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文化盛行下报纸副刊的尴尬
时间：2020-11-28 18:05: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何万敏
一条《外媒称中国有望明年超日本成世界二大经济体》的财经消息,援引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说,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分析文章指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催化下,中国有可能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预言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从这条被一再转手却不直接查找信源的消息可以看出,我们是多么急迫地希望“经济强国”梦想的早日实现。问题是,就算中国跨入经济强国行列的那一天真正到来了,坚称文化为 “软实力”的中国是否亦自动成为文化强国呢?
“金钱成为社会的唯一评判标准”
对于商业的赞美在过去几年的中国达到高峰,对于企业家的过分迷恋已经成为新的潮流。马云、王志东们在一个新的世纪更加拥有影响力,与朦胧派诗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号召力颇为相像;一批年轻的创富者甚至被描述成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重要元素,但“富二代”的炫富色彩引起的廉价好奇与盲目尊崇让人匪夷所思。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同意经济学家布莱德福特·德龙所言:“20世纪的历史毫无疑问是经济的历史。重大事件与变革都发生在经济领域,经济变化是隐藏在生活其它领域的变革后面的推动力……经济变化的脚步是如此巨大,乃至摇动了历史的其他部分的基础。或许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日常的消费与需求——制造、消费和分配的方式的改变——成为整个世纪的历史驱动性力量。”①正如在过去的许多年份,我们沉迷于争论GDP增长到底需要几个百分点,以此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指标,似乎7个百分点与9个百分点之间隔着万丈深渊。冰冷的经济数据成为人们欲望的热点,僵化的经济学定律成了我们新的生活准则。
“金钱不仅成了一个社会唯一的评判标准,它还变成了政府的唯一职责。”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早在300多年前的话,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大部分人对于政府定义的思考。起初并不直接创造财富的文化,在金钱壮阔波澜的拍击中几乎猝不及防;在短暂的阵痛与迷茫之后,文化逻辑被卷入商业逻辑。
副刊在经济效益的争夺中败下阵来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特点是思想启蒙、狂飙突进,那么90年代以来的格局就体现为市场导向、多元分化;并且,市场经济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变革推动力,完全覆盖了上个时期的时代色彩。所有的商品肯定都要面对市场,因此消费决定生产,就像当年革命决定创作一样。但凡文艺的各个品种,都被纳入一个庞大的生产和消费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文学艺术作品和新闻的传播、接受过程,则被描述为消费者的消费过程,消费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收视率、上座率、票房、销量、码洋、排行榜,这些可以用真金白银来衡量的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建构。主流文化退隐至边缘化之时,大众化、世俗化甚至媚俗化的文化便粉墨登场,登上了社会文化的中心。
至此,过去新闻传播领域相对单纯的理想色彩和精英意识风吹云散,市场上的各路媒体“新贵”开始引领风骚。换句话说,市场化媒体的兴起既是适应世俗化潮流而出现的必然趋势,在一个纷纷攘攘、物欲高涨的时代,也成为满足公众需求、引领流行时尚、左右社会舆论的“公器”。正如《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畅销书《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里的描述:“凡是能够供大家哄堂大笑或者咬牙切齿的消息,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让记者们蜂拥而上,就像苍蝇喜欢追香也喜欢逐臭……你一看就能明白,吴勇所谓‘荷尔蒙与汗水一块挥发,媒体与明星互相传染着彼此的浮躁,并非过甚之词。”②
