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哭恩师李旦初
时间：2020-12-05 04:20: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简直就是晴天里的一声霹雳！
这些年来，随着年事的日益增高，跟我同住在山西大学家属区的恩师李旦初先生的身体也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先是因为心脏不舒服做了搭桥手术，紧接着，又是因为肺部哮喘的问题而屡屡住院接受治疗。好在先生的生命力相当坚韧，每一次都能以强烈的生命意志，战胜病魔的困扰，以使我们能够一次次听到他老人家总是那么豁达的朗声大笑。然而，就在我们都为先生生命之坚韧庆幸之时，2020年5月2日上午，却从不算很遥远的北京传来了噩耗。
那天上午11时左右，由于疫情的困扰，虽然是小长假但却并未外出的我，颇有几分百无聊赖地手持手机划拉着浏览朋友圈。突然，刘小云大姐发在朋友圈的一条关于恩师李旦初先生仙去的微信吸引了我。我当时的本能反应是：这是真的吗？这怎么可能呢？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愿意相信这白纸黑字的残酷现实。难道我所一向敬重有加的李旦初先生就这样出人意料地撒手人寰了吗？一时间，止不住的泪水便夺眶而出，顿时泪流满面。先生啊先生，我的先生，难道说您真的就这么简直没有任何预兆地遽归道山了么？眼泪打开了记忆的大门，与先生交往的一幕幕开始在脑海里浮现。
至今犹记，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1983年的金秋时节。那一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由于英语科目成绩太不理想（100分的试卷，我只得了21分）的缘故，虽然总成绩刚刚超过了本科430分的分数线，但还是被录取到了校址位于吕梁地区离石县的“山西师范学院吕梁师专班”。这就是说，我虽然已经美其名曰考上了大学，但等待着我的这所大学，其实却并不名副其實，还仅仅只是依托于山西师范学院的一个师专班。由于学校的具体位置紧靠离石县后瓦村的缘故，校友们后来便不无自嘲与戏谑意味地把这所学校戏称为“后瓦大学”。我与李旦初先生最早的结缘，就是在我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这个时候。
后来才知道，这所在当时看来，甚至被我们学生自己都未必瞧得起的大学（也即“师专班”），能够诞生在偏僻的吕梁山区，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是赶上“文革”结束后所谓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代，它的出现，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这个“师专班”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就是我的恩师李旦初先生。先生自己，就曾经是被打入政治另册的“右派”。是他，在当时，把散居在吕梁地区各县（其中大多数是各县的中学）的那些事实上才华满腹的“右派”同仁，比如，李亮、齐玉墀、刘炳文、刘自强等，想方设法地“纠集”在一起，以志同道合的方式破天荒地在偏僻的吕梁山区创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大学。也因此，尽管与国内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学相比较，这个“师专班”端的是太不起眼，但它的出现，却从根本上改写了最起码是吕梁地区的教育史。其重要的意义绝对不容低估。
很快的，就在我入学后的第二年，也即1984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就正式批准了吕梁师范专科学校的建制。这样一来，原来看似名不正言不顺的“师专班”，也就正式成为了一所建制内的师范专科学校。学校的首任校长，就是在原来“师专班”担任教导主任的、我的恩师李旦初先生。说是恩师，丝毫都没有夸张之处。那个时候的先生，虽然承担着学校的主要行政工作，但在纷繁复杂的行政工作之余，仍千方百计地挤时间出现在教学第一线，承担中文系的主干课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任务。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最早的粗浅了解，就直接来自先生。又或者说，我个人之所以后来能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有些许成绩取得，与先生当年在课堂上的引领其实是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的。先生尽管说已经因大学期间的“右派”问题，被“发配”到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但故土湖南的乡音却一直“顽固”地不肯消逝。虽然至今已经是数十年时间过去，但先生授课时的满口湘音与激情澎湃，却依然历历在目。
