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家国寻根与多重认同

汤俏

摘要：全球化语境中，社会流动和跨国离散随时都在打破不同族裔文化之间的边界，离散群体通过第三空间的文化杂交不断地进行自我确认和家国想象，在多种文化的共生场中最终形成糅合了家族寻根和本土认同的双重甚至多重认同。21世纪以来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寻根叙事不仅在传统的美学经验之上试图开启多元化的历史解读，尝试以敞开式的、多面向的叙事结构来重述华族的历史之维，同时在这种家国情怀的观照之下得以理性审视自我与他者，生发出一种立足于族裔历史而兼具本土与世界的文化眼光和多重认同，获得超越离散、多元复合的全球化视野。

关键词：北美新移民文学;全球化;离散;家国寻根;多重认同

詹明信将第三世界文化的本质概括为一种投射了政治的民族寓言，“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①，这句判断的确适用于早期新移民文学中的叙事伦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踏上北美大陆的那一批新移民作家们执着于书写远离故国的夹缝人生中的失根之痛，家国寻根叙事在早期北美新移民作家的文本中整体呈现出一种第三世界游离于西方文化之外难以融入的边缘感。

随着全球化时代下文化壁垒不断被打破、文化交融不同程度地实现，人们对于文化差异与认同的适应与认知也不断更新，中国国力的强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也给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裔带来文化自信。凌岚在短篇小说《离岸流》中，讲述了一对华人夫妇“我”和妻子“红雨”在洛杉矶遭遇抢劫以致妻子流产、最后选择给未能出世的小生命海葬的故事。小说起首如此形容洛杉矶：“一个城市的平面缓缓露出，看到它时我想起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我必须学会游泳，仿佛洛杉矶是一个海洋。”②可是“离岸流”是不适合游泳的，学名“裂流”，是一股射束似的狭窄而强劲的水流，常常在海水离岸的回流中不可预见地将游泳者带离岸边、转向大海，在此似乎想隐喻移民生活带来的强烈冲击和危机重重的不确定感。而以洛杉矶为地标的美国却仿佛是一个海洋，新移民在这个充满了看不见的暗流的海洋里逐浪弄潮，离岸流不停地朝着远离海岸的方向将他们推向大海深处。这是一场持久而坚韧的旅行，离开母国的个体带着他们“清凉败火冬瓜海带汤”的华族基因，在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的历史洪流与海外空间中随流飘荡，但却有必然的坚定的信心要在这陌生的土地上活上好几辈子，“直到离岸流把我的灰带走”。近年来，呈现在北美新移民作家笔下的家族寻根叙事已然发生了质变，回望家园、追溯历史早已不是出于逃离的策略和文化自卑，而是怀着文化自信沉潜历史深处去挖掘，是对原生族裔之根的探寻，是对镌刻着共同符码的国族文化的自我诠释、审视与建构。新移民的写作通常既立足本土文化又拥有开阔的世界文化视域，并且还可以同时超然于原生国和在地国的文化场域，从一个局外的、第三空间的眼光来观照各种文化现象。在两种或者多种文化的共生场中，重叠的疆土和纠缠的历史难以避免地给处于接触区的新移民带来阵痛和冲击，但在多元文化中最终生发出糅合了家族寻根和本土认同的双重甚至多重认同也是可以期待的，他们的写作不仅携带着鲜明的民族符码，同时也表征着新鲜的世界文化的气象。

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一种抵抗失语的族群记忆书写，是一种国族文化和历史的自我诠释与重审，世界华文文学可以看作是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对于族群想象共同体的一种文化建构。无论是以华语之语言形态还是华文之文学主体作为整合的前提，北美新移民文学中自始至终都饱含着丰富的家国意象。容纳在多重意象文本之中的家国渊源正是新移民作家潜入历史深处寻求文化之根的努力，并且在这种家国情怀的观照之下得以理性审视自我与他者，生发出一种立足于族裔历史而兼具本土与世界的文化眼光和多重认同。我们可以期待這种认同将打破各种自设或者他设的框限与边界，从而为华文文学获得超越离散、多元复合的全球化视野。

