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求学记

庞新智，洛阳偃师人。1969年应征入伍，1970年复员后，先后在《山西日报》《河南日报》任编辑。1995年参与筹备并创办《大河报》，先后任副总编、常务副总编、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社级编委委员、《大河报》总编辑。

周庄的游人真不少。

小桥流水，山高房低，很耐看。我和老伴儿一边走，一边赞叹，路过一座小桥时，和一群人擦肩而过。在这群人的前面，有个十来岁的男孩儿跑得飞快，那群人里就有人高喊：“慢点儿，别跑太快，注意安全！”

好熟悉的声音！这声音触电般让我一颤，我不禁停住了脚步，回头看着那喊话的人。小桥那边喊话的人也恰好回头来，是个老太太。四目相对，我的心要跳出来了，天哪，这不是红姐吗？老太太顿时也明白过来，颤声问：“你，你是红星吧？”

我急答：“红姐，你让我找得好苦啊！”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犹如做梦一般。

我们俩快步走上小桥，在拱形小桥的中央握住手，还是她先开口：“我们都老了。”

我说：“是，我们都老了。”

1956年夏天，我7岁。

在豫西山區，家里啥都缺，但最缺的还是钱。吃的不宽余，总还能去地里刨，可有些东西是必须要花钱的，你总得吃盐吧，总得点灯吧，诸如这些花销，也是很愁人的。

我父亲小时候读过一年半私塾，算是村里的文化人，也确实比别人有些见识。头一年农闲时，父亲去镇上轧花。在轧花坊里遇到一位瓜农，人家就给指了一条路：“你跟社里说说，不如种点西瓜。山上旱地瓜甜，成熟也早，利用这时间差弄到城里，价格也好，不图挣大钱，解决个日常花销是不是？”

收完麦，头茬瓜就熟了。父亲摘了瓜，装在独轮车上，赶早推到县城去卖。

我们鸡叫头遍就出发了，到了县城，已是9点多。父亲推着独轮车在街上走，想要选个热闹的地方。我却两眼忙着看新鲜：乖乖，这就是县城呀！房子这么好，卖东西的这么多，人来来往往，天天都有庙会呀！

父亲选了个街口，将瓜切开，一牙儿一牙儿摆好——那时卖西瓜，可不是现在这样整个卖的。

过了晌午，来了一个“客人”——只要是买瓜的，父亲都称他们“客人”。这人三十来岁样子，长得细高，清清瘦瘦，白白静静，留着小分头。看到我们的瓜摊儿就停下来看。

父亲就热情地招呼他，告诉他俺是西山的，旱地瓜熟得早，客人不尝个鲜儿？

这人连说“尝尝、尝尝”，就让父亲给称了两牙儿。

他拿起一牙儿咬了一大口，连说“不赖、不赖”。

父亲试着问：“客人定是国家干部吧？”

他边吃着瓜边回答：“也算是吧，在初中教书。”

父亲问他：“贵姓？”

他说：“免贵姓高。”

父亲笑了，说：“你姓高，个子也长得高;职位也高，当了国家干部;学问也高，就能来城里教书了。”

那人“扑哧”一声大笑起来，说：“老乡你真会说话啊！”说着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儿叠得很方正的洋布手巾檫嘴。

父亲也很高兴，说：“不说不笑不热闹，大家高兴就好。”

看着客人走远，父亲对我说：“看见了吧，这就是买卖人。嘴要甜，会说话，让人家掏了钱，心里还高高兴兴的。”

瓜摊前暂时没人，父亲就让我把地上的瓜皮收拾干净。我弯腰捡瓜皮时，突然发现地上有一块钱，叠了两折，红色的，混在瓜皮里很不显眼。我拿给父亲看，父亲说肯定是高老师掉下的。我说是，高老师掏手巾时，我就觉得有啥掉下来了。父亲离开瓜摊走到街道中间，朝高老师走的方向望了望，知道人已走远了，转回来对我说：“你把钱拿好，兴许高老师过一会儿会回来找，一定要还给人家。”

我很认真地点点头，把一块钱紧紧地攥在手里。

高老师一直没有回来。到了下半晌，就只剩下一个瓜了。父亲想了半天说：“这个瓜不敢切开了，万一卖不完，咱又得赶着回家，不就可惜了？”

父亲决定再等等看，实在没有机会就推回去。然而等来等去，虽然有人来买，但父亲坚决卖整不卖零。眼看时间不早，我们正准备收拾回家，突然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30多岁，戴着眼镜，车子后面带着一捆书。他看见我们就跳下车，问瓜咋不切开？父亲就说卖整不卖零。那人觉得奇怪，父亲就说了原因。那人就“哦”了一声：“30多里呢，回到家还不半夜了？”说着开始打量我，问我几岁了。

