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确立与发展

王绍阳

[摘 要]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发展的主流，各国学者都发表过许多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是众说纷纭。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围绕着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形式，各种政治力量进行了激烈的较量，许多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但都没有寻找到可以让多数人当家做主的正确道路和有效形式。最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进行长期流血抗争和不懈探索实践，终于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由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组织形式。本文着重介绍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政治模式和特点，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史进程;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20）02-066-05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真正当家做主，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很快就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民主政治模式。

一、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民主发展的道路和制度模式也不同，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看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不单纯是科学技术发达，而是他们有比较好的政治制度，認识到光靠“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不能挽救民族危亡，必须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等借鉴日本“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搞“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但因中国当时不具备近代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最终在封建势力的镇压下而失败。尽管变法失败了，但为现代国家的建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史学界把它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革命先行者看到中国走改良主义行不通，于是在1911年发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辛亥革命”，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和三民主义学说。孙先生认识到“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1]56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借鉴西方国家民主政治，推出“五权制度”（称五院制）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弹劾）五权分立的政府组织制度和五权制的宪法原则。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国内外反动势力干涉，辛亥革命失败了，但辛亥革命推出的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对当时民众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作用。从1915年起，中国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的五四运动，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纲领提出“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统一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渐次达到共产主义”。为实现最低纲领，会议提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2]66为此，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来因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使中国共产党与其他革命党合作“重建国家”的尝试没能成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单独承担起“重建国家”的使命，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的武装斗争。1927年11月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茶陵县按照苏维埃的模式建立了第一个工农兵政权。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建成中央根据地，为加强党对各根据地的统一领导，1931年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各根据地共600多人参加，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选举产生，由63人组成，毛泽东同志任主席）为最高政权机关。毛主席曾说：“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3]230但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全面管理国家的第一次尝试，在国体和政体上是崭新的形象。董必武同志说：“我国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革命直接创造出来的，不是依靠从前任何法律规定而产生的。”

1935年，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年又改为民主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更加强有力的基础，1937年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党在特区实行民主制度，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试验阶段，开始了民主政治又一轮新的探索。这期间还曾在陕甘宁边区推行公开平等的普选制度，创造了投豆、烙票、画圈、画杠、画点等选举手段，选出了边区正副议长和政府正副主席。由普选产生的参议会成为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人员构成是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各占1/3，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三制”原则。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民主人士真正有职有权，所有准备开会的议题都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一些党外人士因为体会到共产党的民主作风和真诚尊重，所以深受感动，慷慨解囊。如绅士李鼎铭在感动之余将全部家产捐献给了边区政府，并大胆提出“精兵简政”提案，该提案高票通过，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帮助边区渡过了难关”。边区民主政治的试验，激发了党的主要领导对未来政治体制的思考。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想。设想采取全国、省、县（区）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政权。”[4]648即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1945年7月抗日战争已接近胜利之时，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先生到革命圣地延安，在一个简朴的窑洞里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一场被后人称为“窑洞对”的精彩对话。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由兴到衰的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同志讲：“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能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合法化，并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但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协定，发动内战要消灭共产党并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国民大会）。在和平建国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共产党一面组织和动员人民进行自卫的解放战争，一面继续高举建设民主联合政府的旗帜，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9月21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宪法颁布之前，《共同纲领》实际成为新中国的“临时宪法”。1953年下半年开始全国普选，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起草宪法，全国自下而上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出现了。

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然而十四亿人口大国的人民怎样才能实现当家做主？必须有一套制度来保证，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5]

