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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绝古今之美

    时间:2021-02-01 10:00: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孙路遥

    淳化阁帖·王献之卷(局部)

    赵佶是宋朝的第8位皇帝,他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是宋神宗赵顼的第11个儿子。传说在其母陈氏怀胎之前,宋神宗曾在秘书省赏阅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赵佶出生前,神宗又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谒。传说虽不足为信,但赵佶的人生轨迹的确与李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皆可谓“做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

    作为一位宫廷艺事的先驱者和倡导者,宋徽宗无疑是成功的,他充满睿智和才情,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艺术家和鉴藏家。徽宗亲自掌管翰林院,遍览历代奇珍,宫中内府收藏“冠绝古今之美”。他设立了宣和画院,广招各地才俊,培养宫廷画师,组织编纂了《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睿览册》《宣和博古图》等艺术品著录,并对宫廷所藏进行辨章分类,考证源流,御题装裱,分级入藏。作为闻名于世的“书画皇帝”,他醉心于花石丹青,开创了“宣和体”和“瘦金体”,在艺术造诣上“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就连对搜集古代器物和书画名品的那份痴迷与热爱,与李后主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北宋三馆秘阁,囊括百年巨藏

    北宋宫廷之收藏筑基于西蜀、南唐皇室旧藏,受“重文轻武”风尚的影响,自宋太祖赵匡胤为始的历代帝王极力搜求书画古物。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仿唐代官制,建立三馆作为国家图书文献的管理机构,北宋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统称“崇文院”。10年后,崇文院在此基础上又增设秘阁,与三馆合称为“馆阁”,在汇聚名流大家的同时,馆阁也是书画古物的官方鉴藏机构。

    北宋初年建立的秘阁,庋藏了遴选出的上万卷古籍图书和数千卷法书名画,可惜这些珍藏没留下完整的目录。从宋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记录中可知,宋初秘阁庋藏的“前哲墨迹图画”中就有张芝、王羲之、王献之、阎立本、薛稷、张九龄等人的作品,“俱是妙笔”。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命王著编次并在枣木板上刊刻《淳化阁帖》(共10卷),此帖收录了先秦至隋唐年间的法书名帖约420件,被后人誉为“祖帖”,影响深远。

    宋徽宗继位时,北宋历经150余年的积淀,艺术庋藏本就殷实富足,皇帝又热衷书画,于是群臣响应,倾举国之力,遣人多方征集搜求历代金石、书画、古物,使“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到了宣和年间,宫中藏品数量庞大,原先设立的三馆和秘阁早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于是,赵佶又建立了专用于收藏珍品的宣和殿,其后又建了保和殿,俨然一座大型艺术博物馆,宋徽宗则是当之无愧的“馆长”。宋代艺术文化之大发展,如王国维所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潇湘图 绢本设色 50×141.4cm 五代 董源 故宫博物院藏

    延揽鉴藏人才,文臣与内臣并用

    对宋徽宗来说,坐拥一座令人目不暇接的艺术宝库,如何对艺术品进行专业的鉴藏、分类和整理,这些日常管理工作和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性相當。宋徽宗在位的25年间,选拔任命了大批能人,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当时的艺术家要进入隶属秘书省的馆阁任职,须经过考试,有时考题由皇帝亲自拟定,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科举考试。

    徽宗曾任用过“宋四家”之一的米芾,米芾虽然官阶不高,但精通古物鉴定,诗、书、画俱佳,曾被召为“书学博士”“书画学博士”。米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参与整理和著录御前书画藏品,得以遍览内府珍藏,他和宋徽宗既是君臣,也是知音。米芾人称“米颠”,喜好金石古器,尤嗜奇石,几近癫狂。据《宋史》记载,一次宋徽宗召米芾入殿,米芾一阵笔走龙蛇后竟然看上了皇帝御用的一方名砚。为了得到这方砚台,米芾上前将御砚抱入怀中,不惜被墨汁沾染一身。他说御砚已被自己玷污,天子不可再用,不如赏赐与他。宋徽宗爱才心切,大笑之余就遂了他的愿,将砚赐之。后来,米芾将他的赏石心得浓缩为言简意赅的“相石四法”,著成一部《砚史》,至今仍被中华赏石界奉为圭臬。

