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龙光等的材料

关于强龙光的材料

1967年8月23日

强龙光，原名强席珍。子长强家湾（？）坬（？）人。今属栾家坪公社。幼年，因家贫，给瓦窑堡的商店“增盛厚”当学徒和店员。比我大三岁。商店在街上，其后门出来，即为我家大门。我在每天到学校之前，给家中挑水，也是他给商店挑水的时候，两人由相识而相友好，又相谈笑乐。“增盛厚”是三四家合伙经理的本地人二等商店（按资本及向旧政权所纳捐税）。全市，由山西榆次、太谷、交城、汾阳、太原数家大布店为首，统治数县（安定、安塞、保安、三边）的布匹日用百货。其中一位经理是我的第一个妻子沙氏的叔祖，由此龙光有时同我开一二句玩笑。在我订婚、结婚之时。（我十四五，他十七八。）幼年，谁也没有什么见解，纯粹是一种自然人之间的自然关系。1924年冬，我在大街上讲“国民会议促成会”，办“寒假补习学校”，他开始作为我的听众之一。1925年，我又办暑假补习学校，为给农协、工会、学生会培养干部，为给中共党团员，物色发展对象，他也开始参加补习学校。他在十一二歲时当学徒，三年学徒期满，才当店员。他学徒及店员时期，每夜学珠算、写字、识字一小时多。由自学，已认识数百至千余字。因此，当补习学生比文盲学得快。他当过学徒，对勤杂事务极为熟练，也会做饭，招待人，非常好。

1927年前后，我们在农民、店员中发展党团员。他是瓦窑堡店员中，同白云龄（已死）等店员参加党最早的一批人中的一人。1927年秋九月的“清涧起义”，他很想参加，由于当时安定及瓦市两部驻军向清涧集中，行军机密，事前不许人民知道，未能参加。到向宜川往南行动，无人能追及。1929年，马家河（延川，黄河沿岸）到后九天，又因时日不久，他刚听到消息，准备去参加，已销声没迹了。1930年春，烈士同惠泽人烈士、赵仰轨烈士等，追随谢子长烈士，到三边结合当地党员丁广智烈士等，吸收到不少青年，向宁夏、甘肃活动。夏天随子长，同仰轨等出入兰州，搞得人枪不少，同刘志丹烈士等会合于陇东地区。冬，子长烈士为到华北，应北方局之召，开清算盲动路线会议。烈士同惠泽人烈士等同部队留在志丹及红26军一起。赵仰轨等数人为保卫子长烈士，同子长烈士返回安定。仰轨等数人潜回瓦市待子长返回，再去部队。子长找安定党县委所给护送人员同行到北平，赴天津参加会议。烈士在陕甘红26军，任骑兵团长、支队大队长，以作战英勇著称。烈士同志丹等转战陕甘各地，极得大家好评。1931年秋，谢子长烈士从天津会完返回，到陕甘红军中转达江西瑞金毛主席全国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各种决议、法令、条例，创造根据地，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有山西汾西游击队会合，师助杰（清涧）部投诚，杨谋子部、赵二娃部等之改编，部队在武字区、照金苏区、陕甘苏区，有不少胜利同发展。为改编杨、赵二部，引起内部发生一件分歧，有人竟将志丹烈士的枪也给“下”了，使师助杰部受惊，师率部脱离红军去投降西安杨虎城去了，被杨改编为营，更加激起内部争执。1932年，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到陕甘红军中，召开会议，解决纠纷。胡廷俊因重伤，首先送西安，赴上海，后伤愈由上海中央派赴福建省委工作。强龙光烈士同高鹏飞，一因伤（强），一因病（高），两人被调赴西安，到上海医治。谢子长烈士同阎红彦两人，一被调离总指挥（谢），一被调离支队长（西北红军陕甘支队支队长），转到上海中央去受训。1933年春初，烈士同高鹏飞两人，首先由上海到北京，通知我谢等不久来，早作准备与迎接。

