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敬:,我总是喜欢唱反调儿
时间：2021-01-27 04:16: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月
对艾敬真正的采访开始于结束之后。
搭她的顺风车去地铁站，结果在北京的东三环上堵了一个半小时。夜色初初降临，微雨，长长的车流一动不动，像是凝固了。在车厢这个无法回避的空间里，不得已，她又被提问“折磨”了一个多小时。
也许是黑暗卸去了一些客气和防备，她笑着承认了那天本来的计划：与采访者喝喝咖啡，简单聊聊天，“最好就能把你打发走（笑），让你知难而退。最后你说好吧，我给你笔答吧。”
艾敬不太愿意接受面对面的采访，对她来说，更舒服的方式是：看到问题，文字回复，连标点符号都弄得整整齐齐，没有误解。她不对这些采访抱以期待，她觉得每个采访者心中都有一个已经画好的艾敬，对她的理解和想象都已经在见面之前完成，“我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把你画完了，不会因为见了你而改变色调或者改变结构。”
大部分人心里那幅艾敬的画像是什么样子的呢？可能还是《我的1997》里那个弹着吉他的女歌手，长发在脑后松松绑着，刘海盖到眉毛上，嘴角笑容清澈，唱着“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在90年代红得一塌糊涂。
时代轰然向前，后来的艾敬在一个前途灿烂的年纪，带着某种自毁前程的决绝离开歌坛。二十多年过去，那个唱民谣的女孩已到了知天命之年，她几乎被大众遗忘了，提起她的名字，很多人的直接反应是：“艾敬是谁？”又或是，“艾敬这些年去哪儿了？”
现在的艾敬是一名职业艺术家，从流行音乐转身，进入了视觉艺术的领域。她的微博认证是“艺术家艾敬”，有46000多粉丝，她喜欢发一些画画、看展和食物等生活的琐碎照片。如果不是密切关注她的人，只会觉得她销声匿迹了。
我们在东五环外一个偏僻艺术区的工作室里见到了艾敬，她长发，纤瘦，眼角的细纹显出一些岁数，但气质上有种不被时间动摇的东西在。她的工作室有两层，一层是画画的地方，画架上摆着六七幅颜色鲜艳、大小不一的画作，旁边一个及腰高的台子，凌乱地摆着几百支颜料和油画棒，二层是休息区，放着书架和沙发。
她每天下午来到画室，戴上医疗用的胶皮手套开始作画，衣服上总是沾着各种颜色的颜料。多年作画给身体留下了或好或坏的痕迹，她的体力很好，右小臂有着硬邦邦的肌肉。但她喜欢用的颜料大都色彩明艳，眼睛因此早早地花了。
采访间隙，她处理画室租约的事情。这个地方已经租了10年，今年到期，她想着该换个地方了。一个地方呆久了，就会变得像上班一样枯燥无聊，她觉得艺术家应该过一种游牧的生活，“10年必须换一个地方。”她说。
那句话几乎概括了她的大半生。她总是在换地方，从沈阳到北京，从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纽约。某种程度上，她自由且任性，一直在逃离，逃离家乡，逃离体制，逃离音乐，逃离某种已经固定下来的生活。她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总是喜欢唱反调儿。”
然而，那些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人生段落却又回环相接。她最近的新闻是刚刚在沈阳办了自己的个展“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主题是对母亲和家乡的怀念致敬，她回到了最开始想要逃离的地方。
“在《我的1997》这首歌里，我当时很大声地对全世界人唱着，17岁那年离开了家乡沈阳，因为感觉那里没有我的梦想。现在我又满怀深情地回来，这是自己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当初你离开的独立宣言和告别是那么决绝，现在你又花那么大的力气回来，年轻的时候你不知道最后会这样，你没有预见到说自己会那么渴望回来。”她说。
艾敬的书架上摆着很多民谣和摇滚乐手的唱片，Bob Dylan、Pink Floyd等等。但她在画室几乎不听歌，现在也很少关注国内的音乐市场。问及现在和音乐的关系，她笑笑说，“没关系了。”
但那曾经是她最大的梦想。1969年，艾敬出生于沈阳，父亲会演奏各种民族乐器，母亲有一副好嗓子，会唱评剧，她继承了父母的音乐天分。少女时期的艾敬经常听一些数次转录的无名卡带，里面的歌手低吟浅唱，抚慰心灵。
