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化雨忆恩师
时间：2020-11-28 04:10: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曾重郎
1904年，李霁野教授出生在安徽省西部小镇叶集。今年是李教授诞辰110周年，我也已是85岁的老人。写下这篇文字时，脑中浮现出当年初识李教授及夫人刘文贞老师的场景：李教授身形消瘦，不足50岁，却已是满头白发，为人友善、谈笑风生；
刘老师体态微胖，脸上时时都带着微笑，平易近人。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然而不过一年时间，国民党派来的接收大员搜刮自肥，工厂停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最终导致“二·二八”起义的爆发。当时我是省立新竹中学（今新竹高级中学）四年级毕业班学生，在起义中担任学生队总指挥，并代表学生担任新竹市
“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委员，作为新竹市5人代表出席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的全省“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会议。起义失败后，我被台当局宪兵队传讯扣押，最终由辛志平校长出面力保才得以脱身。当时新竹已成是非之地，我经插班考试转入台北师大附中（今台湾师范大学附属高级中学）高中三年级学习，当时李霁野教授的夫人刘文贞是我的英文老师。
忆及过往，感慨万千。当年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散文家、翻译家钱歌川教授的女儿钱曼娜，以及后来成为她夫婿的肖士育胜，作家、文学评论家台静农的女儿台纯懿都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几人都与刘文贞老师很亲近，也因此得以结识李霁野教授，当时在同学间流传很广的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名作《简·爱》即是李教授所译。1948年6月，我们作为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从师大附中毕业。钱曼娜、台纯懿、肖堉胜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我在考取台湾大学经济系后参加升学内地大学考试，考取北平（今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同学们得知我选择将升学内地大学都支持我的决定，刘文贞老师和李霁野教授也很高兴。记得在我离开台北远赴北平清华大学的前一晚，为了给我饯行，籍贯天津的刘老师特意和李教授在家中包了饺子。那天钱曼娜、台纯懿等同学也来参加，刘老师和李教授嘱咐我到了清华大学努力求学，将来报效国家，还托我捎带家书给刘老师在天津的家人。离别台北的前一晚，父母和二哥也在家中设宴为我饯行，但我因赴刘老师和李教授特意准备的饯行宴而错过了与家人的最后一次团圆宴。虽然此后未能再与父母团聚带来终身遗憾，但66年前刘老师与李教授在饯行宴上“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叮嘱却从未忘记，也成为我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台湾光复后，受省主席陈仪之邀赴台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后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许寿裳教授，因传播鲁迅精神为台当局所不容，于1948年2月18日夜于台北家中被害。当时我尚在台北，而李霁野教授是受许寿裳之邀来到台湾为消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皇民化”、推行国语、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员。许教授的遇害，也令李教授和刘老师一家有随时被抓捕和遇害的危险。我离开台湾半年后，李教授和刘老师一家也离开了台湾，先在北京落脚，后定居天津。我为老师一家平安离开台湾而高兴，其间和老师一家通信数年。然而，自1956年我因台籍身份被控制使用，为了不累及老朋友、老同事，与他们的通信都中断了。直到1981年9月，我参加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筹委会会议时偶遇李教授和刘老师，才得知他们的近况。这年10月，我在给刘老师的信中写道：“经过10年内乱，李教授、您和两个儿子均无太大的触动，这是令人庆幸的。1974年落实台籍干部政策，我调至湖北省商业学校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今年被选送来中央党校学习，明年春节结业。”在信中我为再次与李教授、刘老师的相逢而感到庆幸，得以延续30余年的师生情谊。
1997年5月4日，一生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李霁野教授在“五四运动”78年后于天津病逝，享年94岁。李教授是两岸文化交流融合的开拓者，刘老师是我的英文老师，我永远是他们的学生，与他们的交往也是我一生所珍视的师生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