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满弓刀

老哲

1944年32岁的朱生豪英年早逝，这位莎剧译者，仅靠一部世界书局1936年出版的《英汉四用辞典》，翻译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当我在旧书摊上偶尔看见这部詹文浒主编的，纸张已经发黄，脆弱得经不起翻阅的初版字典时，怦然为之心动。书脊、封面和封底有些破损，但完整不缺页，蔡元培、梅贻琦、黎照寰的题词，邹鲁、欧元怀、郑西谷三人的序，一应俱全，朱生豪的名字，列在八位编者中，排在苏兆龙、葛传槼之后。1931年，这几个书生开始编写这部字典时，朱生豪年仅十九岁。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八十多年的岁月沧桑，赋予这部工具书别样的价值。在今天，查英文生词的话，手机上的牛津字典很方便，连读音都有，但我有时还是会小心翼翼地去翻阅那发黄的书页。仿佛通过它而得到的一个生词的汉语解释，似乎多了一重价值和意义。文化从来不是一件单纯功利的事情，它总是让我们把自己的行为、爱好，与历史上那些具有永恒价值和持久意义的人和事物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有形无形的联系，我们从伟大价值的源泉中汲取意义和能量。

收集旧书的过程中，我逐渐学会用白乳胶和牛皮纸去修补那刚刚买回来的残破的旧书，面对数十年前发黄而脆弱的故纸，我忍不住生出珍惜之情，那些卷了角的书页，小心翼翼地抚平。书籍容易破损之处，无非书脊开胶，封面封底残损，修补起来不复杂，效果相当不错。我不能容忍别人使用透明胶带去粘那些破损处，每碰到这样的书，一定要将透明胶揭下来，换上牛皮纸，用乳胶重新粘好。纸跟纸相容，容易成为一体，塑料胶带却外在于书，跟纸张永不关涉，我甚至认为用透明胶带粘书，对于书是一种伤害。不少时候，买一本残破的旧书，似乎仅仅是为了得到修补它的权利，实在不忍心一本保存了五十年以上相当有价值的书，流落地摊且日甚一日地破损下去。

在这个电子传媒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手机、平板电脑阅读，电子书颇有取代纸媒书之势。我固守着自己的落伍，仍然去逛书店，买回那沉甸甸的印刷物，还喜欢在旧货市场上流连忘返，希望遇到几十年前的旧版老书，自己心仪的那些伟大著作的旧版本。就是《红楼梦》《牡丹亭》这样的作品，也要上世纪50年代或者此前出版的旧本。外国文学名著同样如此，50年代竖版繁体字印刷的王维克翻译的《神曲》上中下，我竟然有两套;50年代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开本特殊的汝龙译的《契诃夫小说选集》（24本一套），到现在还没有配全;平明版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册是我费了好大劲儿，用好几年时间一本一本凑齐的。而50年代带插图的四本《战争与和平》，却是一次买来就完整的，为此我欣喜了好几天。像《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人的选集，市面上版本多得无法计数，对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那一套书，以及同时期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书，我情有独钟，不仅刻意搜求，而且不厌其多。这些书在80年代以及此后，大都简体横排再版，非常普及，内容上与50年代的没有差别，但对我来说，却好比新酿与陈年老酒之于饮者。

