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码头工人在三次武装起义中
时间：2020-10-16 04:05: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曹兆坤
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有着庞大的码头工人群体，他们受新思潮影响早，拥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北伐战争期间，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军，推翻军阀孙传芳统治，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码头工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同军阀殊死奋战，展现出强大的力量，为起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牺牲。
一
20世纪20年代，上海码头工人约达5万余人。他们工作环境恶劣，收入低下，长期挣扎在饥饿边缘。据统计，20年代上海工人一月生活费平均约11元，而码头工人的月收入仅为3—12元不等，身强力壮者才得温饱，孱弱者欲勉强度日而不可得。旧上海势力错综复杂，码头工人要同时承受外国资本家、洋买办、包工头的层层剥削。据当时记载，装卸生铁每吨向货主收取力资2.02元，码头资本家分去1.52元，买办从余下0.5元中扣除0.3元，包工头又从最后的0.2元中拿走0.14元，码头工人流血流汗搬运1吨生铁仅得0.06元。码头上劳动强度高，工作环境差，工伤事故时有发生。而码头工人一旦伤残，不仅无处索赔，还会被包工头赶出码头自生自灭。因此，码头工人之间传唱这样的歌谣：“上压肩膀，下磨脚板。根根毛孔流血汗，码头处处鬼门关！”由于旧上海有着庞大的失业群体，不愁找不到人来码头上做苦力，故资方有恃无恐地压榨码头工人，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尽管人力装卸效率低下，但资方甚至不愿意使用更先进的机械设备，因为机械维护费用比码头工人的工资高得多—据海关统计，1924年上海港的装卸效率还不到法国马赛港装卸效率的1/5。
五四运动前，上海码头工人早已展开零零星星的抗争，但由于缺乏科学理论和组织，抗争只停留在自发阶段。码头上是四方人员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四方消息汇聚之处。得此先天优势，码头工人见识广博，消息灵通，对世界大事都耳口相传、津津乐道。经历了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的洗礼，上海码头工人接触到新思想的浪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具有了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意志。因此，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码头工人能够发挥出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军阀孙传芳浴血搏斗并取得胜利。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正式打响。为了策应北伐军行动，上海工人发动了一系列罢工斗争。据当时的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统计，自1926年6月起到8月止，上海工人共罢工112次，参加者前后达20万人。仅7月，码头工人就举行了11次罢工。如7月2日虹口码头工人200余人发动罢工向资方要求增加力资、缩短工时、提供伤病补贴，获得了初步胜利。8月底，为声援小沙渡日纱厂工人罢工斗争，日商黄浦、大阪等码头工人纷纷罢工对日示威。码头工人的坚决斗争，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6年夏，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决定成立上海码头总工会，同时建立中共码头总支部，隶属中共浦东部委领导。1926年7月，中共上海区委临时会议决定委派曾经做过码头装卸工的陶静轩兼任码头总工会副委员长，负责浦东纠察队的领导工作。同月，太古码头小包工头身份的地下党员陈博云根据上级指示，创办了浦东救火会，带领发动起来的码头工人秘密进行军事训练。
二
1926年9月7日起，上海區委将工作重心从罢工转移到武装暴动上来，并开展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不久，码头工人纠察队成立，陶静轩任总指挥。当时上海码头的党组织主要集中在浦东，浦东就成了发动码头工人的重点。早在1924年，早期共产党人就在码头工人居住比较集中的浦东其昌栈、虹镇、烂泥渡开办码头工人夜校，对码头工人进行启蒙教育，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在浦东各码头发展顺利。原于1925年建立的浦东烂泥渡码头党小组发展为浦东烂泥渡码头党支部，再加上新成立的浦东其昌栈码头支部、浦东南码头支部，到9月底，浦东就有了三个码头党支部。在陶静轩、陈博云等人的领导下，码头工人纠察队不断壮大。到第一次起义前，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展到2000余人，130支枪;码头工人纠察队就有130余人，10余支枪。陈博云创办的浦东救火会成为码头工人联合与训练的平台。
