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市集记忆

施越

集市是意大利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为了集中销售最受人们欢迎的消费品，人们建造了用拱廊包围的开放式大型市场，这种建筑类型在整个罗马世界广泛传播。直到今天，意大利的每个城市都保留着过去的市场建筑，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许多老市场建筑无法再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因此这些建筑或被改建，或成为了城市景观和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

意大利的傳统集市，以农贸商品为主。

现代社区里的古典集市

意大利的集市文化发展到今天，演变成了两种集市：一种是如同中国的大型菜市场一样每天营业，贩卖新鲜蔬果、肉类海鲜以及一些农副食品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集市也会有摊位制作当地地道美食，久而久之这些集市就成为了旅游景点;另外一种则是临时集市，每周或者每个月甚至每年才举办一次，这种集市主题多样，也可以向政府申请自办主题集市，比如冰淇淋集市、漫画集市等，因此，许多原本对赶集没兴趣的年轻人也都会积极地参与其中，让集市文化一直流传下来。

光是在米兰，每周就会举办100多场不同的集市，这些集市以农贸集市为主，此外还有旧书集市、旧画集市、古着集市等。有的集市在公园里，有的集市在广场上，有的集市在空旷的街道上，集市规模也根据位置而不同，由于每个临时农贸集市每周只举办一次，为了保证居民可以每天都能赶集买菜，米兰的社区政府将社区内不同街道的集市安排在一周内不同的日子里，让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安排来选择不同的集市。

尽管米兰是意大利最繁华的城市，却和上海、北京、广州等中国的大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社区文化。集市，可以称得上是米兰社区文化的一个缩影。米兰住宅以独栋老房子居多，因此居民的汽车一般都直接停在马路边上。可一旦到了集市的前一天夜里，整片曾经停在集市区域的私家车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是车主为了能给第二天的集市腾出位置，主动把车停在远一些的地方，让集市顺利进行。

到了第二天早上5点多，摊主们就会开着大货车停在自己的摊位前，支好大桌子，摆上他们的商品。农贸集市一般以贩卖蔬菜水果、肉类海鲜、奶酪、现做的烤鸡和炸鱼、便宜的衣物及锅碗瓢盆等简单生活用品为主，而炸鱼的香味总能飘遍整条街，吸引每个路过的行人都要来集市里逛一逛，看一看。集市的摊位一般以I字型分布在走道两侧，走进集市以后，两边摊位的老板都会热情地和顾客聊天、打招呼。他们好像和每个顾客都是老朋友会面，从不急着推销商品，就光站在那儿和顾客聊天，从家里人看病聊到小孩上学的故事，乐此不疲;而那些打算买些什么的顾客只好孤零零地站在边上，也不忍心打断他们，最终总是在他们无尽的对话中慢慢打消了在这里消费的念头;有些热情过头的摊主看到亚洲人，还喜欢用不同的语言来叫卖，“你好”“萨瓦迪卡”“偶哈咦哟”……从英语、汉语、日语到韩语，总有一种语言能吸引这些亚洲人的注意;许多集市摊主都喜欢把自己的商品夸得天花乱坠，但唯有在意大利集市，才能碰上那些天性浪漫的意大利摊主，有时候硬给你塞一个大西瓜来赞颂你那双“像宝石一样美丽的眼睛”，让人晕头转向地买回一大堆自己根本不需要的商品，结果回家切开西瓜一看，才发现西瓜是坏的……和超市比起来，集市上销售的农贸产品不一定会比超市更加优质，价格也不一定会比超市更加低廉，但它却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成为意大利人日常社区生活中的一个特定的活动：在超市里，我常常会碰到那些看不清标签上文字的老人，需要通过协助才能买全自己想要买的商品;而在集市里，摊主可以从生产者的角度向消费者介绍自己的产品，让人可以细致地了解到产品的方方面面;同样的产品也不再单是超市货架上冷冰冰的商品，身处集市以后就变成了生产者劳作和情感的成果，集市上的产品总让人觉得是有充满人情味的。意大利人热爱天南地北地聊天，每次从集市回来，带着一篮子新鲜菜回家，也都常常能带着一篮子新鲜事回家。

