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塔·拉奥·巴达米家族小说中的祖母形象
时间：2020-06-20 03:39: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左杨
摘要：在安妮塔·拉奥·巴达米的家族小说中，祖母形象构成了重要的女性人物群像。她们一般是家庭中最年长、生命经验最丰富的女性形象，承载着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巴达米注重挖掘这些女性如何面对她们经历的苦难，展现她们旺盛的生命力和坚韧的精神气质。面对不幸的婚姻，父权制对“母性神话”的赞扬，以及个体的疾病与死亡三个方面，凸显了祖母形象的内涵。
关键词：安妮塔·拉奥·巴达米;家族小说;祖母形象;印度女性
安妮塔·拉奥·巴达米（AnitaRauBadami，1961—）是当代文坛知名的印裔加拿大作家。巴达米生于印度奥里萨邦的鲁尔克拉，曾在马德拉斯大学与索菲亚理工学院接受高等教育。1991年，她移民加拿大，在卡尔加里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她从1997年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只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很难称之为“高产作家”，但其所获奖项不胜枚举，包括英联邦作家奖、《华盛顿邮报》最佳图书等。作为一名人道主义女性作家，巴达米在其家族小说中，始终把关切的目光投向家族中的女性，真实地书写女性的个体遭遇和生存困境。而祖母作为家中最年长的女性，她们的生命跨度和人生经历更具代表性。通过对巴达米小说中的祖母形象进行梳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纵深处窥见印度家族中的女性命运，体会到作家的女性思想。
一、不幸婚姻的受害者
在宗教教义、种姓制度、社会观念的共同作用下，印度社会的婚姻模式主要表现为童婚、父母包办、高额嫁妆等特点，而印度女性深受这种婚姻模式的荼毒，尤其是旧时代的印度女性。作为印度第一大教，印度教在教义中规定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与生活方式，其最具权威的经典《摩奴法典》规定“妇女少年时应该从父;青年时从夫;夫死从子;无子从丈夫的亲近族，没有这些亲近族，从国王，妇女始终不应该随意自主”。（1）男性作为权力主体，利用婚姻和家庭的屏障压迫、奴役女性。巴达米在她的家族叙事作品中透视了这种权力关系，并展现了处于弱势一方的女性对于不平等所持的不同态度。
《说与树听》中的祖母巴吉拉蒂多年遭受丈夫达摩的暴力对待。他们作为第一代移民，定居在加拿大北方一個人烟稀少的偏远小镇，尽管在当地生活多年，但平日里并没有互相拜访、往来的朋友，家庭经济状况也并不富裕。在西方人主宰的国度里，达摩一家是被边缘化的，陷入了失语的尴尬处境。在环境的压抑之下，达摩多次把拳头挥向比自己弱小的妻子，试图在家庭中寻找失落的主宰权。传统观念教育印度女性要无条件顺从、尊敬自己的丈夫，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巴吉拉蒂不同于逆来顺受的传统妻子，她关心时政，会讲六种语言，面对丈夫的身体暴力和精神虐待，她没有丧失自我、曲意迎合丈夫，而是保全了独立的人格和清醒的认识。她认为达摩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个死有余辜的瘾君子”。（2）一日酗酒归来的冬夜，达摩被冻死在家门外，种种迹象暗示巴吉拉蒂是有意将他拒之门外，造成了他的死亡。