我小声回答7岁。他点点头说：“也该上学了。”

父亲打量着他，试探着问：“客人高就？”

那人大约觉得父亲文绉绉说话好笑，说“啥高就不高就，在初中教书。”

父亲一听大喜，忙说：“这就好了，我向您打听个人，高老师您可认识？”就把刚才拾钱的事讲了一遍，我也伸开手让他看已经被汗浸湿的一块钱。

他看了我半天，很认真地问：“地上拾来的钱，不就是自己的吗？”

我也很认真地回答：“拾的是别人的钱，不是自己的。”

他不住地点着头，微笑着夸奖我：“这孩子不简单”，又转脸对父亲说：“你教育得好啊！”他说这个高老师他不仅认识，而且就在一个学校，然后说：“这样吧，这个瓜我买了，只是没法拿，你帮我送到家，可以吗？”

父亲连说“中、中”，就赶忙收拾东西。

那人住在一个很深的院子里，我向四周瞅瞅，是好几家合住在一起的。父亲把瓜搬起来，那人却并不去接，只是对屋里叫了一声：“小秋，来客人了。”

随着门上竹帘掀起，一个女人应声而出，也戴着眼镜，身条细细的，下巴尖尖的，说话弱弱的：“屋里坐吧。”

父亲推让再三，还是搬着瓜跟进屋去。

那人自我介绍，说他姓曲，叫曲忠义，是县里初中的教师，女的是他爱人，叫钟望秋，旁边桌子旁坐着看书的是女儿，叫红旗。解放了，红旗插遍全中国，就起了这个名字。

他们大人说话，我就站到红旗旁边，想看看她读的什么书，刚伸出手，她就一把将放在一边没读的书拉到自己面前，微微抬着头，拿眼睛瞪着我。我急忙收回手，只觉得她的一双眼睛好大。

一旁的大人都看到了这一幕。她妈妈拍拍红旗的肩膀说：“人家是客人，我们家红旗当然是懂礼貌的。”于是大人的话题，就转到了我们两个孩子身上。

曲老师问我的情况，父亲回答：“7岁了，属牛，解放那年7月7日生的，是农历。”曲老师有点吃惊：“这就巧了，我们家红旗也是那年生的，农历七月七，乞巧节嘛，夜里两点半出生，你们家孩子是几点？”

父亲也觉得巧了，说：“农村不论钟点，就是后半夜吧，过一个多时辰天就亮。”

曲老师仰头算了算，说：“这么说我们红旗比这个孩子大一个时辰。”

曲老师就拿眼睛打量着我，问：“你喜欢读书吗？”

我点了点头。

又问：“读过什么书？”

我低下了头。

父亲替我回答：“没有读啥书，只是跟我学过《三字经》啥的，会背。”

曲老师就讓我背一下听听，我就很流利地背起来。没背多少他又让我停下来，说：“你知道‘昔孟母，择邻处是啥意思？”

我答：“就是不要和不好的人在一起，要和好人在一起。”

曲老师高兴起来，大声说：“孺子可教。”又回头看了看钟老师，钟老师会心地微笑着点了点头，扭身在红旗肩上轻轻拍了一下，问：“怎么样？”

红旗又用大眼翻着我，说：“还可以吧。”

气氛已经很热烈了。曲老师就招呼钟老师上饭。父亲不肯，曲老师也不让，说还有几十里路呢？家门都进了，咋能让您空着肚子回。父亲见辞不掉，就一起吃饭。饭后，钟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块钱交给曲老师，曲老师塞到父亲手上，说是买瓜钱。父亲哪里肯收，说是饭都吃了，还没付饭钱呢？

推来让去，曲老师说：“也罢，过些天还会见面的，今天就算认了一门亲戚。”父亲这才千恩万谢地告了别。

走出县城不远，天就黑了。一路上，父亲感慨万分，也不知说了多少个“好人啊，一家好人”。

从城里卖瓜回来没多少天，村里就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是县里要在庙坡村建一所中心小学，把周围村子里的孩子们都集中到这里来上学。

有一天，我正在村头的水塘边割草，远远看见有个人骑着自行车进山了。那年代，山里人谁见过自行车？自从上次在县城见到曲老师骑车后，我心里就一直纳闷，不知道自行车为什么就不会倒呢？我正想着，车子就到了面前，骑车的不是别人，正是曲老师。

曲老师一眼就认出了我，问：“你爹呢？”

我说：“在家哩。”

“你领我去见见他”，曲老师说着帮我把箩筐背在肩上，推着车子跟我进了村。

曲老师和父亲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我则坐在门槛上翻看父亲小时候读过的旧书。其实我并不认识多少字，只是想偷听他们的谈话。