意大利社区文化集市的活跃，渗透出的风格、创造力让人无论走到哪个角落，都会持有一种惊喜。许多社区的跳蚤市场每个周日都会开放，书籍、旧画、古董、家具，琳琅满目，充满着生活的趣味。

旧书集市、旧画集市、古着集市等文化集市，则展示了米兰社区文化的另一面。作为一个体量并不大的城市，米兰被划分为9个区域，这些区域有着各自的历史故事、文化风情和社区个性，而文化集市也会根据这些不同的社区个性而选定摆摊地址。例如，旧书集市一般选定在米兰的历史中心区域，靠近米兰大教堂，那里游客最多、逛街的人最多，旧的文化读物和历史建筑相映成趣;旧画集市一般设立在美术学院边上，吸引往来的艺术爱好者;古着集市选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在运河两侧举办，那里是米兰酒吧文化和嬉皮士的天堂。不同的集市扎根于不同属性的社区，而社区又因为这些不同的集市进一步加强了它的文化属性。

从多元文化到自由主义的社区矛盾

米兰的9个区域有着各自鲜明的特征，住在这9个区域里的居民们又组成了米兰城里形形色色的集体群像。在《巴黎，我爱你》里，十几个导演分别在巴黎的不同区域拍摄了十几个小故事，组成了一部描绘巴黎的情书，让观众从这些细小平淡的故事里窥见巴黎的生活细节。如果想要了解米兰的话，市中心游客聚集的景点和奢侈品街仅仅只能代表米兰的过去，而她的当代故事则发生在剩下8个区域的觥筹交错之中。米兰不同的社区文化属性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形成的，以同性恋社区“威尼斯门”为例，起码在20年前，在这个典型的天主教国家，同性恋仍然被视为禁忌和罪恶，警察会冲到酒吧里抓捕那些公开身份的同性恋人。随着米兰时装周、设计周等国际化交流活动的流行，这座城市的一些观念也正悄悄地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同性恋酒吧出现在“威尼斯门”区，在法律并不允许的情况下，一些同性恋人们也会勇敢地在公开场合进行象征性的婚礼，让性少数群体走进公众的视野。2016年米兰现任市长萨拉执政后，开启了一系列文化开放的行动，使同性恋社区正式从过去的灰色地带转变成了一种体现米兰文化包容的标志性社区，威尼斯门地铁站被刷成了明亮的彩虹色，被视为推进性别包容的里程碑式的胜利。每年6月底，米兰都会举行盛大的骄傲节游行，无论男女老少，都会精心打扮一番，跟着花车，以中央火车站为起点，横跨整个威尼斯门区，随着音乐在大街上欢呼唱歌。

尽管同性恋在现在的米兰已经不算是什么难以启齿的禁忌，但仍然会遭受许多宗教人士和恐同组织的阻挠。在2018年骄傲节游行的过程中，曾经出现宗教人士向游行队伍抛掷火炮、用暴力疏散游行队伍的行为;另一方面，同性恋社区由于夜生活丰富，街道开满了俱乐部和酒吧，导致社区常常要到凌晨三四点才能安静下来，许多居民都因此不堪其扰。丰富的酒吧和夜生活文化同样也滋生了大量犯罪事件，除了同性恋社区，以嬉皮士文化为主的运河区和多种族移民聚集的NOLO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些区域一边以多元文化著称，一边又因为常年发生的贩毒、卖淫、抢劫、占屋等现象而闻名。尽管米蘭入室盗窃频发，许多社区、街道甚至小区都不会为此安装摄像头，也没有业主愿意安装，因为他们认为“这会侵犯隐私权”。

