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钟表修复师的道行
时间：2020-11-13 04:31:3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绿妖
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因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走红，他意外成为“男神”“网红”。在骤然降临的声誉面前，他异常淡定，仍然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遇到合影就坦然接受。这份定力是近40年文物修复生涯带给他的，也是许多“90后”喜欢他的原因。
故宫钟表史
钟表是故宫博物院中非常特殊的藏品，堪称世界博物馆同类收藏中的翘楚。清朝皇帝酷爱钟表收藏，顺治、康熙、乾隆三位皇帝嗜爱钟表的程度，一代胜过一代。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传教士到中国来，他们钻研皇帝的喜好，把当时最新、最好的钟表送到宫里，形成了一类独特的收藏。当时欧洲的钟表工匠们，为了大清皇帝的喜好，千方百计在钟表上动脑筋：车马人物、花鸟虫鱼做装饰，日月星辰通过发条变成斗转星移。清宫的1000多件钟表藏品，制作年代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既有英、法、瑞士等名家制作，也有广州生产的精品，以及皇帝设计，由做钟处完成的“御制钟”，制作精美，功能复杂，代表了当时钟表制造的最高水准。到乾隆时期，清宫钟表的制作形成一条从西洋传教士、工匠，到做钟太监的非常稳定的基础梯队，这些能工巧匠在做钟处共同工作，技术上不断融合，形成了故宫现有的古代钟表修复技术。
钟表的修复技艺是唯一在故宫里一直绵延下来、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钟表都是实用器，需要持续维护，直到1924年，冯玉祥的部下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宫时，钟表匠人依然留在紫禁城内。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原做钟处的工匠徐文璘成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代宫廷钟表修复大师，培养了徐芳洲、白金栋、马玉良、陈贺然四位弟子。1977年王津师从马玉良。在老师傅们退休以后，王津和他的徒弟亓昊楠，如今是故宫仅有的两位宫廷钟表修复师。至今，清宫钟表修复，已经传了300多年。
明末到清末是中西方文化大融合的时期，这种交流与碰撞呈现在清宫钟表上，它的文饰、色彩等既非纯正中国的，也非完全西洋的，因此而一变，丰富而琳琅满目。中西融合，以一种物化的形态呈现，包括它的修复理念，中与西之不同也是泾渭分明。西方尊重大师作品，在整个修复过程中一定保持大师的思路，以及整件作品的完整性。而这一点，并不是清宫造办处工匠考虑的重点。他们会把大师作品拆分、重组，对它进行改造，使它能够适应皇帝的需求。看似是东西方工匠的不同，却也呈现两种文化的差异。
工匠的想象力
王津延续了故宫钟表修复的传统。2011年，瑞士某钟表品牌在大陆举办展览，带来了18世纪钟表大师雅克·德罗父子制作的写字人钟（又名“作家”钟），运输过程中钟表出现故障，发条断裂。按照西方修复理念，发条需要专门工具做，但写字人钟隔天就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演，显然来不及。主办方找到故宫请求帮助，王津紧急受命。到了场地，他看了很长时间，谁都没有想到他会用那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用0.5号钓鱼线代替发条，借助余弦力度，可以起到发条的作用，写字人钟开始书写;再比如，某宫廷钟表机芯里的气囊原料为进口羊皮，轻薄如棉纸，时间久了原料用光，可是展览迫在眉睫，怎么办？王津用以修复气囊的，居然是韧度很强的民国纸币。
故宫钟表修复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了当时人们对钟表机械的想法、工匠的想象力，整个加起来折射出民族工艺的灵活性。打开一座钟，就是与历代的工匠对话，你看得出他们的手艺高低，态度是谨慎老实，还是敷衍糊弄。就像民歌，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悲欢离合，这些文物所承载的大量的历史信息，借着修复工艺，也一代代地保存了下来。
修文物亦是修道
这是21世纪的中国，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乱世黄金，盛世收藏”，收藏行业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手艺人王津与收藏家黄嘉竹形成一组有意思的映照。那是一个民间的钟表展览会，收藏家与品牌商蜂拥，现场富丽堂皇如联合国会场。黄嘉竹是台湾著名钟表收藏家，会场上，众人争睹他收藏的维多利亚女王送给爱女的怀表，引来一片赞叹。听说王津是故宫钟表修复师后，他反复追问故宫有没有这样的表，听到否定的答案后，黄嘉竹心满意足。
收藏家重视的，是女王签名为怀表带来的附加值，这不是整日与发条、齿轮、坏掉的鸟翅膀打交道的手艺人王津看重的。故宫的皇家收藏俱是世界各地顶级孤品，过眼、经手的都是文物，但在日复一日沉浸于精确到 0.1 毫米的机械修复中，这为王津这样的修复者带来一种超脱的精神。事实上，与那个富丽堂皇会场中大多数人相比，王津都显得不同，他像用清水洗过，格外朴素。
超脱于物质层面，专注于工艺的价值。盛世收藏的喧嚣，对照出手艺人的本真，所以面对收藏家也好，富丽堂皇的商业会场也好，王津既不逢迎也不失落，他知道自己是谁。这大概是故宫中一位普通的钟表修复师，成为网络男神的真正原因：在尘土飞扬万众创业的年代，在网络把成功者更粗暴更快速地推到我们面前的成功学的时代，人们内心仍然渴望一些更加长久不变的事物，像海水泡沫下的岩石。王津在故宫西三所钟表室的这间屋里度过了近40年，像他这样的修复师在故宫还有很多，王津和他同事们的职业生涯，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定力与专注，隐隐安慰了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
王津口述：修文物是与前任工匠的对话
文物修复必须有参照物，不能创造性修复。如果是一对儿钟表，可以相互参照，缺什么可以配。没有确切参照物，外形缺就缺了，零件坏了就自己修补。我们不会轻易说一个零件“坏得不能用了”，比如这齿轮，这个尖断了给它补一下，断几个补几个，这一个尖0.3毫米，不算特别小，有比它还小的。如果所有齿都掉光了，那我们就把轮片摘下来换一个， 保留轴承，这就是最小干预原则。如果因为尖断了、齿折了就换一个新轮， 这是不允许的，换个新轮搁上就不叫最小干预了。因为这是原件，换的是新的啊。
修文物是跟古人对话，他们那么说，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的确感觉跟历代修复过它的工匠有交流，你打开一个钟，你能感觉到有的修得很敷衍，有的做得非常细。这人手艺怎样，活糙活细，有感觉。
我一共修过多少钟表不是很确切了，一年平均七八个、五六个。大型的，一年也就一两个，还有小型的，估计怎么也得有200多件300件。我觉得修好一件东西的机缘很复雜，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机会。有的人这一辈子能赶上一件，有的人一辈子也不见得修得上。现在这库里还有好多待修的，一直没动，上次修，可能还是清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