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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的算盘

    时间:2020-12-07 04:07: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维舟

    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刘备联军在长江中游的赤壁大破南下的曹操大军。这一著名的赤壁之战经过《三国演义》的生动演绎之后,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这一战正式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延缓了正在进行中的全国统一进程,曹操自此专注于平定北方,孙吴站稳脚跟,而刘备阵营绝处逢生,成为最大赢家。

    尽管战争的结果甚明,但极善用兵的曹操为何会在赤壁遭遇一生最大败绩,这一点始终众说纷纭。传统上多归结为曹军战士水土不服、急躁冒进,当然还有孙刘联军的决心与智谋,而近些年来的一些分析认为是曹操水军染上了南方的血吸虫病,以及洞庭湖一带在隆冬季节逆吹的东南风。

    这些确实都可能是部分原因,但真正重要的一点却常被人忽视:曹操极有可能原本就没有真正准备要打仗。

    如果不是在战前政治决策上出了问题,这场战争原本说不定就是另一番结果,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在赤壁之战爆发前,曹操已经耗费12年平定了河北、辽东。建安十二年(207)路过碣石时,他在观沧海后写下著名的诗篇《龟虽寿》,其中一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透露出他的心境,年已52岁的曹操意识到自己步入晚年,但或许也正因此,他更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统一大业。不难想见,第二年荆州牧刘表的病逝,对曹操来说是达成这一政治理想的有利时机。

    出征荆州在起初极为顺利。

    刘表病逝后,荆州内乱,蔡瑁等人废长立幼,奉刘表幼子刘琮为主,这些人面对南下的曹军全无抵抗之力,举州迎降。从兵法上说,这是最好的结果,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正如韩国学者金文京指出的,这一意外事态“在无形中打乱了曹操的计划。按曹操原来的计划,此次南征只是针对荆州而来的,并没有把孙权当作讨伐的对象。……荆州不战而降,使曹操产生了非分之想,他决定乘机讨伐孙权”。

    在此有必要咬文嚼字一下:曹操当时想的是“讨伐”孙权吗?确切地说,恐怕他真正想的是以自己的强大实力为后盾,压孙权效仿刘琮不战而降,何况他还挟天子之命的正当名义(所谓“奉辞伐罪”)。这也解释了曹操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兵力夸大了至少一倍到八十万,因为这更能威慑对方放弃抵抗。

    从战前的形势看,曹操对孙刘联军的兵力优势约为五比一,确实占据极大优势。但耐人寻味的是,曹操九月就攻下荆州,完全接收了其庞大的水军,从荆州到赤壁的长江段不过500公里,顺风水急时几天就能抵达;但直到十一月赤壁之战的两个月里曹军迟迟未沿江东下攻击孙吴,而是展开了劝降,这与他此前一日夜急行军300里追击刘备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肃、诸葛亮等人才有余裕展开频繁的外交斡旋。

    当时孙氏盘踞江东虽然已经第二代,但孙权是在父兄意外身故后才年少临危受命,主政也不过八年,其兄長孙策遇刺而亡时东吴内部都根基未稳;至于刘备那支不满万人的小部队,在新野、长坂坡等一系列战役中已被击溃,可说无足轻重。

    正如张磊夫《国之枭雄:曹操传》中谈到的,曹操“已经设法渡过长江建立了桥头堡,可以使敌军陷入混乱,他也很可能正在就此进行谈判。孙权和刘备以前从未有过密切的联系,而荆州的人民对他们长期的敌人孙氏家族也没有什么好感;有理由认为这一不稳定的联盟可能会产生分歧”,因此虽然后来战败,“但是,曹操行为的前提却并不一定有差错”。

    对一贯注重《孙子兵法》的曹操来说,在大军压境后转向劝降是很自然的想法,因为春秋战国以来的兵法本就强调一种大战略的艺术,战争被认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外交活动,所谓“先礼后兵”。从他在东吴群臣、将士中引发的普遍恐惧看,他的震慑战略原本差不多是奏效的。这也是他那一辈的政治人物所理解的战略博弈:事已至此,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

    赤壁之战时,曹操53岁、刘备47岁、张昭52岁,他们都是在黄巾大起义爆发之前就已成年的一代,对东汉末年的政治游戏有着相似的理解,因此在看到这一局势后,刘备本已决定放弃,只是他清楚曹操无法容下他,因而打算远投苍梧太守吴巨;东吴的张昭同样认为孙权投降曹操才是上策。实际上,刘琮的投降也是舅舅蔡瑁等老臣主导的。曹操在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曾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然而对孙权,直到赤壁之败四五年后,口气中仍然是把他当作儿子一辈的:“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曹操刚好与孙权的父亲孙坚同岁,孙权不过是在父兄先后去世后才临难受命。

    也正因此,曹操大大低估了年轻一辈的激烈反应:孙刘联军一方主战的都是年轻人,此时鲁肃36岁、周瑜33岁、诸葛亮27岁,孙权则只有26岁。

    他们都是在乱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可说更坚定地适应乱世中的生存法则。曹操心里想的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谈判,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权威,没想到他虽然成功地激起了对方的恐惧,但这不是让他们屈服,反倒走向更激烈的反抗。曹军压境,孙权也“大惧”,但却不肯降。这就像警匪片里警察喊话“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本来旨在敦促对方无条件投降,但有些极为悍勇者却选择宁死不屈、绝地反击,反倒让那些认为他们笃定会投降的警察措手不及。

    因此,问题不仅在于曹操轻敌,更重要的是双方本来对权力政治的理解、对战争的预期都不一样。

    就此而言,赤壁之战是一系列战争的缩影。禹征三苗、周昭王伐楚、淝水之战、永乐帝伐安南等等,都带着类似的权力政治影子:一方从大义名分出发实施惩罚性的远征,而方法是试图通过公开展示权威来使对方顺服,但这种顺服乍看像是对方“理亏”而屈服,本质上却往往是因实力悬殊。这还是在双方的政治预期一致、进展顺利的情况下,否则如果对方不服,放手拼死一搏,就很可能出现难堪的局面。

    (摘自《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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