此外，米兰的每个社区都有着一定数量的烂尾楼和废弃建筑，因此也滋生了相当数量的占屋群体，这些人常常会溜进一些闲置无用的房屋，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住下来。占屋者经常与警察产生冲突，其中一些占屋者不仅会占用空置建筑，还会将空置建筑布置成集会场所，其中最有名的要属处于维多利亚门区的“MACAO”。MACAO前身是一个被废弃了40多年的屠宰场，产权归政府所有，这座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因为常年无人管理而年久失修，布满了涂鸦。一群艺术家和娱乐工作者无声无息地私自占领了MACAO，利用MACAO的大型空间打造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艺术活动中心和画廊，希望让米兰的废弃建筑能够发挥自己真正的作用，作为文化和知识的经营者，帮助政府“重新分配政府财产”。

占领MACAO的艺术家们不仅紧锣密鼓地安排了艺术活动和表演，还为它设立了专门的网站和社交媒体，似乎像是故意向官僚机构宣战。随着MACAO的名气在米兰越来越响，逐渐开始吸引了许多出于非艺术和非政治目的的人们前往消磨时间，最终因为过于招摇，不可避免地面临了被政府驱逐的危机。MACAO已经成为了维多利亚区甚至是米兰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许多MACAO的支持者们加入了抵制政府回收建筑的抗议活动，人们把MACAO的每一场活动都视为最后一场活动来参与，最终结果就是MACAO变得比过去更具有知名度、更具有象征意义，最后陷入了和政府长久的拉锯战。最初占领这栋屠宰场的艺术家打趣说，MACAO的未来从不取决于经营者，而是取决于政府。城市规划表明米兰到处都是废墟和废弃地段，对公民来说，只要这些地方继续荒废下去，就会一直困扰着整个社区的尊严。

为了维持文化自由和自由主义而造成的治安问题和社区秩序问题，是许多欧洲城市社区的通病，在疫情来临之后，这些缺点被进一步放大。意大利的家庭成员之间情感比较紧密，年轻人们常常会在周末和自己的祖父祖母呆在一起。在疫情暴发前期，许多在意大利北部疫区上学的年轻人们无视政府提醒，不自我申报就赶往南部的家乡看望祖父祖母，以至于在无意间将病毒从北部传染遍了整个意大利。意大利作为老龄化国家，疫情高峰时期死亡率一度达到了12%，90岁以上因为新冠肺炎致死的老人数量高达90%;政府出台了“封城”举措后，仍然有许多意大利人无视规定，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耍;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其他欧美国家，人们抗议政府要求戴口罩、要求隔离的措施，认为侵犯了大家的人权，甚至还为此组织了抗议集会，反而加剧了病毒的传染规模。

很快，许多人发现，为了应对危机，最好的解决方式正是对社区居民进行整体教育，而不是将个人的福祉和社区的整体健康分割开来。这种思想正好站在了欧洲自由主义社区的对立面——社群主义上。社群主义着眼于对等、相互依存和共同承担责任，强调了社会义务和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并力求在集体中确保所有人的平等自由;而自由主义强调了个人自由和自治不受外界侵害的自由。

社群主义曾经被社会学用来形容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社会思想，在中国的社区生活中，很难想象会有“为了夜生活而牺牲社区治安”“为了人权而无视自我隔离规定”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期，主动申报出入疫区的记录、患者集中隔离已经在中国成为了一种共识，对大家来说，不仅是对亲友的健康负责，也是对整片社区的健康负责。公共卫生工作从根本上来说是社群主义的，当然，个人的健康至高无上，但保持个人健康的最佳方法就是保持社区健康——正确地洗手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它可以让人避免感染病毒，同时防止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患者通过隔离，可以将病毒传染给抵抗力最差的人的风险降到最低，也可以降低医院的负担，并且在最大程度上提高了重症患者痊愈的可能性。

随着意大利疫情愈发严重，意大利社区也正逐渐发生着从自由主义过渡到社群主义的转变：过去那些无视政府建议、随心所欲出门晒太阳的人们自行选择呆在家里，一些人会坐在阳台上监视街道，痛斥那些在平白无故走在街道上的行人是在增加病毒传染的风险。由于在阳台上的活动时间变多了，很多人在阳台上与左邻右舍甚至是对面楼的邻居建立了友谊，遥望于马路两侧聊天。社交媒体上开启了“我呆在家里”的热门话题，鼓励大家坚持居家隔离的生活，一些社区互助组织还会帮助那些独居老人和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购买物资。在我住的小区里，有住户在小区门口主动给大家分享自己的DVD和藏书，鼓励大家一起熬过艰难的隔离生活。这些生活中平凡的小事和细节，都是大家为了尽可能地让社区保持健康而作出牺牲的体现。

