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社交回避及苦恼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

宋彩荣 陈明 李伟强 李莉红 李媛媛

摘 要 为了考察领悟社会支持、社交回避及苦恼、核心自我评价和大学生抑郁的关系，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对799名大学生施测。结果发现：（1） 领悟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交回避及苦恼、抑郁均呈显著负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正相关，社交回避及苦恼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 （2） 领悟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还可以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简单中介作用以及社交回避及苦恼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

关键词 领悟社会支持; 社交回避及苦惱; 核心自我评价; 抑郁

分类号 B844.2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0.07.005

1 引言

抑郁已成为21世纪影响人类身心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Holden， 2000），它会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 人际交往， 甚至会导致自残、 自杀等（Felger， Li， Haroon， Woolwine， Jung， Hu， & Miller， 2016; Oxford， 2015）。数据显示，我国大学生抑郁的比例约为29.3%，其中6.6%为高抑郁风险，且呈逐年增长趋势（傅小兰， 张侃， 陈雪峰， 陈祉妍， 2019; 雷玉菊， 张晨艳， 牛更枫， 童媛添， 田媛， 周宗奎， 2018; Si-meng， Ben-yu， Ti-fei， Wen-dong， & Fu-shun， 2016）。故探讨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

大量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抑郁存在密切关系（张凡， 王佳宁， 金童林， 2017; Denton， Shaffer， Alcantara， Clemow， & Brondolo， 2015）。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在社会中感受到的被他人尊重、理解和支持的情感体验及满意程度，即个体对自身社会支持水平的主观感知（叶宝娟， 胡笑羽， 杨强， 胡竹菁， 2014）。社会支持主效应模型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会给个体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Cohen & Wills， 1985）; 相反，消极的社会支持系统则会增强个体的负性情绪。缓冲理论也认为，体验足够的社会支持有助于缓解压力状态个体的压力感知和负性体验（Kawachi， & Berkman， 2001）。这说明领悟社会支持影响个体的认知与情绪。实证研究也发现，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沈友田， 胡笑羽， 叶宝娟， 2018; Jacobson， Lord， & Newman， 2017）。虽然已有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会影响大学生抑郁，但影响的过程尚不清楚，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抑郁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为预防和干预大学生抑郁提供理论依据和有效指导意见。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个体会更积极地参与社会交往，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更多满足感，因而其社交回避及苦恼水平更低（Wood， Maltby， Gillett， Linley， & Joseph， 2008）。社交回避及苦恼是个体在社交过程中出现的回避行为及感受，具体表现为负面情绪及退缩、逃避的行为（张雪凤， 高峰强， 耿靖宇， 王一媚， 韩磊， 2018）。实证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大学生，越不容易产生社交回避及苦恼（Zeliha， 2013）。同时，有研究发现，社交回避及苦恼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个体抑郁（Kashdan， Morina， & Priebe， 2009），即高社交回避及苦恼者通常拥有更高的抑郁水平。基于此，本研究假设社交回避及苦恼可能在领悟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抑郁认知易感理论认为，抑郁是个体的认知问题，主要由对事物错误、歪曲的观念导致（Beck， 1991）。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个体自我概念的关键成分，通常与心理健康、抑郁等密切相关。核心自我评价是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最基本的评价（Judge， Locke， & Durham， & Kluger， 1998）。个体对自身持有消极负面的认知评价时，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情绪，如恐惧、焦虑等，进而导致抑郁。研究表明，核心自我评价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雷希， 王敬群， 张苑， 叶宝娟， 刘翠翠， 2018; 任志洪， 江光荣， 叶一舵， 2011），当个体感知的外界支持较多时，其核心自我评价水平也会提高。另外，核心自我评价在领悟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及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即领悟社会支持可通过影响个体认知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Jalali-Farahani， Amiri， Karimi， Vahedi-Notash， Amirshekari， & Azizi， 2018; Jiang， Wang， Jing， Wallace， Jiang， & Kim， 2017）。据此，本研究假设核心自我评价可能在领悟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此外，社交回避及苦恼也是影响核心自我评价的重要因素。他人反馈是个体进行自我评价的重要依据（Chan， Keegan， Lee， Yang， Zhang， Rhodes， & Lonsdale， 2019），出现社交回避行为或社交焦虑情绪时，个体不仅无法得到他人评价，甚至会因此怀疑自身能力，进而导致消极的自我评价。实证研究也表明，社交回避及苦恼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李欣， 刘冯铂， 杜若飞， 吴铭， 沈艳珍， 2016; 岳彩镇， 黄希庭， 2012）。基于以上分析，当感受到较低水平的社会支持时，个体在社交活动中会表现出消极的行为反应，对自身认知与评价更消极，容易产生抑郁。由此，本研究假设社交回避及苦恼、核心自我评价在领悟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从浙江省某高校选取850名大学生为被试，以班级为单位施测。回收有效问卷799份，有效回收率为94%。其中，男生383人（47.93%）， 女生416人（52.07%）; 独生子女382人（47.81%），  非独生子女417人（52.19%）。被试平均年龄为19.52 ± 1.32岁。

