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新兴木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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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卫民
从五四运动开始，我国进入了现代历史的阶段，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一先进理论。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的社会力量崭露头角，同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新思想新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道路。新思潮汹涌向前。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提倡白话文。1917年陈独秀提出革命文学，不久又鲜明的举起了美术革命的旗帜。郭沫若说：“作者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去、革命的漩涡中去”。许多美术青年走出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去、到民间去。从“为艺术而艺术”变成“为人生而艺术”进而变成为大众的艺术。教育方面反对尊孔读经，打倒孔家店，男女同校。由仿日本仿德国教育方法，转向到学美国杜威实用主义的教学思想和方法，不久苏联的教育思想和文艺理论也传到了中国。
1921年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
这一时期在美术方面最活跃的要算是木刻了，可以说是革命美术的尖兵。木刻在我国很早就很发达，木刻画在唐代已相当普遍，十五世纪传入欧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是党所领导的文化运动的一环，是在党的外围组织的领导下，也是在鲁迅先生提倡、帮助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为新兴的木刻运动奠定了基础，获得了很大的成果，不仅促进了我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同时在民族解放、人民解放事业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他为什么要提倡木刻呢？这是因为木刻较简便，又可以印刷较多，“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为了倡导新兴木刻，他翻译了不少艺术理论書籍，编选了好些木刻画，陆续出版介绍给美术青年。
鲁迅最早介绍木刻作品的是1929年所编印的《艺苑朝花》，颇引起青年学徒的注意，他以朝花社的名义，出版了《艺苑朝花》五本，介绍了蕗谷虹儿和比亚兹莱的作品。此后鲁迅介绍了好多外国木刻作品，对我国木刻运动起了很大作用。1930年，他首先把德国青年版画家梅裴尔德的《士敏土》木刻插图复印成书。在序文上他介绍了这个作家的革命生活，狱中生活和作品内容。这本书后来就激励了中国艺术学徒，开展了革命美术的组织活动，开展了木刻的习作与创作。他介绍了苏联的《铁流》、《毁灭》、《城与年》等书的插图，编《苏联版画集》、《新俄画选》;介绍德国《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和丹麦麦绥莱勒的《一个人的受难》、《光明的追求》，以及阿庚、培尔那尔斯基刻的《死灵魂百图》。珂勒惠支是被压迫阶级求解放的战斗的画家，有高度的战斗性。鲁迅先生介绍了她的作品，尤其着重对苏联版画作品进行搜集和介绍，他搜集的苏联版画多是用中国宣纸换来的。曾多次换回苏联美术家的作品。他把这些东西看得十分贵重，其间经过“一二八”战火，不幸损失了些。他说：“万一相偕俱没，在我觉得比失去了生命还可惜的！”但另一方面，又不愿自己私藏起来不起作用，他多次拿出举办展览，如1930年10月的版画展览会，1933年10月的现代作家木刻展览会，和同年12月的俄法书籍插图展览会等，亲自联系会址，选择作品，同时还编印了上述一些画的画册。他还在他所主编的刊物上如《奔流》等，介绍一些其他作品，如各国的革命宣传画、讽刺画、油画等，多经他本人选择并加以文字说明。他常劝勉青年“多看外国名家的作品”，以丰富我国美术的表现力。
