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不饮酒的香港＂文学酒徒＂
时间：2020-06-07 03:21: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徐学
“你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我一次回眸岁月就成了风景”，斗室此时，我凝神静气追忆刘以鬯（音同畅）先生，心中闪过这两句诗。1992年，到香港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我曾与刘以鬯寒暄几句，未能畅谈。1993年，我去香港访学，临行前台湾友人得知这个消息，祝贺之余还叮嘱几句，林耀德和痖弦都说，“一定要去看看刘以鬯先生”。我有些奇怪，他们都是诗人，但刘以鬯是写小说的。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在台湾和海外，最喜欢作家刘以鬯的是一群诗人。
一缕青色的怀想
1994年1月，我专程到《香港文学》编辑部拜访刘以鬯，记得是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黄继持带我去的，他说：“要写近三四十年的香港文学史，不能不了解刘以鬯。”刘以鬯那时年近八十，可是面色红润，腰板笔直，洋溢着孩童般的奇思，少年般的诗意，还有几分古典风骨情怀，几分现代不羁。是啊！文学本来就属于蓬勃的灵魂而不限躯体的。因为去之前已经做了些功课，所以我们很快就如老友一般，片言会心。
我说：“刘先生兴趣广泛，在你的小说《对倒》中我看到一个集邮爱好者，《陶瓷》后面有一个陶瓷的鉴赏家。”刘以鬯听了笑得像个孩子，他说：“自幼喜爱集邮，看到一正一负双联邮票，悟出只有‘对倒才有价值，受此启发，写了《对倒》，写一位耽于回忆的年长男人和一位热衷梦想的妙龄少女，他们互不相识，各自出门。在几乎平行的历程里，交叉铺开两人的见闻和感受，结尾是两人如小鸟，一只向东，一只向西。”他告诉我，他还爱搜集外国明信片，爱制作粘贴玩具模型。说起这些，他津津有味。这些让我感到，他是个有诗心的人，生活里有诗，小说里也有诗，而且他文学起步就是诗人。
“有一缕青色的怀想，缠在老人的白发，白发陡现在出征少年的头，也有一缕青色的幻想缠绕着。”他的这首诗刊载于1939年2月《文汇报》上，那时他还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大二的学生，可是出手不凡，诗句老练，情思奇巧，颇有李商隐之风。编辑柯灵发现了他，鼓励他走上创作之路，这漫长的朝拜缪斯之路，一走就是一生一世。
香港访学期间，我和刘以鬯还有几次聚会，在作协或者作联的聚餐会上的几次不能深谈，倒是去《香港文学》编辑部送稿那次比较尽兴，送的是他的约稿，一篇香港文学综述，我斗胆写了3000字。知道刘以鬯眼界高见识广，交稿时我有些忐忑不安。谁知他看了还蛮高兴的，连说“下期就发，下期就发”。后来那篇稿子发在1994年的《香港文学》上，题目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种朦胧》，讲的是当时大陆文坛对香港文学的隔阂和误解。
1994年，作者到《香港文学》编辑部拜访刘以鬯（左）。刘以鬯的小说《对倒》引发导演王家卫拍摄电影《花样年华》。
行走四海的“海派”
刘以鬯可以说是上海人。上海储存着他的许多不可泯灭的记忆——父母慈祥的面容和无忧无虑的童年，青年时于篮球场横冲直撞的身影和高唱马赛曲的歌声，还有朦胧而坚定的文学梦。他告诉我，他从小喜欢作文。小时候，老师让同学们填字：“老师□□，我就□□”，他填上“老师打我，我就不来”，结果得了高分。当时畅销的《西风》杂志社就在他家隔壁，他常看到比他小两岁的张爱玲拿着稿子去找编辑，她的处女作《我的天才梦》就是应《西风》杂志的征文而作的。中学时，他加入左翼文艺会，17岁就发表了小说《安娜·基洛斯基》，讲上海的沙俄贵族的故事，给他配图的是青年漫画家华君武。1949年，由他小说改编的电影《失去的爱情》被搬上银幕，由金焰和秦怡主演，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大光明影院第一个公映的影片。1985年1月，他在香港宴请柯灵，约柯灵写写张爱玲，在《香港文学》发表。柯灵写了《遥寄张爱玲》给他，这是“文革”后大陆文坛第一次向远在他乡的张爱玲发出亲切问候。听他说到如何离开上海四海为家时，我凑趣地吟了一句：“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他也笑着回应我，“刘郎老矣，刘郎老矣。”
“香港文学与各地华文文学属于同一根源，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每一地区的华文文学是一个单环，环环相扣，就是一条拆不开的文学链。”