本来就是“易碎品”的新闻报纸,其副刊早已分崩离析、面目全非。2004年,《南方周末》即发表了《纸上的风云:副刊时代的终结》一文,其中引用龙应台的话:“台湾报纸的副刊一个接一个消失……大陆的副刊在转型经济中面临同样的问题。关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忧色:副刊没落了。”
在以新闻为主导的报社,在现代报纸四大构件新闻、专刊(一说评论)、副刊、广告之中,副刊几乎就是可有可无的。理所当然,当新闻在报纸版面上的地位比以往更加优先时,在一个有限的总体版面框架内,经济收益表现相当弱势的副刊必然在效益的争夺中败下阵来,并进一步在报纸的扩张权衡中遭到挤兑乃至消弭。尤其是许多新锐媒体提出“纯新闻纸”的主张之后,仅仅是报纸“补白”的副刊再怎么萎缩也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即使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文汇报》、《天津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等等,一直勤勉耕耘“笔会”、“文艺周刊”、“夜光杯”、“花地”等老牌副刊阵地,却也在广义副刊的延伸产品——从时尚、家庭、休闲、美食到旅游、汽车、电器、房产等等无所不包的专刊的喧闹中,黯然失色。
以“特质性”的副刊使报纸摆脱“同质化”
市场化的要求与运作坚定地支持了这场具有颠覆意味的报业改革。事实上,正是在商业利益强大内驱力的推动下,以都市报、晚报、早报为代表的市场化报纸,迸发出新颖的朝气和蓬勃的活力。今天的报纸读者多数只是社会怪异的看客和快餐文化的消费者,他们被纷繁喧嚣的欲望和工作节奏所围困而浮躁不安,早已对什么精神层面的塑造和滋养失去耐心。正如《北京晚报》副刊编辑解玺璋的分析:“按照商业文化的逻辑,作为消费者的观众或读者,他们看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到剧场看一场演出,或读一本书,只是要从沉重的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使自己的身心得到释放和缓解。所以,他们不需要沉重、痛苦和深刻,他们要的只是轻松、快乐、消遣、刺激。他们甚至还嘲笑沉重、痛苦和深刻,质疑获取意义的必要性。”③因此,恶俗与鲜活、吹捧与谩骂、敏锐与失察、反应快速与看过即扔的特性,鱼龙混杂在一起,构成了资讯消费时代的奇妙景观。“公众注意力”成了媒体消费主义的发动机,“吸引眼球”已经是媒体最熟稔的关键词。但当新闻事件本身的关注价值被时间无情消耗殆尽之后,除了个别资讯所包含的“历史记录”和“新闻叙事”可作为编年史的些许材料外,大多数新闻并不会给这个时代留下真正有价值的文本,报纸则总是在被公众消费后成了沿街廉价收买的废品。④
报纸副刊在商业文化盛行时代所面临的尴尬,也有副刊人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显得无所适从、不能积极应变的责任。抱持传统的编辑沉湎于过去的好时光,津津乐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报纸副刊怎样自觉地承担了思想启蒙的历史责任和文化责任,传达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当时文化人和思想者的精神家园。不思进取的编辑仍然习惯从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几大件”中,舞弄游山玩水、花鸟鱼虫、喜怒哀乐之类个人小情趣的装腔作势和无病呻吟。更作孽的是,打着“大众喜好、贴近现实、反映生活”的旗号,以低俗的格调、浅薄的品位招揽读者,把“地摊文学”直接搬上了报纸可怜的版面……
成功的报纸副刊具有不同的特质和非凡的气质,正是区别各个报纸风格的主要部分。市场化报纸“不得漏发”国内国际重要新闻和本地区经济社会、娱乐体育等等主要新闻的战略实施,带来的是报纸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特质性”的副刊完全可以探索出许多新的路子,使报纸摆脱同质化——思想的阐发、智慧的照拂、人性的浸润、人文的关怀,当可逼近真相,贯穿理性;强调时代特色、地域特色、城市特色、时尚特色,未必就背弃了高尚目标;学习或者移植新媒介语境中的新语言,以更加轻松更有趣味的方式来传播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并非多大的难事;文章短小精悍、文字简洁明快、词语浅显易懂也不缺乏深刻,“摇曳多姿,花开满径”。这样,“特质性”丰富的副刊才不会是精神的流浪者。
注释:
①许知远:《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②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③解玺璋:《商业文化盛行的时代,文艺批评还能做些什么?》,blog.sina.com.cn/s/blog_475b6ef80100gske.html
④朱大可张闳:《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作者为凉山日报社副总编辑、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