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中原田野的水土环境与植被景观

包艳杰

摘 要：唐宋时期黄河频繁改道，所携泥沙在下游平原淤积，从而影响了中原的水体面貌，水面环境呈现逐渐细碎化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与前代相比，水体相对破碎，但地表水的丰水程度远高于后期，大量的水面和水生植物勾勒出一派水乡景观。唐宋小农经济发展及农垦开发，使中原平原、丘陵适耕地区已经几乎开发殆尽，高处的麦黍桑麻与低洼近处的水稻田构成中原田野中主要的植被景观。同时受人类活动影响，森林植被减少，平原地区在住宅、农田周围树木随地势错落散生，官道与堤岸上有精心维护的道旁树，更宏大的自然森林景观聚集村庄以外及深山地区。

关键词：唐宋时期;中原;农田;森林植被;景观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0）02 - 0079 - 12

传统时代的乡野景观在人类活动长期影响下逐渐形成，“甚至在今日，中国人生活的许多基本条件，及其运作的实质周围环境，都是此一历史可显示的一些产品：庞大的人口，剥蚀的山岭，阶梯的田地，甚至是人造的土地……不知过去就不能完全了解现在”[1]4，俞孔坚说：“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乡村便是地方化实践的最基本单元。这种持续稳定的人地生态关系是千百年来我们的农耕先辈们应对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以及在择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经验结晶，是人与土地上的各种自然过程、生物过程以及人文过程，经历无数的尝试、适应、失败和胜利而获得的生存艺术。”[2]乡野景观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也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认知，是目前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参考坐标。唐宋时期中原田野景观达到传统时代的理想状态，并对宋代以后江南景观产生重要影响，是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因此，唐宋时期中原的田野景观状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然而关于景观史的讨论，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末伊懋可提出居住环境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也收录了人类聚落变化、民间对环境的观感等主题论文，此后相关研究渐多，马立博关于聚落环境的讨论集中在岭南地区，王建革也在江南景观史方面做出了探索性贡献，谭其骧、史念海、姚汉源等前辈学者对黄河河道、湖泊、森林的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平，这些都为在景观史视野下讨论传统时代中原乡野景观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人们熟知的中原景观状态，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景观状态，这阶段有清晰的照片、民国时期的调查，也有上代人足够的回忆可供参考。但唐宋时期中原地区景观状态所留给我们的史料状况，基本上是诗词和其他一些人文资料。尽管有环境考古学的证据可以参照，但是，由于主要的景观变化是地表的农业景观，地层中的考古学资料所揭示的状态非常有限，目前学术界尚缺乏对当时景观状态进行一定性质的探索。所以，要恢复唐宋时期的中原景观，仍然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从历史学意义上讲，唐宋时期的中原地区是中原王朝的核心文化区和核心农业区，这一阶段的中原地区，经历了战争，经历了从经济中心区到这一中心区转向江南的过程，中国的大历史，也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一种从古代到前近代的转变。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从唐代中期开始，租庸调制向两税法转变，“人民的居住在制度上获得了自由解放。因为地租等的收纳转为用钱代纳，以此为契机，人民就自然而然获得了解放，摆脱了被土地所束缚的农奴地位。到了宋代，由于王安石实行新法，人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越发明确起来”[3]。从古代到前近代，这时期出现的居住方式、农业和田野经营都持续地保持到近代。中原地区的精耕细作经历了几百年的巩固和发展，与前段的垄作制相比，有重大变化。人口的流动，人文的风格，也大大影响了中原景观。本文从大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从水土环境、农业植被、村庄和其他景观因素出现，试图对唐宋时期中原田野景观的呈现作一初步研究。

一、水体与堤岸

天然河流及其支流、湖泊及人工陂塘构成了中原水网，其中黄河是对中原水网影响最大的因素。谭其骧、张修桂、邹逸麟等先生对黄河下游河道改道情况已经做过详细的说明，王尚义应用水患频率五年滑动平均数法计算过唐宋黄河水患，并提出结论“初唐黄河水患较轻，中唐及晚唐相当严重。到五代、北宋则决溢频繁，随塞随决，甚至一年决口7次之多”[4]，这一结论与岑仲勉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唐代以前黄河对下游水网的影响较小，下游平原上分布有众多支流与湖泊，唐宋时期，受泛滥淤积的影响，下游支流与湖泊减少，但是陂塘的修复与兴建将农田与河流更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一）黄泛影响下的中原水网

唐代黄河在河南决口12次，宋代达到63次。唐时多集中在滑州、卫州、孟州，宋代开始决溢地点逐渐向东南转移，开封及其以东、以南地区受影响更为严重，如宋钦宗靖康年间，陈留河决四十余日，漕运不通，京师大恐。

由于孟津以东平原地势低平，河道变宽，水流缓慢，宋代经历了长时期的淤积此时已经非常严重，河床抬高，改道逐渐频繁，随之而来，出现下游支流和湖泊的淤废。汴河，是南岸最重要的一条支流，宋时又作为南物北运的重要航道，尤为官方重视，真宗言：“自今汴河淤淀，可三五年一浚”[5]卷九十三，虽然疏浚成为制度性的工作，但浅涩仍然时有发生，“仁宗天圣三年，汴流浅，特遣使疏河注口”[5]卷九十三，“嘉祐六年汴水浅涩，常稽运漕”[5]卷九十三，加上航运与农田水利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宋王朝采取监察“盗灌”等政治措施，维护汴河航运，却使得周边的水流出现经常性的枯竭，冬春季节汴水出现“霜华夜夜浓，汴水日日减”[6]3200和“三月汴水浅，蹇滞无我先”[6]3178情形，下游的支流相继被淤平，苏辙言“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道，虽使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湮灭已一二百里”。

