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的精神自救和抗辩
时间：2021-01-31 14:11: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何平
谈歌说：“《天下荒年》是我思考很久的一篇小说，本来要写姊妹篇的，还有一篇《天下流年》也是那个年代的工人的故事。” “思考很久”，“写这种对旧生活的拷问，是很累心的”。《北京文学》1995年第10期，《天下荒年》发表后，很快被《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转载，据说在当时，是谈歌写小说以来，收到读者来信最多的一次。
“荒年”在中国历史并不稀见。谈歌写的“荒年”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上个世纪60年代。某种意义上，也是到今天为止，中国历史最后的荒年。所有的荒年，其惨烈都是一样的，这次也不例外。粮食吃光了，挖野菜、吃树叶、扒树皮。燕家村，杜二娘七岁的儿子杜小山因为偷了村里的一块红薯被杜二娘打死;袁娘带领民工修朝阳水库，把干粮省给别人，生生累死。如此等等。1960年大饥荒，苍山县的死亡率全地区榜首。苍山县是小说里荒年的发生地，也是诸多历史现场之一，现在都成了行将遗忘的历史遗址了。
但《天下荒年》不只是要写一部荒年惨史，这不是谈歌的全部命意。读《天下荒年》，如果把它放在文学史谱系，可以发现它和中国现代文学许多经典之作共用一些母题，甚至意义系统。比如小说的“荒年”前史。父亲对现代文明的拥抱，对旧家的背叛，进而成为一个革命者，小说里的地主祖父和现代知识分子加革命者的父亲，接续的是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1949年后，进城干部的爱情和婚姻，他们能不能保持革命本色？他们如何处理个人的“历史遗产”？新中国之后，就有一篇影响很大的，被批判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天下荒年》开始，父亲秦志训、父亲的战友贺二喜和第一批分配的女大学生黄玲，这是一个三角关系，父亲、黄玲和父亲在老家村里当妇联主任的妻子袁桂兰是另一个三角关系。父亲尝试回老家离婚，父亲的大哥县委书记反对父亲离婚。可是，黄玲已经怀孕，既成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实导致父亲撤职，调离市委，下放到炼铁厂参加劳动。祸不单行，下放到牛奶厂的黄玲被调查出参加过三青团的历史，在生出“我”之后被发配到西北的劳改农场二十余年。悲剧还没有结束。父亲因为黄玲的牵连，档案被注明了“特嫌”，1960年，大饥荒来临的时候，父亲因为被怀疑偷了食堂的一袋混合面，自杀以证清白。
父亲去世后，父亲和黄玲的私生女，小说的“我”被袁娘（袁桂兰）带到燕家村。正是在燕家村，“我”经历了这场“荒年”。父亲的五兄弟参加红军，其中两个牺牲在革命时代。剩下没有牺牲的父亲、大伯和三伯，父亲做到市委秘书科长;大伯做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和毛主席合过影，开山造田、大炼钢铁的大伯做过市委书记;三伯进城后在北方城市做市委书记，文革后出任某省副书记，没有到任，告病回家。他们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治运行不同层次的组织者、动员者和管理者。《天下荒年》无意于新中国复杂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生活，谈歌用了最简洁的对照和互见，父亲和贺二喜、三伯和副书记兼公安局长的曹双、省军区司令员赵勇，他们都是战友，他们之间有政治体制的坚硬，又有个人友情的柔软和弹性。尤其是友情，三伯庇护好色招致灾祸的曹双，后来又找省军区司令员的战友赵勇求救弄回五十万斤粮食。《天下荒年》，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对关系深掘下去都可能是中国当代政治的秘道和人性的幽暗，但谈歌宁可小说的这些部分就是一个草图一个大概，而草图和大概使得这样的一些人与事反而可以放诸四海。在这样的饥荒之年，被嵌入到时代政治的人，只有顺应时代政治的规训。那些逆向的人，那些不服规训的人，比如父亲和曹双，假如不做政治价值、道德伦理以及人性的审判，他们放任自在的生命习性所造成的个人命运，其实在《天下荒年》只是一晃而过的面影。而且小说侧身而过的还有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时代政治和人关系质证和诘问的文学传统。至此，如前所云，《天下荒年》和它同时代的文学，和它更辽阔的文学史之间虽然共用着母题和意义系统，但却有了自己的面向和取径。比如三伯，他上过师范，在延安抗大教过书，出版过《先秦诸子百家论》，1962年，毛主席南方巡视被接见过。他是一个政治人，但他又同时代保持距离，在乡间淡泊地活到九十岁，是一个守护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的智者。