刘以鬯说自己不是“海派”。我说他是“海派”，但这“海”不仅是上海而是四海，他频频颔首。我问他，“你一生走南闯北，重庆、上海、新加坡、吉隆坡、香港，主持了多少文艺园地？扶持提携了多少作家？”他说：“我青年时在重庆，身兼两大报《国民公报》《扫荡报》副刊编辑，抗战胜利后主编上海《和平日报》副刊，创办怀正文化社，经我手发表和出版的作家有老舍、叶灵凤、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徐訏、李健吾、王西彦、熊佛西……1952年到新加坡和吉隆坡，我任《益世报》主笔兼副刊编辑，《联邦日报》总编辑。我还编过《新力报》《中兴日报》等六七家小报的副刊，也培养了一批新马作家。”
但刘以鬯最值得自傲的文学人生在香港。在这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汇之地，在这高度商业化的小岛上，他主编多个副刊近30年，在香港乃至台湾和海外的文学青年心中，他是教父式人物。台湾创世纪诗人洛夫、张默称他为前辈。香港的也斯、西西、杜琪峰和董桥等人也都受到他的提携和影响。也斯在他那里发表文章时才十几岁，来领稿费时财务不给，说他还是个孩子，怎会是作家？报馆老板追求利润不喜文学，刘以鬯却总是推出引领风潮的现代性作品，压力大时收敛一些，压力稍减又把稿子挤进去。他笑笑说：“哈哈，如此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方法，我运用多年。”1985年，《诗风》《素叶文学》等香港纯文学杂志相继停刊。刘以鬯说：“纯文学杂志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纯文学的社会是弱能社会。”他逆流而上創办《香港文学》，意在联结各地中文作家，重振华文文学，他在发刊词里写道：“香港文学与各地华文文学属于同一根源，都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每一地区的华文文学是一个单环，环环相扣，就是一条拆不开的文学链。”他面向世界求贤若渴，因此形成巨大的凝聚力。2000年，刘以鬯过完82岁生日，才把《香港文学》交给陶然主编。那时，《香港文学》已经俨然矗立于香江之畔，成为中文世界令人刮目相看的纯文学杂志。
上世纪60年代初，刘以鬯在香港寓所创作小说《酒徒》。
“刘以鬯价值”
在香港，刘以鬯尝尽了夹缝中默默笔耕的百般滋味，许多绞尽脑汁写出来的严肃作品无处发表。为了生存，他成了娱乐读者的“写稿匠”，一天交十来篇千字文是常事，就这样一直写了十七八年，算下来有六七千万字。他说，只有晚上才能写写自己喜欢的有价值的作品。
1962年，刘以鬯在《星岛晚报》上连载长篇小说《酒徒》。这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用意识流手法书写了现代人在错位的时空与价值选择中的苦闷，在技巧和方法上极具实验性，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刘以鬯认为文学作品不应被要求表现外在世界，应表现内心世界的冲突。生活比小说精彩，那小说能做什么？他说：
“故事消亡，剩下的是语言的力量。”他的小说不重视故事，甚至没有人物，只有物体，有些作品没有起点，也没有结局。为了试验小说的多种功能，他引入戏剧、电影、诗歌等多种技巧。比如，他的小说《寺内》有许多诗句：“墙是一把刀，将一个甜蜜切成两份忧郁”，这是小说与诗相结合的尝试。
刘先生和我父亲同岁，他们经历近似，都生在江南成长在西南，又有到海外办报的经历。我由此对他有如父辈的尊崇，也怕他过度操劳，尽量不去打扰，联系日渐稀疏，但时时关注他的动态。知道他出席研讨会作了精彩发言，看到香港后辈为他做寿，我都欣喜不已。最开心的是2000年，王家卫导演《花样年华》很多采用了刘以鬯《对倒》的内容，我看电影时注意到片中字幕3次出现引自《对倒》的句子，片尾总结也出自《对倒》——“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我心里喜悦异常，刘以鬯小说的价值终于被明眼人发现了。
2018年6月8日，刘以鬯百岁辞世，第二天，王家卫写下哀悼词：“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报纸上说：刘以鬯是20世纪商业社会中的文学理想主义者，是有智慧会行动能坚持的文化英雄，香港文化有一种价值叫做“刘以鬯价值”。
“鬯”字和“畅”相通，但前者含义更丰富，它原指用畅密的香草制成的美酒，用于祭祀先人，后来被引申为掌管祭酒的祭司。刘以鬯不善饮，但他确实是位能提供美酒佳酿的文学大师，他不仅自己酿，也催促和帮助别人酿。他的一生就是以中文为酒，自醉醉人的一生。醉，是一种纯真，酒，是一种完成。
刘以鬯原名刘同绎，1918年生于上海，曾主編《香港文学》《国民公报》《香港时报》《星岛周报》等报纸杂志，代表作品有小说《酒徒》《对倒》《寺内》等，2014年获香港艺术发展终身成就奖。2018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