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离散到聚拢,从解扣到织锦】聚拢内衣的前排扣怎么拉开

　　摘要:离散,不仅是指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华人离乡背井的金山淘金,也是指早期排斥华人的歧视背景下,加拿大华人和大陆亲人的被迫间离和散失;聚合,既是废除排华法后亲朋家族的北国团聚,也是华裔的身份认同和多元文化宽松条件下,华人对加拿大社会核心价值的趋近。因此,由离散的追溯和控诉过渡到聚拢的追求和实现,大量出现在直接或间接亲历这一历史过程的英文华裔作家的笔下。50年代以后,以废除排华法等事件为标志,加拿大主流社会开始回归理性,逐步以健康、宽容的心态看待各族裔间的共存和双赢,但种族歧视的幽灵依然挥之不去,使年轻一代华裔在试图摆脱中国情结,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屡遭磕绊,伤痕累累;他们无法漂白的痛苦,直接造成了出生加国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英文华裔作家的解扣欲望:他们以各种方式试图揭开身世之谜,解开族裔文化之结,以舒缓内心的煎熬,平衡失落的心态,找到稳定归宿的根基。而世纪之交的新晋英文华裔作家,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或者故意背离中国文化,寻求新的精神坐标,或者以浪漫的回眸将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和神怪仙狐小说杂糅进颠覆时空,联通古今的想象中,编出中国底色的斑斓织锦。总之,主题的演变,印证了华裔作家英文创作走出祖辈父辈阴影,拆除中国城的围城,以多元社会普遍接受的英文为便捷载体,以中国元素为经脉,建构起族裔、社群乃至真个社会之间精神交流、心灵交汇的情感通道,而成为加拿大文学之树上的一根茁壮成长的新枝,改写着加拿大文学的版图。
　　关键词:加华英语作家,主题演变,唐人街,身份认同,香蕉仔,精神突围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5-0100-05
　　
　　 由于加拿大华人长期遭受主流社会的歧视和隔离,成为社会的边缘人,显现出集体的话语沉默(collective silence),不惟社会政治层面,文学上也是如此。华裔加拿大英文诗歌是70年代末才亮相于加拿大文坛,虽然加华作家英文小说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水仙花姐妹的开山之作,但势单力薄,不成气候。1979年《难舍的稻米》为华裔作家的英文创作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接着,华裔作家的英文短篇小说和诗歌选《多嘴鸟》(1991年),以更大规模的群体方式出现在加拿大英语文学界。1999年华裔诗人作品集《云吞》和2003年华裔作家英文短篇小说集《打锣》,更令人耳目一新,蔚为大观。和上个世纪90年代这些显示华裔作家英文写作集体实绩并行的,是加华作家英文长篇小说和文学类自传体作品的联袂出场,至今方兴未艾。以下的论述将4个要点串联起来,试图拼连起加华作家英语文学创作由离散到聚拢,从解扣到织锦这一主题演变的全景画面。
　　 一、离散、漂流和聚合
　　 从本世纪30年代第一张由华人主办的英文报纸到70年代末《难舍的稻米》中华裔作家的英语文学创作第一次集体亮相,对饱受主流社会排挤,被极度边缘化到不停息的抗争后终获尊严的加拿大华人来说,意义非凡――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也是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1991年的《多嘴鸟》,虽然有些作品转向对自我身份的审视和对祖裔文化的寻访寻根,呈现出更开阔的主题和意象,但不少仍继续着“离散和聚合”的主题。1999年的《云吞》和2003年的《打锣》在主题意象上琳琅满目,但“离散和聚合”依然是厚重的一部分。90年代崛起的英语创作的文学性传记作品(主要是自传)和长篇小说,包括个人诗集中,这一主题也是无处不在。