各地都有旧货市场，文玩在旧货中利润较大，一次跟朋友聊天，他手上正拿着一个黄杨木雕成的刘海戏金蟾，小巧玲珑，可藏于掌中。他告诉我说八千块刚买的，两万出手立马有人要。我接过来看了半天弄不懂它为何如此值钱。在旧货市场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也许有几个旧书摊，旧书便宜，摊位费一涨价就租不起，有些就弄到了菜市场。赶上菜市场搬迁，旧书摊随时被撤销。这些年里，遍布全城各处的旧书摊的消亡，就我了解的，实在不计其数。像东京那样，将170多家旧书店集中在神保町的街道两旁，北京也曾经有过。民国时期的琉璃厂、东安市场、隆福寺都有不少的旧书铺集中做生意，因为那时期的读书人毕竟还算社会上层，收入比较高，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习惯向旧书铺赊账，旧书铺的人还经常会送书上门。一个行业得有足够的利润，才能兴盛发达。北京的旧书，这几十年来，一直是萝卜白菜的价钱，但远不像后者那样人人少不了，自然不景气。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定经济能力和稳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阶层日渐消亡，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了。但是读书人和书的关系，在脆弱的表面之下，仍有坚固的韧性，这是我从自己四十年来的旧书收藏中逐渐认识到的。读书的种子，大概至今没有断绝。一个人一旦真的喜欢上藏书，轻易难以放弃，那些拥有自己藏书的人，他只要活着，就不好戒除，不幸被死亡带走之后，世界上便再没有人会去替他保存那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私人物品了。我确信我的很多藏书，乃是逝者的遗物。卖书给我的人，大多是直接上门收购旧书，原封不动地陈列出来。我常常会看到那散出的旧书彼此关联，相隔几十年的同类出版物，或者某一作者不同时期不同出版社印行的各种著作，集中放在一起，明显是刻意搜集到一处的，体现出来的是兴趣和爱好，甚至是强烈的情感和意志。我觉得在我拥有这些书的同时，也继承了过去的主人对这些书的热情和趣味。所有的旧书，从根本上说都来历不明，那保存得极好的五十年前的书，在流通过程中竟然一尘不染，它的洁身自好受到了充分的尊重。考虑到十年浩劫带给这片土地的巨大风暴，它们的完好无损几乎是一个奇迹。面对每一本文革前出版的书，我都存着一份与生还者意外相逢的感恩之情。还有一些书上题签了藏书者的姓名、购买日期、地点等信息，为我们探索它的来历提供了线索，几易其手而有多个签名的书，也不罕见。中国书店经手的旧书，曾经一度盖他们书店的章并标价，被中国书店卖出再收回又重新卖出的情况，皆记录在案。有作者题赠和签名的书，被人卖掉时，有相当一部分，会把题签的那页纸撕掉，或者把被赠书人自己的名字撕掉。钱理群曾签名送别人一套定价不菲的三厚本《中国现代文學史编年史》，我买到手里时老钱的大名尚在，但上方某某指正的那个名字，被很随意地撕掉了。英国女小说家S·拜雅特在1980年代还完全不为国人所知，她亲笔签名的两本英文原版小说，题赠给某一位到英国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中国教授，保留很完整，我是从中国书店来薰阁店买到的。

二十年前没买车的时候，淘书是个重体力活儿。特别是在地坛或者太庙的季节性书市上，包越装越满越背越沉，负重去翻阅别的书，没有些耐力是吃不消的。终于要结束此行时，手里又拎了好几个袋子，几乎无力走到地铁站，一整天没吃没喝，连厕所也没顾上去。往往直到这时，我才从书痴的狂热中挣脱出来，找一份随便什么东西狼吞虎咽，休息一下，鼓足体力往公交站赶，到家的时候，几乎累垮了，连翻动书页的力气都拿不出来。我的体力，自信比绝大多数读书人强，特别能吃苦耐劳、能忍饥挨饿，负重做长距离的跋涉，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有车之后，买书变得轻松。不再拿大包去装，超过十本二十本，拿出去放进车里，有时候买一大套书，干脆让卖书的人帮忙送。潘家园以及北大和人大的周末旧书摊更加便捷，车就停在近旁，随买随放，体力上的限制没有了，书价低，金钱上的限制也基本上不存在，挑选的标准于是大大放宽，越买越多，放书的地方迅速爆满，地上堆积如山，无处下脚。存放空间成了最后的限制，只进不出，迟早会书满为患——实际上早已书满为患多年。

买书是一种不太容易跟别人分享的热情，你孤独地追踪和搜寻目标，经历长久的苦闷和意外的惊喜，有时还充满悬念。总之是不知疲倦的探索，无止境的扩展，以及与古人为友的反常倾向，“书中觅友无生死，纸上落笔有穷通”，这是我的两句诗。买书成为习惯之后，这一无法割舍的嗜好，不知不觉成了个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几十年下来，仿佛就做了这一件事，实际上，至今还未能如实地看待。潜意识里，总觉得为某一大事而准备着，但那大事到底是什么？几十年过去了，我倾向于认为，根本就没有那个我期待中的大事，而只有一本一本的书，和持续不断买书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了这样的小事，我将人生中其他的大事小事差不多一概忽略了，到底值不值得，自己并不能说清楚。瞻望前路，感慨万千，也许把这平凡的一生用在买书和读书上，算是个不太坏的选择吧。