    米芾在晚年自著的《画史》中,记述了他过目、收藏、临摹书画的观点,他推崇董源、巨然,用了“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这样的溢美之词来赞美董源,代表了当时画坛的主流观点。在董源的《潇湘图》《夏景山口待渡图》等传世作品中,后人还能得以领略董北苑“平淡天真”“一片江南”之境界。而在绘画题材品鉴上,他认为:“鉴阅佛像故事图,尤以劝诫为上;其次山水有无穷之趣,尤是烟云雾景为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于仕女翎毛、贵游戏阅,不入清玩。”在鉴藏者眼中,绘画品第从高至低依次是道释人物、山水、竹石、花草,而仕女和鸟兽则是权贵游戏赏玩之作,算不得上品,这一观点和东晋顾恺之的《画论》不谋而合。众所周知,宋徽宗酷爱收藏和创作富贵秾丽的院体工笔花鸟画,米芾、米友仁父子独创了一派云蒸霞蔚的“米氏云山”,与之截然不同。在一个文人画逐渐成熟的时代,北宋文人在艺术追求上依然保持独立,敢于直抒胸臆。

    在一个文人画逐渐成熟的时代,北宋文人在艺术追求上依然保持独立,敢于直抒胸臆。

    好山无数图 宋 米友仁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北宋时期,在文化气息浓郁的氛围下,宫中内臣不仅包揽了征集藏品的工作,也能进入宫廷画院从事专业创作,参与书画及古器物的鉴定、目录编修等工作。宋徽宗尤其重用内臣,童贯、梁师成就是其中代表,后世所称“北宋六贼”中就有他们的恶名。童贯的父亲童湜雅好收藏,对书画颇有研究。徽宗对童贯信任有加,继位之初就派童贯、蔡京赴杭州搜求名画,连修建大型皇家园林艮岳的差事也全权交予童贯。得益于此,在《宣和画谱》的记述中,童贯与诸葛孔明被相提并论,理由是两人都擅作画,还懂用兵。梁师成假称是苏轼弟子,他擅长书法,品评翰墨,尤其善于模仿徽宗“瘦金体”,几可乱真,深得徽宗宠信。大观年间,梁师成参加殿试及第,“内臣及第,始于梁师成”,他一路加官晋爵,蔡京父子常与他交好,主持编纂《宣和睿览册》的王黼与他以父子相称,梁师成一时权倾朝野。北宋末年,宦官权势达到了顶峰,在三馆秘阁中的地位可与大学士相抗衡,甚至超过了朝臣。

    推动编书著录,广收天下之美

    北宋宫廷举办过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包括刻帖、曝书会、雅集、书画器物的鉴藏、著录和整理,其中还有一项长期系统、规模宏大的著录工程—由徽宗主持的《宣和睿览册》《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和《宣和博古图》等图书编纂工作。这一工程对宋代的书画鉴藏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倡导作用。

    徽宗的治国理念以儒家为表、道家为本,在林靈素等道士的影响下,徽宗常常身着紫袍,自称“教主道君皇帝”。除了斥资营造延福宫、九成宫等道观宫阁,徽宗还命童贯等内臣大肆采办各种奇花异草、祥禽瑞兽,他相信这些吉祥之物能够给他的政治统治带来祥运。他命人把这些祥瑞之物精心绘制出来,编成了一部佐有注解的大型集册—《宣和睿览册》。此册早已失传,我们对这部册子的了解,大部分来自宋代邓椿所著《画继》卷一的记载:“其后以太平日久,诸福之物,可致之祥,凑无虚日,史不绝书。”徽宗从藏品中择优摘录,15幅成一册,积累了上千册,总计15000余件,汇集成《宣和睿览册》。其中仍有部分作品流传于世,如《瑞鹤图》《祥龙石图》和《五色鹦鹉图》,它们从形制尺寸、制作年代、构图题字和落款内容上都具有相同体例,应为《宣和睿览册》著录之作。盛世歌舞,四方朝贡,太平天子身边日日充盈着种种祥瑞之兆,盘旋于宫门上空的一群瑞鹤,芙蓉花丛中的锦鸡,杏花枝头的五色鹦鹉……“凡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在焉”,目睹种种富丽堂皇的繁华景象,徽宗的心情是何等快哉。