2.2 研究工具

2.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姜乾金（1999）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该量表共包含12个条目，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采用7级评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χ2/df=3.72， CFI=0.98， RMSEA=0.06。

2.2.2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

采用汪向东等人（1999）修订的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 SAD）。该量表共28个题目，包括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两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 表明个体社交回避和苦恼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3.30，CFI=0.93，RMSEA=0.06。

2.2.3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杜建政等人（2012）修订的中文版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CSES）。该量表共10个题目，其中6个反向计分题，采用5级评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对自己的评价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3.24，CFI=0.97，RMSEA=0.05。

2.2.4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采用Radloff（1977）编制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The CES-D Scale），评估个体最近一周抑郁症状的频率感受。该量表共20个题目，采用4级评分，1表示“偶尔或无”，4表示“多数时间”。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3.63，CFI=0.92，RMSEA=0.06。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单因素法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得到的13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9.97%，明显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如表1所示，领悟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交回避及苦恼、抑郁均呈显著负相关; 领悟社会支持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正相关; 社交回避及苦恼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此外，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在相关研究变量上存在显著相关。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作为控制变量。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多重共线性分析结果表明，所有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介于1.13～1.36之间，均小于10，容忍度介于0.74～0.89之间，均大于0.1，因此本研究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 Hayes（2013）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将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作为控制变量，选择Model number为6，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以检验社交回避及苦恼和核心自我评价在领悟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如表2所示，领悟社会支持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0.43， p<0.001）、社交回避及苦恼（β=-0.27， p<0.001）; 当领悟社会支持、社交回避及苦恼同时预测核心自我评价时，领悟社会支持显著正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0.21， p<0.001），社交回避及苦恼显著负向预测核心自我评价（β=-0.44， p<0.001）; 当领悟社会支持、社交回避及苦恼和核心自我评价同时进入方程时，社交回避及苦恼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2， p>0.05），核心自我评价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0.51， p<0.001），领悟社会支持仍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0.26， p<0.001）。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社交回避及苦恼和核心自我评价在领悟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总间接效应值为-0.17，占总效应的40.21%。总间接效应由两条路径的间接效应组成：第一，领悟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抑郁产生的间接效应1（-0.06），占总效应的14.08%; 第二，领悟社会支持→社交回避及苦恼→核心自我评价→抑郁产生的间接效应2（-0.11），占总效应的24.98%。两个间接效应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达到了显著水平，而领悟社会支持→社交回避及苦恼→抑郁产生的间接效应3（-0.01）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包含0，中介效应不显著（见表3和图1）。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还可以通过核心自我评价间接影响抑郁。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Orchard & Reynolds， 2018）。对于大学生而言，家庭、学校和同伴是其成长过程中重要的情感支持来源，有助于形成清晰的自我认知。高领悟社会支持者更容易感受到父母的关爱、教师的期望及同伴的支持，获得更多的认可和肯定，体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Yeo & Lee， 2019）; 低领悟社会支持者对于来自父母、教师及同伴的帮助和支持不敏感，会逐渐质疑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从而降低自我评价。此外，高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一种保护性因子，能够帮助个体理性认识和看待自己，同时可以從容应对外界压力，减轻紧张、恐惧和焦虑等负面情绪（杨晓峰， 许思安， 郑雪， 2009），而低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者则对自身认知存在偏差，容易产生负面评价，缺乏解决困难的勇气和自信，不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因此，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的大学生可以通过感知到的外界支持，加强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肯定，从而减少抑郁的发生。