一  重返历史现场的家族寻根书写

薛海翔在《长河逐日》写作琐记中如此感喟：“历史，是一条长河，横亘大地，苍茫雄浑，看不见发源地，找不到入海口;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大河中载浮载沉，追逐理想，追求幸福，犹如夸父拄杖疾走，追逐太阳。”③母亲的去世令薛海翔意识到随之而去的是上一辈的消失殆尽，自己已处于家族大树的顶端。“在他们都已远去之时，对他们如何走过一生不甚了了，对从哪里来也不曾真正关注，更没有真正赋予过兴趣”④，作家决定循着父母走过的生命轨迹去开启一段探查和研究家族历史的旅程。正是这种探求历史真相和人生真实的欲求推动他，决定以非虚构的写作手法重返历史现场，在上一辈驻留过的土地上如同探矿工程师一般“翻开土地表层，寻找矿石样本，查验所含成分，探究构成这个奇迹的基本元素”⑤，与这一场家国的记忆正面相撞，并且秉笔直书。

《长河逐日》的深沉和厚重在于，这不仅仅是一部家族寻根的历史，更是一部从个人切入时代、从家族映照国族甚至跨越种族和国别，辐射至整个亚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潮的历史。父亲是马来亚霹雳州怡保华侨，青年时期即投身反法西斯斗争，母亲则自幼生长于苏北涟水的小镇，经历土匪绑票、家道中落之后参加新四军成为一名医护人员。父母都以一己之身参与了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在鲜血与烈火的考验当中戎马半生，是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当事人和参与者。所以，这一场家族寻根之行便与20世纪那场烽火连天的国族史相连相通，不同个体的命运聚合成为一串民族的符码，宏大的历史便于这一个中国红色家庭的缩影中沉浮隐现，记忆的碎片还原出来的是一幅重构的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版图，家族寻根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华族裔和国家的历史寻根。作家以时间和空间为节点，不断转换坐标，忽而在马来亚槟城，忽而在中国苏北，地标参差交互，仿若暗夜中闪烁的点点星辉，遥隔千里而相互辉映。虽然“他们隔着海洋，高山，原野，大河，隔着很多国家和种族”⑥，却串联起父亲和母亲在各自平行空间中绵延的人生旅程。南京、杭州、徐州、扬州、上海，皖南事变、南麻临朐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无论是中国地图上默然永存的各个地名还是历史上赫赫有名、有据可查的历次关键节点，都在文本中昭示着非虚构写作真实可感的力量和寻根叙事悠远深重的理想诉求。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战事的进展，父亲和母亲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也不断推进，作为旁观者的作者和我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将在不久的未来发生短暂的交集，而又在七年之后一别两宽、各自天涯。当薛海翔从他衡山路的寓所窗口凝望着1949年“穿着浸透汗渍和硝烟的军装”、打着绑腿、扛着步枪进入上海的郭永绵时，我们早已穿过70年的时空知晓在浓荫满目的尽头等候着他的，将是越过辽阔的江淮平原来到第二军医大学的薛联，此后“我”的人生得以在上海安置、展开。父亲与母亲多少次彼此在同一时空下擦肩而过却并不自知，多少次近在咫尺却又各奔东西，时代就这样深切地渗透进个人的生命当中，掌握着他们命运的走向，个体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己地一路前行，却也在一呼一吸当中以血肉之躯介入家国历史的成型和书写。这种设置一个旁观者从未来的时空不断回到历史现场去回望、解说甚至审视过往的写法，打破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限制，使得读者时而沉浸在人物的命运遭际中与主人公同气相连，时而又跳脱开来远距离地勘察个人与时代、与国家之间那种血脉相通、彼此纠缠的联系。薛海翔辗转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家国寻根叙事既赋予了《长河逐日》以真实的历史感，又闪耀着理性的思辨之光，既“昭示了时代的正当性，也展现了历史的局限性”⑦，既是作家一路寻来的生命前传，也是那一代人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家国情怀，既是想象原乡的文化乡愁，更是追寻身份认同、重构国族记忆的离散书写。

