到最低值-0.13，之后收窄。一般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PPI都对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响应幅度最大，但对于贸易顺差冲击，一般日用品PPI表现出负向影响，耐用消费品则表现出正向影响，衣着类则对美国联邦利率冲击的响应幅度最大，初始反应为正，并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0.30，之后缓慢下降。

对各生活资料PPI指数进行方差分解发现，在后危机时代，外部冲击对生活资料PPI的方差贡献度达到56.89%，其中，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起决定作用，方差占比達到55.09%。各分类中，外部冲击对一般日用消费品、食品类、衣着类和耐用消费品PPI的方差贡献度分别达到38.66%、64.69%、16.10%和8.51%，其中，除耐用消费品外，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一般日用品、食品类和衣着类的方差贡献度分别达到37.29%、62.17%和14.72%，这也表明在后危机时代，外部冲击对食品类的影响较大，并且对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是首要因素。而在危机前，外部冲击对生活资料PPI的方差贡献度只有13.22%，这显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外部冲击对国内生活资料PPI的影响也呈增强趋势。在结构影响上，在危机前，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依旧起决定作用，方差占比达到12.01%。各分类中，外部冲击对一般日用消费品、食品类、衣着类和耐用消费品PPI的方差贡献度分别达到11.18%、9.72%、18.88%和13.94%，其中，联邦基金利率变动对食品类和衣着类的方差贡献度最大，分别达到6.9071%和10.29%，而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一般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的方差贡献度最大，分别达到9.36%和9.11%，可见，在危机前，外部冲击对衣着类的影响较大，并且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起着主导作用。

总而言之，长期以来，我国市场上的价格管制和内需不足，以及出口部门单一的价格竞争等因素，都使得价格调整非常粘滞[26]，使得外部冲击效应沿价格链递减明显，表现在对生产资料PPI的影响要大于对生活资料PPI的影响，这种传导的不完全性导致外部冲击效应不能及时传导到消费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生产者的利润率，使产出受到影响。通过深入分析和对比生产资料PPI和 生活资料PPI 对外部冲击效应不同响应，证明了我国市场价格传导机制的扭曲与粘滞[27]。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通过构建外部冲击变量与我国PPI指数的SVAR模型，对后危机时代两者之间动态传导关系进行了考察，并研究外部冲击对分类PPI指数影响的结构性特征，结果显示：（1）在后危机时代，外部冲击对我国PPI指数的影响十分显著，并与危机前相比，影响更大更为持久。在主导因素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取代国际流动性因素成为拉动我国物价上升的最主要外部冲击动力。一方面，主要与我国长期依赖过度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大宗商品长期缺乏定价权有关。（2）由于我国内需不够充足，加之市场机制不够规整，导致外部冲击效应沿价格链递减，对生产资料PPI指数的影响要大于对生活资料PPI指数的影响，显示外部冲击效应的传导具有不完全性，黏滞在生产流通领域，不能顺利传导至消费领域。（3）从趋势上来看，外部冲击对我国PPI指数的影响由危机前的20.71%上升到危机后的 67.10%，显示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通胀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明显加大。但同时，伴随我国市场化进程演进以及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内需冲击的影响也在增强，有助于减小外部冲击效应风险。

依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应降低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继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刺激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增长。同时，要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更能够反映国内市场供需平衡的价格形成机制，借助市场机制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提高价格传导机制的通畅度。

第二，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是造成PPI指数变动的决定性力量，当前防通胀反弹应着重监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要进一步争取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要进一步加快发展商品期货市场，进行能源金融创新，提高价格承受能力，逐步参与国际市场定价，要进一步丰富能源衍生品的交易种类，实现与国际接轨，并结合实际国情，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同时推出与产品配套的相关衍生服务。

参考文献：

[1] 王义中，金雪军. 中国经济波动的外部因素：1992-2008[J]. 统计研究，2009（8）：10-15.

[2] 张利庠，张喜才. 外部冲击对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农业产业链视角[J]. 管理世界，2011（1）：71-81.