一直到今天，在和先生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仍然有若干个与我有关的细节，永铭于心。一个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大约是以“青年和爱国”为主题的演讲比赛。或许因为刚刚在电影院看过电影《火烧圆明园》的缘故，我的演讲稿便从这部电影的观感谈起。登上演讲台之后，初生牛犊的我，曾经大言不惭地特别强调，我今天的演讲主要讲5个问题。记得在当时，我的这种表达就曾经引起过包括先生在内的评委老师以及现场观众的一阵哄堂大笑。没想到的是，大约是在演讲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学校召开一个全校师生大会。李旦初先生在会上作主旨发言。他在发言一开始的时候，竟然不无戏谑地拿我开涮，说昨天（或者是前天）王春林（真难为先生，刚刚入学不久，就记住了我的名字）讲了5个问题，我今天没有他讲得多，我只讲三个问题。当然了，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先生此言一出，顿时便再次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自此之后，这一细节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还有一个细节，应该发生在我从山西师范大学毕业返校任教之后。那个时候，先生不仅已荣调至省城的山西大学工作，而且也已经因故而被迫卸任了。具体时间可能是90年代初，我仍然在吕梁高专任教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先生回到离石，我们一伙学生便簇拥着先生一起去喝酒。对了，先生平生的所好之一，就是饮酒。用先生后来的话来说，自己退休后主要干三件事，饮酒、钓鱼，再加上写诗。叫作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享。尤其是在年当豪壮的时候，每一次喝个半斤八两的，对先生而言，根本就不在话下。那一次在座的应该有10人不止，其他人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我的师兄赵新林却一定是在场的。那一次，在酒酣耳热之际，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的话题竟然集中到了酒品的讨论上。先生一时兴之所至，竟然提出要仿效高校的职称制度给饮酒者评职称。到现在都特别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先生当仁不让地自封为“酒仙”，而我呢，只能叨陪末座地变成了一个“酒鬼”。
等我90年代中期进入省城，正式调入山西大学工作之后，由于先生已经在省城扎根多时的缘故，我更是从各方面都得到过先生的不少悉心关照。到现在都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98年。1998年，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换届之年。由于各种原因纠葛的缘故，原本时隔5年便要换一次届的省作协，竟然拖了整整10年的时间都没有换届了。那个时候的先生，虽然已经退休将近10年，但精力充沛的他，却依然活跃在省城的文艺界。应该是在大会正式召开之前省直会员的一次筹备会上，那次会议的主旨之一，就是提名推荐候选的作协理事名单。尽管说理事既不是官，也更不能因此而多挣哪怕是一分钱，但在特别珍视个人声誉的文学界，能够成为省作协的一名理事，却是我们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或文学爱好者无上的荣耀。那次会议上，先生发言时不仅专门强调应该在理事候选人的确定上重视文学批评领域，而且还直接点名，要求把时任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的傅书华以及我，都列入到候选名单之中。不能不强调的一点是，那个时候的作协换届选举，所采用的还是更具平等自由意义的差额选举制度。尽管如此，傅书华和我，还是得以双双当选作协理事。至今想来，能不能成为作协理事事小，但先生那一番奖掖提携后进的拳拳之心，恐怕却无论如何都不容罔顾。
个人的真切交往固然重要，但要想全面地评价李旦初先生的一生功业，却必须超越个人的狭隘视野才可。纵观先生长达80多年的壮阔人生，真正可谓几起几落，跌宕起伏。最早是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恰逢带有突出“阳谋”色彩的反“右派”运动。一直积极追求进步的先生，少年意气，哪里能想得到其中竟会有什么“阳谋”或者“阴谋”，竟然響应组织的号召，给组织提意见，要求实行教授治校。如此一种叛逆思想，很显然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因此而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一种结果。这样一来，等到大学毕业的时候，虽然看起来是他自己在主动请缨，但很显然带有处罚性质的一种状况就是，身为武汉大学高才生的他，竟然被“发配”到了遥远的北国山西来工作。没想到，尽管来到山西之后，先生一直兢兢业业地从事着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工作，但却不知出于何种理由，在先生自己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又被扣上了一顶“五一六分子”的帽子，再一次由日常生活条件相对富庶的晋中地区，“发配”下放到了偏僻贫瘠的吕梁地区接受劳动改造。或许与先生那桀骜不驯的个性紧密相关，即使仍然被划入在政治另册，他的灵魂也不肯安分。恐怕连他自己也都料想不到，来到吕梁地区之后，他竟然又因为参与晋剧《三上桃峰》编剧一事，而再度在劫难逃，被卷入到了真正可谓是席卷全国的“《三上桃峰》批判事件”之中。现在的年轻人实在无法想象，在那个一切唯“政治”为上的特殊时代，一个人倘若处于如同先生一样的境地，他所受到的精神压力会有多么严重。