在东方文化里，每个人都是有意识地、自发地与他人相协调，形成一个整体。虽然这样有助于保持和谐、打造理想的社会环境，但同样也削弱了自我意识，培养出了“隐忍”的情感态度。“隐忍”有时或许是一种美德，但到了欧洲就没人认账了。许多华人出国居住以后，最常碰上的麻烦就是邻里纠纷的问题。在中国，做菜有时爆炒个花椒、吃面的时候油泼蒜泥、偶尔再做个麻辣香锅，百见不怪。但是在欧洲，重油重辣的炒菜香味就变成了原罪，有时候随便做个菜，第二天就会收到邻居的投诉，不是抗议油烟味太大、就是抗议做菜味道太熏，一身中华美食的厨艺功夫却因为邻居的“小肚鸡肠”而无处施展。意大利的公寓大多建于上个世纪，房屋老旧、没有隔音，有时连隔壁上厕所冲马桶的声音、楼上邻居在客厅踱步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因此，不要说半夜开个派对，就连晚上打电话声音太大、半夜挪了一下桌子这种小事，都会遭到邻居无情的投诉。出门在外的时候，邻居们都会笑眯眯地打招呼、和人聊天、可爱又浪漫，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被影响了，就没有人会在乎所谓的“邻里和谐”，二话不说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在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的冲撞下，投诉总是接踵而来，许多人只能选择作出让步。

写投诉信只是纠纷的初级解决方式，如果投诉无果，许多邻居就会选择报警。对于爱下厨的华人来说，最怕的就是住进带烟雾报警器的公寓。烟雾报警器原本只是用来预防火灾，但它也常常把炒菜的烟误认作是大火的浓烟，每次嗅到一丝烟味都会大惊小怪地警铃大声作响，让整栋公寓楼的人都不明就里地外出逃命。如果一栋公寓楼里住的中国人多的话，那么一到饭点，家家户户的烟雾报警器就会像协奏曲一样，此起彼伏地在整个社区回荡。有些公寓楼报警的次数多了，警察也就见怪不怪了，每次在该吃饭的时候接到报警电话，都会问一句：“是不是中国人又在做饭了？”

羅马犹太区，特拉斯泰韦雷的独特文化魅力令游客们沉迷。

很明显，欧洲的邻里纠纷问题早就不是现代社区独有的矛盾，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对任何潜在的噪音都非常敏感，经常给他公寓楼里的邻居写投诉信，最后还将投诉信编辑成了一本名为《致楼上女士书》的书，堪称投诉界的代表人物。

普鲁斯特的邻居威廉姆斯女士是一名竖琴演奏家，她的丈夫是一名牙医，每天他在工作的时候，钻牙装备的噪音都会穿透巴黎老旧公寓楼的天花板钻进普鲁斯特的大脑。而在那段时间，普鲁斯特正在集中精力创作《追忆似水年华》。他不堪其扰，决定写信投诉威廉姆斯女士。作为一名作家，普鲁斯特严格遵守20世纪信件写作的礼貌习惯，用优雅、迷人、温柔的文字提醒威廉姆斯女士一家对他造成的困扰。通过投诉信，他与普鲁斯特女士协商了各自的工作时间，以便他能够在特定的日期、特定的时间里重获安静的时光。在一封给威廉姆斯女士的回信中，普鲁斯特写道：“你，用你那充满阳光的文字，把色彩和阳光带进了我封闭的房间……我曾对太阳一无所知，直到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它成了一个受到福音的信使，如同燕子一般为我带来了整个春天。”有时，这些投诉信还会伴随着有品位的书籍、康乃馨甚至是小礼物一起交到威廉姆斯女士的手中，即便是再无情的邻居，看到这样的投诉信都无法恼火。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普鲁斯特这样的文采和耐心，语言隔阂也是华人在海外社区和邻居友好交流的障碍之一，许多华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来让自己融入海外的社区生活。