那些西方流行音乐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的审美和人生选择。15岁在沈阳艺术学校声乐系学习美声时，需要学唱意大利文歌曲，艾敬内心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抗拒和疏离感，那不是她想演唱的歌曲，两年之后，她决定离开。
那是一个少女叛逆的决定，但父母依然表示了支持，艾敬在车站兴高采烈地和他们说了“拜拜”，坐了一宿火车到了北京。因为有歌唱以及表演经验，她考上了东方歌舞团，成为一名学员。
东方是文化部直属的歌舞团，汇集了全国的尖子演员。条件也很好，艾敬1987年考上时，团里刚盖好新的宿舍楼，两人一间房，还有独立的卫生间，放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环境，“就像宾馆一样”。
艾敬高兴了一阵子，恨不得下个月就去演出，但这种热情很快熄灭了，作为学员的她并没有太多演唱的机会，团里的活动要按资排辈，“排多少年也不知道”。“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预见了自己的未来，就是那种体制内的生活。”
廣州的一家公司想邀请她录唱片，那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团里规定，没有转正之前不能接受这种邀请。次数多了，她决定辞职，“我可以当歌手了，为什么我还要在这儿当学员？”
曾演过歌剧《白毛女》的王昆是当时东方歌舞团的团长，艾敬去她家里，说不想在这儿待了，王昆问她：“你想好未来了吗？”艾敬说想去南方，“出去闯一闯”。她决心坚定，王昆最终同意了。
“老师大概心想，嗨，年轻人出去闯去吧。”艾敬笑着回忆那时年轻得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我来到了中国最高的文艺团体，我考上了，但是我不愿意，我放弃了，如今看来在那个年龄段有那样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
1992年，艾敬24岁，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一张专辑《我的1997》，MV里她自弹自唱、随意自在的演唱轻轻击中了香港回归这个重大的时代议题，唱出了一个时代的迷茫和憧憬。国人没见过歌手像说话儿一样唱歌，她火了。很多年之后她回忆起那个不靠运气的年代，“作品好，肯定火，作品不好，肯定不火。”
然而挫折很快来临。1998年，她制作了新专辑《Made In China》，收到了出版部门的一纸批文。她记得那是一张绿格子的稿纸，上面是手写的钢笔字，到现在她都對那个字印象深刻，“很帅”。那么好看的字传递了一个坏消息：“歌词寓意不明，晦涩难懂，用《中国制造》作为歌名，有损中华民族尊严。”
那是一张她投入了很大精力去创作的专辑，她对制作要求严格，采用了高难度的录制方式，在洛杉矶和乐手一起排练、磨合，现场收音。她在歌词中第一次使用了“爱”这个字眼，“我爱你中国，尽管你还不够好，母亲啊我不能选择，I"m made in China.”
她记得看到那张批文的心情，“没有波澜，一下子就好像落到平地，而且是地平线以下的感觉。就是没有感觉，比如说你发烧啊，激动啊，内心汹涌澎湃什么的都没有，如果是水温的话，就是它已经到了冰点了。”
艾敬平静地接受了那个结果，没有再为这张专辑奔走，那是她音乐路上最大的挫折，但她说心里竟然隐约有一种靴子终于落地的释然，“我心里面一直好像期待有这么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走红的几年里，她一直过着到处演出的生活，去一个地方，演出，演完上车，奔赴下一个地方。“永远在旅途上，别人过年的时候我最忙，别人过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节日，节假日的时候我总在演出，总是路上。”她厌倦了这种生活，26岁时跟制作人说，30岁时要改行，制作人以为她在开玩笑，没有当真。
30岁来临前，艾敬收到了那一纸批文，主动也被动地实现了26岁的戏言。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变得沉寂，离开了原来的经纪公司，在纽约居住，旅行，开始画画，过了一段被她称为“沉入海底的日子”。