烈士等在北京，在北京张家口，简短言谈中，流露出他的艰苦奋斗同英勇果决。三年多战斗生活，完全不似当年作学徒、店员那样拘拘谨谨，也不像1930年正月闹秧歌时诙谐取乐，成为一个豪爽慷慨、说干就干、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共产主义钢铁战士。我同子长谈：“龙光将为店员战斗的勇士”。到抗日同盟军失败，果也，龙光等四五十人，以“特勇”牺牲，流传人口，壮烈殉战，使人悲痛哀悼难已。革命巨业，多少英雄俊杰，或殉于战，或殉于难，或殉于斗。他们的血，将洗尽旧世界的污秽！

1934年正月，烈士的老父，向我询问烈士消息。为慰老人，为守密，因瓦市未解放，只好对他老父说：“在外未归，一时也不能对家中有何照料，先请勿多思念！”

1935年，瓦窑堡解放，老父来问究竟，告以殉战及众友好在张垣在京在津哀悼情况，由瓦窑堡革命委员会、陕北省苏按红军将士阵亡抚恤条例（毛主席在瑞金颁布），给予抚恤。由于1935年正月，子长烈士伤病逝世，密葬未公布，父老深知苏维埃运动及红军、共产党的艰险危难，因而数语抚恤，痛苦一番，也已心平气和，惟有愤恨国民党蒋介石的残暴凶恶，希望全国早速解放而已。当时，苏维埃、红军、党政军民干部同烈士家属，同洒悲泪，同恨敌人，同甘共苦，同危共艰，不似1953年至1966年的一些走资当权派，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自己享受，不知革命胜利何来，甚至伙同资产阶级、旧军政人员士绅之流，像分赃似地分享革命果实，把革命果实当倘来之物，倘来之利，纵情任意挥霍，而对一切革命建设事业和为革命真正流血流汗流泪之烈士军属，既吝又啬，甚至敌视仇视，不知世界上何为可羞可耻，时时给人“到底是什么人的革命？”从×××、×××对地主、资本家的“同享受”，烈士有知，烈士之老父若见，能不伤恸？！

1945年，烈士老父又到伊盟及三边，为年老生活困苦，给烈士抚养下后代，找寻暂渡困难之策，得西北红军老战士之助，本毛主席“救死扶伤”“优抚烈属”训示，老人得助乐归。

1950年，家父向我谈他亲到京津见闻，详述革命四老对他优待。我说：“可惜子长的大哥已去世了，不然，老年，见见京津，全国胜利，是一生最大的幸福！龙光老父，1945、46年尚健在，可由地方党政助他一游，以慰英灵，以慰老人！”父亲惋惜说：“老头去世不久！”

1962年因病回子长，也常想念一些烈、军、工属及其后辈。

1963年，不知谁传知，龙光的继子来找我一次，勉以善承先烈，好好努力。现在全国解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有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一切，不似过去，革命何年成功，可望而不可知。一心遵信毛主席、党中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农村集体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年俱新，与年俱增。

烈士的血，洒在察北，烈士的英名，烈士的战绩，鼓励、教育了新中国。抗日、解放中的人民英雄，继烈士又有贾成娃及原红28军，抗日战争中的冀热辽、冀察，及解放战争中，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青春、生命、尸骨，牺牲在察、热、东北、长城内外的战场上。红28军为很多当年与烈士同战斗于陕甘陕北的红26军战友所组成、生长、壮大。烈士有知，当亦含笑九泉。在毛主席、党中央英明正确领导下，在林彪、聂荣臻、刘伯承指挥下，千千万万人血战在烈士作战过的地区而终于全国革命胜利了！胜利了！

烈士英名，刻石于子长烈士纪念碑。

关于强世清烈士材料

1967年8月24日

强世清烈士，子长栾家坪公社强家湾（？）坬（？）人。是强龙光的堂弟（？）族弟（？）。家贫苦。1927年参加安定农民协会，为少年先锋队员。蒋介石在南方反革命后，冯玉祥、于右任在西安下令解散省县农协，不许活动，烈士听到非常义愤。1928、29年参加安定白得胜游击队，在安定北区西区之间，袭击国民党安定县政府派赴乡下征收苛捐杂税的人员，屡有成效。支助西区北区农民抗捐抗税，获得好评。1930年随子长烈士、龙光、惠泽人、赵仰轨到西路、三边、宁夏、甘肃活动。子长赴北方局，他同惠、龙光等留在陕甘，同26军同行动。

