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哲熟思，远见博识
时间：2020-05-25 10:00: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马剑的《黑塞与中国文化》以所译的第一手文献为扩展资料，以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内容，以黑塞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展开对两者之间的影响研究。马剑运用渊源学研究方法，严谨考证黑塞与中国文化接触的源与流，指出中国哲学的对立统一思想对黑塞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再通过变异学研究方法，从黑塞毕生追求对个体的人的关注的角度出发，对黑塞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接受和吸收的选择上进行论证，客观完整地还原了黑塞的思想与中国文化碰撞、交融和新生的全貌。全书视角独特、结构完善、考辨严谨，为学者研究黑塞作品中中国文化的成分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关键词：《黑塞与中国文化》 渊源学 变异学 对立统一 哲学信仰
赫尔曼·黑塞是德国现代作家、诗人，著有《荒原狼》《玻璃球游戏》等。黑塞的文章在美国和日本备受推崇，雨果·巴尔称他为“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1946年黑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黑塞热”，然而在中国黑塞却没有“热”起来，对他的关注只是个别现象，在中国的西方文学史研究当中，对黑塞个人、作品及思想的研究很少。马剑的《黑塞与中国文化》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的，他以黑塞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探讨了黑塞与中国文化，尤其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在研究的过程中，马剑不自觉地运用了渊源学和变异学方法，详细考辨了黑塞接受中国文化的全过程，深刻剖析了黑塞接受中国文化的目的和结果。从绪论到结论，整本著作按照黑塞接触和接受中国文化的主客观条件、接触过程与评价和创作影响的逻辑结构进行，结构完整，脉络清晰，为中西学者研究黑塞文学作品的创作思想提供了广阔而独特的审视角度。
一、用渊源学方法研究黑塞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吸收
马剑以赫尔曼·黑塞作为近十年的研究对象，有意探讨黑塞与中国哲学思想的渊源。他发现，黑塞的所有作品当中贯穿着对作为个体的人的问题，其中渗透出的哲学思想闪耀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光芒。黑塞阅读了大量翻译成德语的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作品以及近代文人的著作，马剑从这一维度反复思考黑塞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原因，考证中国文化对黑塞思想和创作的影响程度，探究中国文化是否影响黑塞对于“我”的思考。
马剑对黑塞接触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时间线上作了细致严密的考辨分析，详细地梳理了黑塞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阅读和评价，解释了黑塞被中国文化所吸引并投射到文学作品当中的原因。马剑对黑塞阅读到的中国古代典籍做了大致的分类：关于中国哲学，黑塞对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流派——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的禅宗思想都有涉猎。黑塞抓住了孔子学说对社会伦理的阐释这一重要特点，与自身原有的思维进行比照，将西方文化定义为“个人主义的文化”;黑塞将道家哲学中的“道”所包含的一切归纳到“智慧”一词上，黑塞在老子的著作中发现“那些基本的价值”，并认识到其中与欧洲近似的“道德理想”，试图寻找东西方文化圈的共性;黑塞从禅宗中看到了中国人语言的模糊性、思想的非理性和神秘主义色彩。关于中国文学作品，马剑通过翻译黑塞对各种中国文学作品所写的书评的翻译，注意到黑塞主要关注中国诗歌和叙事文学，包括《易经》和《吕氏春秋》这类典籍，黑塞欣赏李白“歌颂无常的事物”并“赋予它们精神和永续”，这一点与黑塞自身的文学创作理想不谋而合，黑塞在《玻璃球游戏》两个段落中引用《易经》的内容并以此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主人公在两次占卜后思考人的使命，黑塞借“反天命”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性和自身的意义。
马剑运用渊源学的方法研究出了黑塞与中国文化之间一场文学思潮的跨国旅行。马剑通过梳理黑塞对中国文学典籍的阅读和评价，注意到了黑塞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在哲学思想方面的归纳和吸收，发现了黑塞试图在自身所处的西方文化圈之外寻找更丰富的思想哲理，从而为自己探索人性、追寻自我的文学理想提供更开阔的视野。
二、从变异学视角解读黑塞对中国文化的变异和阐释
“中国文学一旦进入西方，由于文化的差异性，产生了文化过滤，在文本形式、内容与思想意蕴等方面都发生变异。”黑塞对中国文化内涵的选取必然有自己的文学考量和创作需求，马剑认为“不能够脱离黑塞的思想和创作孤立地探究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所以，马剑对黑塞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简单的论述。黑塞特立独行、反抗权威的性格使他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认识、接受和实现独特的个性、建立独立完善的人格被黑塞视为人生的首要任务，他尝试借助思想史研究将自己从与周围现实和精神世界的矛盾造成的精神危机中解救出来，而中国文化则为他提供了思想的依托和精神的榜样。