关于国际艺术理论方面，他根据当时的需要，介绍了许多理论书籍和作品。起初他介绍了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苦闷的象征》，用厨川白村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来扫除封建馀孽的流毒，使许多青年来到十字街“头”，观察和描写大众的生活。介绍了板原鹰穗的《近代美术思潮论》，这本书介绍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绘画雕刻流派及作品，虽然观点是唯心主义、自然主义的，然而也使我国青年美术家，对于西方的美术思潮和派别的来龙去脉以研究参考。后来为了提高中国革命美术青年的艺术思想水平，又翻译了芦那卡尔斯基和普列汗诺夫的《艺术论》、《文艺批评》等书，介绍了《苏俄文艺政策》，这为中国劳动大众新的艺术的建立，对中国革命文学和艺术的组织与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翻译美术理论和选印的外国木刻作品，给青年艺术学徒的思想影响非常之大。许多青年学生，逐渐觉醒。杭州艺专的进步学生，最初只是几十个不满学院派陈腐艺术思想的同学，观摩和习作的社团，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成立了“一八艺社”，他们主张由沙龙走向街头，摆脱侍奉高官贵人的形式主义，为大众服务，面向人民，主张普罗美术。
青年美术学生创作了各种风格的具有革命激情的作品，在杭州开了一次展览会后，引起校方的惊惧，杭州市反动当局也进行镇压，逮捕了张眺、姚馥、刘毅亚，并命令学校解散该社，主要社员胡一川、张眺、于海、陈铁耕、陈卓坤等被开除，可是暴力并没有吓住他们，有的转移阵地。1931年他们联合上海的木刻学生江丰等人，又成立了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在生活困苦、材料困难的条件下，不顾反动当局的监视和迫害，冒着时刻被逮捕被杀害的危险，仍积极从事进步美术活动。又将较好的作品在上海展览，鲁迅除赠送参考书外，还为该展览会特刊写了“小引”，指出这是“在榛莽中露出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热情的予以支持，指出“希望正在这一面”。该社在上海由胡一川、陈铁耕等负责，于1931年8月17日在鲁迅先生帮助下举办了“木刻讲习班”，鲁迅先生聘请了日本版画家内山嘉吉担任教授，并亲自担任翻译，前后时间有一周多，这是我国木刻运动史上第一个讲授木刻的学习班。新兴版画运动的征途从此开始，打破了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长期垄断美术的局面，参加的学员共13人，其中“一八艺社”6人，其余7人是来自白鹅画会、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等的木刻青年学生，有胡一川、江丰、陈铁耕、黄山定、顾鸿干、陈卓坤、倪焕之等。“一八艺社”开过几次展览会后，影响渐大，如陈烟桥等也都参加了活动。
鲁迅先生多年来，通过好多办法，逐渐收集的许多外国版画作品，有德、法、比、葡等国的，尤其是苏联的较多。他曾先后多次拿出来举办公开的展览。引起更多爱好美术的青年来学习。1932年不幸“一二八”战争暴发后，“一八艺社”上海分社被炸。许多新型的木刻、素描、油画等尽被炸毁。分社野夫、江丰、艾青等同志改以“春地美术研究会”为名，继续活动，这年夏天，春地美术研究会举行展览，鲁迅先生参观后予以赞赏鼓励，还捐助了些钱。此后新兴木刻运动更加活跃，许多美术青年跟随着鲁迅的艺术方向钻研木刻。春地美术研究会也受到了上海等地文化界的重视。但又遭到反动派无情的摧残，组织被解散，作品书画被没收，会员被逮捕。仅七八两个月中被捕的美术青年就有艾青、于海、江丰、黄山定、李岫石十余人之多，许多画片都被认作是犯罪的证据。
1932年夏成立了“野风画会”，成员主要有野夫、马达、顾鸿干、吴似鸿、陈卓坤、倪焕之等，曾举办“为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画展”，其中有木刻作品。这年秋天“MK木刻研究会”成立，由上海美专学生张望、周金海、王绍络、陈普之、金逢孙、钟步卿等组织。接着这年冬天新华艺专学生中又成立“野穗社”，主要成员有陈铁耕、陈烟桥、何白涛等。1933年春天杭州艺专的学生又成立了“木铃木刻社”，社员有曹白、力群、叶洛、许天开等20余人，曾出版《木铃木刻集》数册。但这些组织皆被反动政府所解散，木刻被捕房烧毁，许多会员被捕，如“MK木刻研究会”于1934年夏，成员周金海、陈葆真、王紫萍等多人被捕，柳爱竹失踪，“木铃木刻社”成立不久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曹白、力群、叶洛被捕入狱。野风画会被破坏以后，1933年又改名为“涛空画会”，成立于江湾，主要成员有夏朋、胡一川、陈铁耕、陈烟桥、沃渣、江逸群等，“涛空画会”被破坏后，夏朋被捕（她三次被捕1935年死于狱中），又迁跑马厅路，改名“上海绘画研究会”。但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并没有因反动政府的查封、破坏、逮捕、迫害而消沉退却，有些版画青年变换了姓名，加入新的社团继续活动，在黑暗艰苦的环境下更健旺而普遍的生长起来。木刻在全国各大城市活跃了起来。1932年北平金肇野、唐诃、许仑音等组织有“平津木刻研究會”，华南有李桦、赖少其、刘仑、唐英伟、陈仲纲、吕蒙等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组织的“现代版画会”，力群在山西组织的“太原木刻研究会”，1933年秋的“开封木研会”1934年段干青、李海流等的“南昌木刻会”，1935年秋郑野夫、江丰、沃渣、温涛等在上海又组织了“铁马版画研究社”，和香港的“深刻木研会”，以及保定、济南、汕头等地，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成长起来。内容方面有表现劳动人民生活困苦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反对压迫的，富于战斗精神。