1932年，子长、龙光等调赴上海，红26军在争论“南下关中，北上陕北”，未十分肯定时，世清等组一先遣支队先返陕北。由于学习国际及中共指示中有“革命有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可能”，烈士发言：“如此，则当有首先在一县或数县首先胜利可能。我看，我们安定，有首先胜利可能。”因此，满怀信心地带少数精干武装，先回安定，开展游击战争。

到陕北后，得到教育界有公开合法职业掩护的地方党团员侦察敌情报道：“伪安定县长刘叔明，每半月、一月必须由安定到瓦窑堡，向商会筹借巨款一次。每行，从员不多。东门外至瓦窑堡，30里内，数渡河水，沿途沟渠曲折，夹道树木隐密。中途突然狙击，定可全胜。”烈士同其战友，据此，周密侦察布置，果于栾家坪石桥附近有小庙供埋伏，活活打死刘叔明及从员等人。

元朝设下安定县，从元到1933年春，快700年，没有发生过“县官”被打死的事故。即以辛亥革命到1933年，二十多年中，被人民控告而去职、撤职者，至少有数起，如民初王经纬知事，被人民用送死人的小白纸旗因贪污送走。1923年的王正宇（凤翔人）知事，是被我们18个小学生为中心告倒去职的。（既无国民党，也无共产党）。刘叔明是武汉政治军事学校的学生（1927年夏），既非国民党员，也非共产党员。1928、29年失业失学，1930年夏天，听到邵力子到陕西省政府主席，南方人到西安政界教界找饭碗极容易。经亲友关系到西安。党务自己不懂，非党员，未找党务机关。教界，因自己未上“正牌”大学或“高师”，也不行。只好到政界混个“官官”。在西安时，已有人说，“安定”的“县官”不好坐，县小民穷，易丢官。也有人说，“安定‘红的很，最好不要去。”1932年暑假，他亲口对我说。我反问：“你是安徽宿县人，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人，这两人把你染了没？你把这两人怎染了？你来安定已几个月了，把你‘红了没？”他说：“是西安不少人劝我的，我想西安不怎，安定不是一样，别人不来，我才来的！”我说：“从元至今，六七百年的‘官，那一个不是‘当官来，‘当了官才走的！”他以為安定人民，是“驯羊”，可以任意宰割的。我对隐藏在教界及城内外党团员和搞武工队的人及有关人说：“刘叔明，可能在回西安的路上，或去榆林的道上（因他们还要给军阀去纳贿）有什么事故，好像不回安徽了。”

刘叔明死时，我在北平，从西安及陕北报上，反革命统治阶级震动很大，他们很惊慌。西安委派“县长”，竟无人愿继任。邵力子为拉高双城为自己的武力，电令高双城举荐县长。高双城得此 “干政”机会，即举其秘书长刘莘田（汉中人，老鸦片烟鬼，五四前后北京法政毕业，非国民党员，老官僚，已不知在某县任县长，被人民控告贪污撤职几年了。）从延安到安定接任安定县长。据说，临行，高双城曾嘱“安定已乱了！勿似往年！”结果，这位刘莘田在1934年冬至1935年春，被我们用“吸食烟片，交接不清”为理由，以安定旅外同乡名义控告而撤职，钉镣，囚于绥德何绍南处。1935年九月瓦窑堡解放，波及瓦市绅商逃绥，刘莘田才越墙而逃。

世清烈士，点起西北的一把“打死县长”火。不到两年，第二个刘莘田被打掉（官），干脆到1935年安定县及瓦市，全县全境成了苏区，西北革命的中心老区，蒋介石日日用3架、12架战机轰炸，中共党中央毛主席抗日救国，东征、西征，毛林周总理与张学良密约活捉蒋介石，推动全国抗日。

