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路径选择

张燕 朱瑛

摘 要：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生存模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党面对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提出的现实理念，两者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路径选择，“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发展趋向，通过各国加快自身发展、加强国际合作等实践路径必然可以逐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转换。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现实路径;共产主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与之同时，世界性的环境问题、难民问题也日益凸显，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仍在蔓延，这使得各国的发展严重受阻，因此全球治理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基于当前的国际局势及对全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思，这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稳定的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一）“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及其基本蕴含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交互的复杂结合体，而人的根本属性在于人的社会性，即“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纵观人类历史发展，人们在原始社会时期进行群居生活，逐渐形成很强的“组织意识”，当进入现代社会，人们依旧无法脱离社会群体而独立存在。1842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时曾提出“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概念，认为“应该把国家看作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2] 。

此为“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发轫。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正式提出“自由人联合体”概念：“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马克思阐明了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发展模式，也指出了未来社会的治理方式——“自由人联合体”。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学说，认为只有在国家和阶级消亡、私有制消失、按需分配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极大涌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到那时，劳动的目的将不再是生存，而是人自由、全面地发展，所有的“自由人”共同管理社会，平等参与决策，真正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模式。与以往社会形态不同的是：第一，“自由人联合体”不是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而是在阶级和国家消亡之后产生的，是摒弃了以往社会的弊端的新形态。第二，“自由人联合体”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最终要达到全人类的解放和高度发展 ，这是区别以往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志。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内在蕴含

我们首先要了解“共同体”的含义，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共同体”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卢梭提出，他从政治权利层面阐释这一概念，指出社会契约的缔结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全部权利转让给由人民结合成的集体，个人需要服从集体“公意”从而形成政治共同体。而本文所说的“共同体”，是指“人们在某种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或是指若干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基于共同的利益或价值，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形成的统一组织或类组织形态，是人类的一种生存状态”[3]。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一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早出现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从广义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4]的全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举行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首次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对外介绍好我国的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5]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从对外宣传工作的角度论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同时指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阶段，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初步形成。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即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兼容并蓄、安全上守望相助、生态上共担责任。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完整表述：“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6] 。2018年3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写入了我国宪法。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安全五个方面。政治上，摒弃以往的冷战思维、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认为各国需要结成伙伴关系，建立新型对话而不是对抗的国际关系;经济上，各国需要推进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建立平等互惠、互利共赢的新型经济格局;文化上，需要以尊重包容的心态看待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差异、互相借鉴;生态上，各国要持续坚持生态友好，尊重、顺应和保护大自然，共同应对环境变化和风险;安全上，需要将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起来，以各国互商互議的模式应对一切问题分歧。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指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提出的符合当代社会发展潮流的全新理念，对于各国发展和世界局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全人类的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国际视野关切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突破制度上的藩篱，最终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达成需要破除当今社会人类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国家、制度、民族等方面的限制，让每一个人都能充分享有生存、发展的权利，从而进一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全人类携手共进。当今世界，人们在政治、经济、安全、生态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考验。政治层面，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仍然存在;经济层面，各国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仍然存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给各国发展带来一定风险;安全层面，局部战争、恐怖主义等仍然存在，核武器和非传统安全给人类生存带来威胁;生态层面，全球变暖等诸多环境问题亟待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希冀各国摒弃偏见和傲慢，相互尊重，携手共进，共同克服发展障碍。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发展。目前，全球占比达70%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无充分的话语权，发展受限且不平衡。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促进各国发展，进而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二、“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理论，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大体会经历三种形式，即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总体上表现为一种‘人的依赖关系的‘本源共同体）、虚假的或虚幻的共同体（总体上表现为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真实的或真正的共同体（总体上表现为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同体）。”[4]我们党传承“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思，为其找到了现实路径。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通过科学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结论，然而，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仍然具有活力，并没有演变到“垂死的、僵化的”状态，所以有人质疑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状态。实际上，他们没有认识到社会形态更迭的复杂性、漫长性，也忽视了社会形态的更迭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依赖于前一社会阶段所积累的巨大社会财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产生的理念，与“自由人联合体”同源同流，它是资本主义发展仍具活力的当代，我们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理论形态。

