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
时间：2021-01-29 04:06:2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崔雪梅
秧歌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说唱舞蹈，最先在北方地区广泛流传，后来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称谓和风格样式。在陕北，秧歌起初是以“驱鬼神、保平安”为主旨、以传统民间舞蹈为形式的戏剧表演。新秧歌是在原秧歌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形成的，符合当时人民大众的文化需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支持。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场火热的新秧歌运动。作家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曾提到，秧歌不仅是“政治的舞蹈”，更是“宣传新民主主义政策的有效办法”。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
1941年，随着日本侵略加剧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老百姓面临的生存状况日益困难。为了发展经济坚持抗战，中共中央下令开展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的热潮中，老百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大生产运动取得巨大成绩。但是群众“看不到政府的工作，也看不到党的工作在哪里”。由于宣传不到位，群众在政治上、文化上了解甚少，大多数并不知道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在陕甘宁边区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中，人民对革命的前途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趋于保守的思想使得乡村革命的落后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中国共产党决定用“秧歌”形式，开展对传统民间艺术的改造。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所以用秧歌的形式，一方面，秧歌本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文化活动，用秧歌来宣传党的政治思想和革命意义能够有效地与群众互动;另一方面，考虑到当地群众的文化水平，对于理解理论性较强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很困难的，而秧歌的民俗性就使其成为最佳的宣传方式。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地区，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他们通过搜集民间的音乐舞蹈，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创作文艺作品宣传抗日思想，鼓舞民众投身于抗日活动中，但这时的改造并没有对秧歌加以重视。随着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对文化方面也有了一定需求，《張九才造反》演出后，就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它虽然采用传统秧歌形式，但增添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思想感情，反映当时群众生活，因而受到欢迎。此后的几年中，新秧歌的数量逐年增加，1939年演出《新开荒》《九一八》等;1940年演出《新阶段》《救国公粮》等;1941年演出《反对摩擦》《保卫边区》等。但是，由于受西方舞蹈美学的影响，大多数文艺专业人士或多或少对“舞”的认知带有西方艺术审美的色彩，他们认为秧歌仅仅是一种艺术舞种，西方舞蹈表演艺术形式注重力的幻想与线条审美，中国的“舞”则注重实在与示意。这种潜意识导致秧歌的创作偏离了革命意识形态。也正是由于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没有足够的重视，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新秧歌舞蹈，只是在群众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当时没能广泛发展起来。直到1942年，知识分子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历经重大改造，为了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号召，彻底减去原来那种独有的艺术情趣专赏，转而奔向为革命事业发展而奋斗和创作的热潮中。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号召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应深入农村基层了解人民群众的艺术情趣，收集和整理当地流行的文艺作品，探究劳动人民内心的向往和需求，创作出既包含革命意义导向又不失群众喜爱的民间戏剧形式。这一时期正值延安整风运动的高潮期，艺术家们下乡改造，与群众一起闹秧歌。此时的扭秧歌已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以劳动为荣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化改造活动。以1943年鲁艺秧歌队创作演出的《兄妹开荒》为例，该剧采用了一男一女的旧式民间秧歌形式，去除常见的夫妻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兄妹关系，这种以新人物、新关系营造出一种新社会环境，呈现积极向上精神面貌的根据地群众形象，成为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的新起点。此外，这一时期的新秧歌剧也展现了农民阶级要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作的歌剧《白毛女》第五幕写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则表达了农民阶级对新社会的向往，其每次演出观众都达到三四千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始重视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秧歌文化，将文艺创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相结合，宣扬党的革命思想，鲁迅艺术学院秧歌剧从1943年1月到1944年5月，共新增48个，新秧歌运动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