烈士有知，英灵有慰。但1956年至1966年，子长老区，险被变色，经毛主席指出，是非大明，子长又红了。

烈士的英名，刻石于子长烈士纪念碑。

关于阎应娃、阎遂则、

栾兴春的材料

1967年8月30日

一、阎应娃，瓦窑堡东郊河东村人。父早丧，家贫。给客店当学徒、店员、佣工，依寡母及幼弟等生活。同强席珍（龙光）、白云龄（1935年瓦市副市长，1947、48年病亡）、惠泽人、郭立本、阎遂则、李仲英、赵仰轨、井助国、惠锡礼、郭五则、郝怀仁、刘廷瑞、李宗贵、刘昌汉……相友好。1925年参加瓦窑堡暑假补习学校职工班学习。1926年至1927年夏，参加安定县农协瓦窑堡区农协，为会员。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李仲英、郭立本、李宗贵、阎遂则、惠泽人……在郊区进行活动，联络店员、工人，进行革命工农下层群众工作。1930年正月参加秧歌队，掩护城内外军事侦察活动。1934年正月，参加秧歌队，酝酿军事夜间演习。在郭立本被孙思权捕后，同阎遂则、李仲英、李宗贵、刘昌汉……先后离开城内外的秘密潜伏活动，去参加主力红军及游击队工作与活动。仲英、昌汉、宗贵、张金铭，参加红一团、二团及苏区党团工作。阎应娃与阎遂则……搞郊区游击支队，在瓦市及清涧、绥德大道上，进行“拉豪绅”、游击、侦察，袭扰瓦市敌军，赤化东区、郊区工作。因其英勇，红军及苏区人民称为“冲锋老阎”。后编入红26军，任刘志丹总指挥部侦察队长。1935年夏打开天字塬，又去打安塞李家塌民团寨子，寨子攻开在冲锋作战中阵亡。（传闻。牺牲战役尚须查证。中秋会师永坪，已阵亡了）。

他的母亲，年老，勇敢异常。

敌84师团长李少棠，先后找到阎红彦同阎应娃的母亲，到苏区讨论李、岳（？）叶二敌军军官被俘女人问题，不失红军指战员母亲的阶级立场，听信党政军代表代言人意见，应对敌人，防护城内外军工烈属，未受屠杀，严词指教敌军官，必须以抗日救国大义，向停止内战方向努力。

二、阎遂则，瓦窑堡城内前河滩人。父母早丧，孤儿，没有亲兄弟。同族叔伯等同住祖父母遗址住宅。1926年参加农协、夜校等革命活动。同郭立本、井助国、阎应娃、李仲英、李宗贵、刘昌汉、赵仰轨、惠锡礼、郭五则、张金铭……相友好。1930年、1934年正月，瓦市两次青年新秧歌队，皆为积极分子之一。知惠泽人、强席珍等同子长烈士搞“红军”，在城内也积极联络青年，谋有以应。郭立本遇险，他即弃家弃业，先后同阎应娃（冲锋）搞郊区游击队，进行拉豪绅、侦察、袭击敌人。在阎应娃率游击队编入主力红军后，他又另往起搞新的郊区游击支队，在城东及城西南，近则城内外，远则数十里左右活动。任政委。1934年冬，因病在水沟坪胶泥坬同治年遗留的山顶土寨内养治疾病，被村内敌保甲伪人员向敌告密，1935年春初被捕，1935年九月被敌84师250团政训员、法西斯分子徐克钜辈杀害。