黑塞的文学创作旨在“追求真实自我”。马剑注意到黑塞的文学创作中，个体必須在自己身上实现作为人的普遍特征，包括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尘世生活的肯定、具有个体的唯一性和生命的有限性以及完成属于自己的个体发展阶段。明确了黑塞的创作主旨，就是明确了黑塞在接受中国文化中的主观倚向，从而使黑塞的思想和创作与中国文化之间搭起一座联系的桥梁。马剑深刻洞悉出中国文化对赫尔曼·黑塞思想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黑塞意识到中国人在高度发展的文化基础上对日常生活、道德秩序和社会伦理的重视，但中国文化对人的生命的高度重视和对人的现实生活的极力宣扬恰与黑塞所理解的“做你自己”的根本含义相吻合;第二，黑塞发现了中国文学和哲学中与西方人传统思维方式相类似的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发现了人身上感性和理性两种彼此相反的本质，但中国人高尚的精神追求和物质享受的矛盾处于相对和谐的水平状态，黑塞将这种智慧理解为将“敌对的矛盾”转化成“友善的对立”。
马剑对于黑塞思想的解读并没有止步于和中外哲人思想的“求同”上，他还关注到黑塞对人的精神境界更深层次的剖析，黑塞认为人在最高精神境界中时精神实质已具有永恒的神性，人在有限的存在中可以实现精神的永恒。换句话说，黑塞在对中国传统哲学做了再创造，在继承其基本理念的基础之上，又增添了独一无二的新内涵。这种“求异并不是为了文学之间的对立，而是在碰撞过程中形成对话，并实现互识、互证，最终实现互补”。
三、用文献法提供确实可考的文学依据
《黑塞与中国文化》一书的附录当中，一共列出了44篇参考文献，仅德语文献就占到31篇，其中包括10篇出自赫尔曼·黑塞的文章以及21篇相关研究文献。出自黑塞亲笔的大量书评、杂文和书信等对学者来讲是珍贵的第一手研究材料，马剑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分析。比如，就黑塞与中国文化初次接触的时间问题，各个方面的资料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马剑考察了黑塞撰写的中国诗集《中国笛》书评、福尔克尔·米歇尔斯纪念黑塞的读本《赫尔曼·黑塞——图片和文字中的一生》，以及约瑟夫·米雷克撰写的黑塞传记《赫尔曼·黑塞——诗人，探求者，信仰者》中透露出的时间线索，最终将时间确定在1905至1907年之间。这一时间线索的确定，为黑塞了解中国文化的时间找到了源起，为学者进一步探索黑塞与中国文学的关联明确了时间上的方向。
作者在各章论述中翻译黑塞的亲笔书信和书评等，将黑塞对与中国典籍的评价以直接引用的方式展示出来。此外，在对黑塞进行整体研究的过程中，作者将中西内外的哲学思维对照结合，力求准确地把握黑塞的思想和创作理念。比如，作者考证了黑塞《中国轶事》一文中收录了两篇《冲虚真经》的故事，故事中对人生的肯定为黑塞自己关于人生的想法在东方哲人的智慧中找到了一个证明;黑塞在《中国思考》一文中提及卫礼贤所译的《列子·杨朱篇》，其中关涉到人与自身生命的关系。“黑塞常思考、也是他毕生关心的问题就是人怎样才能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他发现中国哲人也具有和他类似的主张，都关注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种思想的同步性成为黑塞论证文学理念和完善哲学思想的刚需。
另外，马剑还关注到，20世纪中国新理学的代表人物冯友兰先生关于人生境界的阐释可以在跨文化的语境中为黑塞的思想做出更有启发性的解释。关于对世界作为统一体的思考方面，二者都将其看作信仰的内涵并认识到这一信仰不易用言语表达;关于个人发展的阶段，二者都肯定人的认知能力和自我意识的关键作用，都为个体的人思考出一个精神发展阶段。马剑始终围绕黑塞对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探寻的主题，将中西哲学思想对照起来，以跨国别的学术视野分析出了黑塞对“哲学信仰”的解读。
综上所述，作者以深度的哲学解剖和成熟的文学思考将黑塞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吸收和文学反馈集成于《黑塞与中国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马剑通过多年潜心研究，在有限的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自身的语言功底，翻译和梳理了黑塞的多篇德文期刊和大量书信，清楚而完整地考辨了黑塞接受和吸收中国文化的全过程，深刻地剖析了黑塞接受中国文化的目的和结果。他运用渊源学和变异学的研究方法对黑塞与中国哲学思想的契合之处做了细致的论证，寻找出黑塞“作为西方人的作者对东方尤其是中国思想智慧的接受与借鉴”过程中产生的思想碰撞之处和文化契合之所，为学者研究黑塞1905年以后的作品提供了哲学思想上更为广阔的视角，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实践做出了成功的示范，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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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鲜，陕西理工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文化。
编辑：水涓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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