受泥沙淤积影响，黄河下游湖泊淤废也非常严重。圃田泽原与黄河息息相通，起着分洪、调节水量的重要作用，《水经注》记载圃田泽地跨中牟、阳武二县，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湖中长满了水生植物黄草，中间还有不少洲，将湖分成二十几个浅狭湖沼，各有自己的名称，其间各有津渠相通，总称为圃田泽。唐代变化不大，“周围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但宋代，已是“引古索河为源，注房家、黄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髙仰处储水为塘，以备洛水不足……”[5]卷九十四，淤浅为大小不一的陂塘，与《元和郡县志》的记载相比是一派破碎的状态。白羊陂，在杞县东，方圆40里，宋元以后，因黄河南徙而被淤没。开封附近曾有逢泽、好草陂、雾泽陂、西贾陂，《宋东京考》载：“按牧泽在城东南吹台北，一名蓬陂。累经河水淤平。真宗时，即其地凿为池，曰：凝碧池”[6]卷之二十，而且水面及湿地范围较为广泛，《陈留风俗传》：“北有牧泽，中出兰蒲，土多儁髦，衿带牧泽，方一十五里，俗谓之蒲关泽”，儁髦亦是指柔美细长的草，大量的水生植物分布说明牧泽周围的湿地环境良好，相似情况的还有宋门外荸荠陂，“因水中多生荸荠，故名。收灯后，都人探春于此”[6]卷之二十，但后期由于黄河南泛，所过之处，使陂泊之地悉为陆地。虞城东北的孟诸泽，“原为河旁槽形洼地，由于河水渗水的补给及泛水的汇集而成”[7]43，唐时周围五十里，宋代以后正当黄河决口漫流所经，时为黄河泥沙所淤。神宗元丰年间，黄廉言：“梁山、张泽两泺，十数年来淤淀，每岁泛浸近城民田”，亦是因黄泛而消失的水体。

第四，唐宋温湿气候条件下，中原水边多竹林。以洛阳城郊为例，白居易言：“履道西门有弊居，池塘竹树绕吾庐。”[13]2511因而常见“池畔多竹阴”[13]449，其中西溪、南潭皆池中胜处，“西溪风生竹森森，南潭萍开水沉沉”[13]2075，春季时可见“霜竹百千竿，烟波六七亩”[13]461，夏季“风清泉冷竹修修，三伏炎天凉似秋”[13]2531，供人赏景消夏。

总体观之，与后代情形相比，唐宋中原仍然拥有丰富的地表水，加上温暖的气候，使乡野中春夏间常见平流雾景观。这一点，宋人的画作提供了丰富的直观史料，如身为皇家宗室的赵令穰毕生行走在汴京与洛阳之间，画作多为陂湖、水村、河塘、烟林等，以《湖庄清夏图》尤为经典，画面以绵延的河流为主体，岸边微风垂柳，绿树成荫，掩映着村庄的一角。烟林漠漠，曲径蜿蜒，水面上荷叶田田，展示了平原河面、田野中的烟雾水气景观;其《湖堤春晓图》，也以河流与岸边杉树、杨柳为主体，一派水乡风景;《江村秋晓图》可见大雁从河滩的芦丛中飞起，雾气绕林，水波荡漾;《秋塘图》则展现“一条小河注入水塘，小河两边有柳树、杉木，塘中滩汀渚、塘边水草丰茂，林间雾气缭绕”[19]等，赵令穰平流雾的画法获得了艺术史成就，也体现了自然对人类心智的熏陶与启迪作用。

（三）堤岸景观

“五代以后，原黄河的支流相继淤平，干流也因泥沙淤积，河床上升”[20]90，黄河下游沿岸全面筑堤，堤防逐渐加高，沿黄、汴等河流河堤、遥堤普遍，堤岸越来越高大宽广。宋代出于政治上护汴的考虑，堤岸维护工作更加精心。建隆三年，太祖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5]卷九十三。咸平三年，真宗下詔“申严盗伐河上榆柳之禁”[5]卷九十一。广营高岸与护堤植树使中原堤岸景观普遍。宋人有描写柳岸风景的诗句，张守描写春季雨后的汴堤风光：“堤沙不起润如酥，坐看飞云自卷舒。麦陇人闲牛舐犊，柳陂波浅鹭窥鱼”[10]18023，雨后堤岸远望，天边云卷云舒，地上麦田广阔，柳岸依依下是陂水微波粼粼，间隙鱼儿跳跃，为一幅清新的乡野风景。此外，榆树、杨树有较好的固土功能，因而也是常见的岸边树木，春夏之交，可见杨絮随风飘扬，唐人李益《汴河曲》言：“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12]卷283榆树根系深广，汴堤旁多有种植，生活在汴水岸边的梅尧臣在《汴堤莺》中还描述了榆钱的样子：“古堤多长榆，落荚鹅眼小。”[10]3010而泡桐则提供了少见的紫色风景。紫花泡桐先开花后长叶，开花时繁华满树，芳香扑鼻，白居易描述泡桐：“叶重碧云片，花簇紫霞英”“况此好颜色，花紫叶青青。”[13]2331清明前后，紫花泡桐普遍进入花季，在高大的树冠上雅致的淡紫色与矮处的柳绿遥相呼应，形成中原美丽的风光，春风中混合着淡淡的香气，更令时人印象深刻。

二、土壤与农田

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情况影响了土壤，唐宋以后黄河地上悬河形成，以及频繁泛滥对中原土壤影响最大。在黄河下游冲积扇上，潮土是最为主要的土壤类型，潮土以河流冲积物为基础，经过耕作熟化和地下水周年性升降影响而形成，肥力往往较好，提供了中原农田的基础。