二  风景再现与地方书写中的寻根叙事

与《长河逐日》那种宏大的国家革命史的再现与重构不同，作家大都通过对原乡甚或在地国的地方风景再现以及挖掘几代人记忆深处的怀旧书写来传达对于家族之根的理解和追溯。很多时候历史并不一定以本来面目出现，而是可能寄托在故乡的草木、童年的消逝或铭刻在成长过程中的伤痕书写里，投射出来是属于一代人共同拥有的族群记忆与家园想象。

研究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可以发现，文本中出现的原乡或者居住地的风景往往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自然景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被特定文化中的人们有选择地呈现和书写的，试图传达的是他们在文化建构的过程中所携带的民族文化基因和身份认同。“童年、故土、母语是一串特殊的生命密码，已经永久地融汇在一个人的血液中”⑧，张翎的典型性在于，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其生命发源地的温州、苍南、藻溪、瓯江等故乡意象频繁出现在文本之中，哪怕是在描写大洋彼岸的北美风情，也总是以故园乡土风情以对，作品中始终萦绕着的是脱不开的来自江南水乡氤氲湿润的乡情。她崇尚勒克莱齐奥的一句话——“离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并且在散文《故土，我的重荷，我的救赎》中指明故乡在整个生命谱系中的分量。她不厌其烦地细致描绘藻溪和瓯江怎样穿越其幼年乃至青少年时光，童年、家族、过去的时代和消逝的历史都随着记忆中的这一地方性景观的书写而逐渐浮现。《廊桥夜话》更是重笔书写了位于浙南和闽北交界处一个名不见经传、或许在地图上都难以确切定位的一个破落山村“五进士村”。这些书写必然是浸润在作家怀旧记忆之中与国人气血相通的神思之笔，更不必说她精心描绘的乡土人情与故园风俗。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认为，空间或者说地方、地景这一类自然范畴与情感、价值、意义等人文范畴相结合以后就具有了某种和记忆、种族、认同等文化研究概念相通的可能性，而对于自然风景、空间记忆的书写也可以视为文学作品对地方的创造，这种对童年往事的追忆和故土经验的再现，实际上传达出来的是作家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自我身份认同。所以张翎说，“根”即是人和土地之间存在的血缘关系，童年和故土是镌刻在一个人记忆之中最底层的内容，是无法剥离的重荷，却也是负重前行的救赎。

“所谓‘地方感，除了表达当事人的家园怀想之外，也包括把地方的历史沿革、离散华人的身世诉诸文学想象”⑨，张翎正是这样在对江南一隅温州和温州移民的身世追溯中一遍一遍重回故里探寻生命之源、家族之根。这种寻根书写早在她出国之初的作品诸如《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望月》等长篇小说中便初现端倪，离奇失踪的黄蕙宁、远赴重洋的江涓涓、跨域留学的孙望月，当她们在异国他乡遭遇彷徨挫折之时，无一不是回头朝向自己生命起源的地方去寻求、汲取精神力量。她特别善于在小说中设置悬念，表面上看书写的是这一场俗世男女的爱恨纠葛，然而作家的诉求绝不仅止于此。她通常的做法是以一个或多个女主人公的故事为主线，却又铺设了由此生发出来的旁系，彼此时而平行时而纠缠，连通大洋两岸的中西场域。随着主线脉络逐渐推进，女主人公的身世、家族与时代的勾连也抽丝剥茧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文本往往从一个小切口进入，铺开来的往往是一个家族上下三代跌宕起伏的命运，不仅在时间上贯通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风云变幻，空间上也绵亘中西、交错两岸。值得注意的是，张翎在那时便已经突破了自身族裔的局限，视阈并不仅限于本国或本族的寻根书写，无论是中国温州垄断一时的布匹世家金氏家族、还是美国加州名门酿酒业大亨汉福雷家族都在她的笔下拨开历史烟尘迤逦呈现。“寻找”仿佛是小说的文眼，主人公在交错的时光中追根溯源破译自己身世和家族的密码，一遍一遍地在他乡和故乡之间的出走与回归，又何尝不是作家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漫游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冰天雪地与江南温州小城的苍南藻溪之畔寻觅自己家族根脉。