旧上海码头工人
陶静轩
10月16日，夏超率部在杭州起义反孙传芳，宣布浙江独立，并派出一个团向上海进军。上海区委判断暴动时机成熟，准备发动工人进行起义。不想夏超优柔寡断，革命意志不坚定，6天内即被孙传芳击败，暴动时机丧失。23日早晨，上海区委虽获悉夏超失败，但得到北伐军克复九江、叶开鑫倒戈的错误情报，认为形势依然有利，于下午5时下令按时发动起义。24日凌晨，因原定军舰号炮没有响起，集合待命的起义工人纷纷散去，仅少数工人在西门、斜桥、唐家湾、南洋大学等地聚集行动，均被警队开枪驱散。因此上海区委下令停止起义。由于条件限制，当时担任浦东码头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的陶静轩没有得到通知，仍在浦东吴家厅召开纠察队干部会议，准备袭击第三区警察署。浦东警厅侦缉队得到消息，彻夜巡查，与会的胡鹤云、陶鑫元（陶静轩）、于纪汉、郭妙根、蒋荣兴、唐新定、秦良7人被捕。码头工人领袖陶静轩经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淞沪督办丁文江亲自下令催促枪决。11月16日，陶静轩英勇就义，时年38岁。刑场上，他还向围观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革命演说，连行刑的士兵都为之动容。
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夭折了，码头工人纠察队领导组织被破坏，领袖陶静轩牺牲，损失尤为严重。11月18日，上海区委发出《告同志书》，追悼陶静轩。11月20日下午1时半，上海各业工人停工静默3分钟，向陶静轩烈士致哀。12月18日，值前任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刘华牺牲一周年暨陶静轩牺牲一月纪念，各界工人展开悼念活动。十六铺码头工人300余人，在斜桥一带散发传单、燃放爆竹。市民们从睡梦中惊醒前来察看，码头工人趁机发表演讲，“一时听者颇众”。
三
第一次起义失败，并没有打消上海工人的信心。1926年12月，周恩来来到上海，负责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着力于党组织的发展、建设。上海码头的党组织亦展开建设工作，1926年12月底，原有的浦东南码头支部撤销后，新建立了浦东十八间支部和小轮驳支部。此时，上海码头上有了4个党支部，30余名党员，组织力量更加壮大。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18日挺近嘉兴，孙传芳在上海的统治摇摇欲坠。上海总工会召开会议，决定于19日在全上海发动总同盟罢工，推动革命高潮来临。19日前夕，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号召上海全体工人“罢工响应北伐军！”“罢工打倒孙传芳！”2月19日晨6时，总同盟罢工开始，黄浦码头工人成为第一批响应总工会发动罢工的工人。20日，参与罢工的黄浦及十六铺码头工人已达1万余人。21日，招商局中栈、北栈、日本游船会社、黄浦码头、太古码头、汇山码头共3万余码头工人参与罢工斗争，黄浦江上停滞数十艘外国轮船不得装卸。当日，全市参与罢工人数达到35万人，上海区委判断时机成熟，发出“准备暴动”的指示。
1927年2月22日晚6时，以“建威”“建康”两艘起义军舰炮击高昌庙兵工厂为信号，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爆发。以码头工人为主力的浦东工人纠察队按原定计划准备乘坐汽轮前往起义军舰领取武器，再登陆攻打高昌庙兵工厂。不想敌人应变迅速，驻高昌庙炮台的第九师三十四团二营营长赵彦龙乘坐外国军舰抵近“建威”号与“建康”号，迫令停止射击。在外国军舰的监视下，起义水兵只得停止开炮，接应的汽轮也没有出动。纠察队得不到武器，无计可施，只得散去。由于21日进军到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在蒋介石别有用心的命令下按兵不动，孙传芳得以腾出手来全力镇压上海工人起义。闸北、南市的部分工人与军警展开巷战，均因孤立无援而失败。23日，工人和学生上街散发传单，又遭血腥镇压，军阀李宝章派出的大刀队在大街小巷不分青红皂白随意砍杀工人、学生乃至无辜市民。鉴于形势，上海区委在24日下午下令“为准备进攻而停止暴动”，总工会发出宣言“为准备更大的斗争而复工”。
第二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再次彰显了上海码头工人的力量。1927年，上海码头工会有2.5万名会员，此次总同盟罢工，码头工会不仅全员出动，还发动了非会员的5000余人参与罢工。据统计，1919年上海工人总数为51万，1936年达到117.1万，可以推算1927年上海工人数量接近百万，码头工人占约1/20。1927年1月，上海共有共产党员3630人，其中码头上的党员仅30余人，不到1%。但总同盟罢工期间，码头工人竟占罢工工人总数的1/12，承担了超出其分量的重任，表现出先进的思想觉悟和强大的战斗力。