（一）土壤分布

地形、气候、地貌、人为因素等都是土壤发育的重要条件，而黄泛对中原土壤的影响更为深刻。“改道泛滥时横冲直撞的洪水，在平原上来回滚动，构成平原上岗坡洼起伏的微地貌”[20]90，并且，“这些微地貌的分布和变化影响着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流向和流速以及土壤的分布情况”[20]96，受“紧砂、慢淤、静水碱”的水流分选作用影响，从决口处及水流湍急的主泛道到环流地带，沉积物由粗到细，土壤由砂土变为壤土，最后成为黏土。

“历经黄河多次决口泛滥，每次泛滥都携带大量泥沙沉积于地表，有时沉积厚度可达数米，而且每次泛滥沉积流经每个地区的流速因流量大小、地形部位、地面坡降距主流远近及季节诸因素的影响，沉积厚度与颗粒大小必然各异，这就形成沉积层中明显的质地差异”[21]327，苏轼曾记载距决口地点远近不同各处的水流含沙情况：“（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河决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东西北触山而止，皆清水无复浊流。”[22]靠近河口和急弯处沙粒沉降为主，地势低缓处黏粒沉降，更远处则已是清水，在不同的土壤质地上发育出各异的土壤构型，如“蒙金型”上松下紧，保水保肥能力好，是一种理想的土壤构型，土壤构型进一步决定土壤肥力的高低，因此，自古至今，尽管黄河虽以善徙善决著称，却一直吸引民众聚集在沿岸耕种生活的原因就源于泛滥后留下肥沃土壤的缘故。黄河泛道与土壤分布情况见图。

图1中明显可以看出下游沿河道走向广泛分布有两合土，民间言：“慢出淤，紧出砂，不紧不慢出两花”，“两花”即两合土，是潮土的一个类型。河流一方面排泄地面积水，另一方面又补充地下水位，华北季风气候下，地下水位周年性升降，引起铁、锰等物质的溶解、移动和沉淀，使土体中出现红棕色或蓝灰色绣纹与锈斑，这是辨别潮土的重要形态特征。而宋时，黄河下游地上悬河已经形成，地上悬河的存在，给沿岸引黄灌溉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增加了两岸一些恶劣条件，地下水向两岸的渗透使大堤背后的多数土地盐碱化严重，大概，宋代汴河沿岸和京西一带淤田大面积推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得以推动的，那么在农田水利活动的影响下，南阳盆地和汴河沿岸潮土进而发展为淤灌潮土和水稻土。与平原不同，大别山、桐柏山山区，山区主要分布着黄棕壤与黄褐土，缺乏水利条件的丘陵、中上部分布着旱作土壤黄刚土，丘陵中下部种植水稻的塝田则多为黄泥田。南阳盆地三面环山，盆地边缘垄岗地区分布着黄刚土、黄老土，盆地周围丘陵与山地，分布着褐土与黄棕壤，较高处是为棕壤。而伏牛山北坡、太行山东南坡，在高阶地及黄土丘陵分布大面积的立黄土、白面土，浅山丘陵分布的是红黏土，山地则以棕壤、褐土为主。以嵩山为例，在半湿润气候条件下，干旱时间较长，山地土壤形成过程中发生残积黏化，矿物中的铁元素水解与氧化过程中，形成部分游离氧化铁，全体颜色发红，因此远观山体，土壤景观呈现近赤色，北宋时期可见丰富的关于北方“红山”景观的诗文与画作，陈从周言：“余初不解宋人大青绿山水以朱砂做底，色赤，上敷青绿，迨游中原嵩山，时值盛夏，土色皆红，所被草木尽深绿色。”[23]29

（二）民众对土壤的感知

下游平原人群密集，农耕历史悠久，是自然与社会互动频繁的区域。不同于现代土壤发生学的土壤分类原则，古人以经验式的语言描述土壤质地、颜色等，并以之作为判断土壤肥力高低的标准，而且这些知识长期保存在普通民众中，宋太宗年间，令“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5]卷一百七十三，在衡量土壤肥力的基础上结合水患将土地分为三品，作为授田和定租赋的依据，“以膏沃而无水旱之患者为上品，虽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无水旱之虑者为中品，既埆瘠复患於水旱者为下品”[5]卷一百七十三。从颜色方面来看，黄壤到白土肥力递减。长期的农耕条件，使中原自然土壤逐渐向肥沃的人为土壤演变，如褐土表层土壤呈现为黄色，自然植被是疏林草灌，经过长期农耕及施用土粪，有了深厚疏松的熟化层，肥力提高，发展为农业土壤立黄土，因表层呈现浅色，而常被描述为黄壤，并呈现出农业植被景观。如张耒见：“黄土冈头荠麦长，春阴蔽日午风狂”[14]535;孔武仲描写雪后郊原之景时说：“色变荒郊迎日媚，气蒸黄壤逼春浮”[10]10340，而且，黄壤往往代表肥力较好的土壤，如苏轼描写菜园之土为：“天公真富有，乳膏泻黄壤”[15]1050。白色土壤景观亦见于记载，方丰之有诗曰：“白是盐埕青是麦，谁云斥卤不堪田”，在中原地势低平地带“常年积水的洼地，由于积水的淡化作用和下渗淋洗作用，所以洼地中心盐碱化较轻，洼地边缘盐碱化较重，形成‘罗圈盐碱地”[21]14，诗人看到的大概就是白色就是土壤盐碱化后表层呈现出白蒙蒙的状态，肥力较差，没有植被覆盖，而土壤肥力好的地方则呈现出青色麦田景观，除了将颜色作为判断土壤肥力以外，先民也关注土壤的质地与肥力关系，《宋史·地理志》载：“豫州之壤为多……，洛邑为天地之中，民性安舒，而多衣冠旧族，然土地褊薄，唐、邓汝蔡…率多旷田…大名、澶渊、安阳、临洺、汲郡之地，颇杂斥卤。”[5]卷八十五“壤”是古文中土质理想状态的一种表达：《说文·土部》见“壤，柔土也”，可见古代大概是把疏松柔和的土称作壤。诗人们也注重土壤质地与肥力的观察，如苏辙曰：“阳气先从土脉知”[16]193，且他们常用“膏”来描述好的状态，韩愈言：“雪霜顿销释，土脉膏且黏。”[12]卷339