三  集体记忆与怀旧书写中的寻根叙事

作为具有价值与归属意义的主体性概念，“地方”有别于客观抽象的“空间”。文化地理学家提姆·克雷斯韦尔指出，当人们以命名的方式赋予空间以意义之时，空间就变成了地方。人们通过身体在日常空间中的流动来确认地方，从而与之建立起情感联系，这可以理解为本土认同得以生发的基础。海德格尔认为，“家”正是这种被赋予了情感依附和“根”“源”意义的空间，因而常常在文本中充当“地方”的隐喻和典范。那些关乎气味、声音、色彩、影像落实到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上，召唤的是属于个人私密的记忆。对张翎而言，即使与故乡温州隔着十六个小时的航程，童年和故土也是她的创作赖以持续的基石，永远不会流失。但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使得世界各地的“地方”赖以独特性的标志被同化，失去了地方性的“地方”被还原成均质化的“空间”，不过是一个个不停更换的邮政地址，人们寄托其中的情感和记忆无所附着、漂泊无依。作家只有将故乡托付于文字以逃脱现代化进程对人文地貌和乡情的快速蚕食。寻常人的家国情怀难以撑起宏大的历史架构，一枝一叶都落实到个体与家园、与乡土的彼此依存之上。正如《廊桥夜话》中阿意妈对出走的游子喃喃自语“还知道回来”，这一句承载的正是糅合了多年的期盼、思念、委屈、嗔怨等等复杂情感的合辑。张翎在《阵痛》创作手记中充满深情地表白“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故乡苍南藻溪，还有我的故乡温州”，在这里，母亲和苍南藻溪、温州一起化身为生命之根的源头和停靠的驿站，但这故乡特指在“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尚未盖过青石板路面時的那个温州”，也即是尚未被现代文明侵蚀过的原初乡土。

正是因为“家园”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席，对家园、归属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追求促使新移民作家用母语书写作为抵抗失语、重拾族群记忆的途径，重回家园、想象原乡、确认自我。张翎作品中的母国地方谱系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浙江温州（包括苍南藻溪）、广东开平以及大体意义上的北方，但无论哪个谱系的书写都贯穿着对于疼痛、贫穷和创伤的书写。她自叙是因为贫穷和疼痛在她成长的那个年代是属于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而这记忆又与怀乡同根同源。《流年物语》是张翎尝试从艺术形式进行突破的一部长篇小说，凝聚着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怀旧书写。作家别出心裁地设置了十个章节，分别以河流、瓶子、麻雀、老鼠、钱包等十个物件的视角切入十个时间节点，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组织了前后一共五十多年间无法释怀的恩怨情仇，而随着个人命运浮沉飘零展现的正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风云变迁。小说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正在于，贫穷不止是刘年一个人的疼痛和创伤，它是整整一个时代的伤。张翎一如既往地发挥了她细致描摹事物的功力，大小、形状、颜色、质地跃然纸上，不仅有生命还有思想。这些物体不仅自己都有一个传奇的身世，也作为全知全能者见证了所有人物的生命轨迹：“麻雀”“钱包”“铅笔盒”“老鼠”窥见的是整个国家在那些年如何陷于贫穷和卑微;“猫魂”“瓶子”似乎总与一些不可言说的秘密和残忍的耻辱相互勾连;“戒指”“手表”和“苍鹰”让人联想到这世间总有一些可以确定的承诺、高贵和广袤;而“河流”向来便与生命的起源与孕育有着神秘的联系，无论是巴黎的塞纳河还是温州的瓯江，她们藏污纳垢、奔腾不息，正如同曲折蜿蜒、席卷一切的命运洪流。朱静芬的隐忍持家与委屈求全，叶知秋让渡粮票接济丈夫与她清高决绝的断然玉碎，全力失身陈岙底的忍气吞声，尚招娣的苦心孤诣乃至全知的疯狂致不知所踪……故事里所有的悲剧贫穷都难辞其咎，物语与人事彼此镶嵌绾合，形成一个套叠回环的结构。无论真假如何淬炼人性，无论欲望如何碾压道义，无论妥协如何幻灭追求，贫穷始终是把控全场的生存语境。所以张翎说贫穷也是一种疼痛，与其说写贫穷莫若说写的是贫穷那如影随形的阴影。这部在贫穷的险境中绵延五十年的家族史，正恰与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的各个发展历程相互印证，抗美援朝、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改制这些存在于一代人集体记忆中影响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每一个家庭的结构和命运，家族史也就顺其自然地与国族史发生重合。