四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上海区委总结经验教训，狠抓军事工作。2月24日，新上任的特别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上海區委各部（区）书记会议上强调：“军事工作，继续进行，组织要特别严密。”他决定整顿和训练工人武装纠察队。白天，周恩来不辞辛劳忘我工作;夜间，他还深入浦东、南市、小沙渡、杨树浦、商务印书馆等地的工人纠察队，亲自指导军事训练。参加过第三次起义的老码头工人激动地回忆，“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上海码头工人，非常熟悉上海港的情况”。周恩来派张叔平到浦东组织和领导码头工人斗争，任命其为码头总工会委员长。张叔平多次深入浦东太古公司栈、华通栈、鸿升栈等码头发动群众，再次组建浦东码头工人纠察队，陈博云为大队长。上级发放的一批武器和起义用品（手枪、子弹、斧头、旗帜、袖章等），均由陈博云设法秘密转运至浦东。不仅如此，陈博云于2月底通过敌人内部关系购得6支短枪，此后又通过保卫团的途径购买了一批长枪和弹药，充实了纠察队的武装。码头工人纠察队得到武器后，分期分批到太古公司栈的一间隐秘的房间内练习军事技术，摩拳擦掌等待新起义的爆发。
陈博云
张叔平
1927年3月20日傍晚，北伐军已进抵龙华，起义时机成熟。21日上午10时，陈博云陪同浦东工人起义指挥部总指挥张叔平来到公司栈伙食房，召开码头工人纠察队骨干会议，布置了攻打浦东警察三署的作战计划，并宣告了起义的纪律。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颁布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令，码头总工会接罢工令后，快速通知各码头分会执行。除英商公和祥顺泰码头稍有延迟外，3万多码头工人即时投入总罢工。下午1时，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浦东码头工人纠察队，有的手持长短枪械，有的携手榴弹，有的拿着斧头、棍棒、绳索，兵分三路，一路攻占了春江码头，两路去前后包抄三区警署。下午2时，纠察队先悄悄打掉了三区警署外围的8个岗哨，然后出其不意地包围了警署大院。院内有150余名警察，其中七八十人正在集合整队，仓促间负隅顽抗。陈博云飞身上前，用手枪打响了第一枪，工人们将枪口对准院门一齐高呼“打倒军阀！”“缴枪不杀！”工人与警察激烈交火，战斗中陈博云的弟弟陈博发、陈博喜、陈博元先后中弹牺牲。警署署长、各警队队长等人早已预先逃离，拒不缴枪的三区巡长郑玉芝被击毙后，其余警察群龙无首，士气大挫;更兼工人使巧计，在铁皮桶里燃放鞭炮模拟机枪声响，院内警察终于丧失斗志，纷纷缴械。纠察队占据警区，升起红旗，在大门前张贴“东南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第二团”的标志。附近各厂工人和居民兴奋地走上街头燃放爆竹，庆祝胜利。之后，纠察队接连占领了陆家嘴、洋泾镇、杨家渡、塘桥等警察分所，消灭了一股军阀的骑兵巡游队。路逢商人保卫团被前线溃退下来的鲁军包围，纠察队与群众上前围攻，全数缴械。保卫团竖起白旗，陈博云乘势召集纠察队、保卫团与参战群众数万人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保安局，武装布防浦东。沿黄浦江返回时，又发现从高昌庙溃退的直鲁联军一个排乘坐两条驳船企图逃跑，纠察队员在江边喊话，勒令其靠岸缴械。当晚9时，浦东各界代表在原三区警署大院开会，宣布临时保安局正式成立，公推张叔平为局长;浦东区各业人民代表会也即时成立。码头工人纠察队扩编为第八、第九两个大队，分别驻守春江码头与保安局总部，并成立了400余人的工人自卫团。
浦东码头工人与军阀势力激战的同时，浦西的码头工人也在南市、杨树浦、提篮桥一带与其他工人一同奋战，自下午1时起，先后占领了虹镇、香烟桥警察分所。最后的战斗集中在闸北区。大批纠察队员和群众挺进到天通庵车站附近时，恰逢从吴淞开来兵车一列。大夏大学革命学生与铁路工人拆毁天通庵车站南路铁轨，兵车出轨倒地，兵士以步、机枪向群众扫射，一时伤亡甚重。沪东、虹口的纠察队及时赶到支援，据报纸报道：“沪东码头工会纠察队，参加上次暴动，非常勇敢，其特务队与炸弹队在天通庵车站与直鲁联军肉搏”。战斗中7名码头工人受伤，工人徐阿福、王绍爱失踪。工人们配合闸北的工人纠察队两面夹攻，激战至翌日，终于消灭车上溃兵，拿下了天通庵车站。
三次起义，上海工人最终取得了胜利。3月22日，码头工人组织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封建把头！”的口号响彻云霄，“收回租界”“收回内河航运权”的标语也在各大码头和街道随处可见。23日，上海各码头工会代表百余人召开会议，安排了胜利后的各种工作。在革命热情的推动下，码头总工会发展了大批新成员，如公和祥顺泰码头等一些原本没有工会的码头也纷纷成立了工会。码头工人有了自己的武装，缴械并驱逐了各码头上的驻卫警，代之以荷枪实弹的纠察队员。紧接着，码头工人对那些民愤极大的买办和包工头进行了逮捕，其中罪大恶极者如隆茂栈大包工头张阿凤，被押解到自卫团，经群众公审后枪决。码头工会又对其他的买办和包工头开出条件：“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二、装卸力资由工人直接与码头公司结算;三、要按时向工会交纳办公费用。”在工人的威压之下，他们不得不悉数照办。尽管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让胜利的时光是那样短暂，但革命的火种已经在上海码头工人的胸中熊熊燃烧，只等时机到来，便要燃起冲天大火。（责任编辑 王兵）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