（三）农田类型

唐代以后均田制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至王安石变法时代，土地私有已经基本确定，小农拥有了对农田更大的自主权，加上官府鼓励垦荒的政策，唐宋时期中原农田显著扩张，并且在土壤资源基础上，农田形态表现为如下三种：丘陵与浅山处开发为山田，种植旱作作物，下游平原高处以麦田为主，兼及禾黍荠麦，低洼处与沙洲开发为水田。

1.农田扩张

为了供养更多的人口，农田扩张，荒地退缩是必然的趋势，而农田扩张以改良土壤和发展农田水利为基础。中原农田多受黄河影响，“民田因缘受害，或沙积而淤昧，或波啮而昏垫，昔有者今无，昔肥者今瘠”[9]5939，因此，健康的土壤環境是农业丰收的重要保证，古人一直致力于改良土壤并充分利用土壤肥力。一方面为了改良土壤，人们精耕细作、注重施肥、合理轮作等等。宋人借助农田水利措施更是改良了大量的盐碱地，人们“举物候为水势之名”，根据不同时节黄河水所含泥沙成分不同，获得不同淤灌的效果，“水退淤澱，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疏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5]卷九十一。宋代淤灌规模甚大，京东西、府界一带很多碱卤不毛之地，在放淤之后，变成膏腴梁田，《宋史·河渠志》记载：“十年六月，师孟、琬引河水淤京东、西沿汴田九千余顷;七月，前权提点开封府界刘淑奏淤田八千七百余顷……元丰元年二月都大提举淤田司言：京东西淤官私瘠地五千八百余顷……”[5]卷九十五。潮土中的淤灌土是中原一种分布广泛的农业土壤，人们利用河水淤灌，并种植水稻，经过耕种、排水、施肥等作用，土壤有机质逐渐增加，渐渐形成理化性质优良的淤灌土，宋神宗曰：“灌溉民田可以变斥卤而为肥沃，朕取淤土亲尝极为润腻”[5]卷九十一。熙宁三年（1070年）于中牟县曹屯村袁家地修水门，灌田千余顷;熙宁八年（1075年）朝廷采纳了张景温“陈留等八县碱地，可引黄、汴河水淤溉”[5]卷九十一的建议;《宋史·食货志》记：“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5]卷一百二十六大规模淤灌改良了沿河一带土壤，带来了淤田大面积扩张，为中原农田景观发生变化提供了基础。

均田制破坏以后，为了使隐蔽人口重新回到王朝控制下，土地私有逐渐得到官方认可，乡间常见对土地的争夺，河岸与陂塘附近土壤肥沃，所以冒耕陂泽时有发生，《宋史》记载：“英宗治平三年十一月，都水监言：勘会诸处陂泽，本是停蓄水潦。近年京畿诸路州县例多水患，详究其咤，盖为豪势人户耕高阜处土木侵迭陂泽之地，为田于其间。”[10]7498豪族在陂泽附近垦田耕种的行为使乡野间出现“陂塘溇渎，悉为田畴”[5]卷一百八十二的情形，张耒亦言“河回迷向背，岸断忽桑麻”[14]313，可见，田地扩张还伴随出现了田间堤堰矮渠景观的退化。

山田的开发是田地扩张的另一个表现，钱起有诗言：“贫民乏井税，塉土皆垦凿。禾黍入寒云，茫茫半山郭”[12]卷236，可见平民为了获得粮食甚至开垦贫瘠的山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唐宋时期适耕的山地几乎已经开发殆尽，因此，在低山区及坡度较缓的山区、丘陵缓岗等处山田景观普遍。梅尧臣在禹州一带见到“农耕傍山去，鬼火迸林入”[10]2887，张耒言中州：“请说吾乡人种麦，漫山亘野顷千百”[14]273，这是中原漫山遍野的麦田。王禹偁谪居商山时描写过畲田的情况：“大家齐力斸孱颜，耳听田歌手莫闲。各愿种成千百索，豆萁禾穗满青山”[10]717，山民粗放经营山田，彼此合作，在高峻的山岭上耕种，“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刀耕岂有偏”[10]717，是为一派繁忙的春耕农田景观。另一首《村行》言：“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10]734则呈现了山峰林立、沟壑纵横的自然地貌与农田植被景观。

2.高田

唐宋时期冬小麦种植在中原更加普遍。小麦生长忌湿害，因此，减少耕作层滞水是关键技术，开沟作垄是整治麦田的必要工作。与前期相比，中原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使千步之制的大田块，面貌不同于前代。

在前期垄作技术基础上，唐宋时期农田起垄能力大为提高，对农田植被景观产生重要影响，田地呈现为宽广垄台与狭窄垄沟的微地貌形态，早期中原人们壅土做田而有“畴”，如曹植诗言：“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田间开辟小道和灌溉渠道形成阡陌交通，曹诗中“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正是北邙山附近的早期垄田景观。唐宋时期，垄作技术明确区分了荒野与农田，文人观察：“野麦平无垅，官榆卧古津”[14]314，《宋朝诸臣奏议》亦载《上真宗乞援陈靖劝农使谕民耕佃旷土》：“内有久来逃移，垅亩全成榛莽;亦有近年流散，界址半已荒凉，复有白地平田，全作林菁之利……”（咸平五年十一月上），可见，垅亩与白地平田相对，大面积做垄是宋代农田的正常形态。