关于先生在《三上桃峰》被批判事件中的不幸遭遇与坚强表现，好在有山西省作协毕星星先生的著作专门加以详细记载，有兴趣者不妨去觅来一读。接下来，就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那个时候的先生，已经从吕梁师专被调入到山西大学担任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校长。那一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山西大学的不少老师和学生也都在劫难逃。当时，毅然挺身而出，以一人之力而承揽责任的，又是令人格外敬重的李旦初先生。为什么担任山西大学常务副校长的职务没有多长时间就被免职，个中缘由相信明眼人早已心知肚明。虽然不能说堪比历史上的“海瑞罢官”，但先生那非同寻常的勇气却也特别令人敬佩。说来说去，作为中国当代的一名知识分子，就肯定少不了与现实政治之间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先生能够在数次政治运动中不仅没有表现出曲意逢迎的奴颜媚骨，反而充分地显示出了一名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端的是如同高山仰止一般地难能可贵。我们寻常所谓的士人风骨云云，在李旦初先生身上可以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与表达。于今想来，吾辈虽不能至，但却心向往之。
作为先生入门弟子的我，虽然没有能力全面总结先生一生的功业，但在这里却还是试图作一点不自量力的勉力概括。先生首先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教育家。尽管期间偶尔也会有被迫离开教育部门的时候，但从总体上说，他终其一生可以说都把自己最主要的精力投身到了自己所钟爱的教育事业之中。从最早在晋中教育学院任教，到后来创办了吕梁山上的第一所大学，再到后来被调入山西大学担任常务副校长，先生的一生真可谓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门生遍三晋。
其次，先生是一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优秀学者。这一方面，受教育部委托，先后担纲主编了全国师专学校通用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两本教材且不说，单只是从他个人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也有不少不容忽视的可圈可点处。早在1980年代初期，先生就分别有《“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重评》《“左联”时期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论争性质质疑》《“五四”新诗流派初探》等三篇重头文章发表在那个时候在学界影响极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对于一个置身于偏远的吕梁山区的学者来说，实际上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些文章中，先生表现出了一种特别难能可贵的挑战既定学术格局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事实上，也正是以上这些文章的集中问世，从根本上奠定了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地位。
第三， 先生又是一位在古体诗词尤其是散曲创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大曲家。认真地算一算，先生1980年代后期因故被免职的时候，年龄也不过只有五十四五岁的样子，距离正常的60岁退休年龄，尚且还有五六年的时间。唯其因为年富力强，你才更加能够体会到怀抱理想的先生那个时候那副壮志未酬的不甘心样子。但任是先生再心有不甘，他实际上也已经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好在先生的确是生性豁达之人，既然不可能“达则兼济天下”，那就退一步“穷则独善其身”好了。从山西大学常务副校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先生，很快就适应了他自己所谓“写诗、钓鱼、饮酒”这三部曲的晚年生活。这其中，值得我们予以特别注意的，就是先生的散曲创作。或许与先生的某种天性不期然间契合的缘故，我们发现，先生的散曲创作不仅合辙押韵，完全合乎散曲的艺术规范，而且，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切中时弊的批判性内涵的具备。
先生虽往矣，但盖棺论定却不是我辈小子所能够承担的事情。以上拉拉杂杂，挂一漏万写出的，不过是后辈学子的我，对李旦初先生的一点粗浅认识。尽管言不及义处多多，但一片拳拳之心，却的确唯苍天可鉴。
然而，不管怎么说，先生的驾鹤西行，已经是一种再努力也无法挽回的残酷事实。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呜呼哀哉，伏惟尚飨！行将结束我这篇不像样子的悼念文字之际，唯愿恩师李旦初先生的在天之灵，早日安息！
责任编辑 师力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