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校长道德领导力的缺失原因及其提升策略
时间：2020-11-28 20:14: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黄英
[摘 要] 强调大学校长的道德领导力，是因为大学校长一向被视为伦理的领袖、道德的楷模，其言行彰显社会良心和美德。然而，我国大学校长在应然层面上并没有有效地发挥道德领导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以考虑从提升我國大学校长内在品质、完善大学治理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 大学校长;道德领导力;大学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20） 05-0006-03
道德领导力是指道德人格（moral personality）的影响力，如稳定的道德态度与道德行为，以及明确一贯的价值理念、道德品格、道德操守、道德选择力与道德决策力。[1]在高等教育领域，强调大学校长的道德领导力，是因为大学校长一向被视为伦理的领袖、道德的楷模，其行为体现着社会良心、社会信念、社会理想和社会美德。他（她）有责任通过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声望，就校内外的各种道德议题，如学术不端、校园性骚扰、性别歧视、贫富差距等，以个人的勇气和信念发表意见，从而体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照以及精神的引领。
一 我国大学校长道德领导力缺失的表现
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掌舵者，虽然在学校的平稳运行和革故鼎新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应该看到我国的大学校长在治校中没有发挥足够的道德领导力，表现为：
第一，我国大学校长普遍强调看得见的办学政绩，相对忽视看不见的大学精神建设。我国大学校长在每年的总结大会上，大多喜欢强调引进了多少人才，争取到多少科研项目，发表了多少论文，出版了多少专著，等等。对此现象，人们称之为“学术GDP”并予以抨击。在这种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下，往往忽视了大学的精神追求，例如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重大问题的解决。
第二，我国大学校长普遍缺乏独特的办学理念与坚定的办学信念。不得不承认，我国不少大学校长更像是一个听命的教育官员，而不是一个有理想和理念的教育家——这也是我们呼唤教育家型校长的根源所在。在这种角色安排下，大学校长习惯于“向钱看”和“向上看”，相对缺乏一以贯之的办学理念，以及坚定不移的办学信念。
第三，我国大学校长并没有负担起足够的社会道德责任。大学校长凭借其身份和地位，理应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引领社会文化与精神的实践者和示范者，成为社会与民众心理上可以信赖、精神上可以效仿的对象。然而，我国不少大学校长很难对得住人们的期许和其头顶上的“光环”。他们对更广泛范围内的社会道德议题，多选择了无视或沉默，没有承担起道德领导的职责。相反，许多校长满足于“老老实实做一个教育官员”，前怕虎后怕狼，不敢站在改革的潮头。
二 我国大学校长道德领导力缺失的原因
其一，大学校长缺乏独立人格。虽然我国大学近年来拥有了不少自主权，但大学依附于政府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政治的逻辑仍在大学内部占据着首位：大学被当作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来看待;校长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享有不同的行政级别。在政治逻辑下，大学校长主要按照政府的指令、决策和意志办事，难以以一名教育家应有的理想、精神、姿态和行动来办大学。这导致中国大学校长在思想上变得粗糙、矛盾和浮躁，形成了谨言慎行和遵命服从的习惯。最终的结果是，许多大学校长治校过程中缺乏、自由意志和深刻思想。
然而，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人，在道德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不独立意味着此人难以有自己的立场和独立的判断，道德担当也将无从谈起;不自由意味着此人需要看他人脸色行事，无法坚持本真，难免会让人对其诚信与人品产生怀疑。王长乐教授就指出，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大学校长们当然不可能是群伦领袖、引导社会思想与精神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只能是听命于上级的教育行政领导干部，其行为不能超越社会的政治水平，不能超越行政管理的逻辑。[2]同样，吴康宁教授指出，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中国大学校长无法坚持“教育家”的本源性角色，而把“政治正确”（按政府指示行事）摆在首位。如此一来，全校师生员工会对校长的内心和动机，以及校长能否作为舵手带领学校这艘航船健康远行发生怀疑，结果是中国大学校长在全体师生心目中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威信，（道德）领导力也就无从谈起。[3]
其二，大学内部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如同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一样，大学校长道德领导力的发挥也不例外。当下，我国大学已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净土”，社会转型中的各种道德失范现象，包括造假、腐败、诚信缺失等，轻易地就可穿透大学的“防火墙”。在我国大学的道德危机背后，校长没有起到足够道德领导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内部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指一个组织内规章制度、权力架构和行为方式的结合，它对人的行为起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虽然中国大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建立起各种条条框框，但是对大学校长的权力仍然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人的私欲难免会膨胀。在我国大学，可以屡屡看到：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使得有些大学校长滥用权力，进而出现各种败德行为和违法行为。因贪污被判刑的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就是生动的一个案例。他在其悔过书就说道：“我与南昌大学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我甚至把它当作自己的‘私有领域、私家花园、独立王国，我就是这里的君主。”[4]显然，他之所以能成为南昌大学的“君主”，根源在于大学内部制度的缺陷。
此外，作为组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环境也会左右大学校长的道德行为。一个很强的道德伦理环境会鼓励有道德的行为，同时也会维护机构内部的管理道德和领导伦理。这样的组织会提供好的道德领导的典范，明确道德行为的政策及准则。在这样的环境中，领导会“学习”领导道德，同也会发展和维护组织内的领导道德。相反，在一个缺乏领导道德的环境中，领导者会让自己适应不道德的领导方式。[5]显然，我国大学内部并没有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存在各种不正之风和庸俗化现象，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大学为了政绩或面子（尤其是评估时）从上到下的造假行为。在这种道德环境下，大学校长如果没有很强的道德意志，极易“让自己适应不道德的领导方式”，更遑论展现道德领导力。