对女性而言，比肉体虐待更为致命是精神的打击和心灵的创伤。《英雄的舞步》中的祖母阿姆亚在婚姻中饱经了双重痛苦，她是童婚制的受害者，也曾经遭受丈夫的背叛。印度自古以来就有童婚的传统，让女童在初潮前出嫁，不仅可以确保她的纯洁，而且父母所需支出的嫁妆可以减少，死后还可以升天。然而过早的性爱加之女童的不是欢愉，而是噩梦般的创伤体验，早婚早育也大大提高了尚未完全发育的女童染上疾病、生产失败的几率。十三岁的阿姆亚最初非常恐惧与丈夫的性爱，在婚后一年才懂得那“令人痛苦地插入”意味着什么。她先后怀孕六次，长期忍受着恶心呕吐、辗转难眠等不适感，但六次都以生产失败告终，来自街坊邻居的谣言四起，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第六次生下死婴后，她发现丈夫出轨了。对此，母亲的不以为意以及邻居们的漠然，对阿姆亚而言是一记重击，她开始将丈夫出轨归咎于自己未能给他生下健康的孩子。为了成为“有德的妻子”，阿姆亚从一个天真的少女变成了狂热的宗教信徒，主动完成了自我与传统观念的“同化”。她开始严格遵循圣典对贤惠妻子的各项规定，每日都会雷打不动地做三次祷告，即便在丈夫死后，她依然自觉恪守当时已不甚严格的寡妇条令。
巴达米笔下的祖母作为男权婚姻的受害者，或凭一己之力，奋力反抗;或服从男权制的规定，完成自我的同化。她们的婚姻表明，印度宗教和社会对男女两性的道德、行为采取双重标准，对男性的包容与对女性德行的苛求对比强烈，传统宗教的虚伪性和传统婚姻对女性的压迫昭然若揭。
二、“母爱神话”的颠覆者
无论是在宗教圣典中，还是在文学、影视作品中，“贤妻良母”几乎成为了印度妇女的集体代名词。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除了“妻性”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属性“母性”，认为女人不生孩子、不做母亲就意味着不完整，母亲是女人必须扮演的角色，而且还要做耐心慈爱、任劳任怨的母亲。然而，“母性”是父权制规定的、符合父权制利益的女性标准，与女性的个性和独特性是相冲突的。巴达米在刻画这些祖母形象时，充分展现了她们作为独立个体的完整性，而不仅限于她们作为母亲或祖母的身份，强调了她们对父权社会的“母爱神话”的反叛。
即便是急于完成自我同化的阿姆亚，作者也着重笔墨去展现她被父权社会所扭曲的个人性格。在经历了丈夫的背叛后，她将自己的需求摆在首位，难以再去爱某个人，包括她的儿女。“爱是一种超出她承受能力的奢侈品。如果她把爱消耗在儿子身上，就无法留给自己了，也无法治愈纳拉西玛留给自己的伤口了。”（1）阿姆亚多年以来执着地把儿子和女儿留在自己身边，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为主，是对全心为儿女付出的传统母亲形象的突破。阿姆亚曾满怀期待地把儿子斯里帕蒂送进医学院读书，希望他将来做一名医生，但她的唯一目的就是方便自己就医。斯里帕蒂在年轻时曾成功应聘到德里一家报社记者的职位，但经过她的劝阻未能前往报道，她也曾多次阻挠女儿普蒂的亲事，四十二岁还未出嫁的普蒂一直与她同睡一床。阿姆亚的唯一愿望是她的日常生活不受影响，而最大的保障就是她锁在床下箱子里的首饰，她认为永恒不变的唯有钱财，于是她兴致勃勃地在家中偷偷搜集别人的东西拿出去变卖，甚至连外孙女的遗物都不放过。每当儿子急需用钱，甚至为摩耶料理后事时，阿姆亚也拒绝资助，斯里帕蒂只能去银行借贷款。阿姆亚的性格与她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在父权社会、传统思想的压迫下，在表面上她表现出了服从，虔诚地遵守宗教规定;另一方面，她却抛弃了父权制要求的母性，重视个人财富和利益，尽管有时有所偏激，仍不失为一种应激的反抗。
男权社会所赞颂的母性强调女性以抛却自我、无私奉献的方式，为男性服务，对母性的道德标榜实质上是对女性自我和理性的否定。在巴吉拉蒂这位老妇身上，可以看到被母性所拒斥的理性光辉。巴吉拉蒂像痛恨丈夫一样，厌恶同样具有暴力倾向的儿子维克拉姆，对于遭受维克拉姆虐待的两任妻子，她曾多次劝慰她们离开。尤其是巴吉拉蒂与第二个儿媳苏曼，她们在阴冷、病态的家中相依为命，相比儿子，她对儿媳的感情要深厚许多。巴吉拉蒂并不为母性所“挟持”，她保有清醒的意识和独立的判断能力，与不加分辨、不经筛选的母爱不同，她的爱是有前提条件的。巴达米在她的女性家族叙事小说中，注重表现女性独特个性、本色自我，将女性从父权话语体系的“母性神话”中解放出来，并揭露了其虚伪性。
三、疾病、死亡的不屈服者
