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吏三别”管窥朝鲜诗人丁若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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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丁若镛在朝鲜被誉为“杜甫还生”的作家，他深受杜甫的影响，在创作思想、意境和手法上深入借鉴并融合个人风格以及实学思想。本文将从丁若镛与杜甫的生活经历进行比较，分析丁若镛学习杜甫诗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从丁若镛“三吏三别”的作品中分析其与杜甫诗歌的相似性。
关键词：丁若镛 杜甫 三吏三别
一.相距千年却有相似人生
丁若镛（1762—1836），字美庸，又字颂甫，号茶山。是朝鲜18世纪末19世纪初杰出的诗人和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丁若镛自幼聪慧，书籍涉猎较多。前期的40年是丁茶山学习和为官的时期，也是他的顺境期。而在1801年受“天主教事件”牵连，被流放18年。这18年的流放生活对于丁若镛个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对于其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挫折;然而正是这长达18年之久的流放生活把丁若镛从一个普通的有良知的传统官僚塑造成了朝鲜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学者。杜甫（712—770），字子美，诗中常自称少陵野老。他出生在襄阳的一个“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但他一生经历坎坷。他七岁开始吟诗，二十岁起，开始了先南游吴越，后游齐赵。三十五岁进取无门，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才得一官半职，但公元759年，他抛官弃职，举家西行，最后到了成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两人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自幼聪慧，并在求学过程上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的“仁政爱民”、“匡时济世”的进步成分。同样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都经历了一段艰辛困苦。杜甫漂泊半生，丁若镛流放18载，看尽人间事态。
丁若镛生活的朝鲜王朝是正经历着一个内忧外患不断，危机四伏的转折期。在内，党争不断，田政、军政和还谷制这三项重要的制度陷于极度的紊乱状态，民乱遍及全国各地。在外，西势东渐之风日益明显，天主教势力不断渗透到朝鲜王朝的腹地，传统的儒家思想开始受到了挑战。杜甫生活的大唐是由盛转衰的大唐王朝。杜甫早年经历了开元盛世的辉煌，然而唐朝的腐朽统治每况愈下，统治阶级穷兵黩武，连年征战，致使民不聊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可见，两个生活的社会环境也极为相似
二.丁若镛学习杜甫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丁若镛的诗作之所以能够受到杜甫的影响，也是具有一定条件的。首先，接受国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学习杜甫的必然性。当时朝鲜社会内忧外患，政乱不断极为不稳定，人民困苦民不聊生。同样杜甫所在的唐朝天宝年间也是民不聊生、连年战争。而杜甫的一系列反映现实和描写人民的诗篇成为了朝鲜民本主义诗歌作者最为珍视和学习的榜样，并将学习杜甫的思想境界、诗歌的艺术境界视为学杜的最高目标。丁若镛学习杜甫反映揭示社会现实，揭露朝政腐败，针砭时弊，同情人民疾苦，反对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实现他“新我旧邦”的理想目标。丁若镛是务实的，他讲究诗就要反映真实，真实性也就成为他的诗作里最大的亮点。其次，接受国相同的艺术传统和欣赏习惯也是丁若镛学习杜甫的主要因素。朝鲜同中国都属于东亚文化圈，都受儒教文化影响较深，所以两国间都有很多相似的文化习惯。杜甫的诗歌才会得到朝鲜文人们的欣赏和推崇，而丁若镛作为学杜的名家，他对杜甫思想和艺术进行继承和发扬，接受杜诗的合理内核。这也是丁若镛的诗歌在朝鲜广受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被影响者个人的内在条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丁若镛同杜甫一样都具有天才的素质。杜甫是“七龄即思状，开口咏凤凰。”丁若镛则是7岁作诗作赋，9岁就已作诗百余首。可以说二者都有着作诗的天赋。内在素质的相似性也使得丁若镛能够成功地研究杜甫诗集，向杜甫借鉴创作方法、思想的原因之一。
丁若镛个人极其推崇杜甫的诗歌。他积极接受杜诗的现实主义思想，广泛吸收杜诗精华，并尊杜甫为“诗中孔子”，甚至以学杜为家诫。他在《又示家儿》中说道：“后世律诗以杜工部为孔子。”由此可见丁若镛推崇杜甫并不断学习杜甫。颇得杜诗神髓：致君得民，美刺劝惩。而且在创作诗风上也不断借鉴融入自己的语言风格之中。
三.从“三吏三别”看其对杜诗的研究、借鉴