曲老师说新中国很重视教育，县里决定在这里办学，可是别的老师都嫌远不情愿来。他心里有数，既然都不愿来，还不如自告奋勇自己担下来，也算为大伙都卸了包袱。

接下来就说到了要我上学。曲老师说，无论如何都得让孩子去上学。父亲有些为难，一是上学要花钱，家里真的不宽余;二是离学校三里山路，孩子小，每天来回跑几趟也不是个事儿;再者说，孩子生到山里，就是一辈子吃苦的命，我平时教他认几个字，过两年长大些再教会他打算盘，种个地也就足使了。

说了半天，还是曲老师拿出了一个方案：“我看这样吧，学费不让你作难，我出，没几个钱，俺两口子都领着国家工资，手头宽裕;孩子来回跑路的问题呢，也不用你操心了，就吃住在我家里，星期天回来只跑一趟。这总行了吧？”

父亲一听连连摇头：“不中不中，咋能这样拖累您呢？”

曲老师也急了，抬高声音严肃起来：“你别怨我说话难听！现在是新中国了，这孩子是块料，你要耽误了他，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你历代祖宗！你要真心过意不去，多少给我兑点粮食，多少都行，这总可以了吧？”

父亲看曲老师生气了，这才答应下来。

曲老师起身要走，父亲突然一把拉住曲老师的衣袖，吞吞吐吐地说：“我有点心思，不知该说不该说？”

曲老师看见父亲犹豫不决的样子，以为是父亲反悔了，神情严肃起来，很不高兴地反问：“怎么了？刚才说好了的事，怎么说变就变呢！”

父亲赶紧回答：“不是不是。”

“那是啥？你说。”曲老师似乎一头雾水。

父亲赶忙解释：“曲老师，你就是这孩子的再生父母，我想把这孩子认到您名下，害怕您嫌弃……”

曲老师嘿嘿笑了。父亲赶紧趁热打铁，叫我过去：“快给你干爹磕头，以后就要叫干爹，记住了吗？”

我一边说记住了，一边跪在地上磕头。

曲老师急忙拉我起来，说：“现在新社会了，不兴这个，鞠个躬就行了”，又和蔼地对我说：“以后在学校里，还有当着别人的面，一定要叫老师。只有在家里，或者在没有外人的时候，才能叫干爹。记住了吗？”

我连声回答：“记住了，记住了。”

干爹推着车子出了门，我和爹妈送到村口，一直看着他骑上车子飞快地下了土坡，拐进沟里。

我就这样上学了。登记名字的时候，干爹把我叫过来说：“你的名字得改一下，将来成了国家干部，称‘闪石蛋同志多不雅。”我说那应该叫什么，干爹想了想说：“你姐叫曲红旗，红旗上有五角星，你就叫‘闪红星，好不好？”

我高兴地连声说好。

学校的规模很小，设在一座大庙里。总共四个年级，每年级一个班，后来才逐年增加了五、六两个年级。当时国家正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比我大三四岁的有的是。教师也只有两位，就是干爹和干妈，校长当然是干爹。

我和干爹一家住在学校旁边的小土坡上。乡里事先在这里打了两孔窑洞，是连通的，用来住人和办公，另在旁边打了一孔很浅的窑洞，用来做饭和堆放杂物。窯洞门前是一片推平的空地，用秸秆作院墙。干爹和干妈都很喜欢，说比在城里宽敞多了，空气、风光和环境更比城里好，说这是“世外桃源”。

我并不懂是什么意思，周末回家就给我爹说，干爹干妈很喜欢桃园。第二年开春，我爹就带我从山里移来四棵桃树，栽到院子里。干爹干妈喜欢得不行，问我怎么想的这个主意？我说咱这里不是“桃园”吗？没有桃树怎么行？干爹干妈听了哈哈大笑，干妈把我搂在怀里，夸我是个“有心人”，然后慢声细语地告诉我：不过呢，你说的这个“园”不是那个“源”，于是就详细给我和红姐讲了“桃花源”和陶渊明的故事，后来还教我们背了不少陶渊明的诗和文章。

日子就这样在平静和快乐中度过。每天先上“大庙学校”，下午早早就放了学，我和红姐就又在“窑洞学校”开了课。我和红姐相对而坐，我才注意到她长得和农村女孩有多么不同：一双眼睛既大且长，眼窝深深的，眼睫毛长长的，眉毛微挑而有个眉峰。她总喜欢微微低着头，看人时眼睛忽闪忽闪地眨巴几下，眼神天真中略带点忧郁。