唐宋时期小农对景观影响的力量逐渐增强。均田制时代政府对桑田、露田有严格的种植要求，露田栽培寻常作物，另有麻田，参考露田管理，属于应还受之田，还受田不得栽种任何树木，“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着以违令论，地入还分”[24]卷二，田制。即使遇到灾荒，亦不能随意种植，“人户披诉灾伤田段，留苗色根槎，未经检覆，不得耕犁改种”，这样的制度下，小农对于农田几乎没有决定权，宋代发现灾荒后检覆，容易错失农时，而加以修正为“只于逐段田头留三两步苗色根槎准备覆检，任便改种”[9]5938，“长吏常切安抚，广务耕种，随土所宜，趁时栽种，不得辄有搅扰”[9]5947，这是逐渐增加小农对农田决定权的肇始。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诸路州府民户或有能勤稼穑而乏种子……许众户推一人谙会种植者……补为农师……令农师与本乡里正、村耆相度，具述土地所宜，及时种莳”[9]5945 - 5946，推选耕种能手作为农师，也是小农力量增强的表现。自此，乡村景观与均田制时代明显变化。

为了鼓励垦荒，乾德四年，“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9]5945，这是通过减少赋税的措施，促使百姓广种树木，开垦农田。至道十二月，“据本县所管人户，分为等级，依元定桑枣株数，依时栽种，如欲广谋栽种者，亦听”[9]5946。可见，散生的树木景观开始在乡村里变得更加常见。另外，方田法的实施，也促成了田间地头分布有散生树木。据《宋史·食货志》：“神宗患田赋不均，熙宁五年重修定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5]卷一百二十七宋代方田法是推动中原农田形制规整的外部因素，其塑造出的整齐田块甚至影响到近代农田，而且方田时“凡田方之角，立土为埄，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5]卷一百二十七，即在田块周围壅土做界标，并种上当地适合的树木，自熙宁五年京东地区开始方田，至宣和元年，十余年“告成者六路”[9]6040，乡野中，农田与树木相间成为普遍的景象。冬去春来，寒气犹在，麦田是田野中绿色的主体，除了柳树，田间地头还生长有杨树、杏树等，花木随着时节进展不断地发生颜色与形态变化，从而使田野景观显得生机勃勃又新奇不断，如“鸦鸣日出林光动，野阔风摇麦浪寒。渐暖绿杨才弄色，得晴丹杏不胜繁”[17]450。此后，整齐的田块遍布中原各处，甚至山地亦是如此，“蒼崖左右壁，田垅亦棋布”[14]177。

不同作物，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形态使农田景观有了色彩变化，中原高田种植作物以小麦为主，兼顾禾黍之类生长期短的旱作作物，一方面作为普通民众日常粮食补充，另一方面也是应对灾荒年的重要手段，苏轼寓居汴京城东范蜀公园时写：“桃李忽成阴，荠麦秀已繁”[15]695，夏时田野间已过花期的桃李等果树，枝繁叶茂，绿意盎然，而田中荠麦开白色小花，花开季节，密集的白色花朵如雪景般壮观，王禹偁诗曰：“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10]734。禾黍生长期较短，“六十日秀，秀后四十日成”[25]74，3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生长期，“三月上旬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种者为中时，五月上旬为下时”[25]74，因此，如欧阳修在襄城描写夏季见到的田野：“垅麦风际绿，霜鸦村外还。禾黍日已熟，杯酒聊开颜”[8]457，这是春播的黍与尚未成熟的小麦形成麦绿黍黄的农田风景。另一种是夏季播种的黍将在秋季收获，“悠悠十月尾，野静田事息”[14]199，农历十月末农事活动已经接近尾声，“秋野无人秋日白，禾黍登场风索索”[14]221，田中日已成熟的黍，金黄待收，显得落寞。

农桑活动在《四时纂要》中占据重要篇幅，表明在唐代中原种桑仍然是农户中重要的农事活动，桑树适合于干燥的土壤环境，往往种植在高地，与麦间作，形成立体的桑麦景观。开元年间王维遭贬济州，从洛阳至郑州时，写有《宿郑州》，言：“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写的就是寄居的主人住在东边地势相对高的地方，周围分布有农田。至宋代种麦—养蚕的生活模式依然保持，如“苍苍落日黄云西……入门四顾皆桑田”[14]243，这是自商丘至淮阳的途中见到的农田与村庄，梅尧臣描写《桑原》：“原上种良桑，桑下种茂麦。”[10]3213将高处种桑，桑下播麦之景描绘的最为贴切。唐宋时期温暖的气候为桑树生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因此，农田之外，野生的桑树成为田野间较为瞩目的立体景观，张耒诗曰：“秋风萧萧洛川渡……秋风萧萧吹野桑。”[14]229与人工种植的桑树不同，野生桑树保持着高大的乔木形象，秋风中桑叶瑟瑟，是一处凉意袭人的秋景。

3.蔬畦

北宋时蔬菜种植进一步发展，《宋史》曰：“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为凿之。”[5]卷一百七十三可见，宽一步、长十步的长方形土地是蔬畦的常见形态，而且蔬畦中必然分布着水井。宋代城市发展及市场体系的构建促使城郊附近常常分布着菜地，相关考古资料表明，在一些古居民点土壤中磷的积累尤为明显[26]，这是菜地粪大水勤的遗迹。《清明上河图》卷首的部分，画面展现的是城郊结合处，随着河流走向发生弯曲的小路，屋舍和路边三三两两散生错落着榆柳之类的树木，汴水岸边的田块平行排列，界限清晰，形态规整。显然是经过精心管理的模样。远处有一架水车，为农田提供灌溉水源，清明时节，有些田块显露出淡淡的青色，这些田块包围在矮墙之内，想必是人们精心养护的菜圃。

