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教授的上学记
时间：2020-09-24 04:02: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何兆武
素描 何兆武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2020年9月，从卢梭《社会契约论》中把这句话翻译成汉语的何兆武先生，将在清华园西南园里迎来他的99岁生日。
2001年，清华大学试图为何先生举办八十大寿庆，请人来座谈，被邀者全是他的熟人，但是他一直婉拒。别人当他谦让，祝寿会如期举行。只是没想到，座谈当天，学生去接他，发现他家门上一把锁，“主角”缺席。他说自己“平凡至极”，“你应该了解自己，一个人如果有成绩，可以这么做”。
“平凡”如何兆武，除了翻译卢梭，还翻译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一众作品。但如他翻译的帕斯卡尔《思想录》所言，在他的自我认知里，人是一根苇草，但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着手翻译，就是这根喜好思想的苇草，“觉得好玩儿”揽来的“私活”——用他的话说，是“地下工厂”，是“自留地”的营生。
“中国文化，是中国人天然的优势”
上世纪50年代，何兆武的“正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因为经常串门儿的大学同学时任商务印书馆的副总编，他接到了一个“神秘翻译任务”——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当时罗素已经是诺贝尔奖得主，又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中国政府特别欣赏。于是罗素把《西方哲学史》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就嘱咐下边的人把它翻译出来。几十年后，他才从商务印书馆的朋友那里得知“毛主席”这回事儿。
十几年前“成他人之美”口述出了《上学记》，记录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中小学的校园生活，以及他就读西南联大（1939-1946）的历史。何兆武说，自己读书没正经读，不是职业的，只是“票友式”的，但是，“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
据何先生回忆，他们读书那会儿，不过分注重学位，多看一个人的水平，看成绩。从老师到学生，都是如此。当年西南联大名宿辈出，像陈寅恪、梁漱溟、华罗庚等，都没有学位。“沈从文只念到小学，中学都没念过，你有那水平就行了，你是大文学家。”
校园生活，是何先生眼里最美好的读书岁月，哪怕后来战火纷飞。他边怀疑“怀念的是青春时光”，边想出了幸福的两个条件：“一个是个人前途的光明、美好”，另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 撰文 一未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主课三门，国文、英文、数学，那是真正吃分的，大家都非常重视。其余的属于辅课，一来大多数没有课外作业，二来不算分数，所以都不太注重。
“评价学人，应有两套标准”
在我的印象中，自己只有一次国文得过100分，那是抗战初期读中央大学附中的事了。本来南方学校是文言文更占优势，我们的国文老师陈行素先生为人很好，可是专门讲文言文，教《庄子》《史记》，强调：“文言文你們不能不做，中国文化真正的精华都在这里面。”那时候两周交一篇作文，我知道他喜欢文言文，有一回就故意用文言写了一篇。其实我知道做得不行，可是他看了非常高兴，给了我满分，同学还说：“哪有作文给100分的？”就是因为那次用的是文言。
数学学的是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到了小学高年级开始接触应用题，初中就学初等代数、初等几何。我们的几何教材是北师大数学系傅种孙老师一系传承下来的，后来他做了师大副校长。记得《几何学》开宗明义就是对基本概念“点”的定义：“今有物焉，无以为名，称之为点。”使人摸不着头脑，简直就像“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的老师就反复讲，几何学里所有概念都是由“点”引申出来的，因此“点”本身便不能再加以定义。
英文的学习始于小学三年级，我们那位英文老师又极其严厉，每天默写10个生字，写不上来不准回家，错多了还要打手板。所以我每天只背7个生字，算是及格，可以免打。上了初中，我们用的一本英文教科书是师大附中编的《中学英文选》，语言非常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多我都能背诵。比如Franklin的Poor Richards Almanac中的格言，还有Washington Ivring的Rip van Winkle。到了大学，理科不用说了，百分之百都是美国教本。法科也是，比如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统统都是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教本。至于文科，那要看学什么专业，比如中国史，只能用中文的。可是要学世界史，包括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就都是美国的本子了。再如，学中国古典哲学的得有好的古文基础，可是学西方哲学的，比如康德、黑格尔的，只要能看英文本就行了。
“年轻人，不要拜倒在前人脚下”
可是现在我跟年轻的同志们谈起，还是说：“你们还是得学古文。”毕竟中国的文化五千年，总有四千九百五十年它的载体都是古文，除非你不要这四千九百五十年，否则你要继承这个历史文化的话，必得学好古文不可。而且我还向那些青年同志们说：你们中文一定要学好，即便出国，可是你的优势就在于你有中国文化的基础，假如把自己的优势给放弃了，是挺可惜的。传统文化是融化在你的血液里面、滲透在你的骨髓里边的，这是你天然的优势所在，所以一定要学好。
撰文 文靖
上了初中二年级以后，渐渐脱离幼年时代的爱好，似乎有点开窍了。从前比较狭隘，仅仅限于《三侠五义》《七侠五义》《水浒传》之类的武侠小说，还乱七八糟看了好些笔记小说，包括《聊斋志异》。
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模仿《聊斋》胡编了一段鬼故事，老师写了句评语说：“你这学的是《聊斋》吧，以后不许学这种文章。”但是到了十三四岁，正是知识初开的时候，逐渐开始接触近代，看些杂志、报纸和新出版的东西，慢慢有点开眼界了，对于时局和政治也关心起来。因为年轻，吸收也快，每次跑到图书馆，一次可以借五本左右，差不多一个星期都能看完，而且看了又换，看了又换，知识扩充的速度要比成年和老年快得多。
记得有一套“开明青年丛书”，开明书店当时是很不错的，解放以后改组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按：开明书店1953年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这套书非常之好，大概有五六十种之多，所选内容都很精彩，比如丰子恺、朱光潜的书。丰子恺不只是美术家或者文学家，他介绍了许多新知识，好像你编一本几何学教科书，或者代数学教科书，并不见得你的几何、代数水平有多高，可是这本书本身有影响，给中学生念了就增长了知识。我从他那里获得很多知识，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像《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还有《西洋建筑讲话》，从古希腊的神殿讲起，读后我觉得非常满意。其实丰先生不是学音乐的，也不是学建筑的，都是抄日本的二手货，不过对我们来说却是新知。再比如梁启超的书，那时候我也喜欢看，可以说，我们中学时代很大一部分的知识来源都得自梁启超，其实里面很多是抄日本的，要用现在的要求来说，那是抄袭，不过不能那样看待他。那时候中国人没接触西方文化，最初一步只能是从日本转手。梁启超自己说：“未能成佛，便先度人。”他自己还没成佛，就先救别人。