    山鹧棘雀图 绢本设色 97×53.6cm 五代 黄居寀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周丁卯敦 《西清古鉴》第27卷 清

    徽宗敕撰的《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和《宣和博古图》三书,均成书于宣和年间(1119—1125年)。其中由王黼编纂的《宣和博古图》(共39卷)成书较早,在大观元年(1107年)就开始修撰,著录了宣和殿内收藏的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20类共8 39件。在《宣和博古图》中,每类器物前有总说,每件器物均有摹绘图形、铭文拓本及释文,书中还详细记录了器物的尺寸、重量和容积,甚至有出土地和收藏家姓名。《宣和博古图》汇集了宋代所藏青铜器之精华,一些著名的重器如晋姜鼎、齐侯镈等也著录在内。历尽千年,《宣和博古图》著录的器物早已散失殆尽,但其建立的文物图谱范式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金石研究史料。这种体例一直延续到清代,乾隆皇帝十分重视古代青铜器物的收藏与整理,他命梁诗正等整理编录的《西清古鉴》(共40卷)就是仿效《宣和博古图》所录。

    在《宣和睿览册》的基础上核定扩编的《宣和画谱》,是第一部以谱为名的书画著录文献,收录了自六朝、隋唐、五代至北宋231位画家的6396件绘画作品。徽宗将这些作品按题材内容分为10类20卷,依次为道释、人物、宫廷、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每个门类再按时代划分,形成了一部类似家谱的北宋皇室收藏画作谱牒。单从数量上,就能鲜明体现编修工程的主导者赵佶的个人志趣,如花鸟画轴的数量多达2786件,其中超过2000件为北宋当朝所作,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易元吉的《写生石榴图》、崔白的《墨竹图》等都被收录在内,三人均为徽宗青睐有加的宋初画坛巨匠。其次,《宣和画谱》中的道释绘画也多至1180件,其中尤为推崇吴道子、顾恺之、王维。《宣和画谱》现存的真迹或宋摹本中,尚有五代阮郜的《阆苑女仙图》、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和贯休的《十六罗汉像》,收录道家人物远胜于佛教人物,是为宋徽宗崇尚道教的时代缩影。

    阆苑女仙图 绢本设色 42.7×177.2cm 五代 阮郜 故宫博物院藏

    《宣和书谱》收录了两汉至北宋197位书家共1344件作品,这些书家起于汉魏时期的张芝、钟繇,止于北宋时期的蔡京、蔡卞、米芾。徽宗时期,内府实际所藏远不止如此,总量可能是著录的十数倍。宋人蔡絛在《铁围山丛谈》里提到他所见的内府书目:“唐人用硬黄临‘二王至三千八百余幅,颜鲁公墨迹至八百余幅。”但书谱收录的法帖中,王羲之仅有243件,王献之仅有89件,颜真卿仅有28件。作为一部官修书法目录,编者在著录时去芜存菁,剔除了大量的伪作和摹本,选品可谓慎之又慎。《宣和书谱》除了选取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这样的名家法帖,也收录了大量平民书家的作品,不问身份贵贱,只以艺术价值论高下,大大开阔了后世书法爱好者的眼界。

    宣和装示意图1. “御书”印(葫芦形)2. 2a双龙方印(多用于绘画上);2b双龙圆印(多用于书法上)3. “宣龢”印(连珠)4. “政和”印5. “宣和”印6. “政龢”印(连珠)7. “内府图书之印”

    高士图 绢本设色 134.5×52.5cm 五代 卫贤 故宫博物院藏

    统一装裱钤印,树立皇家收藏典范

    宋徽宗对宫中书画旧藏进行了大量的修复装裱工作,他在宣和年间钦定了一套统一的书画装裱形式,被称为“宣和装”(也称“宣和裱”)。这种装裱形式很独特,装裱时使用皇室锦缎镶裱或整绫挖嵌制成,十分华贵。其手卷的标准格式为五段:第一段为绫天头,用青绿色绫;第二段为前隔水,用黄绢,题签;第三段为画心,即书画本幅;第四段为后隔水,亦用黄绢;第五段为拖尾,用白高丽尾纸。卷軸两头的轴头凸起,轴杆多用檀香木,轴头镶白玉、翡翠、玛瑙等宝石。宣和装立轴的装裱形式与手卷相同,上下分别为天头和地头,各与上下绫、隔水相接,天头上加惊燕。在装裱艺术上,宣和装较唐代更完整,更具有艺术性,为后世装裱艺术之典范。