在各地一系列社团活动的基础上，由“平津木刻研究会”发起，除他们自己的作品外，函请鲁迅先生协助征集上海、广州、太原等地青年木刻家的作品，于1935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作品700余幅，包括现代、古代和外国作品共三个部分，其中有李桦、赖少其、张望、罗清桢、陈铁耕、陈烟桥、新波等人的作品，观众达三万余人，鲁迅从发起时就热烈支持，并把他保存的一些作品寄来参加，并为该会所编刊的画册写了序文，虽然在上海展出时被国民党抽去触及疮疤之处的廿多幅，但在北平展览后，又带往天津、汉口、济南、太原等地流动展览，仍得到了好评。有部分还带到日本展出。经过这次展览，坚定了全国木刻工作者的信心。1936年苏联版画展览会在南京、上海两地先后展出，影响很大，以后还出版了《苏联版画集》。这年由陈烟桥、力群、新波等在上海成立了“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六月又由李桦等负责筹备举办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览，由广州出发，前后巡回展出于全国廿七个大小城市。仅在上海七天中观众达一万人。鲁迅在逝世的前几天即10月8日还带病来参观，并与青年美术工作者谈木刻创作等问题达数小时之久。这一时期曾两次带到国外去展览，即1934年3月在巴黎举行的中国革命美术展览会，和同年9月在苏、美、英、法展出，并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中国的新兴木刻。
当时的木刻作品有陈铁耕的《母与子》、力群的《病》、江丰的《码头工人》、郑野夫的《黎明》、新波的《推》、陈烟桥的《拉》、沃渣的《不愿作奴隶的妇女》、李桦的《怒吼吧中国》、胡一川的《到前线去》、夏朋的《四等车厢》、陈烟桥的《苦战》、张望的《负伤的头》、曹白的《鲁迅像》。
这一时期已产生了许多木刻家，如胡一川、江丰、陈烟桥、陈铁耕、顾鸿干、李桦、力群、沃渣、马达、黄山定、野夫、汪占非、叶洛、新波、艾青、赖少其、张望、温涛、罗清桢等。
“中国新兴木刻，在黑暗与污浊中发芽，在侮蔑与冷嘲里抽苗，在屠杀与践踏之下壮大，它壮大起来了”。木刻运动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发展，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适应了革命发展的需要，成为“五四”以来美术界中一股壮大的力量，对于提高与鼓舞人民爱国主义热情与阶级觉悟方面，起了应有的作用。
在木刻运动中也还存在一些缺点，首先是未能深入群众，缺乏实际生活经验。在客观上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阻挠、镇压，使木刻运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主观上，由于青年美术工作者尚未贯彻群众观点。其次是对外国美术，没有批判的吸收，过份模仿苏联的作风，甚至受了西洋一些不良影响，对于建立民族的、大众的新形式注意的不够，然而这些缺点是在逐步的克服着。
鲁迅经常指导美术青年，从思想上引导，扶植帮助，理论和创作上鼓励和批评，帮助展出宣传，给新兴木刻奠定了正确的路标和基础。
同时他把美术运动引回现实主义正轨，1930年2月21日在上海中华艺大讲演时，把苏联的画，中国的月份牌和木刻作了比较之后，指着苏联的画说：“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绘画，这是现实主义的，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又指着木刻说：这种画很美，对革命宣传很有用，最好学木刻。1934年在一封信中批判了两种倾向，他说：“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19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而别一派，则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我之《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
他教导青年的美术家说：“美术家固然要有精熟的技巧，但他须有进步的思想和崇高的人格”，“我们要的美术家是引路的先觉”。直到临终时还指出“不要做空头的文学家、美术家”。他常指出某人近作“倾向颓废”或“粗制滥造”，并且经常不怕麻烦的写信，答复一些从来不相识的青年所提出的美术上的问题。他扼要给解释要怎样学习，甚至告诉青年要怎样注意素描上的“明暗法”等等。其关怀真是周到、恳切。指导进步美术青年的信件约有一百余封，仅收在《鲁迅全集》中的这类信件就有16封之多。写美术论文20多篇。他为了发展和丰富中国美术，曾指出必须系统的收集和研究我们优秀的美术遗产。
（作者单位：陕西美博，陕西 西安 7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