丁若镛的很多诗歌都都传承了杜甫诗歌的思想、意境、构思和表现手法。丁若镛模仿杜甫的“三吏三别”也写了“三吏三别”。
丁若镛和杜甫都具有现实主义思想，他们忧国忧民，以诗反映现实。杜诗以描写时间的高度真实性和提出问题的高度典型性为特点。丁若镛的“三吏”就是高度反映真实现实的。《龙山吏》写恶吏为自己升官，到村中去抢村民的耕牛。人民畏惧恶吏的抽抢，“驱牛远远去，家家倚门看。”与杜诗中描写夜晚官吏抓丁的《石壕吏》中“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龙山吏》模仿《石壕吏》而作，同时作者把自己的主观思想也融入客观事物的描写之中。《波池吏》是结合朝鲜当时的乱世对杜甫的《新安吏》的再创造。《海南吏》写的则是催租。恶吏们把人民的辛勤所得搜刮一空，使全村出现了“嗷嗷百家哭”的惨象。他的“三吏”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真实的再现了朝鲜人民的生活状况，被抢夺被抽丁，生活不得安宁。在思想感情上，丁若镛的“三别”更是从个体的离别之痛来影射出整个社会的悲哀。丁若镛的《沙坪别》中与妻子离别而伤心，但笔锋一转“踟蹰复何益，次别终难无。”有着承认事实的无奈，也为离别做好了心理准备，从心中的不舍又转为痛快地接受相别的事实。与杜甫的《新婚别》中“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一样，从哀怨沉痛的诉说转为积极鼓励。丁若镛的《荷潭别》与杜甫的《无家别》在思想情感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丁诗中先是怀念逝去的父母，最后一句“谓当报天显，岂意招芟夷。”本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怎能想到被招去铲除势力。同杜诗中“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已经没有家，还要被抓走，叫人怎样做老百姓呢。有着一样的悲痛之情，写尽亡家之痛，家破之惨，更加衬托出离别之痛。
在诗歌的意境营造上，丁若镛同杜甫也有着相似之处。意境是巧妙地将物、情、意融为一体，具有一个和谐广阔的艺术空间，具有丰富的情思内涵。同时意境又是含蓄蕴藉，具有丰富的言外之意，能够引发读者的想象和思索。杜诗《新安吏》开头“客行新安吏，喧呼闻点兵”而丁诗《波池吏》的开头同样是“吏打波池坊，喧呼如点兵”。此句异曲同工，开头就铺垫了相同的意境——官吏点兵。之后杜诗中以对话的方式写到：“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而在丁诗中他以陈述的语句也写出了“疫鬼杂饿莩，村野无农丁”的环境现状。丁诗中出现的“瘠弱最伶俜。号天诉无辜，哀怨有余声。”刻画出贫士诉说的哀怨久久悠长，同杜诗的“青山犹哭声”有着一样的意境之感。《新婚别》和《沙坪别》也营造了相同的意境。“暮婚晨告别”“明星出东方”都是清晨时分，以及相同的形象都是妻子。与妻子的离别都会有哀怨，但她们的理性或是说深明大义就更加烘托出离别之痛。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丁若镛的许多诗歌都是以杜甫的诗为骨架。杜甫尤其擅长用长篇叙事诗来表达感情，抒发感情，寓主观于客观之中，寓讽刺于叙事之中。丁若镛则也是得益于这种写作手法，在长篇叙事诗中揭露统治者对人民的欺压，也蕴含着诗人的情感。丁若镛的《龙山吏》就借助了杜甫《石壕吏》的骨架来进行创作的，结构框架都是一样的。再有，《新婚别》和《沙坪别》最后两句极为相似，分别是“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仰天视征鸟，颉颃飞与俱。”用相同的构造抒发心中的哀伤，看着天上的鸟都成双成对，自己却要与丈夫分离，而这种分离也不知道是多长时间。同时在最后都给予丈夫信念。在杜诗中最后“人事多錯迕，与君永相望。”含情无限，用生死不渝的爱情来坚定丈夫的斗志，而丁诗中“牛鸣顾其犊，雉呴呼其雏。”以动物喻人保护自家的孩子来坚定丈夫的信念。还有，在丁若镛的诗句中押韵的运用也是相当出色的。其中《沙坪别》的韵脚都是二声，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更利于主人公的诉说，也便于读者的倾听。在李朝学杜的风潮中，丁若镛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位。无论是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还是创作的意境、押韵的处理上都是相当出色，传承了杜甫的“史诗”之风。
丁若镛借鉴、模仿杜甫的诗歌，同时他结合自身的经历、社会现状，融入自己风格进行再创作。他的作品从各个侧面反映李朝社会状况，可以说是记录了李朝社会的历史。可以说杜甫对丁若镛的影响是直接的正影响，丁若镛被誉为“杜甫还生”也是实至名归的。丁若镛的作品具有人民性和现实性，是他在朝鲜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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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玉霞.论朝鲜诗人丁若镛的诗歌创作风格[J].山花.2011（4）：126.
（作者介绍：陈圣雅，河北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韩国语言文学和韩语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