人大代表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经过民主选举产生，这些人民代表工作在不同的岗位，能够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真实诉求，他们只要依法行使权力、积极工作就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做主。比如我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毛丰美同志，是一位农村基层干部，他熟悉农村工作，了解农民的需求，每次参加全国人代会前他都进行调查研究，把农民的要求带到会上，毛丰美同志当了22年代表，提出200多件议案和建议。由于他提出的建议和议案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多次被采纳，有些被列入立法计划，形成国家法律在全国实施。因此毛丰美同志被授予“2012年度中国法治人物”称号。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能够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靠制度保证。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并为之而斗争的政治组织，“各阶级的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6]660政党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各国一般都有若干个政党，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现若干党派，除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依附蒋介石集团外，多数党派在抗日战争时就与共产党合作。它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由原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创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以文教事业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以经济界上层人物为主）、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以文教出版工作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以医药卫生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以归侨、侨眷为主）、九三学社（以科技界有一定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为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以大陆的台湾地区人士为主）。另外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即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这些党派、人民团体与共产党共同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2003年召开的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中有中国共产党99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65人、中国民主同盟65人、中国民主建国会65人、中国民主促进会45人、中国农工民主党45人、中国致公党30人、九三学社45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人、无党派民主人士61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人、中华全国总工会51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66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28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65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47人、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14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23人、文化艺术界159人、科学技术界156人、社会科学界68人、经济界130人、农业界68人、教育界109人、体育界19人、新闻出版界49人、医药卫生界89人、对外友好界32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32人、少数民族104人、宗教界66人、特邀香港人士122人、特邀澳门人士27人、特别邀请人士167人。共计2238人，包含了我国各方面的人士。人民政协是我国发扬社会民主的重要形式，是人民当家做主在政党关系上的体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自己的《章程》。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民主协商、平等议事原则，做好本职工作。[7] 随着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加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在不断发展完善。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和宗教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如何处理好民族關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党中央毛主席十分重视民族问题，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中共七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提出“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就曾经设有回族自治区，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六大文明古国，有五个都是因异族入侵、民族迁徙，中断了古代文明，唯有中华文明能够持续发展五千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大地的民族关系特殊性。据史学家论证，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长期经历过漫长的游牧或游耕时期，以后才进入定居的农业文明，而中国是世界农业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中华先民进入定居村落文明比古希腊、罗马人早3000年以上，比日耳曼人早4000年以上。中华大地虽然也有过二次分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但是几千年来中国主要是汉族人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由于汉族人口众多，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入侵中原的少数民族逐渐地融入先进文化之中，形成了以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和交融，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根本利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从国内民族分布看，虽然少数民族人口较少，仅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其聚居地区面积很大并且多处于边疆。中国历代帝王都比较重视边疆的稳定，特别是清朝实行恩威并重、“移民实边”等政策，中华民族经过长期融合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代表了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中共党员中有许多少数民族同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各民族团结战斗的共同胜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治国理政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最佳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普查认定除汉族外共有55个少数民族，从1950年开始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民族区域自治试点。1952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民族问题的法规，使民族区域自治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实行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负责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又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权利，调动了少数民族的积极性。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

4.扩大基层民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就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建立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的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要根据基层群众的不同特点建立不同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在城市中要把社区建设成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生活区。在企事业单位，要依靠工人阶级，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我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搞好农村民主制度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至关重要。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由村民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由村民的多数人自主决定本村的一些重大问题。农村中一些重大的事件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方可实施。邓小平同志说：“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8]325

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的成果，集民主与集中的优点于一体，根据我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情况而制定的。香港《亚洲时报》曾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西方对中国民主的认识有偏见，中国公民今天所享有的个人自由水平，是中国历史上无法比拟的。北京的精英阶层正在逐步地设计政治改革，一个管理下的民主进程正在使中国经济的东山再起得到加强，并将确保中华世界的复兴。”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的领导，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这个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什么事情一下决心，一个决定，就立即执行，不受任何牵制。这一点已被无数的实践所证明。”在社会常态下这个制度保证经济社会较快发展，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被世界所公认。我国曾经成功举办过奥运会和残奥会，展现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大的组织力，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万众一心的社会认同感，令西方世界感到震惊。就连美国前总统布什在谈到北京举办奥运会时也表示，这是“展示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一个机会”。在社会的非常态下，特别是应对各种灾难和突发事件时，更加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亚洲金融危机、“非典”、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汶川大地震等突发事件发生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明显显露出来。汶川大地震时，体现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地震发生的短短半个月里，出动部队13.7万多人，各型飞机2300多架次，各类装备、车辆12万台（件），派出医疗队162支，发放被服、帐篷、药物等物资器材492万套（件），调运各类物资10万多吨。还有社会各界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参加救援，短时间内举全国之力投入抗震救灾，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动员能力。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示，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倍努力，决不放弃。因此，创造了震后226小时还有人成功获救的人间奇迹，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中国的抗震救灾震撼了世界。有外界媒体感叹：中国的救灾行动“正在改变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这一回可能的确是让所有中国人都站到了党的身边”，“共产党在中国会越来越成功”。海外媒体还纷纷发表文章讨论政治制度问题，不少文章提出要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中国的行为已经引出了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反思，衡量一个政体的好坏，更多的是要看这个政体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来为人民提供所需要的服务。”还有媒体说：在短时间内，中国政府能够动员如此巨大力量投入震灾，“这是其他任何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主义政体）所不能比拟的。”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EB/OL]. http：//www.gov.cn/guoqing/2018-03/22/content_5276318.htm.

[6]列寧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EB/OL].http：//www.rmzxb.com.cn/c/2018-03-27/2007738.shtml.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苟欣文.党的建设创新与执政基础的巩固[J].重庆社会科学，2011（09）：25-31.

责任编辑：董瑞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