回顾我这四十年的买书生涯，大致可一分为二，头二十年里，买书是一种功利主义态度，完全为学习，把书当生产资料，认为是一个投资小回报高的实业，坚持下去，定能从书里开拓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既然视书为达到某个目标的工具，或必要条件，所以肯定不选精装本，同一本书不买复本，不考虑版本差别，对于装帧、插图，视而不见，没有藏书意识，读过的书丢掉了也毫不可惜，这一阶段的阅读，很多借自图书馆。买书的范围，优先考虑眼下急用的书，个人爱好以及那些无法归类、不可企及的伟大著作，只能是第二位。后二十年里，主次倒置。藏书意识越来越重，再也不把书当生产资料了。读书本是我的基本生活，很多时候还是最终目的，通过读书达到另外的目的——既可笑，也不切实际。我阅读，是因为喜欢;购买，是想保存它，占有它。由于个人积累的书迅速多起来，我基本上不再去图书馆借阅。开始关注版本，对于真正喜欢的书，尽力搜寻不同的版本，越老旧越有价值，外国文学名著的所有不同译本，想方设法收集齐全。初版书在此标准下，就有了很大的价值。我终于明白了黄丕烈对于宋版书的热爱和珍惜，分享到那种难以抑制的热情。去年我从东京买回来几十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并非为了阅读，而是出于喜欢，我想拥有这些八十年前印刷出来并保存完好的发黄的旧书。第一阶段的用书谋生，发展到第二阶段的以书为生，对我个人似乎具有必然性。不过，当我处于第一阶段之时，未曾想还会有第二阶段。况且第一阶段的实用主义态度，直到今天在读某一本书时，还不时发作，仿佛要从这本书里立刻榨出油来。

一个人的世界，当然是由你的阅历——你去过的地方，你结识的人，以及你走过的路建构起来的，对我而言，读过的书可能占据了一个过大的比重。我不是作家，不以稿费为生，但我是一个离不开写作的人。四十年未曾中断的日记，是我最重要的文字，也是我真正的文字训练，当下和未来写作的素材仓库。我的观察感受、情绪体验和那些已经在记忆中消失的情感，全都保存在那些文字里。可以说，要么用笔思考，要么不思考，是我根深蒂固的习惯。经过长时期反省，我发现写日记的我，比实际生活中的我，聪明不少，很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反应不过来，屡屡于事后在日记里突然明白，但这似乎并没能使我在生活中有所长进。至今只要出门，我一定携带一个很厚的日记本，一大把笔芯儿。我使用电脑写文章，已经超过20年了，但写日记还始终停留在笔和纸的阶段。我想这大约是我永难改变的一种习性了，自己并不想改变它。鲁迅和周作人的手稿公开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终身使用毛笔写作，虽然自来水笔已经非常普及。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改变气质，应当是劝人读书的一个听上去很不错的理由。我欣赏的八字格言乃是“胸无城府，腹有甲兵”，曾自己刻过一枚藏书印，“十万藏书百万兵”。

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普通读者，即真正喜欢阅读的人，充分享受读书快乐的人，从阅读中收获良多的人。我很少读当代人写的东西，这个趋势在最近十年里尤其强烈。受不了的，还不是他们苍白的语言和贫乏的思想，而是粗制滥造地使用语言的方式，鲁迅身上对于自己一字不苟的要求，普遍地缺乏。书面汉语，说实在话在我们（包括我自己）这几代人手里，真的是低到尘埃里了。幸亏有古人的书可读，使我们知道汉语和汉文可以有多么伟大。

