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家族中的两位革命家舅舅（下）
时间：2020-12-13 04:11: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另外一位也参加革命工作的舅舅叫祁式之，这个舅舅是我堂舅，排行十二，所以我叫他十二舅舅。我母亲这个家族有十五个兄弟姊妹，我母亲老大，他们叫她大姐，祁式之的父亲和我的外公是一母所生，他们关系都很亲密。
祁式之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抗日民主政权天长县石龙乡乡长、汊涧镇镇长、秦楠区区长、县大队指导员、石梁区党总支书记、县政府军事科长。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1941年和1942年，日本侵略军向我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每到麦收，日本鬼子伙同伪军下乡抢粮，老百姓苦不堪言。敌人白天抢粮，到夜里祁式之就率领地方抗日武装，摸进据点，从敌人手里将粮食再夺回来，发给群众。你抢我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有一次邓子恢在反“扫荡”胜利庆功大会上，表扬祁式之打仗勇敢。
抗战胜利后祁式之也奉党组织的调派，到上海参加吴克坚情报系统，他在情报系统的名字叫肖大成，他是直接指挥陆大公起义的。
肖大成到上海的任务就是打入国民党警察局，1949年春，他受吴克坚委派，直接跟陆大公建立了密切联系，陆大公后来在他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里说道：
“吴克坚同志指派联络员肖大成同志前来联系，直接对我以及何培荣等进行具体指导。中共给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抓住关键时机，排除万难，有效地策动上海市警察局的一切尚有爱国热情的、同情革命的员警，不失时机地做好起义投诚的准备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肖大成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在陆大公的办公室里坐镇指挥上海警察机动大队阵前起义。陆大公这个人很复杂，他是青红帮出身，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来往，但是他跟共产党的交往是实在的。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最后一任市长陈良逃跑时指定陆大公代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但是陆大公没有到市警察局上班，他还是在黄浦区那个地方办公。
5月24日这一天，为了上海人民财产少受损失，为了迎接我人民解放军早日进入市区，为了协助我人民解放军维护苏州河南岸的治安，肖大成直接来到陆大公的办公室指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大队起义。恰巧毛森打电话来询问，肖大成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义，在电话里义正辞严地警告毛森：“机动大队已经起义。正按人民解放军的命令消灭你们！”毛森一听坏了，连警察局都被共产党掌控了，下午就坐军舰逃到舟山去了。这都是我舅舅亲口给我讲的故事。后来我在陆大公那里都得到了证实。上海警察机动大队起义、陆大公起义，都是吴克坚系统亲自指挥的结果。警察的职责就是坚守岗位、维持治安，这是很要紧的事情，如果警察捣乱就麻烦了，所以这对上海解放初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印象中，上海解放前肖大成舅舅开着美国大炮牌三轮摩托车，让我坐在车斗里，带着我兜风，解放后他又来了，还是开着那辆大炮牌摩托车，但是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又带我出去玩了一次，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我这两位舅舅参与情报系统的战斗，为上海解放作出过贡献，但是很不幸的是，因为受“左”的思想影响所害，他俩最后的命运都很凄惨。解放后我舅舅徐大可调到北京化工部，后来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中国建立后，原来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的人，大多不受重用，加上他又是居正的女婿，后来我舅妈脱党了，一直没恢复党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到1969年去世，我舅舅1966年6月4日就去世了，他的死一直是个谜。最后80年代在八宝山开的追悼会，我去参加了追悼会。
肖大成在“文革”前当过上海某公司的经理，“文革”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打死后从五楼扔下来，说他是自杀身亡，“文革”结束后凶手都被抓住，20世纪80年代在龙华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两位舅舅都在“文革”中去世，这在我们家族是大不幸。我母亲得到我舅舅在北京去世的消息后在家里整天哭，因为这个舅舅跟她的关系最好，我就劝我母亲，但是不行，她始终解不开这个疙瘩，直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我就对我母亲讲，舅舅逃得过1966年，逃不过1969年，这也是事实，那也许会死得更惨，堂舅舅不是就被打死了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母亲的情绪才慢慢地好转。
现在老一辈都不在世了，如果在的话他们都知道肖大成、徐大可。汪道涵就知道徐大可，他们是从淮南根据地出来的，他们有特殊的家族背景，打到国民党队伍里面很容易，而且国民党不大会怀疑他们。陆大公解放后很不幸，虽然起义了，解放后属于留用人员，但是很快在政治运动中作为反革命被抓起来，随他起义的几个副局长都被镇压了，他的命运还算好，判了刑关在监狱里。他后来被宽赦，宽赦出来后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协秘书处的专员，就是一个闲职，有一张公费医疗卡、一张工资卡。“四人帮”粉碎后，20世纪80年代他被彻底平反。我在市政协跟他接触特别多，他见到我特别亲切，因为我是肖大成的外甥。他儿子跟我关系也特别好，他儿子在民革市委机关工作，后来调到佛教协会，现在退休了，比我小一点，称我大哥，这都是因为老一辈的关系。陆大公100周年冥寿在静安寺举行，因为他儿子在佛教协会工作，他认得寺庙的人，就在静安寺搞了他老爸100周年的纪念活动，那次活动市政协副主席朱达人也去了，他问我你怎么也来了？我说你不知道，当年指挥陆大公起义的是我舅舅啊。陆大公为我们人民革命事业立了大功，为上海解放立了大功，不只是我舅舅立了大功，一个在旧社会、在流氓世界里混了那么久的人物，能够投向革命是件很不简单的事情。陆大公105周年冥寿纪念活动在宝山一个寺庙里面进行，我也去了，他儿子给吴克坚、肖大成，还有一个什么人，总共四个人立了牌位，他说我给你备了香，我就到那里敬香磕头，向先辈表示敬意。
我的一般朋友只知道我父亲的身份，都不知道我家族中跟中共情报系统还有这层很深的关系。罗青长后来叫中央调查部他们送了我一本《吴克坚情报集》，总结解放前怎么对一些国民党人员进行策反。这里面包括我们上海民革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丁超五的儿子丁日初。丁超五是同盟会的元老，在赵祖康之前，他是民革上海市委的第一个主委，后来调到福建省当副省长。谁都没想到，他儿子丁日初也是吴克坚他们系统里的干将，资料集里有他跟他夫人到福建前线去策反的情况，他后来也是奉党的命令参加民革，接他父亲的班。丁日初后来也成为我们上海民革的副主委，跟我很熟，我知道他也是吴克坚系统的干将之一。
这个系统为上海的解放，乃至对中国的革命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还好没有卷到“潘扬案”中去。
另外在我们家族里，我二伯的第四个女儿（我的堂姐），年轻时也参加了游击队，她的原名叫武裕民，她参加革命后就改名叫武斯儿，因为她在家里是第四个闺女，老人叫她“四儿”，现在她在山西还叫武斯儿。她与刘胡兰是战友。我这位堂姐后来参加了文工团，当过部队文工团团长，解放后担任过山西省戏剧学校校长。我堂姐夫也是个老革命，叫邓焰，生前是山西省文化局局长。
（口述者武重年生前为反蒋名宿武和轩之子、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撰稿者马长林为上海档案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