此外，《金山》中的方得法与六指、《阵痛》中的勤奋嫂、孙小陶、宋武生，《胭脂》中的胭脂、小抗、扣扣，《余震》里的小灯，《劳燕》中的阿燕……都是通过主人公在乱世中与灾难和贫穷坚韧的对抗贯穿一个家族上下几代的历史，同时又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相连，召唤集体记忆中的怀旧书写成为新移民作家寻根叙事中曲径通幽、寄托家国情怀的选择。陈河《布偶》中的医生裴达峰因其被边缘化和他者化的经历无法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获得认同发生了人格上的異化，在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不仅自己成为了悲剧也一手造成了身边其他人的悲剧。而裴医生并非个例，在那样的时代，他既是某一个特殊群体的缩影，也可以辐射到当时整个生活在底层的普通民众，布偶之伤其实也是时代之伤、人性之伤，更是民族的伤痕。袁劲梅在《疯狂的榛子》中也是着意描写了这种因时代和历史的动乱给个人带来的伤害，以致难以正常生活。小说殷殷追问的一个主题之一便是我们如何面对这种创伤，尤其是当这种伤害存在于整个族裔的精神谱系当中之时，我们如何处理这种伤害所带来的创伤应激障碍（PTSD）。

四  多重认同视阈下的全球化叙事

李凤群的《大江边》《大风》《大野》以“江心洲”为其文化原乡为华文文学贡献了一部新中国农业社会现代化历史图景，有“长河小说”之称。《大风》更是开宗明义地将“寻根”确立为整部小说的宗旨，从解放后土改运动中太爷爷携子出逃开始，踏上茫茫逃亡旅程的他们从此背井离乡、失去了家族安身立命之根。为了隐藏自己的地主成分，梅先声改名张长工，儿子也改名为张广深，以一个虚假的身份和一套连篇的谎话行走江湖。对于耕读相传的中国传统家庭来说易名改姓不亚于欺师灭祖，他们从此与故乡、与家族、与祖先断绝联系，无论是在乌源沟还是江心洲，都无法获得内心的笃定与安宁。因此，他们行为乖张，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到第三代也即是故事中的父亲张文亮这一代，更是直接将“寻根”作为人生目的，终生都在不断寻找自己的原乡。第四代张子豪与梅子杰因为身份和际遇的不同，一个面对现实充满了无力感，另一个则张扬着野蛮的生命力却无处突围，都处在迷茫的人生路口。谎言与疏离、压抑与愤怒、失去与茫然，每一个人都在逃离，张长工逃离颍上村、张广深逃离乌源沟、张文亮逃离江心洲，却又终生都在寻觅可以让自己安定的精神原乡。与之相对应的是从土改到改革开放六十多年来中国当代进程中的历史动荡，全篇对政治或历史未着一字，全靠各个声部人物的交叉对话或倾诉勾勒出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环境。正是在不断的迁徙中，家族故事被不断地创造、重述和解构，而个体在离散中的心灵成长史和精神漂泊史也呼之欲出。随着现代城市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入侵，江心洲家族传承的民间生存哲学解体，第四代年轻人对乡土的离散最终使得寻根之行变得虚妄缥缈，历史的大风呼啸过后，故乡何在？“从愤怒起身，到执念放下，抵达慈悲处，也是起身处——有所屈服，有所承担。”⑩李凤群自我定位如是，试图在作品中通过人物故事去承担的也是那份寻找精神原乡的家国情怀。王德威评价李凤群的《大野》时说“凶猛退后，诗意涌现。风流云转，传奇不奇”11，其实也是她寻根书写的典型特色，于历史动荡中追溯成长，于冷静疏离中寄意磅礴，时光汹涌而诚挚有情。这部小说意味深长的地方在于，作家的寻根叙事在这里不再像她的前辈作家那么确定。历史还是共同的历史，文化也是共有的文化，但精神原乡究竟在哪里，这可能是新一代移民作家想要深掘的思考，也是他们书写中国经验的独特之处。张惠雯的乡土题材作品《如火的八月》《垂老别》《古柳官河》等都是在唯美诗意的描绘下展开一幅写意的中国乡村水墨山水画，但在那平静和缓之下仍然饱含着一层深深的隐忧和对这土地深沉的热爱。作品在关注现代文明对传统农耕文化入侵的时候往往不会呈现具体的矛盾和冲突，而更多倾向于一种情绪式的场景式描写，并且表现出类似问题小说的精神品质。作为70后华文作家，他们在故国书写和在地书写方面与前辈新移民作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风格。这批作家出国的时代背景大异前期，他们在身份认同上不像前辈那样激烈和焦虑，“双向他者”的身份使他们拥有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也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客观的文学图景。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则并不特别聚焦于东西文化冲突带来的困扰，更多的是游历和遇见，自然而然融入之时审慎地思考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地域、文学与族裔的关系。既有宏大叙事，也不乏白描式的精微叙述，传达普通个体在大时代中生存的独特体验。