[3] 尹力博，韩立岩. 外部冲击对PPI指数的结构性传导——基于FAVAR模型的全视角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12）：66-81.

[4] 刘强. 石油价格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模型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3）：16-27.

[5] 张晓慧，纪志宏，李斌. 通货膨胀机理变化及政策应对[J]. 世界经济，2010（3）：56-70.

[6] McCarthy J.Pass-through of exchange rate and import prices to domestic inflation in some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J].Eastern Economic Journal，2007，33（2）：511-537.

[7] Mishkin F S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and money policy[C].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13889.

[8] 胡援成，張朝洋. 美元贬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传导途径及其效应[J]. 经济研究，2012（4）：101-112.

[9] 刘子寅，范科才. 汇率传递与通货膨胀动态的非线性关系研究（1996～2009年）[J]. 世界经济研究，2015（5）：13-22.

[10]卞志村，徐玲慧. 人民币汇率传递与通货膨胀：理论基础与经验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2015（1）：44-51.

[11]Chen S S.Oil price pass-through into inflation[J].Energy Economics，2009， 31（1）：126-133.

[12]Galesi A， Lombardi M.External shocks and international inflation linkages-a global VAR analysis[J].Working Paper，2009，66（1），33-51.

[13]Gao L， Kim H， Saba R. How do oil price shocks affect consumer prices？[J].Energy Economics 2014，45（C）：313-323.

[14]Braiton N， Pass-through of exrernal shocks to inflation in Sri Lanka[J].Imf Working Papers， 2008，8（88/78）：1-26.

[15]Almounsor A.Inflation dynamics in yemen：an empirical analysis[J].IMF Working Paper，2010，10（144）.

[16]Mumtaz H，Surico P.Evolving international inflation dynamics：world and country specific factors[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12（10）：716-734.

[17]欧阳志刚，潜力. 国际因素对中国通货膨胀的非线性传导效应[J]. 经济研究，2015（6）：89-102.

[18]纪敏. 本轮国内价格波动的外部冲击因素考察[J]. 金融研究，2009（6）：31-43.

[19]Sims C A.Are forecasting models usable for policy analysis[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1986（10）：
1-16.

[20]Bernanke B S.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the money-income correlation[J].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1986（25）：49-100.

[21]俞剑，陈宇峰.谁才是推高国际油价的真实动因？——中国需求，资本投机，抑或OPEC供给[J].金融研究，2014（2）：30-43.

[22]陈文，廖泽安.基于油价冲击分解的价格传递效应研究[J].财务与金融，2017（4）：73-78.

[23]谌金宇，朱学红.产业链视角下结构性有色金属价格冲击的行业传导效应[J].运筹与管理，2018，27（11）：95-104.

[24]张小宇，刘金全. 货币政策、产出冲击对房地产市场影响机制——基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15（12）：20-35.

[25]Chen J， Zhu X.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oil price shocks on industrial PPI：
evidence from 36 sub-industries in China[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9：
1-24.

[26]吳力波，汤维祺，孙立坚，等.原油价格冲击的动态传导机制——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11（4）：89-106.

[27]Chen J， Zhu X， Li H. The pass-through effects of oil price shocks on China"s inflation：
a time-varying analysis[J]. Energy Economics， 2020：
104695.

（责任编辑：钟 瑶）

Dynamic Transmission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xternal Shocks on Chinas PPI Index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GAO Chuan1，2， HUANG Jianbai1

（1.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tiy， Changsha，Hunan 410083， China;2.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Hu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ciences， Changsha，Hunan 41012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VAR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transmission of external shocks to the PPI index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external shock on China"s PPI index is further exacerbated，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price has become the primary factor in pla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external shock effect is incomplete， the impact on the price index of means of production is strong， and the impact on the price index of means of life is small， which shows that the transmission of external shock effects is incomplete， sticking in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and cannot be smoothly transmitted to the field of consumption.

Key words：external shocks; structural transmission; PPI index; SVAR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