1. 安迪·沃霍尔和他的波普艺术代表作。2. 罗伯特·劳森伯格将达达艺术的成品与抽象主义的行动绘画结合起来，创造了“综合绘画”。

时代影响下文化社区的转变

普鲁斯特的投诉信轶事，让许多人对巴黎知识分子聚集区产生了美好的遐想和向往。拥有文化聚集区，容易吸引更多有才华、有雄心的人进入城市，而这也成为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建筑师泰迪·克鲁兹而言，“城市的未来不仅仅在于建筑，而在于社会和经济关系的重构。艺术家可以为此做出真正的贡献。” 在伦敦和纽约，发展水平较高的社区往往与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资本相关，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纽约SOHO区。

在1950年代（？）后期，SOHO区并没有被划分为居住区，主要以废弃的仓库为主。许多贫困的艺术家为了节省生活费，不得不住进这片边缘化的社区，有的地方既没有水也没有通电和煤气，市政府要求这些艺术家在建筑的外墙上贴上标示，注明自己居住在这儿，这样如果发生火灾，消防部门就会注意到这里。

艺术家们源源不断地涌入这里，他们改造楼房，重新设计了自己的家，在这个社区创造了新的生活模式。几乎所有美国后现代的画家，他们的故事都要从这个破败的社区开始讲起，社区里那些非典型住宅、宽广的厂房和高大的阁楼建筑，恰好为艺术家提供了创作大型艺术品的绝佳场地，一幅幅大尺寸的抽象表现艺术、大型雕塑和行为艺术在这里发生。直到1970年代，一些艺术家和企业开始互相扶持，画廊开始入驻这片区域，罗伯特·劳森伯格、贾斯珀·约翰斯和安迪·沃霍尔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经销商在西百老汇大街开设了一家大型画廊。到了1980年代，SOHO区已经成为了全纽约最有影响力的画廊和画家工作生活的地方，艺术家们开始合作购买地产，开餐馆、杂货店，让整片区域变得更加便利，同时也变得更加商业和昂贵。

在私人资本不断涌入后，原本破旧的社区得以翻新改造，开始了社区“士绅化”的转变：精品店、咖啡馆、时尚酒吧等受到中产阶级追捧的产业开始入侵，连锁超市取代了廉价杂货店，精酿啤酒吧代替了小酒馆，使得整个SOHO区的房价水涨船高，成为了纽约房价最贵的社区之一，许多艺术家再也无法承受租金，最后不得不离开这里。他们在为推动社区发展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最后却成为了社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了东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新宿区的聚会场所变成了大型商业区;2015年米兰世博会举办以后，涌入了大量的资本力量和外国移民，使整个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水涨船高，许多意大利本地人只能选择逃离米兰，或者搬到远郊居住。无论是纽约、伦敦、北京还是上海，社区“士绅化”是城市进步、经济繁荣下不可避免的产物，文化消费占据着“都市生活方式”的主体，它给人营造了一种舒适、高档的美好生活环境，代价则是将原住民驱逐出了自己的家园。10年前，上海田子坊还未被冠以“田子坊创意园”的名号时，它只是一条上海文艺青年和艺术爱好者私藏的文化胜地。这是一条在上海弄堂里自发形成的文化街，既没有规划好的街道，也没有显眼的入口，因为道路年久失修，雨天的时候还会让人不小心一脚踩进泥里。陈逸飞、尔冬强等艺术家的工作室和画廊就设立在田子坊的弄堂里，周边还有那个年代在上海少见的唱片店、古玩店、旗袍店等文化创意小店，许多店主因为自己的个人爱好才把店开在这样清冷的弄堂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贩卖情怀”。热爱田子坊的人，爱的是它独特的“情调”：有时是你艰难地从弄堂居民晾在户外的内衣内裤下穿行而过，躲进一家卖回力鞋的怀旧国货店;有时是你在晚上五六点的时候从一家放着爵士乐的唱片店走出来，嗅着空气中飘荡着的糖醋排骨和四喜烤麸混合在一起的饭菜香味，再步入一家冷气足到令人汗毛直立的精美画廊。在这里，上海的原生生活和新潮的文化生活共存，所衍生出来的一种具有“原始感”的海派情调令人无比着迷。田子坊被视作为上海的“SOHO区”，最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和纽约SOHO区如出一辙的士绅化转变进程。街道被整治，高档西餐馆、咖啡店、液氮冰淇淋店、网红餐厅入驻，原来那些仅靠成本运营的原生店在 “业态改善”的浪潮中灰头土脸地退出，文化街转变为了文化商业街，许多田子坊的居民因为无法忍受喧闹而不得不搬家。现在的田子坊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点”，有了显眼的牌坊、平整的街道和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但“精装”弄堂已经不再具有弄堂文化的原本样貌，“中产审美”就像是流行感冒病毒一样传染了全世界的发达城市，充满格调的咖啡馆和豪华餐厅不仅没有给弄堂添色，反而永远地夺走了田子坊真正的风情，让它成为了士绅化社区的悲剧产物。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号称“风情街”的地方只能看到矫枉过正的“风俗”，而鲜为人知的文化胜地总和当代品质生活看起来格格不入的真正原因。