然而，本研究发现，社交回避及苦恼在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中不起中介作用。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社交回避及苦恼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和情绪反应（Watson & Friend， 1969），本身不会必然导致抑郁情绪，而是主要通过改变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评价进而影响抑郁情绪（吴嘉柔， 雷鸣， 2019）。因此，当个体感受到较少的外部支持，虽然其社交适应力减弱，容易感到社交焦虑，表现出社交逃避行为，但主要由认知导致的抑郁不会直接被诱发。

研究还发现，社交回避及苦恼和核心自我评价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这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可以通过社交回避及苦恼影响核心自我评价进而影响大学生抑郁。具体而言，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大学生能够知觉到更多来自学校及周围环境的关爱和支持，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交活动（Tahmassian & Moghadam， 2011），这有助于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互动，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其形成对自身能力的积极评价（陈春宇， 连帅磊， 孙晓军， 柴唤友， 周宗奎， 2018），表现出更高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从而减少抑郁。反之，低领悟社会支持者较难从外部环境中感受到关爱和支持，会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退缩、回避，并且伴随着焦虑情绪，不断进行自我怀疑与否定，认为自己不如他人等，长此以往，个体逐渐丧失信心以及对生活的激情和兴趣，表现出更低的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进而导致抑郁的产生。综上所述，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抑郁具有一定抑制效应，且这种效应主要是社交回避及苦恼和核心自我评价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认知因素（核心自我评价）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也验证了抑郁认知易感理论的观点。

本研究揭示了领悟社会支持影响大学生抑郁的作用机制，对预防和緩解大学生抑郁具有重要启发。首先，重视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在家庭教育中，发挥家庭“坚实后盾”的作用。青春期个体的自我意识较强，父母可采用民主型的教养方式，用孩子接纳的方式表达关爱，保留其自我成长的空间，注重与子女的沟通，了解他们的压力和困惑，给予引导和帮助。在学校教育中，可通过相关课程引导学生发现社会支持来源。尤其是刚远离家庭的大学生，感知到的他人理解和支持能增强其自信心，以便快速适应大学生活，减少不良情绪的产生。

其次，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改善不良人际状态。家庭成员应注重良好家庭氛围的营造，尽量减少矛盾与冲突，降低孩子的人际关系敏感性; 此外，父母可“放手”让孩子自己解决与他人的小矛盾，从小培养其处理人际问题的能力。校园生活中，可通过举行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鼓励学生放下手机，走出宿舍、走出班级，扩大交往范围; 同时，多开展人际关系主题讲座、团体辅导活动等，提供一些人际交往中的技巧。

最后，注重大学生自我认知水平的提升。了解自身是进行社会活动的前提，有利于学生接纳自我，从而有较高的自我价值感，但应注意，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过高也不利于个体发展。因此，学校应动态把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如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定期追踪施测; 建立宿舍、班级、学院、校园四级网络，打造完备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通过规范化的高校心理咨询服务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针对性帮助; 还可建立家长学校，推进家校合作，从家庭和学校双层面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与他人，合理处理人际关系，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心理危机个案的发生。

5 结论

（1） 领悟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与社交回避及苦恼、抑郁均呈显著负相关; 领悟社会支持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正相关; 社交回避及苦恼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

（2） 领悟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还可以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简单中介作用以及社交回避及苦恼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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