往前更进一步的是薛忆沩，他在《希拉里 密和 我》中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山“冬天的故事”，一个落魄的中国男人刚刚经历了丧妻和女儿的叛逆，在滑冰场偶遇了两个神秘的女人希拉里和密和。小说中的人物徒劳地寻找自己家园的行为指向一个真相，那就是作家借王隐士之口所言，一旦成为移民，则终身都只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无论在原生国还是在地国，“你永远回不了家了，你成了所有地方的陌生人”12。这种始终在迁徙的移民感，与李凤群在《大风》中赋予张氏家族那种总是与所居地难以完全融合的疏离感是有相通之处的，只是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所在的是比“地方”更大的空间。但薛忆沩在小说结尾为“我”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回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第二次移民，祛除了离别和流浪意义上的放逐悲情之后，移民生活或许正意味着人在不同空间的自由流动，从而精神上的自由也是可以期待的。李欧梵曾经惋惜海外华文作家过于迷恋家园故国从而丧失了处于边缘的珍稀特权，离散视野能为去中心的、流动多元的文化认同提供机会，有助于本土性的产生。随着全球化持续深入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新移民作家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化认同意识已经愈来愈多元化，他们不仅回望家园、书写原生国记忆与经验，追溯族裔文化之根，也越来越认同在地国文化，生发出一种正当其时的本土性。本土化和落地生根的论述以及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认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作品当中，比较典型的便是以张翎、陈河为代表的“海外的温州人”系列故事。