众所周知，受贞操观的影响，印度女性的身体暴露、赤裸在外是被禁止的，除了自己的丈夫，女性的身体不能被任何异性观看或触碰。因此在现代印度，虽然医学已经得到普及，考虑到医生多以男性为主，许多病弱的女性依然耻于入院就医。巴达米笔下的祖母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她们拖着衰老多病的身体，除了暂时凭借赤脚医生开的几副无关痛痒的药物，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意志去对抗疾病和死亡了。
巴吉拉蒂在几年前患了中风，随后没多久又摔了一跤，导致背部多处骨折，有时甚至不能躺下，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巴吉拉蒂終日坐在一个由椅子和旧时便盆围成的“怪异的圈”中，用床单撕成的长条绑住她的身体，以保持坐姿。家中的租户阿奴见到这一情形，不由大为惊讶，询问为何不将她送进医院或专业的看护中心，但苏曼只是轻声说道“我也不清楚，你得问维克拉姆。他带婆婆去过医院，他们说以婆婆这个年纪，他们无法采取任何可能会冒风险的措施了。他们还说，治愈只有46%的可能性，否则将会变成植物人”。（1）在儿媳苏曼的描述中，多次提到“维克拉姆”和“他们”，男性的话语权和对女性的控制权可见一斑，男性的话语完全决定了女性的身体生存状态，老年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主导权被压制，只能无言地忍受着疾病和衰弱，直到死亡到来的那一刻。
即便是死亡的气息近在身旁，老妇们也并没有表现出怯懦，她们选择直面疾病，表现出了女性强大的生命力与不可摧毁的勇气。巴吉拉蒂在病榻之上，却拥有着旺盛的精力，她喜欢自由新潮的年轻人阿奴，热衷于和她谈论当代的世界政治局势，她一遍又一遍地给孙子孙女讲童话故事，告诉他们为人处世的道理。但当巴吉拉蒂提到逝世的丈夫时，发自内心的厌恶使她咬牙切齿，爱恨分明是她用力活着的证明。
另一个祖母尚塔玛则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直接向死神发起挑战。等阎罗王来取命时，她想揪住阎罗王的胡子，先调戏他一番，但由于担心阎罗王趁她睡着时前来，她整日坐在椅子上，不肯睡去。尚塔玛曾乐观地对孙子说：“在我们的神话中讲到了莎维德丽的故事，还记得她是如何同阎罗王争取丈夫的生命吗？如果她那样哭哭啼啼的小孩子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能呢？难道我比她缺少一丝美貌吗？”（2）当尚塔玛最终死去时，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着椅子的扶手，人们只能把扶手锯断才将她的遗体同椅子分开，她的表情看起来似乎在扮着胜利的鬼脸，露出了调皮的微笑，仿佛她真的和阎罗王面对面地谈判过。
祖父，是巴达米家族小说中通常缺席的人物，他们往往早逝，生命短暂而又脆弱到不堪一击。同丈夫相比，祖母在面对疾病和死亡时都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态度，这也是女性对父权压迫的有力回应，属于女性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得以彰显。
三、结语
作为一名当代印裔女性主义作家，巴达米注重描摹家族生活，尤其是家族中的女性的经历和她们的个性，而祖母作为巴达米小说世界的家族中最年长的女性，深受父权社会的身体压迫和精神剥削。在父权制的婚姻中，她们经历着似乎习以为常的童婚、背叛、家庭暴力的痛苦;在“母爱神话”的架构中，她们更努力地展现出作为一个人、一个女性，而不只是一个母亲的个性和主体意识;在疾病和死亡的胁迫下，她们不仅要承受男性对自己身体的主宰权力，还要面对病魔和死神的折磨。历经苦难，坚韧执着。祖母们扛下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所有的恶意，接受了生活的所有不公正，仍试图作出最后的抵抗，保全女性的尊严。在她们身上不仅表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