人的成长过程本来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们的知识正像三岁小孩刚刚学知识的时候，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的思想非常敏锐，什么东西都往里搬，搬来了我们就受它的影响，所以他的贡献不可忽视。
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梁启超、胡适，他们影响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风气，就不宜单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他们在某一个专业的研究上可以未必有多大贡献，可是他们对于整个时代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包括郭沫若在自传里都讲，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没有不受梁启超影响的。梁启超有好几篇文章我现在都记得，比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那是讲中国古代思想的，還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我们都读的。
“读书太功利，得不偿失”
撰文 文靖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4个系。一年级是工科，入土木系。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然不在这些，于是决定改行。想读文科，但不知道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也许有两个潜在原因：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觉得历史挺好玩的。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抗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那时候生活条件极差。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套四合院，战争爆发以后每况愈下。从1937年打仗到1938年、19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40人。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当年的艰难时势，恐怕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时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天真地以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个美好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极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
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级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儿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到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不过后来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科学一代一代地发展，总是胜于前的，道理很简单，所依赖的基础不同了。比他们高明，是因为站在他们肩膀上。这是牛顿的话。牛顿花了前半生工夫得出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今天中学生听老师讲一堂课不就明白了吗？但不能据此嘲笑牛顿。
再比如老友王浩，他是学数学的，后来成为世界级的权威，对哲学极有兴趣。我跟他聊天他倒很谦逊的，总是说不懂，可聊着聊着，无意之中就吐露出狂妄的话。比如谈到某哲学家。我说：好像在某个方面（或者某某问题）没有说清楚。他突然来一句：“哲学总有讲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那么讲了。”就是说，这位哲学家没有那个水平，只能讲到这儿为止，把一个大哲学家说得好像挺不值钱的。我想这反而是一个年轻人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不足，要是拜倒在前人脚下，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如我自己，大概永远也不会是有出息的。
毕业以后我念了3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过我没有念完，一是因为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非常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之类，但这些并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非常有理。
像近代的笛卡尔、莱布尼茨，当代的怀特海、罗素，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一流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就是一本小书，发挥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这在中国诗里很少见。英国19世纪有两个重要诗人，Browning（布朗宁）和Tennyson（丁尼生）。布朗宁的诗歌虽然气势雄浑，但缺少人生境界的深度，在这一点上，丁尼生似乎更胜一筹，也更让我着迷。他中年寫了一首长诗《怀念》（In Memoriam），怀念他死去的朋友。之所以打动我，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就是“畅论天人之际”。再比如，丁尼生83岁去世之前，他的最后一首诗（Crossing the Bar）几乎每个选本上都有，诗的大意是，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时候赶上大雾，船出不去，直到中午雾气散尽才驶离港口，他联想到自己80多岁了，人生快要走到尽头，驶离此岸的港湾，跨过人生的界限，之后，就可以见到“我的舵手”。这些诗我读过之后非常感动，而且非常欣赏这种人生观，觉得这才符合我的胃口，所以第二年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
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导师是吴宓先生，后来他去四川了，由美国人温德（Robert Winter）做我的导师。不过后来我也没有念好，因为我主要的兴趣不是文学研究，只是那些诗对我的思想有启发，觉得非常有会于心。我一直都这样认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来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这个对我没有多大用处，拿不到博士，也找不着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当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开始，很多年我都不太用功，这大概与我自由散漫的习惯有关系，也可以说跟自己的人生观有关系。
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假如不是很有兴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觉得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注】摘编自《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