中华文化在海外唐人街社区复兴 

奇怪的是，唯独唐人街社区很难被这种士绅化进程所同化，一个在海外增长迅猛的唐人街社区绝不可能会出现精品店和工业风格的咖啡馆，只会出现海底捞、小肥羊和COCO奶茶。在海外，几乎每个发达国家的大型城市都有唐人街社区，这些社区或因存在历史长短和华人人口规模不同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但所有唐人街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在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变得越来越像当代中国——当海外华人在夸奖一个唐人街社区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说：“和在国内没什么区别。”

在外国电影里，唐人街总是一个充满了神秘的异域色彩的社区，它会成为电影情节发生冲突的关键场所，主角或在唐人街上结识了什么高人，或为了获取秘宝而不得不潜入唐人街黑帮内部，或单纯是在唐人街里和人打了一架，从一家拥挤的中餐馆打到餐馆后厨，再撞开过舞龙舞狮的人群，突破重围逃离街区，回归于“正常”的城市环境之中。

唐人街不一定是被当地政府所官方定义的社区，也不一定拥有古色古香的牌坊，当华人餐馆、华人商铺在同一条街上以聚集形式入驻后，成为了华人聚集地，这条街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华人们认定为是“唐人街”，因此，许多城市会出现不止一个唐人街社区。唐人街包罗万象，有的社区兼备商业和住宅功能，有的仅仅是商业功能，有的社区甚至还会带有一座寺庙，因此，唐人街社区很难被笼统地定义，而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每个唐人街都是华人在海外生活和心灵上的“避风港”。

米兰的唐人街是整个城市最热闹的社区之一。它以保罗萨皮大街为中心，各个小路向四周辐射到米兰其他的金融、文化社区。大街两边开满了中餐馆、华人超市、手机维修中心和服装店，充斥在耳边的中文和满眼的中文招牌，总能让华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早上的保罗萨皮大街属于做生意的华商，零售店的华商们推着小推车在店门口装货卸货，中餐馆忙着从农贸市场里拉回一箱箱的新鲜食材。从中午开始，唐人街才真正开始它忙碌的一天，附近的白领涌入唐人街吃午餐，华人、日本人、韩国人三五成群地结伴来华人超市采购食材。在欧洲，每当亚洲人碰到和吃的有关的问题时，就形成了一个心心相印的亲密集体，当人们在千篇一律的意大利面和难以消化的烩饭中，找到一群喜欢吃软糯洁白的米饭和大口把面条嗦出声的同好们时，恨不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吃的问题上展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风范。我们常说，亚洲不同国家都有各自的文化差异和饮食特色，但没有一个人见到面条、饺子和年糕的时候不会两眼放光。尽管欧洲不乏像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美食大国，但在吃的问题上却始终和亚洲存在着审美隔阂，像皮蛋、咸蛋、泡菜、酱瓜、年糕、内脂豆腐这样中国人眼里的传统美食，因为它们偏离欧美饮食体系的制作手法、独特的气味和口感，在欧洲人眼里就成为了一种无法接受的“猎奇”食物，唯有亞洲人才能够心领神会这些食物的曼妙之处。自秦汉以来，中华美食随着丝绸之路向外传播，对东亚、东南亚以及西亚各国饮食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亚洲人在食材的选择上有着通性。米兰唐人街上汇集了大量的华人超市，这些超市种类繁多、历史悠久，规模远远超出了韩国超市和日本超市，吸引了来自不同地方的亚洲人来采购食材，有时为了买包糯米粉，还得学会读包装上的中文。