二湘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北美新移民青年作家的代表之一，她不囿于一时一地的地域性眼光，将笔触发散到全世界各个平行空间中正在发生的故事。长篇小说《暗涌》从阿富汗的喀布尔、美国的硅谷到中国的上海、深圳再到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横跨亚洲、北美洲和非洲，将华文文学的视阈开拓到前所未有的广度，是一部典型的全球化叙事的范本。故事情节循着主人公吴贵林的人生轨迹蔓延，涉及的话题纷繁复杂，从个人化的故乡和童年、职场和创业的经验，到普遍性的都市与欲望的纠缠，更有从一己之私升华至超越民族和国界的关于战争和创伤的追问和探索，冷峻而细腻，大气而深阔。《暗涌》的着眼点不仅在于空间的开阔，也在于时间的浩渺。她立足于当代生活的记录，却又转身向时光深处去挖掘越南船民偷渡、马来西亚难民营、阿富汗战乱、“911”恐怖事件等这些鲜少呈现在华人文本中的历史叙事。人们携带着这些离乱的伤来到现实时空，她却转而又带你领略全球化信息爆炸时代中的国际金融风潮，“P2P”信贷、风险投资、科技创业，专业而陌生化的名词令人眼花缭乱、头绪纷繁。开篇题记写着“时间是离弦的箭，是无限的空，是不断的开始与不断的结束”，在这循环往复时光暗涌与空间迁移中，每个人都面临不同的困境：吴贵林深陷高强度工作和丧女自责的困局，身心的折磨令他罹患忧郁症;曾参与反恐斗争的华勇始终难以摆脱少年时期偷渡移民的创伤再加上直面战争的残酷，外忧内患导致他最终的分崩离析;因下岗失业、沦落异国不得不在餐饮和色情行业的灰色地带中辗转求得生存的底层华人移民群体……二湘的关注点不仅限于本国、本族、本阶层的生存状态，甚至还不忘在大开大合的时代图景描绘中将笔触扫过领养中国弃儿的美国同性恋夫妇、在难民营中失去所有亲人又遭受凌辱而自杀的越南裔女孩玉燕以及埃塞俄比亚庄园的族裔冲突，包括吴贵林就职的联合国派驻机构、国家儿童基金会等，都是二湘打破血缘政治传统、超越国族界限的世界公民心态下对多族裔混杂群体的关怀和投射。这种开放而多元的认同使得以二湘为代表的北美新移民作家不再执着于中西文化冲突和夹缝人生的离散书写，更多关注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个人命运如何在时代潮流中载沉载浮的生存困境，现代人如何安放全球化进程中时空错置、流离失所带来的迷茫与焦虑，由此也可以看出二湘力图构建宏大叙事的野心。但这种自觉的多重认同并不等于失落原乡，全球化叙事也不等于拒绝寻根书写。流年如花似锦，人生的行旅繁复多声，新移民作家在中国与海外的流动脉络中既生发多样的本土认同甚至世界认同，也不拒斥回到原乡去寻找自己的生命之根。吴贵林在历经磨难、无处突围之时的选择是回到多年来自己一直难以正视的生命起源的小山村寻找生母，解开身世之谜。冷露无声湿桂花，此心安处是吾乡。是钟贵林（终归零）还是吴贵林（无归零），人都要学会与自己、与创伤和解。二湘寄寓在多重认同视阈下全球化叙事中的寻根书写表明，不论是命运的狂流还是暗涌，人心的爱和温暖始终是支撑我们生命坚韧的救赎，经历心事暗涌，方知何为归属、何处安稳。

全球化境遇中新移民作家这种本土与故乡混杂而开放的多重认同，犹如一场流动的盛宴。客观存在的空间只有通过个体生命的体验才能获得真实的意义，人物在不同空间中的流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家园感。某种意义上正如《希拉里 密和 我》中的三个主人公一般，他们是作者三位一体或多位一体的化身。成为所有地方的陌生人意味着无处是家，反过来也可以成为处处家园，“永远回不了家”和“我是不回家了的”其实表达的是同一层意思。北美新移民作家的寻根书写实质是新移民作家在全球化境遇中反观移民生活的精神追溯之旅，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探索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且将这种意义和价值投射到族裔身份认同的重新发现和建构之上。在比地方更大的空间里，漂洋过海的北美新移民文学正在异国他乡扶栏遥望，以其边缘书写的实践回馈和丰富着华文或华语写作，共同参与构建当代文坛新生态。

注释：

①[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页。

②[美]凌岚：《离岸流》，载夏商主编《2019海外华语小说年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5页。

③④⑤⑥⑦薛海翔：《〈长河逐日〉创作谈：在人物当局者迷的时候，我们已明察秋毫》，《文汇》2019年8月2日。

⑧张翎：《故土，我的重荷，我的救赎》，载《废墟曾经辉煌》，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3页。

⑨张松建：《重见家国：海外汉语文学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5页。

⑩李凤群：《暗自欢喜胜过锣鼓喧天》，《文艺报》2019年9月11日。

11李凤群：《大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封底推荐语。

12薛忆沩：《希拉里 密和 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1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