其三，大学校长缺乏人文修养。我国大学校长道德领导力的缺失除了外部不利因素导致外，校长自身的人文修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杜维明教授指出，人文学“是对人的智慧自我认识、自我了解最贴切、最直接的学问”，它所思考的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智慧、人生的价值等问题”。[6]一个人能否形成批判精神、社会责任感、人文关怀，一个人能否成为正直和具有道德感的公民，与其在大学里接受的人文教育紧密相关。[7]对大学校长而言，如果只有精深的专业知识，缺乏深厚的人文修养，是很难有高的人格力量、批判精神和担责意识的——而这些是形成道德领导力必不可少的元素。试想：如果大学校长是自律的、自省的、自重的，恐怕就不会为了一己私利纵容造假，更不会贪污腐败，而会努力净化校园风气，抵制各种非道德行为。
总的来看，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人文修养是非常欠缺的，以至于出现一些著名大学校长在一些重要礼仪性活动时出现读错字词、用错典故的尴尬局面。这种欠缺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1）当代大学校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对封闭的政治环境中成长的，尤其是在20世纪50～70年代，西方文化与传统国学都受到否定排斥，而近三十年的应试教育又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严重扭曲。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大学校长，出现人文修养缺失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2）长期以来，中国大学以专才教育为主，普遍存在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这带来一个问题：大学校长的人选往往出自理工科方面的专家，而人文学者则是寥寥无几。根据蒋婷轶2010年对中国34所985所过去六任共201位大学校长的学科背景的统计发现，其本科学历为理工科的占到75.1%，文史哲仅占5.5%。[8]这里不是说理工科出身的校长就一定缺乏人文修养，但显然，在人文教育缺失、重理轻文的大环境下，大学校长缺乏人文修养是大概率事件。
三 我国大学校长道德领导力提升的策略
首先，完善大学校长的内在品格。大学校长的人文修养和思想境界的提升，需要把外部的培训与校长本人自我修炼相结合起来：（1）在高校领导的教育与培训体系中，把人文素养作为重要的一块内容纳入其中;（2）大学校长应在平时自觉学习古今中外的人文经典著作，以开阔视野、提升境界和铸就自己的办学理念;（3）大学校长应学习和借鉴中外著名大学的治校经验，品味和体悟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其中，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不单是因为他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更因他们在治校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以浙江大学前校长竺可桢为例，他确立了追求真理、培育英才、转移风气、报效国家的办学理念，并在治校中表现出爱国爱家、克己奉公、清正廉洁、襟怀广阔、平易近人等高尚品格。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不利的政治生态下，他不计个人利害，不仅以大学校长身份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而且在浙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改革。[9]竺可桢能有如此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是因为他崇拜真知、推崇真理。他说道：“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能独行其是。唯有求真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10]
其次，完善大学制度建设。大学校长道德领导力的发挥，除了取决于校长个体的道德外，一个健全的制度所起到的作用更为基础，因为作为公共理性的产物，制度对道德的维护是强制的、集体的、系统的。制度从硬约束入手，通过引导和规范，使规则逐渐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从而实现他律与自律、外在约束与内在约束的统一。我国大学内部制度安排最大弊病是领导者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因此如何把其“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核心所在。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第一，公示大学校长的“权力清单”，让师生以及公众知道校长究竟有哪些权力，以便人们进行监督;第二，大学重要会议及决策（涉密除外）不能总是事后公布，应提前向师生告知并允许他们旁听，以满足后者的知情权;第三，提升大学财务信息的公开度。财务公开是高校信息公开的核心区域，是遏制高校公权腐败的“命门”。一旦大学公开财务，就意味着大学管理者无法暗箱操作，滥用公权的行为也就失去利益的动因。[11]
最后，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制度文化是维护大学内部各子单元正常运转的保障机制，也是用以处理大学人际关系、规范师生言行的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12]为此：第一，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首领，要带头严格遵守制度。因为道德领导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实践。实践的一块重要内容就是严格遵守制度。大学校长在倡导和维护制度的真善美之中，道德领导力自然也得以体现。第二，建立科学合理的校长评价制度。当前对校长的评价着重于其量化的办学绩效，相对忽视了其育人职责和社会责任。在当前的功利环境下，这极易使大学校长在其治校降低道德标准;相反，如果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并从这个方面去考评大学校长，不仅有助于校长树立道德领导的意识，而且有助于校长主动承担道德领导的职责。
四 结语
当前，中国大学正在朝建设“双一流”目标不断奋进，但背后存在一个盲区：过于强调可量化的指标，忽视了大学的道德领导的功能。如此下去，即便中国大学将来在学术上取得卓越的成就，但也有可能是“失去灵魂的卓越”。诚如有学者指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卓然独立的精神气质、一种引领时代风尚的责任感和能力。因此，中国大学应确立道德领导的抱负，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精神标杆和道德高地。[13]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过需重申：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她本身无法实现道德领导的抱负，她需要大学人去承担。其中，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代言人，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领导责任。当然，提出“道德领导力”这个概念，并不是要求大学校长成为圣人或伟人，而是希望大学校长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培植良知文化，引领时代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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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新网.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悔过书：把学校当成私有领域[EB/OL]. http：//www. chinanews.com/fz/2014/12-17/6887019.shtml.2017-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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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宏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