持续有二十年了，每次逛灯市口中国书店，我都会想到，五百年前这里就卖书。明朝北京城最大的市场在今天天安门外棋盘街之南，前门外大栅栏那一带。皇城东边集中于灯市口，西边则是西市，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对于灯市口卖书有明确记载。据说法兰克福的图书集市可以追溯到13世纪，但那不过是手稿交易。1450年（明景泰元年）之后的三百年，活字印刷术使法兰克福成为书籍交易重镇，欧洲的图书中心（再往后的一百年，转移到莱比锡），以之为名的一年一度的书展至今风靡全球。造纸和印刷被中国人最先发明出来，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祖先，最早有了这样的需求。明代的读书人把宋版书视为珍品宝爱无极的时候，欧洲藏书家们追捧的钦定版圣经、莎士比亚对开本、谷登堡早期印制本还没有出笼。今天出版的中文印刷物，包括电子书在内，普遍使用宋体或仿宋体排版，根源在于宋版书是中国书之开端。清初黄丕烈还能收集到宋版百種，以 “佞宋主人”自居，经有清一代的大力搜求，到晚清民初，所剩无几了。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钟情宋版，听说谁手里有，就托人问价，不拘多少，志在必得。胡适、鲁迅那一代新潮文人，很多是藏书大家，至今也未听说谁手里有过宋版。而影印技术的普及，使我们不必花很多钱，就可以购置到宋版书的影印本。

北京城书市的变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地坛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的季节性书市，曾经持续了好多年。曾经的西直门图书城，拆掉恐怕快二十年了吧，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海淀图书城，虽然建筑还在，如今早已变成中关村创业大街了。近二十年里倒闭的大规模书店，以第三极、风入松、国林风为最显赫。周末校园文化市场，在北大、人大汇集了很多卖旧书的人（多的时候达到50家），曾经有过十多年的好时光（北大的旧书市场于2009年关闭，人大的在几年之后也关闭）。二十年下来，我跟这些卖书人都混成脸熟。最著名的二手书集散地莫过于潘家园，如今那里货源越来越少，淘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书了。其他比如五道口、金五星市场、成府路、北大畅春园附近，都曾经有过颇具规模的旧书店，如今连一家也没有了，就连兴盛了二三十年的城南旧货市场也已经拆掉好些年，现已盖起了回迁居民楼。

潘家园在上世纪90年代从周边的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运进来大量的书，多数出自单位的图书馆。上世纪80年代，全国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图书馆，估计是天文数字。机关、部队、厂矿、街道、学校，甚至洗澡堂、劳教所都有图书馆，每本书上都盖有那图书馆的章。就是在我等读书人买不起书的那些年里，很多严肃高深的学术著作发行量巨大，一印几十万册，全让这些图书馆给消纳了，他们莫名其妙地保存了十年、二十年，然后一股脑被当作废品卖掉了。长途贩运到北京，因为这里的买主多，有利可图，这个物流走向大约持续有二十年左右，现在基本绝迹。我曾经凌晨开车去潘家园淘书，书刚从卡车上卸下来，打着手电从口袋里往外掏，一次买的能装满轿车的后备厢。绝大部分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版印刷的，不乏好书，但基本上没有版本价值，“文革”前印刷的古典作品和翻译的外国典籍，较少见到。这些年里，在潘家园我最大的收获，是一套道光年间私刻但明伦评本《聊斋志异》，十六册两函，朱批线装两色套印。最大的遗憾是，错失一套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口袋里钱不够，等我从自动取款机那里走回来时，书已经被人买走了。

单位图书馆倒闭得差不多之后，二手旧书的来源就主要是一些个人藏书者了。北京的文化人多，个人藏书自然多，这些藏书者在离世前自己卖掉，或者离世之后，他们留下来的书被子女卖掉，货源不像当年单位图书馆那样量大，但却源源不断，细水长流。反过来北京又成了二手书的源头，最近若干年，北京的旧书大量运往周边省份去销售。我每周必去旧货市场的旧书摊看看，生怕错过自己喜欢的好书，不时有意外的惊喜。那些摊位上的旧书，摆不了太久，假如不能卖掉的话，会以较低的价格成口袋卖给贩书的人。