新秧歌运动中的群众动员
“秧歌具有又说又唱，载歌载舞，生动活泼的特点，多半短小精悍，情节简单，易于扮演，是我国最为普及，植根最深的民间艺术。”闹秧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将群众与革命相结合。以闹秧歌的方式宣传和动员群众也需要一定的技巧，需要深入考察群众生活的特点，从而使新秧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群众支持党工作的切入点。
提高群众对革命的积极性，不仅要宣传思想，更重要的是宣传方式要正确。由于群众的思想觉悟参差不齐，思想觉悟较高的人能够很快地融入中共领导的抗战活动，而思想觉悟不高的人就需要切合的方式方法。边区政府集资鼓励群众成立秧歌队，以政治指导与技术帮助为主来布置工作、培养典型、组织竞赛。“以葭县店镇宋家山村秧歌队为例，‘伞头张存发是一名小学教员，在绥德分区文教会上得了丙等奖;另一‘把式张承绪是减租会委员，11岁就开始闹秧歌，能编，能唱，能演。”这不仅激发了获奖者对扭秧歌的积极性，同时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这样良性循环式的组织秧歌队活动势必迎来新秧歌创作的红火场面，也体现了新秧歌创作的民族化。同时，媒体报道新秧歌的一些成就也激励群众继续创作秧歌的热情。例如，有媒体报道：“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秧歌队的伞头郑月旺是个拦羊的雇工，他一边放羊一边编唱新秧歌。”以这样的方式宣传能够快速地辐射整个边区，缩短新秧歌运动蔓延的时长。激发老百姓自己创作艺术的灵感，打破艺术创作为文艺知识分子专利的传统偏见，使得新秧歌戏剧创作走向大众化。这种朝着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的宣传方式，毫无疑问是人民群众可接受的，调动了老百姓改造秧歌的热情。同时，文艺工作者在下乡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挖掘到如何抛弃原有文艺思维的模式，打破“高大上”的虚无词句，深入老百姓的生活实践，留心老百姓的一言一行。张庚在《我在鲁艺学到的》一文中感慨道，我们之前对民间艺术“总以为是粗鄙浅陋的，这回下乡，才初次认识到它原来是个奇瑰绚丽的宝库”。这表明文艺工作者对乡村生活的态度较之前发生巨大转变，秧歌的改造体现了中共方针政策，而且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相贴切，以生活化的艺术形式展现，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支持。
边区秧歌戏剧的改造差不多和边区大生产运动同时兴起，所以也反映农村生产自救的内容，为根据地的生产和斗争服务。例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反映的就是当时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还反映减租减息、锄奸反霸、反对封建迷信等内容。《二媳妇纺线》《一朵红花》等剧目反映新型民众家庭生活;《拥军花鼓》等剧目歌颂军民关系融洽。新秧歌运动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服务于根据地生产、斗争需要。以工农兵持镰刀斧头劳动的画面取代丑角脸谱和调情舞姿，不仅创造了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而且贴近人民群众生活，有效地调动人民群众革命积极性。
在旧秧歌剧中，群众只是舞台的配角和映衬，而在新秧歌运动过程中，人民群众成了舞台的主角，“翻身秧歌”“胜利秧歌”“斗争秧歌”等名词在老百姓中传开。群众开始从被动地接受到自觉地演绎生活，在闹秧歌的过程中逐渐接触“教育”“翻身”“共产党”等词语，并渗透到日常的语言中。1945年，鄜县（今富县）、延川两县分别举行秧歌比赛。两队不再是旧式秧歌的那种以挣钱为目的的利益之争，而是彼此尊重、相互恭喜。比赛以考试问答的形式展开，奖品是进城的“门票”，这种竞赛方式多了些趣味性，少了些斗争性。此外，党的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激发民众对新秧歌运动的更大积极性，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并迅速蔓延至整个根据地。由此可见，新秧歌运动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开始蓬勃发展，直到1945年，群众已经熟悉这种由旧秧歌形式演绎革命秧歌新内容的创作方式，从中实现自我认知和自我改造的目的，也增加了群众对中共领导的信赖与支持。
新秧歌运动的启示
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的文艺运动。新秧歌运动将旧的文化形式与新的革命内容相联系，巧妙地运用了人民群众可接受的方式，实现了军民齐抗战的局面。在保留民间传统秧歌形式的基础上，抛弃了原有的庸俗化和落后性的内容，添加了积极健康的劳动主题，宣传中国革命思想，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支持抗战。文艺创作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通俗易懂的新秧歌戏剧普遍受到群众喜爱。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文艺是属于人民的。历史表明，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向群众学习，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提取群众的语言和习惯，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推动历史的不断前进。
责任编辑 / 程芳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