說明：周口师范学院设计学院李含飞副教授依据故宫所藏宋版《清明上河图》绘制。

图2中颜色稍重些的田块，原图是淡青色，颜色浅的部分是土黄色。平行而整齐的田块，应该是王安石方田法的遗留，图中可见整齐的田块、田中道路，以及井的建造。田中抗旱的辘轳井，可以提水倒入蓄水池备用，需要时打开木板小闸门，导入沟渠流进菜畦，实施春灌，张耒有诗言种蔬：“纵横数席间，灌溉亦勤劬。”[14]102诗句描述的情形与《清明上河图》十分吻合。另外，结合《东京梦华录》对清明时节宋代汴京城出售蔬菜情况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想，这些菜畦中可能是芜菁或者葵菜，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芜菁是一种可以满足多季节需求的蔬菜，经冬的芜菁茎叶在春夏季节重要且普遍，如苏轼在《春菜》中的描述：“蔓菁宿根已生叶，韭芽戴土拳如蕨。”[15]759贾思勰记载畦种芜菁言：“春夏畦种供食者，与畦葵法相同。剪讫更种，从春至秋得三辈”。张耒诗：“紫芥绿如指，芜菁苗过茁。”[14]191也反映出春季菜畦中蔬菜的生长情况。另一种葵菜在春季的重要性早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显著表现，据《齐民要术》种葵篇：“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负郭良田三十亩。”种葵法有两种，均可以保证清明前后田中有蔬菜供应，其一是前一年十月末种，来年三月初“叶大如钱，逐稠处拔大者卖之”[27]，“自四月八日以后，日日剪卖，其剪处，寻以手拌斫斸地令起，水浇，粪覆之”[27]127 - 128，如此，周而复始，葵菜可以一直供应到八月份。其二是秋耕春种的葵菜，通过畦种法，集中供水肥，加快生长速度，至五月已经老不堪食，需要重新种下。

这样的种葵法，与《清明上河图》田地的形态与景观不谋而合，不同的是，随着农具的改进，宋代的畦已经超出了贾思勰时代“长两步，广一步”的形制，扩展为尺寸更大的长方形条状地块。到了秋冬季节，蔬畦景观表现为“寒畦覆绿将收菜，野蝶双飞尚绕丛”[10]3243。

4.水田

由于水利工程的发展，京西地区和汴河沿岸地势低洼处，人们修筑陂塘发展稻田或者在水洲沙淤之田种稻，“沙田多种稻，野饭殊脱粟”[10]2881。开封附近有汴水之利，唐代贞观年间陈留东边的观省陂，按《地理志》记载，“汴州陈留有观省陂，贞观十年令刘雅决水，溉田百顷”，王建描绘了盛夏夜晚蒲丛中蛙鸣阵阵，淡黄色稻花间鱼儿嬉戏之美景：“蛙鸣蒲叶下，鱼入稻花中。”[12]卷299说明河流浅水处蒲苇丛生，水田中稻鱼共生;宋代，京畿提点刑狱王本言：“前任提举常平，根括诸县天荒瘠卤地一万二千余顷入稻田务”[5]卷一百七十三，在政治力量推动下，汴河一带稻田风光与陂塘水面构成优美的景色，苏轼在汴京东南部见到：“陂水初含晓绿，稻花半作秋香。”[15]1371梅尧臣言：“浅浅碧水平，青青稻苗长。”[10]2894干净的水质为水稻供了健康生境。洛阳与汝颍地区也有水稻与水体的景观呈现，洛阳附近，唐时引鸿沪水溉田400顷，种植水稻，韦庄诗称“满畦秋水稻苗平”[12]卷695。李贺描绘了洛阳附近的稻田风光：“昌谷五月稻，细青满平水”[12]卷392。京西唐、邓、许、汝等州，在唐末五代受战争影响，人亡田荒，宋初为解决京畿附近粮食供应，多次募人至京西垦殖，水稻遂逐渐恢复扩大。“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务掌之，号稻田务……所括为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5]卷一百七十四，至宋中期，水稻已经遍及京西各州，韩茂莉在研究中提出“汝州、洛阳等地应属核心地带”的观点，诗文也证明这个情况，如梅尧臣说：“频官吴越馆粳稻，况住南阳多水田。”[10]3255钳卢陂附近可见“车过白水沙痕阔，雁落钳卢稻穟长”[10]3045。仁宗嘉祐年间，赵尚宽开垦引水灌田数万顷，王安石作《新田诗》赞誉：“离离新田，其下流水。熟知其初，灌莽千里”，苏轼也描写了稻田在水渠附近的分布：“新渠之田，在渠左右。”[15]77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梅尧臣言：“决决堰根水，层层湖上田。”[10]2912这是许昌西湖旁水面上的葑田景观，近代以来这样的景观只有在江南才可以见到。除了与水体构成景观，水稻还与其他作物等形成对比，丰富着农田季相色彩。如欧阳修在颍州作：“宿麦已登实，新禾未抽秧”[17]108，韩维诗亦言：“麦苗黄熟稻苗青，饷妇耘夫笑语声。”[10]5232展现了初夏时节小麦金黄待收，稻苗青青的农田图景。到了秋季，农田呈现出“渭村秋物应如此，枣赤梨红稻穗黄”[13]1319等画面，金黄的稻穗烘托出丰收的韵味。