窑洞学校通常都是干妈讲课，先从唐诗三百首开始，四句的每天背两首，八句的每天背一首;三百首背完，又背了很多诗词，开始背“论语”“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选句选段，再后来还有古代散文选段或整篇。我们并没有书，都是干爹干妈从书中挑选出来，写在小黑板上让我们抄下来，每天一小段。

我和红姐都很喜欢窑洞课，觉得比大庙课有趣，特别是窑洞课有点像玩，背到六七成，我和红姐就开始玩一种互相接上下句的游戏，我背上句，她接下句，一方接不上来，就被对方刮一下鼻子。

到三年级的时候，我和红姐已经背了很多诗词。干妈教给我们一种新游戏，名字叫“飞花令”：干妈随便说一个字，我们俩轮流背诵一句古诗词，其中必须含有这个字;还有一种形式叫“诗词接龙”，第一个人以这个字开头背一句诗词，第二个人接最后一个字背一句，对方再接最后一个字背一句。

干妈也常常加入我们的游戏，她也有接不上的时候，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故意让的，反正每到这个时候，我和红姐就特别兴奋，又蹦又跳地大声喊着“输了输了”。干妈也就笑着俯下身子，很大方地翘起尖尖的下巴，然后又像孩子似的把嘴噘成扣子，乖乖地等着我们刮鼻子。我和红姐就开始“石头剪子布”，胜者对干妈执行惩罚。于是爆发一片欢声笑语，小院里就闹翻了天。

我已经完全融入了干爸这个家庭，总想为它做点什么。

我发现干妈喜欢菊花，从山沟里一支一支采回来，用水冲洗干净，插进一个盛水的画着花草的白色陶罐中，放在她和干爹合用的办公桌上。于是，我就天天拉着红姐去采新的，晚饭前准时换上，夜晚窑洞里就有一丝淡淡的菊香。不仅如此，我还去剪些当年的嫩枝，和红姐一起插种在窑院前的土坡上。山菊见土即活，第二年就一簇簇地长起来，小山坡成了菊花的海洋。

不久后，我和红姐同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县里的初中。干爹干妈特别高兴，齐说明天要好好庆祝一下，干爹就提出要干妈买条鱼。干妈抿嘴笑了笑说：“这里没有吃鱼的习惯，上哪里买鱼去？”干爹拍拍脑门，有点遗憾地说：“罢了罢了，反正明天中午炒几个菜，两家人一块聚一聚。”干妈答应：“那是自然。”

听着他们的话，我心里有了主意。午饭后，干爹干妈到里边的窑洞休息了，我悄悄叫来红姐，要她跟我走。她忽闪着大眼表示疑惑，我悄悄说：“走吧，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俩一溜烟跑出了院子。

我从饲养室拿出一个盛草的竹篓，喊上红姐一起沿着河往上走，不远就是一个大水塘。我从水边的湿地里挖出几条蚯蚓，扯断了放在地上，然后挽起裤腿，一手握着蚯蚓，一手提着竹篓下了水。我把蚯蚓丢进水里作诱饵，不一会儿就有一条鱼游过来。这里的鱼傻，我用竹篓猛地扣下，果然就扣到了。我把手慢慢伸进篓子里，用拇指和中指紧紧抠住鱼鳃，把鱼提出水面。

如法炮制，没多长时间又抓到一条，都有尺把长。红姐高兴地惊叫着：“快上来，够了，要注意安全。”

我从水里上来，用柳条穿过鱼鳃，交给红姐，心里有几分得意。可是裤子全湿了，身上也满是泥巴，山里的孩子哪有换洗的衣服，让我不知该如何是好。

红姐说声“等着”，拔腿就跑，不一会儿拿着一条裤子就回来了，说“先换上吧”，把裤子递给我。我掂起来左看右看，她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红着脸说：“别看了，是我的。”

我也脸红了，左右看看，没个遮挡的地方。

她也左右看看，指着不远处的小树丛说：“就去那后边换吧。”

我看那个小树丛并不密实，迟疑一下说：“那你转过身去。”

她脸更红了，低下头翻我一眼，噘起小嘴，皱了皱鼻子，伸出食指在我额头狠狠地戳了一下，才转过身背对着我。

我换好衣服走过去，说“换好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两个人的脸都红了。

我俩提着鱼回到院子里，果然给了干爹干妈一个很大惊喜。第二天中午，干妈做了红烧鱼，又叫来我爹娘一块欢聚。当时刚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干爹到镇上买酒没有买到，有点遗憾，不过仍然兴致很高，时不时地夸奖我和红姐“很争气”“有出息”。

没过多久，初中录取通知书就发了下来。

少年求学的经历，或许是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但我和红姐的故事，仅仅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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