夜晚是唐人街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候。唐人街主干道保罗萨皮大街两侧开了许多外带式小吃店，煎饼果子、肉夹馍、春卷、手抓饼、奶茶等常见的中国街头小吃一应俱全，一到晚上就会排起长龙。唐人街社区的异域风情让这些特色小吃店披上了一张神秘的面纱，许多米兰本地人把唐人街当成是一个文化景点，他们步行在唐人街上时总是带着好奇与兴奋的表情四处张望，就像中国游客第一次走进梵蒂冈大教堂所流露出的震撼表情一样。许多小吃店改装成了开放式厨房，让外国人站在大街上就可以观看点心的制作流程，满足了他们对于异国美食的好奇心理——煎饼果子就成为了整条唐人街上最受欢迎的小吃，所有人都沉醉于看中国人在鼓一样大的黑色大铁板上做煎饼果子的过程，他们用小巧玲珑的木头推子把鸡蛋和面糊均匀地转了一圈，一个完美的圆形大饼就出现在了铁板上。唐人街专属的美食步行街的气氛又和意大利人的社交性格相吻合，他们可以一只手拿着杯红酒，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煎饼果子，站在步行街上聊一整晚。红葡萄酒配煎饼果子，白葡萄酒配肉夹馍，饮食文化的阶级主义在唐人街撞了一个粉碎。

1. 米兰唐人街的涂鸦。2. 墙壁上的涂鸦为路边酒吧增添了艺术气息。3. 罗马地铁站外墙上的街头艺术作品。

唐人街社区复杂的功用性也可以和美食文化相提并论，语言和习俗的亲切感能够帮助初次旅居海外的新侨民们更快地适应当地社会，唐人街成为了扮演社会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桥梁。许多唐人街都会设立服务中介、语言学校、律师事务所等专门服务华人的机构，它同时也扮演着劳动中心的角色，为华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机会，成为了华人踏上城市主流社会的垫脚石。即便唐人街社区的主要人口、商铺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愈发年轻化，唐人街社区作为海外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仍然坚持保留着许多文化传统——过年的时候舞龙舞狮、举办华人春节联欢晚会、写对联等。由于海外华侨对于国内的流行文化存在认知缺席，因此唐人街社区总有一种“落伍”的陈旧感，许多华侨的文化情趣在离开家乡的那一年就被按下了暂停键，但这在文化传统的传承上却成为了一种优势。在纽约法拉盛唐人街的酒楼里，还时常可以看到服务员们像香港老电影里演的那样用小推车给食客送餐;而海牙唐人街的粤菜馆里也至今还能找到许多已经在广东失传的菜式，因为后者的餐饮文化为了适应众口难调的市场竞争逐渐被制约，而那些被带去海外唐人街的传统手艺却伴随着永恒不变的文化情感而被传承了下来。

社区文化完美地向我们诠释了在全球化浪潮影响下，一个人是如何从自由个体走向世界群体，而一个社区又是如何从独立走向同质的。正如罗宾·沃尔·基默勒所说，我们必须记住，“一切繁荣都是相互的。”一个城市的社区无论朝积极、平庸还是堕落的方向发展，它永远会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依存在城市的历史之中。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