三、森林与植林

院落—农田—荒地由内而外构成基本的乡村环境，这一形制自上古有之，《尔雅》：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万国鼎先生提出早期的邑指的是大村落，且村落包括房屋和四周属于该村的土地，“邑为人所居，即村之本身，郊在邑外，耕地所在，牧在郊外，牧场所在，野在牧外，殆为荒地，亦即林地，盖上古未经人工之地必生树木”[28]，村落外围是耕地，耕地外围是荒，早期村落与村落之间大概都有荒野和林地相隔，但是随着人口增加，垦田发展，荒野和林地逐渐消失，村与村仅以农田界限划分。约翰·麦克尼尔说：“国家与社会逐渐的损坏中国的多样性，为了使人工作物之利益极大化而将生态体系简化……几世纪以来，中国失去它的许多环境缓冲区，它的森林、湿地、野地，但是在11个世纪以上，它始终是最大的生态互补体。”[1]44“森林湿地不断被人和田地所取代，大多数人会说这是进步将中国置于定期的危机，必然要有空间的扩大或技术的革命来允许农业生产力向上大幅提升，在这点上，中国的环境经验是全世界典型的”[1]48，那么，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森林的消失是乡村环境变迁最显著的特征。

唐宋时期温暖的气候为植被多样性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原较之北方与南方在植被的色彩和季相上都有着更为丰富的优势，然而此时的森林已经多集中在山岭之中，平原地带多是人工植林，呈现为村落周围、屋舍、田间地头三三两两松散的状态，道行树及堤岸上排列较为规律，水体边以竹林最为显著。赵冈说：“唐代以后南北方生态条件有了相对变化，北方因为人类长期活动，导致生态系统恶化，森林大量减少，地面失去气温调节的机能，年平均气温下降，无霜期缩短，农作物的生长期随之减少，在这同时，降雨量也日减，北方变为半干旱地区，地面上的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29]。

在平原地区，树木景观有2种情况，其一为人工植林，较为典型的是果树等经济林和道旁树，它们成片或成行整齐分布，这一部分植林较容易形成令人赞赏的风光，如洛阳东郊的赵村以杏花而著名，白居易尤其喜爱，有诗曰：“赵村红杏每年开，十五年来看几回”[13]2545，杨万里的诗句提供了很好的旁证“杏花千树洛阳春，白傅年年爱赵村”[10]26565，可以想见初春在洛阳城东的乡间千树杏花盛开之美景。道路体系在乡村中由官道和乡间小路构成，小路内嵌在当地的生态系统中，具有更多的生态美感，如文人描述“无时轮迹道，经雨藓痕斑”[10]10569，时节不同，周边的植物点缀其景观，而官道承载着政治与军事功能，形态较为笔直且宽广，景观明显不同于乡间小路。道旁树得到精心维护的一般是沿着官道或河流堤岸排列成行的树木，种类主要有柳树、榆树、杨树、桐树等，送人欧阳修描写汴水边朱家曲“行人傍衰柳，路向古河穷”[17]290，是堤岸上的柳树情形。而且堤岸树木的栽植往往错落有序，如王维诗言：“风生寒峭，溪湾柳间栽桃。”柳间栽桃是经典的桃红柳绿堤岸林木景观，春季呈现出“白扑柳飞絮，红浮桃落英”的美景，或者桃树与榆柳相间形成“艳冶桃花迎马笑，轻狂榆荚扑人飞”之景，堤岸树木景观在前文已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路旁植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夏季的凉荫，白居易言：“官道柳阴阴，行宫花漠漠。”[13]2068与堤岸树木类似，人们栽植道旁树时也会有意选择不同树种，“忆昔两京官道上，可怜桃李昼阴垂。不知谁作巡花使，空记玄宗遣种时”[12]卷514，桃树、李树常常与榆、柳、杨树等相间，叶与花共同美化了道路风景。而且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冬末春初在洛阳、开封之间的道旁还能见到野生梅花“忽睹冰肌傍官道”[10]38787，正是这些不同的树木形态与花色，随着季节变化，排遣了路人的枯燥与疲惫。其二是散生的野生树木，一般在宅院、农田等地方零星生长或者村庄以外片状分布。张耒描写过农田周围的松林：“谷穗如垂珠，松林风飕飕。”[14]176《清明上河图》卷首城郊处的树木，形态为临近屋舍、道路、农田，三三两两错落而生，为道路遮阴，或为宅院遮阴。远离村庄和农田尚未农垦的地方，会有成片的林木，如西华附近“乔林多疾风，寒涧有余涨”[14]135。这些林木一方面构成田野中的立体风光，同时也为村庄居民提供了木材或者可食的花叶等物质资料，因而成为关乎村庄生计的公共资源。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唐宋时期洛阳、开封一带分布有大量的士人庄园，庄园内会特意种植成片的竹林或从异地引种珍贵的树种，从而建构出一定的审美意境，士人群体发生变动以后，在庄园基础上逐渐衍化出后一时代的村庄，因此庄园中的林木景观也影响着田野的树木景观，但限于主题与篇幅，这一部分将另作他篇。