    徽宗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在创作时,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宣和题,上有双龙印,下有宣和印”成为鉴藏的典范。宣和内府书画作品上,应该钤盖上述七方,但事实上保留下来的宣和藏品只有少数几件具有完整的五段和七印,大多数作品只有六玺、五玺、四玺。这是由于在近千年的流传过程中,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被重装、裁拆,有的作品从整幅被拆成半幅,只留下二玺,有的印玺则被挖补到了其他作品上。由于保存下来的组块不同,再经过不同方式的裁切拼接,也就出现了藏品上不同的玺印数量。尚存六玺的作品,缺少一枚“内府图书之印”,如东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尚存五玺的作品,如唐代孙位的《高逸图》,缺失了“政龢”印和“内府图书之印”,作品中的“竹林七贤”仅剩四贤,这件作品在当时应为整幅,如今仅存半幅残卷。

    鸭头丸帖 绢本 26.1×26.9cm 东晋 王献之 上海博物馆藏

    在流传至今的传世名品中,七玺全备者甚为罕见,如五代卫贤的《高士图》,描绘了汉代隐士梁鸿与妻子孟光举案齐眉的佳话。又如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在后世流传中也经历了反复重装,难能可贵的是历代藏家始终秉持修旧如旧的观念,罕见地保存了宣和藏品的全貌。北宋梁师闵的《芦汀密雪图》现存两个版本,一本藏于故宫博物院,另一本藏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故宫本上有宋徽宗题签和作者亲署,还保留了宣和装,宣和七玺钤印位置规范,被学界公认为真迹。

    为什么有的宣和藏品上没有印玺?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分析列举了多种情况,如王羲之《奉橘帖》上所钤的“宣和”“政和”印位置不合规,应该是后世添伪,类似的还有颜真卿的《湖州帖》等。又如李白的《上阳台帖》,装裱后的接纸上有“瘦金体”书跋,但无宣和玺印,徐邦达认为作品可信,书跋可能是赵佶早年的手迹,当时宫中还未采用这套收藏制度。而另有一些传世之作,如王珣《伯远帖》、欧阳询《张翰帖》等,现存作品上却没能保存下一枚宣和印,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入藏内府,抑或是后世摹写之作托名存世也不得而知,即便如此,一睹最接近原貌的宋摹本对今人而言,已经是不幸中之万幸。

    经历靖康之难,百年基业四散离析

    宋徽宗以对艺术的贡献而闻名:他是杰出的诗人、画家与书法家,是开风气之先的艺术品及文物收藏家;他精通音律,潜心修道,热衷于修建道观与园林,推动了宋代宫廷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使北宋绘画形成了空前的繁荣局面;他妥善保存、著录了一大批历代先贤的法书名画。但在治国理政上,他“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可谓一败涂地。

    高逸图 绢本设色 45.2×168.7cm 唐 孙位 上海博物馆藏

    奉橘帖 纸本 东晋 王羲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灭亡,宋徽宗连同三千宗室和宫廷侍从被金兵押解到贫瘠偏远的五国城。作为一名俘虏,他受尽屈辱和折磨,在远离故土的异乡度过了余生的最后8年。在北行苦旅中,他再一次见到了钟爱的杏花,再也无法执笔作画的他写下了悲凉的《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裁剪冰绡,打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伴随着北宋政权的崩溃,这位“书画皇帝”连同他的祖辈苦心经营了160余年的汴京秘藏,或毁于兵燹,或遭金人掠夺,或散落于民间,百年心血最终化为过眼云烟,虽经宋高宗赵构不遗余力找寻,南宋内府的收藏尚不及宣和年间的六分之一,令人痛之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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