第一，二者均蕴含了人道主义关怀理论，都关切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自由人联合体”要想达成首先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区别于过去一切社会制度下人被剥削和“虚假自由”的状态。1832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是批判者。”[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倡议，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他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站在关怀全人类前途命运的视角上，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出发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自由人联合体”蕴含的国际主义理念。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1]“自由人联合体”正是通过这种世界性质的革命来达到最终的共产主义目标。无独有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正是基于全人类为实现互利共赢、世界和平的这一共同目标所提出的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理念。首先，“人类命運共同体”区别于以往单一社会体制和单一区域化的国际组织，具有强烈的“包容性”，是在当今两种社会体制共存的状态下，将“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相统一，在满足大多数国家和个人合理利益的基础上关照世界整体发展。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从各国的差异中寻找契合点，从而构建一种符合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利益诉求的平等的国际关系。从这个视角来说，二者都是从国际视野出发考虑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自由人联合体”所蕴含的全球治理理念。“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前提是人类到达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的建立需要国家和阶级的消亡，实现自由人联合治理的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汲取了前者的社会治理思想，结合当下国际形势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近些年，我国不断增强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力度、扩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如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帮助周边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签订《巴黎协定》关注世界气候变化，积极承担治理责任，在许多国际事务中积极呼吁各国突破国界、打破制度的藩篱解决现实问题，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各种问题与风险、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包容性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特色。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同源同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路径选择，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因此，这一理念必然和我国的基本国情、文化相契合。其一，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蕴含了互利共赢、平等互惠、共同发展的新经济观念;其二，我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绝不干涉他国内政，这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因而形成了奉行互相尊重、平等对话、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外交理念;其三，我国提出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蕴含了“天人合一”观念，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衍生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应对环境风险挑战的新生态观。

（二）“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中汲取了充足的养分，获得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对“自由人联合体”思想进行了划时代的创新和发展，使人类社会更进一步趋向最高理想目标。第一，从二者提出的历史条件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共存的状态下提出的，其时代背景复杂多变，想要有效解决当下国际争端、地区冲突、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将面临着巨大挑战;它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所暴露的弊端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趋于完善的思考。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则是在实现国家、阶级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的治理模式。从社会形态来看，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实现我们党的最高目标仍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承前启后，具有过渡性质和时代价值的理念。第二，从二者实现的时间来看，“自由人联合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达到的最高层级，在时间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针对当下国际形势和严峻的社会状况所提出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操性。近几年，我国积极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这足以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已经打破了区域、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程度等要素的限制，极大地推动了国际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从这一角度来看，“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将会从理想趋于现实。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站在全人类解放的角度，充分关切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根源于此。由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前我们需要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从而更快地为早日实现全人类解放和共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转换的路径

（一）充分认识二者的理论价值是实现转换的重要前提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新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我国提出的包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理念的国际交往新构思。首先，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普适性，该理念绝不是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从其提出的国际背景还是内容来看，它都具有强大的包容性，适合于世界各国;同时，这一理念也是加强各国合作交流、实现共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其次，要正确认识“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它是马克思为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规划的社会治理模式。目前，人们无法预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时间，即“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的时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绝不会”理论阐明，应当正确看待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绝不会在短时间灭亡，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也绝非一朝一夕。

（二）加快各国发展是实现转换的现实基础

“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需要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巨大发展、需要丰厚的物质基础，各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转换的现实基础。我国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与周边国家积极构建友好合作关系，在促进多国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2017年，中国国家铁路局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铁道部签署协议，承担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和哈维连陆港项目建设，这一项目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我国还与部分国家铁路局签署《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铁路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中欧班列合作协议的签署及落实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交通互联，也进一步深化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2019年10月16日，中国企业承建的内马铁路一期工程正式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当地的铁路交通系统。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今天，我国一直在努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据统计，到2019年底，“中国已与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8] 。同时，我国企业对包括新加坡、越南、老挝、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进行非金融类投资。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正在扩展，逐步成为加快世界各国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举措。

（三）加强国际合作是实现转换的必然选择

当前，一些国家奉行“利己主义”，在国际交往中推崇“单边主义”，以强国身份干预他国政治，侵扰弱国领土，局部地区战争“冲突”不断，由此引发难民问题。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考验、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富差距等问题，这都向人们表明，独善其身终归不是最佳方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关起门来”搞建设。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他们的时代就预见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必然会促使各国产生经济上的联系，在二战之后，同一地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让渡部分主权，采取共同政策形成的排他性经济集团，比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都给参与合作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经济发展机遇。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最终衍生出突破地区、意识形态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截至2016年，世界上有6.2万余个国际组织，这些组织极大地促进了各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积极发挥作用，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人道援助等作出了突出贡献;另一方面，我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往来。从一国到多国、从单边到多边，国际合作已经是新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也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最佳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二者同源同流，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对于人类社会在当下及未来的发展都具有强有力的指导意义。新时代，以習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新征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9]  。因此，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转化更需要全人类携手共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422、165 、295.

[2]桑建泉，陈锡喜.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关系新论[J].青海社会科学，2017（6）：9.

[3]方杲.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逻辑一致性[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3）：179.

[4]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和中国特色[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2）：98、97 .

[5]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
// www.xinhuanet.com / politics / 2013-10/25/c_117878897.htm，2013-10-25.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7]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03-25（1）.

[8]“一带一路”这一年——互利互惠，成果丰硕[EB/OL].http ：
// www . xinhuanet . com / photo / 2019-12/15/c_1125348857.htm，2019-12-15.

[9]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N].人民日报，2017-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