更为连续和宏大的天然森林景观，主要分布在山岭中。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等在中原西北部、西南部、西部蜿蜒，山区向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多是低山丘陵或者垄岗，为天然森林提供了地理环境。山区自北向南，森林树种由落叶阔叶树逐渐过渡出现常绿阔叶树，从森林外貌结构看，自北向南也同样由简单逐渐复杂，灌木层层次明显，种类增多。太行山区，如在焦作、辉县安阳一带，古变质岩和石灰岩构造裂隙水多以下降泉出露，流经深切的梯状谷形城瀑布，良好的灌溉水源为森林提供了良好生境。北宋時位于太行山北端的林县可见茂林乔松，松树是山岭地带具有代表性的针叶乔木，但后期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也遭到大面积的破坏，以制墨为例，沈括谈到，由于松树被伐取烧烟制墨，结果“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30]。韩琦言林州一带“老木阴森盖满山”[6]4061，树种有槲、栗、楸、榆、椒、椴、桐、杨、槐、银杏、松、柏、桧、漆等”[31]37。槲树资源利用以槲叶的开发利用历史最为悠久，其树冠广展，叶片宽大且入秋呈橙黄色，冬季叶子虽枯但不落，季相色彩极其丰富，同时槲叶可用于养蚕，生产的丝为柞蚕丝。有诗曰：“风驱槲叶烟，槲树连平山”[12]卷577，高大的槲树树冠形成浓浓的绿荫荫庇着山体，冬季，满山的槲树彩色的槲叶外裹上一层冰晶，“风敲碎玉落纷然，冰裹槲叶谁雕镌”[16]1496，应当是山野中一幅精致的画面，而到了春天，“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12]卷581，槲树发出新芽，老叶开始从高处飘落，稍矮的枳树正在花期，橙黄的槲叶与淡雅的枳花点缀了山间的美景。伏牛山系，唐代士人描写邙山“空山夜月来松杉”“山上惟闻松柏声”，表明邙山广泛分布的松柏等树木。唐德宗贞元年间，韩愈与李景兴等同游洛阳北郊的惠林寺，写有《山石》诗：“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松树和枥树（即栎树）都是高大的树木，惠林寺周围可能以红色花岗岩为主，山上的土层也是红色或红黄土，总体看来呈现红色。涧谷中长满树木，针叶树呈现蓝绿色，阔叶树呈现绿色，与山体红碧相映，色彩对比强烈，美不胜收。鲁山全新世晚期的孢粉分析材料也证明：“伏牛山的鲁山地区是以栎属为主的针阔混交林，主要阔叶树种还有臭椿属和桦属，针叶树以松属居多。”[32]宋之问自陆浑至鲁山，颂云“楚竹幽且深，半杂枫香林”[12]卷51，说明山岭中乔木层混生的落叶树种还有一些亚热带树种，如枫香等。尧山谷口的辋川是最为称颂的风光，王维诗曰：“柳条拂地不须折，松树披云从更长。藤花欲暗藏猱子，柏叶初齐养麝香”[12]卷128，诗句中“柳条拂地不须折”之柳应是灌木，松柏是高大乔木的代表，“萋萋春草秋绿，落落长松夏寒”[12]卷128，如此，高处的松柏、矮处的灌木与攀附的藤本植物、地面的草本植物构成了层次明显的林分结构，呼应出不同的季相。

总体上，唐宋时期中原的森林，在农耕、营建、陶瓷冶铁等手工业、柴薪等的扩张下，向山地丘陵退缩，甚至山地也发生退化。从变迁的地域性趋势看，天然森林自东向西，自北向南缩减。森林是一个天然的生态系统，是植物、动物、土壤和大气互起作用的总体，“天然林的种类组成越多，各种林相越繁茂，相应的花、果、种子、昆虫就多，鸟类的种类变得多样化，其群落也最稳定”[31]56，唐宋时期中原的森林与植林在实用与审美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同时，森林也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一个参考系，通过追溯历史上和现实中森林系统的状态，有助于人们反思生产活动的得失。自然生态系统蕴含着遵循规律的生态美，结合士人山水画的意境，合理利用各地本土植物，发挥其在塑造当美丽乡村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值得现代中原乡村景观设计借鉴。

四、结语

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环境史研究的3个层次为：自然是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如何作用;社会经济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个人与群体形成的对于自然的观念、伦理、法律和神话及其他意义结构[32]。在乡村景观中，水土与地形条件为山、水、林、田、路、村庄等景观要素划定了基本框架，受人口、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各要素状态处于不断调整状态，人感知环境的同时，也通过技术改变着环境。根据人们对环境的感知与描绘，乡野景观基本呈现为：人们沿着河流走向择高聚居;围绕着村落分布着旱田、水田等形态农田，农田是高度的人为景观系统，深深依赖于政治和人口的稳定，其变化也最为显著，唐宋时期桑—麦、“麦苗黄熟稻苗青”“垅麦风际绿……禾黍日已熟”等作物构成中原主要的农田季相;村落之外大型的堤岸向更远处延伸，岸上榆、柳成荫与山体森林遥相呼应，而在农耕扩张中森林逐渐向深山区退缩。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时期“三才”思想与农耕生产融为一体，从而使农田景观中蕴含了应时、取宜、守则、和谐之内涵。粪肥技术与轮作起到了有效维持土壤肥力的作用，为景观的可持续性奠定了技术基础。保育观念及“山泽”资源公有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森林、湿地的生物多样性，这些绿地及森林既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灾荒时的生计补充，更是一种生态缓冲区的存在，在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原是中华民族历史最悠久的农耕区，也是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中心，在处理自然与生存需求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生产、生活方式及审美都随着人口迁移对江南及边疆地区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如今，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建设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集美丽与和谐为一体，而乡村核心的人居环境就是农田与民居，农田景观是乡村景观的主体，水土环境又提供了农田景观的基础，所以，乡村景观设计一定要遵循地方生态条件，以符合生态系统运行规则的美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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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才茂]

The Soil-Water Environment and Vegetation Landscape of

Central Plain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BAO Yan?ji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Zhoukou Normal College， Zhoukou， Henan， 46600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 Yellow River was diverted frequently so that lots of sediments were carried in the downstream plain and the soil - water environment became fragmentation.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later time， the level of the surface of water at that moment was far higher， because large quantities of water and aquatic plants made up a landscape of water.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mall farm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rming fields， the suitable farming land in plains and hills have been developed completely. The wheat grown in the higher farmland and the rice in the lower land constituted the main agricultural vegetation landscape in central plains. Additionally， because of human activities， the decrease of vegetation， natural forests located in the mountains， around house and farmland， and the trees in the roads and banks， the grand picture of natural forests appeared in villages and mountains， which reflected the aesthetic cogn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fore， it is deserved to learn in rural construction of central plains currently.

Key words：
Tang and Song dynasty; central plains; farmland; fo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