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视角下萧乾《一本褪色相册》英译研究
时间：2021-02-10 02:01: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三维”转换是翻译生态理论的重要方法，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在译文中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在萧乾的自译作品《一本褪色的相册》中，译者灵活进行三维转换来适应新的翻译生态环境，提高翻译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关键词：自译 三维转换 《一本褪色的相册》
自译（autotranslation or self- translation）是原作者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行为。国内外自译的代表作家有白先勇、林语堂、卞之琳、张爱玲、萧乾、泰戈尔等，上述自译者共同特点是具有深厚的双语功底，双文化背景以及双文学背景。自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已经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近年来，对萧乾的自译研究方兴未艾。文章将结合生态翻译学对《萧乾作品精选》中《一本褪色的相册》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拓宽翻译研究的广度。
一.萧乾及其自译作品
萧乾，我国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译成就也斐然。萧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作为战地记者旅英七年，发表英文著作五部。他把翻译看做副业，写作看做主业。
实际上，他在翻译方面的成就绝不逊于创作。与夫人文洁若合译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譯界享有盛名。《萧乾作品精选》是英汉对照作品集，收录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回忆录共计19篇，英文翻译多由萧乾来做。纵观《萧乾作品精选》，读者会发现译文最大特点就是比较自由，增删很多，尤其段落删减明显。这也体现了萧乾的翻译观：“我是灵活派……当然，首先得吃透原文的精神，再在这个基础上去灵活，灵活并不等于可以不忠实于原文。”[1] 由此可见，萧乾的灵活翻译并非随意背叛原作，而是要在忠于原作的实质、把握原作的神髓的基础上对原作进行融会贯通。
《一本褪色的相册》可以说是萧乾自传的一部分，文中回顾了他的家庭背景、求学之路以及对文学的看法。作者一出生就和寡母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尝尽生活的艰辛，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不幸的身世也为他日后写出关切人民疾苦的文章埋下伏笔。
二.生态翻译学与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提出来的翻译理论。具体来说，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它以生态翻译环境的整体性为立足点，把翻译归为“译者适应生态翻译环境的选择活动”，“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行为”。[2]该理论从适应与选择的全新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译评标准、原则和方法等方面做了描述和解释。
生态翻译学的原则为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要求译者在文本翻译过程中，考虑生态环境中的各个要素，译文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结果。衡量译文好坏可以看对原文“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生态翻译学中的“多维”转换主要体现在“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适应性转换[3]。语言维侧重于翻译的文本语言表达;文化维注重的是翻译的语境效果;交际维则关注于翻译的人际意图。三维转换是生态翻译理论中重要的翻译方法。译者在实际翻译中，将依据语言、文化、交际不同阶段或不同顺序做出适应性的选择转换。这三者内在的逻辑关联也是翻译转换的基本内容。
生态翻译学要求的译者须保持文本生态平衡主要指保持文本的语言生态平衡、文化生态平衡、交际生态平衡。在翻译实践中，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不分先后同时进行，相互关联，不可分割。
三.三维转换在《一本褪色的相册》中的运用
（一）语言维的转换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4]生态翻译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保持原文生态和译文生态的平衡。东西方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差异明显。翻译过程中，译者需注重语言维上的生态平衡。
例1：有时他天真极了，甚至想把自己最小的短处也显示出来。但这只是在被他深深爱着的人面前。他憎恶的人将永远看不见他的长处或短处。
He can be so na？觙ve as to expose all his defects， but only before someone he loves deeply. He prefers to remain inscrutable before people he dislikes.[5]
英汉两种语言的区别之一汉语短句多，而英语复合结构的长句使用频繁。抓住这一规律，译者把原文中的三个短句合并成了两个复合句，这两个长句通过对比作者在不同的人面前的表现突出了他爱憎分明的个性。另外，译者有意把原文中的主语“他”和“他憎恶的人”都统一为“he”，这种单一主语的句子更能突出中心，体现英语为主语显著型（subject-prominent）的语言特点。在译文的生态语境中，实现了语言上的结构平衡。
例2：倒是对场上提着长嘴壶沏茶的、卖糖果的很感兴趣。
What intrigued me were the teapots used by the attendants， which had long mouths like the beak of a rare bird. [6]
译者意识到自己当时并非对戏馆子里的沏茶、卖糖果的这些人感兴趣，而是对奇特的茶壶好奇，所以翻译时就更换了兴趣对象，直接换成了壶，而这种长嘴壶在西方人眼里是难以想象出模样的，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译者用了一个比喻：like the beak of a rare bird，壶的形状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译入语读者面前，丰富了译语语言表达，为译入语的语言环境增添一抹亮色。
以上两例都是译者充分意识到英汉语言的差别而做出的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面对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准确理解原文信息，清晰传达原文的意思至关重要，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充分体会原文所呈现的生态环境，又要创造和原文平衡的译文生态环境，语言维度上的成功转换与否是衡量译文质量的重要条件。
（二）文化维的转换