中国书店的前身是民国时期琉璃厂等地私人经营的旧书铺，曾经十分兴盛，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成立了中国书店，以经营旧书为主，至今还是北京收购和销售旧书的一个重要渠道。收书的人懂行，好书到了他们手里，标价高，想从他们那里捡漏比较困难。由于旧书货源越来越少，中国书店正在逐渐变成以经营新书为主的普通书店，二手旧书在他们店内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少，但中国书店的二手新书便宜，灯市口的中国书店，我隔一阵儿肯定去一趟，每次买一大包。隆福寺的中国书店，因施工已经关闭很多年了，珠市口、新街口、地安门、海淀、琉璃厂（海王村、来薰阁、遂雅斋）都有中国书店，算起来这些年，从中国书店买的书还真不少。雷梦水先生是中国书店一位著名的卖书人，《琉璃厂小志》的作者孙殿起是他的舅父，我生得晚无缘得见雷先生，但我的忘年交，已故的林冠夫先生，曾经把他从雷夢水手中买的一套清末石印本两册《燕山外史》（骈文体写成的章回小说）见赠，使我跟这个老字号的书店似乎建立了某种私人情谊。中国书店的特色之一是给书打捆儿，不仅包得棱角分明，结实牢固，而且还替顾客预备好用手去拎的提手，为了拎的时候不勒手，不惜浪费绳子。要说这些年来令人惊奇的，并不是那些倒闭的大书店，关门的小书店，一夜间踪影全无的旧书摊，反倒是坚持下来的，比如豆瓣书店、野草书店、万圣书园。

从购买旧书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这座城市和它的百年以来的历史，对于读书人和书的关系，体会很深。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有一本书叫《金蔷薇》，讲的是一个贫穷的女孩从金匠的作坊里收集尘土的故事，她把那细碎的金粉从珍贵的尘土中分离出来，日积月累，后来终于用她积累的金粉打了一只小小的金蔷薇。三十五年前，小说家蒋韵是我的写作课老师，她在课堂上向我们推荐了这个珍贵的尘土的故事。我想她的用意，大概是说生活和创作的关系吧。我却觉得好的旧书，犹如散落到尘土中的金粉，由于文化人集中，北京的尘土中，金粉的含量比别的城市大，在北京淘书算是幸运。不幸的是，我却无法把自己四十年来收集的旧书，打造成一个像金蔷薇那样小巧的东西，随身携带，我的五万册藏书，不仅存放困难，也成了我最难割舍的身外之物，即使旅行在外，仍不能不牵肠挂肚。

德国一位藏书家曾说，藏书活动胜过一切教育手段，因为它能增强我们的感觉，智力和心灵的力量，从而使得起初的狭隘的占有快感得到无限升华。以自己多年的经历和感悟，我深以为然。

签名本在书籍收藏中，是一个很特殊的种类。几十年下来，我的藏书中也颇有一些作者签名的书，少量来自赠送，多数是旧书摊儿上买的被抛弃的赠品。1993年冬天在小西天总参管理局的营职楼里，莫言将他的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精装本《酒国》送给我，那时我入伍不久，莫言尚未退役，在他往那本书上签名的时候，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有想到二十年之后，他站在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

很欣赏木心先生一句名言，“我是一个在黑暗里大雪纷飞的人”，觉得不可企及，曾当面誉之为造句家。有一天翻检旧书，中唐诗人卢纶《塞下曲》中的两句——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突然从脑海中冒出来，猝不及防，令我获得了一种目击道存般的体验。人是什么，非关想也，乃是由行动定义出来的。不知何时，你已经身在马上，目视前方，纷飞的大雪从天而降，但并没有进入你的意识中，甚至于那积满雪的弓和刀。你身后是一群看不见的勇士，战马的口鼻呼出热气，心底里激荡起热血，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得到。我独来独往惯了，但在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看不见的团队，从未谋面，却彼此思念过很久很久。（尼采说，“你们，当代的孤独者和被排斥者，你们应当成为一个民族;你们是自我拣选，从你们中生出一个拣选的民族——再从中生出超人。”）单于之逃，把我们召唤到一处，聚集起来，我们的当下人生，被一个“逐”字道尽。生命不可旁观，一出生你就已经置身激流，人生大目标，也许看不清楚，当下的小目标却是毫无疑问的。当我在柏林的旧书摊上以一欧元买下企鹅版《包法利夫人》的英译本时，更坚定了自己的这一信念。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