真正和音乐说再见是回归的时刻，2003年，她整理好了自己，回国宣传新专辑《是不是梦》。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了几年，她没有意识到一个娱乐化的时代已经初露端倪。在这样的时代里，她表现出巨大的不适应。录节目的时候，主持人会在采访中间突然要求她清唱一段，她觉得突兀，但也只能配合。在她看来，歌唱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需要合适的氛围，在一段游戏和神侃之后进入深情歌唱，是荒谬和错乱的。
还有几次，她和乐手到现场才发现根本没有做现场演奏的条件，有些演出只有伴奏带，有些对对口型就行。她说：“我为他人和自己掩饰着尴尬，我心里在淌血。”一个歌者的自尊心在娱乐化浪潮面前受到了伤害。那些工作开始令她感觉到痛苦，那段时间常常在半夜猛然醒过来。左耳也开始像闹脾气似的常常“耳塞”，听力骤然下降。
她几乎是任性地做出了决定，“其实（批文）那个事儿我也没有放弃过做音乐，后来还是做了。是这个市场让我彻底失望了，我不做了。”《是不是梦》唱片的宣传工作之后，在工作室的露台上，她举办了一场烧烤会，第二天飞去了纽约，没有告别。
那之后的几年里，她不再把音乐当成爱人，曾经那是最重要的事情，“爱它胜过生活里的任何人和事。”它变成了她的情人，偶尔温存，有短暂的快乐，但不期待任何回报。直到现在，和这个情人彻底分离。
现在回看，离开音乐是一种遗憾吗？她摇摇头，在她看来，近20年的音乐和文化都在走向平民化，不再有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作品，离开对她来说是一种必然。
在她的好友尹然看来，艾敬是个活在云端的人，对于自己的审美强势又坚持，很少去迎合大众。“从她身上我一点都感受不到她离开歌坛的遗憾，而且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她主动的选择。她特别知道她自己想要什么。”尹然说。
可是离开之后做什么呢？以前有音乐，现在没有了。
画画是沉寂时刻给她安慰的东西，“能让人静下来”。
她曾这样描述画画的感觉，“没有人知道你心底的声音和速度，表面看像是干体力活儿的，内在和外界分隔为两个世界，内心的狂野和想象力自由奔放地展开，外表平静处于压抑的状态，这样更能集中精神袭击画面。”
也有成就感。在她看来，创作就像一个从国王变成乞丐又从乞丐变成国王的过程。“你从无到有的时候，是一个国王，特富有，等这画画完了，或者这个创作完了，或者这个展览完了，你又变成乞丐了，还得从零开始。”
她在纽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每周去画材店四五次，看展览，去超市买菜煮饭，在家里画画。一开始喜欢画骷髅，黑白的骷髅躺在红色的沙发上，她能够一笔画完一个骷髅，她的师父张晓刚说她：“一个文静的女孩子，怎么画骷髅呢？”她振振有辞地反驳：“骷髅是爱的一种表达，你没有爱就只能看到死亡。”他的师兄操着一口四川话嘲笑她：“师（si）妹，你过分地夸大了爱。”
后来艾敬的艺术作品里出现过无数次Love的字体，那是她找到的自己的绘画语言，所有人都能读懂，但每个人感受不一。
“我的母亲和我的家乡”个展上，艾敬母亲的雕像
她把画画当作兴趣、消遣，日子仿佛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但是有一天，当个职业艺术家的念头突然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不记得那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只记得当时自己被自己吓到了，觉得恐惧，“纽约那么多好的艺术家，世界上那么多好的艺术家，还需要一个艾敬吗？你凭什么？你怎么去做？”
她问了自己很多问题，希望吓退自己，她请评论家到自己的画室，“你看到的所有的信息都是鼓励你，而不是打击你。这些信息都是说，你可以，你可以。为什么纽约有那么多的艺术家，就是因为纽约对艺术家的那种鼓励都是正面的、积极的。”
“从音乐转到当代艺术这一块，我觉得其实挺难的，所以说她精神上勇敢嘛，她能去做，她的感性也帮助她去选择这些。运气也好，结果也好，都有赖于一个人这种勇敢的东西。”尹然说。
艾敬坚定了成为职业艺术家的想法，但依然是忐忑的，爱好性质的自由自在消失了，那成了她必须严肃对待的职业。她小心翼翼地寻求着肯定，2008年，她邀请今日美术馆的馆长张子康去画室看画，到约定的时间对方还没出现，她给他打电话，张子康说：“我这车突然坏了。”艾敬心里想：“他可能是敷衍我。”她赶紧说：“没事没事，以后再约。”谁知对方说：“我一会儿就到，我刚把车修好。”短短两三句对话，艾敬的心像是坐了一次过山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