三、栾兴春，又名兴忠，也叫兴中。子长栾家坪公社××村人。才十六七岁，参加过强世清游击队，伏袭狙击过敌安定县长刘叔明之役。青年，勇敢。1935年，随贺晋年、郭立本，四马十人，埋伏在吴家寨大路侧的小庙内，专候袭击瓦窑堡向杨家园“会哨”的一营敌军。1935年公历5月7日，杨家园驻敌84师一个主力营，候瓦市出动一营，互相“会哨”于杨家园。瓦市敌军早于“五一”前后，已有确实消息，有一营东行，“会哨”。赵仰圣从4月下旬至“五七”，每日上午入城，下午出城，已七八次带我密信，给刘志丹、陕北特委、省苏、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的“敌情报告”。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我入城前，已在阳岸、酒店坪，三次会谈，决定“必要时，接我入苏区”。5月4日前，已两次因游击队未到冯家屯、齐家湾，致我出城未能依原计划的行动（因另有人跟我，不得脱身）。7日早饭后敌一营出发，要送我赴绥德（志丹等早三五日已确知）。上午11时左右，双方在大路上开枪互射。我闻枪声，促敌徐克钜、86师军需阎文旌、敌营长三人骑三马先逃，将徐的“被包”由马上拉扯下来。从我的毛驴，拉下“被包”，同向城内逃。促敌军退却。贺、郭、栾等四人上马，见敌退，立追。郭立本先看到认到我，向贺说：“赵通儒在内。戴眼镜的。”四人纵马狠追，见我，四人齐下马，要我同入苏区。我对贺、郭说：“追二里，全部交枪。”（郭立本年最大）栾兴忠二位年青，一最小，约十五六。四人四马奋勇追敌，不止开枪，敌死道途数人，亲目看到。我大喊：“上！收枪了！”红军、农民如潮如狂，云涌风起，蜂拥追赶。未及一小时，敌只逃入城内二三十人，全营全为红84师红一团诸部战俘。这一战役，刘志丹们的部署，贺晋年的亲上火线，身先战士，指挥别人，也自己实战，郭立本、栾兴忠三人与贺同呼吸，一行止，稍迟缓一下，或稍犹疑一下，战争即成另一结局。关键“不使敌人喘息”。全体红军将士的英勇是胜利主因，十人四马的先锋、冲锋，是战场制敌的关键。从刘志丹、全体红军将士，同赵通儒，在不同处境，奉行毛主席“党指挥枪”的一个思想，才能共同胜利，歼敌计划成功，否则，不可思议。

详须另记。

关于路文昌、刘汉武、贾成娃、王复生烈士材料

1967年9月21日

一、路文昌，1934、35年，西北工农红军红二团团长。1935年冬，主观主义的领导，使路文昌率全团主力及地方赤卫军去打清涧城。敌人驻一个主力旅，延川敌军也逃入清涧城内。农历八、九月，敌人在城附近未修下工事，不令进攻敌人。九月，瓦窑堡解放，敌军加强工事，在城外十里处之村庄，皆修碉堡和寨子。且有瓦市陆空配合失效之经验，“防守”更严。冬天，四野田禾收毕，毫无隐蔽。结果，烈士战败，殉战，头被敌人割去，挂竿示众。也是不执行毛主席“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却用少于敌人兵力，进攻强固军事据点的失败教训之一。

二、刘维华，字汉武，绥德义和镇附近某村人。绥德四师第三班学生。年龄比我大二三岁。善于会计及总理事务工作，人极精明强干。四师学生会，担任总务工作，人无闲言，皆称妥善。1926年参加中共。土地革命时，先同游击队进行武装反“围剿”斗争。1934年冬起，任西北军委会供给部工作。他爱护公物，坚持勤俭方针，同一切贪污、浪费、不爱护公物现象和分子作不调和斗争。一些“损公济私”的人，对他不满。1935年，错误“肃反”中，不知为“出身成份”“作风”被“错误肃反”时牵连被囚。经毛主席平反后，他得了臌症，限于医药困难，病未得救，终被臌症伤命牺牲。

三、贾成娃，子长人。瓦窑堡第二高小校时入团。1934年被敌人挟裹去绥德。1935年闻毛主席、党中央、长征全体红军主力，到达瓦窑堡，主张抗日救国，乃暗中纠合同志数名，冲破国民党反革命的封锁，从绥德西跑回子长，参加武装斗争及抗日战争。从1937年开赴华北抗日战场，在八路军中参加抗战。1947年以前，在冀热辽军区作战牺牲。司令员聂荣臻给发有阵亡烈士证。妻寡，代为抚养子女，后改嫁。嗣子女已长大成年。