“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7]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的根本目的是传播文化。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A.Nida）说：“语言在文化中的作用和文化对用词和习语意义的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在不细心考虑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很难对文本做出恰当的理解。”[8]可见，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间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递。这要求译者既要了解中英文语言层面上的异同，也要熟悉特定文化中的社会规范及其深层意思，才能使译文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使译文做到文化上适应译语环境。
例3：每逢吃烤鸭，我就想到了小时候的“吹号筒”。
Whenever I eat roast duck， I think of the “bugles” of my childhood.①
①The customary way of eating roast duck in Beijing is to wrap up the slices of duck in a pancake with sauce and green onions.[9]
吹号筒是作者在食不果腹的童年能吃到的顶级美味。姨妈把酱肉类的菜铺在烙好的饼上，卷成筒状。作者称其为吹号筒。这种食品很多外国人闻所未闻，更难以想象形状。作者只所以把烤鸭和“吹号筒”联系起来，一是因为都是美食，二来他们吃法类似。尽管烤鸭在国内久负盛名，但由于当时的国际交流有限，译入语读者对其吃法并不熟悉，为了消除饮食文化上的隔阂，译者加注来解释这种美食的吃法，兼顾了译语读者所处的文化语境，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做到了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外宣。
例4：于是，老师动不动就用烟袋锅子敲我的脑袋，板子也越打越重。（说是“《大学》、 《中庸》， 打得屁股哼哼”，可我才念了半本《论语》，）身上就给打成了青一块紫一块了。
As a result， the teacher used to knock my head with the metal bowl of his pipe and the knock became harder and harder until there were scars all over my skull.[10]
读者会发现括号内的句子在译文中并未出现。《大学》、《中庸》 和《论语》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书五经，在作者上学的年代，是学生必读之书。但对中国历史文化不了解的译入语读者来说，相当陌生，他们不知道这些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原文中这些书名的出现，并非要传递文化信息，而是要借“《大学》、 《中庸》， 打得屁股哼哼”这个孩子们编的顺口溜，来揭示旧时学堂里的先生在学生完不成背诵任务时，对学生严酷的体罚，所以，在翻译这一含有中国文化的句子时，译者尊重译语读者意愿，采取了文化适应性的选择，进行删译。因为在该译入语的生态环境中，译语读者不需要去了解原文所含的中国经典的文化信息，而是去体会作者因无钱给老师送礼而遭遇老师痛打的悲惨经历。
（三）交际维的转换
“所谓‘交际维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关注译文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以及获取和原文读者类似的阅读感受。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进行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还要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11]
例5：我不但不是什么书香人家出身的，而且由于工读，我受的教育十分畸形，真正是学无根底。又加上自己一向贪玩，始终也没能把缺欠的部分弥补上。
I did not come from a learned family， and the education I received was very incomplete， since I had to work half-day in a rug shop for my tuition and other fees.[12]
相對于普通译者，自译者集原文创造主体和翻译主体于一身，译者在处理原文时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只要对自己“忠实”就行，而不需要过分顾忌对原文是否“忠实”[13]译者可以“发挥自身特殊双重地位的优势，对原文加以自审性和派生性的修改和调整”[14]对照原文会发现该译文和原文有很大出入，一些贬义词“畸形”“学无根底”“贪玩”等并没有在译文中出现，译文着重阐述了自己未完成学业的原因是半工半读，这样更符合作者童年的生存环境，家境贫寒，忙于糊口，而非贪玩耽误学业，从逻辑上讲，更易于引起译入语读者同情，传递共情的语言功能。
例6：他迷信透了，某次宴会，他骤然离席，谁也摸不清原因。事后，自己说是为了酒壶嘴正对着他的鼻尖。[15]
在译文中，这两个句子并未有相关表达，译者采取了删译法。在中国某些地方的风俗中，酒壶嘴对着人意味着他会晦气，这是很忌讳的。但这并非是中国的普遍风俗，因此很多国人都不了解。译者如果采取直译，就要对这一习俗进行较长的加注，无形中会打断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思绪，破坏交际氛围。这里处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主体地位的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大胆删减，使译文交际功能继续进行。
四.结语
萧乾先生在自己的作品《一本褪色的相册》翻译中，充分注意到了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要从多个方面去考虑读者的理解度和接受度，把原文本放到翻译生态环境中去分析，对原文本语言、文化、交际进行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不断调整翻译方法，灵活运用增、 减、 删、 改等译法，保持了译文生态的“平衡”，使译文在“适应与转换”上具有得体性和准确性。
参考文献
[1]刘季春. 基础笔译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252.
[2][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17-230.
[4][7][1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5][6][9][10][12][15]萧乾，文洁若. 萧乾作品精选（汉英对照）.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1：306-358.
[8] Nida. E.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1：10.
[13]林克难.增亦翻译，减亦翻译[J].中国翻译， 2005（3）：46.
[14]陈吉荣.基于自译语料的翻译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
本文是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20-ZDJH-112）：“一带一路”背景下商务英语立体化实训平台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张云霞，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