守护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的不只是三伯这样的政治人，甚至《天下荒年》也不去深究这种守护可否寄托在三伯和大伯这些政治人。谈歌心心念念的有一个更可沉入和照亮的底层民间。这个底层民间有袁娘和志河这样的基层干部，更多则是燕家村那些乡村的无名者。《天下荒年》最可深味的是志河和他的命运。志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村里人一个个饿死，带民兵打开公社粮库，弄出九袋玉米。可是村里人宁可饥饿，也不要抢来的粮食。“燕家村可从没出过贼”。燕家村百年间的记载，从未发生过偷盗的事情。村里传说北魏古庙燕王寺有刻着燕家村村约的石碑，村约要求村民克己复礼。有意是无意，《天下荒年》的村庄名为“燕王村”，俨然致敬古老的燕赵文化。说到燕赵文化，韩愈和黄宗羲在文章里都写过：“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燕、赵之悲歌慷慨”，而且黄宗羲更是在情与性之别中间将“悲歌慷慨”之类作为“盈天地间，皆恻隐之流动也”之“性”。韩愈也认为“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如果按照当代通行的地域文化与人的关系写作和学术系统来辨识和解释，比照80年代寻根文学的路数，小说里的志河最有可能成“感慨悲歌之士”，但小说的志河铤而走险带人抢粮并无英雄的悲壮，反而更多的是卑微小人物的无奈和绝望。谈歌自己说：“这篇小说，没写什么文化，不好去硬套。”事实确实是，志河和燕家村人的眼里志河都不是英雄的人设。志河自首，被枪毙，燕家村没有几个人去看，他們深深的羞臊，他们认为志河这个孽障，砸碎了燕家村的生命的公理、精神的基石，他恶恶地向燕家村的心脏狠狠地扎了一刀，是比饥饿还难以承受的事情。志河的往事甚至是“全村人脸红至今的事情”，“他们舍身为乡亲的行为，他们对村民的关怀，竟像是一颗挡在村民们脚下的小石子，被村民们轻蔑地踢飞了”。
燕家村因此泄了元气。
《天下荒年》，谈歌有思考历史成见的预设。事实上，对于《天下荒年》“荒年”的思考，一定意义上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是文学的一个重要时代主题。自然地，谈歌的思考既是对那个已然历史的荒年的思考，也是对这些1980年代以来思考的再思考。小说里有一个场景，“我”和女儿关于另一篇开仓放粮小说的争辩。争辩的这篇小说应该是发表在《收获》1980年第1期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小说写道：“1994年的春节，面对着一桌丰盛的年饭，把志河的故事对女儿说了。女儿睁大眼睛，问我，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我真不敢相信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能够如此理性冷静。”《天下荒年》的特殊性在于它对当代荒年写作文学定式的偏离：饥荒不能成为失序、失格和失节的理由。相反，“我们竟是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尚中安详地度过了那场可怕的灾难。”悲剧和错误的年代葆有神圣的原则和伟大的人格。一边是恐怖的荒年，一边是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一边是物质危机，一边是人格灿烂。志河被枪毙之后，志河的媳妇不接受村人的接济，和孩子闭门活活地饿死，小说写他们“死得是那样透彻”。这是谈歌对中国当代的“荒年思考”。而对于我们而言，如何思考谈歌的“荒年思考”和他对恐怖荒年精神和人格“高傲”的肯定？应该说，这个问题，并不能说已经完成。从这种意义上，《天下荒年》可以做一个样本。
现在至少可以看到的是，谈歌写《天下荒年》是有着他自觉的问题意识，就像他在小说题记所言：“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格，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得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一个风雨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精神坚强地再生。”因此，与其说谈歌在思考荒年往事，不如说是在批判现实。
《天下荒年》写作的1990年代中期，正是市场经济快速启动的时刻，也是所谓知识界人文精神失落和再造的时刻。这是《天下荒年》小说时间的“现在”。在这个时间之上，曹双的儿子曹迪，在海南做合资公司经理，自称玩过二百三十七个女人;1960年到1961年和其他干部一样没吃一点额外余粮的刘春华，1989年却贪污公款38万，获刑二十年;苍山县偷盗成风，到处是卖淫、奢华吃喝……更恐怖的是，精神的变节和异化。历史的恐怖荒年尚有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和人格灿烂，而现在唯余时代的精神废墟。从这里，大概可以理解，谈歌“荒年思考”的偏执——以偏执对时代的变节和异化作微弱的自救和抗辩。
值得注意的是，谈歌的“天下”是一个系列。这个系列，除了他《天下荒年》和没有写出来的《天下流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有《天下无忌》（《珠海》1995.4）、《天下大事》（《北京文学》1995.6）、《天下书生》（《小说家》1996.1）、《天下匆匆》（《百花洲》1996.4）、《天下忧年》（《北京文学》1997.3），等等。这些小说，或一村，或一厂，或一个小小的市文联，谈歌以一隅观“天下”风云变幻、世道沧桑以及物理人性之变。1997年《人民文学》第1期，谈歌的《大厂》发表。从此，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想象中，谈歌以写“大厂”转型汇流到“河北三驾马车”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文学时风和潮流。但今天回过头看，谈歌以《天下荒年》为代表的“天下”系列虽然被湮没，却有着他个人思想和审美的锋芒和光泽。
2020年3月，疫中，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