四、王复生，云南人。弟兄三人，皆半工半读，中共党团员。三弟学德文，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肺病，1925年春病夭亡，葬于绥德南关山上，仲兄王懋廷为立石纪念。名不记了。二弟王懋廷，1924年夏，北大预科毕业，到绥德四师任国文教员。专做党与团的建立、发展组织工作。1925年到黄埔，1927年后被蒋介石屠杀了。复生，因家贫，半工半读，与李子洲、魏野畴等相友善，皆早期中共党员，精法文，用法文原文马恩《共產党宣言》向我们学生讲授。预科毕业后，到陕西咸林中学、渭北中学同子洲烈士同任教职。到北大本科二年级后，又休学教书于西安各校。1926年前后，北大国文系本科毕业，由子洲烈士专聘来四师任教。他来绥德，其三弟已葬于二郎山，其二弟已执教黄埔。他给我们专教国文，所采教材  为马恩列经典著作，《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劳动人权宣言》……。1927年夏，井岳秀派军队封闭四师时，他仓皇过山西向北京去。从1927年至1935年，未得其下落、消息。1935年至1949年全国解放，也未得到音讯。估计，他身体瘦弱，性情倔强，与人字句必争，不同流俗，可能他找二弟遇害。详须调查，才能确定。

刮民党白匪军86师高双城旅左协中团张建南营长的材料

1965年6月14日

张建南，渭南人。不知他何年月日当兵到高、左部下。1927年前为一连长。1929年，陕北大旱（西北）。关中，陕北，破产农民很多，很多人想尽办法，找门路当兵。1926年冬至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代，井岳秀乘机大扩充部队，把高双城部队扩充为师。这是张建南等能在井、高部下扩大、生长的根源。

1927年秋末，清涧起义部队到宜川，高双城部全力围攻起义部队。在宜川，清涧起义部队失散一半多，多被高部所得。清涧起义部队，原只不到二千人，有步枪五六千支（石谦在安定、瓦市、清涧、宜川，设四处手工兵工厂，自造步枪三、四年）。除人各一枪外，额外由骆驼骡马驮三千多支步枪，数十驮鸦片烟、银洋（未与地方党密切结合，未发动与武装农民协会会员，未给穷人分散）。大多数在作战散乱后，被高双城部得去。谢子长烈士等只率一营多到关中参加渭华暴动，多余枪支及物资皆未带去。高双城得此意外收获，得在1928、29、30年扩充部队。

张建南为左协中之一营。左协中为高双城之一个团，主力，基本团。

早先，据我记得，张建南是在绥德、清涧驻扎。延安以南我不知，也未见。

第一次张建南来瓦市驻防，我记不清。可能是在清涧起义时，李瑞成、王有才（石谦部，皆连长，党员，死了。在瓦市驻）、谢子长（安定城）三个连走后，1927年10月以后，我不在安定，不知。第二次是1931年，阎红彦、吴岱峰等，农历八月二十六日，率汾西红军游击队攻瓦窑堡种宝卿骑兵团，未克。阎、吴率红军西去，到陕甘与谢子长、刘志丹会合。种宝卿部被井岳秀缩编为营，种辞职不干，部队调离瓦市之际，张建南才调到瓦市。

我记得，1933年年底及1934年正月，我从北京回来，才同张建南和县长刘莘田见第一次面。可能他最早是1932年冬或1933年春到瓦市。1934年，84师高桂滋部到瓦市，他们调到周家硷同左协中团部一起。1935年农历九月六日，瓦市解放。张建南之父、妻、子女，全被我军所俘。毛主席、中央到瓦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争取井部抗日或不进攻瓦市，以使我军东征，赴山西，我们以中央白区工作部及外交部向左协中及井岳秀、高双城（在米脂）进行工作。首先，张建南父死，我们给好装殓送去。继由我准备一切，周副主席恩来同夫人邓颖超全国妇联副主席讲示共同抗日，不打内战，欢送張建南妻子及部下家属二三十人到周家硷去。1952年，我父亲说，在三原碰到张建南父子两人在地内劳作，简谈数语。抗战时期，我到榆林（1938年）已知张建南妻死去，又同叛徒孙绍山妹结婚云。1949年我从榆林返回前，有人给我说张建南任22军汽车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