所以,总体而言,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这一时期,加华作家的英文创作集中体现了“离散和聚合” 的主题。“离散”形式上是当年淘金热散去后,尤其是太平洋铁路完工后大量滞留在西岸维多利亚城一带的华工为生存不得不向北,向东的几乎是无目的的迁徙和游走,由此也带来了精神上的无所归依:回不得自己的祖国和所来自的家乡,同时又受制于语言的限制和文化的隔阂,以及白人主流社会强势下对华人不平等待遇和刁难歧视,无法在居住国被认同,漂流、离散便只能是唯一的可能;而“聚拢”则是华人在历经千难万险,忍辱负重,终于站稳脚跟后的理性复苏和精神诉求:他们一方面以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聪明能干、顺从忍让的品性洗刷污名,一方面依靠互助式的社区团体,一次次地向主流社会解释、诉求、抗争,这一过程中,不仅华人看到了聚合的力量,所谓的主流社会也不得不顺应时变。1982年加拿大加入人权宪章,1988年7月21日联邦政府颁布《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案》,开始全面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承认加拿大文化的多样性。历经苦难,不息抗争的加拿大华裔终于走出边缘的阴影,融入了社会的主体,赢得了早就该属于自己的平等、自由和尊重。
　　 在这个主题下,形成了一些固着的意象:金山和金子(淘金)――筑路者和收骨者(太平洋铁路)――苦力(罐头工、伐木工、男仆、女招待、散工等)――唐人街(旅店、餐馆、剧院、大烟馆、妓院等)――“耻辱日”(排华法1923年7月1日实施)――中餐馆(或中式咖啡馆)――小生意人(洗衣房、杂货店、农场)――商人(merchant)和买办(comprador/agent)。其中的一些不约而同地被当做作品的题目或书名的主体,如《残月楼》(李群英,1990),《巨龙咖啡店的子夜》(方曼俏,2004),《钻石烧烤店》(佛雷德・华,2006)中的中式咖啡馆;《瓷器狗和中式洗衣房里其它的故事》(方曼俏,1997)中的洗衣房;余兆昌的两个儿童短篇小说集《金山传说:中国人在新大陆的故事》(1989)和《死者的金子和其它故事》(2002)中的金山和金子;《收骨人的儿子》(余兆昌,2003)中的收骨者等等。
　　 唐人街(中国城,华埠,Chinatown)是这个主题下最引人注目的综合意象。它不仅在众多的作品中成为华人四散漂流中建起的“碉楼”,疲乏衰竭的精神上的安慰和营养,也是传承族裔文明和祖国交流的据点,以及和被偏见歧视笼罩的社会抗争的营盘。它从最初华人劳工在淘金和筑路时期在菲沙河谷一带简陋脏乱的集聚地,到维多利亚集居住、餐饮、商贸,社区中心于一体的城中之城,再到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星星点点的以此为样板的核心华人社区,成为异域北国中国文化形象的历史符号。它在很长时间内也被白人主流社会和印第安土著等其他族裔看作是单身汉/“光棍”社会(bachelor society),背负着充满赌场、大烟馆、妓院的脏乱淫秽所在的骂名。它本身光怪陆离的杂糅,给同时接受这两种文化成长70年代末的加华英文作家提供了最能寄寓情感,最易于编织故事,最容易为读者接受的条件。中国城成了一个坐标,它是华人最初漂洋过海,离家抛亲,相互依靠的安定处,又是淘金热散,筑路事毕四处鸟兽状漂流,苍莽大地人迹罕少,四顾茫然,无所定向的暂时的歇脚地,如同蒙古人在茫茫草原上的敖包。第二代,第三代华裔曾经以走出中国城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但同时,唐人街,中国城又是在他们的脑际中萦绕不去的影像,尤其是在挣扎的困苦和竞争的依然不公,隐性的似乎无法翻越的宗族藩篱,时不时沉渣泛起的歧视后,对中国城的回眸和一次经年之后的徜徉,又会与之多少的熨帖。我们在丹妮丝・郑《妾的儿女们》(The Concubine’s Children,1994),崔维新的《玉牡丹》(The Jade Peony,1995)、《纸影》(Paper Shadows,1999)、《全都事关紧要》(All That Matters,2004),李群英的《残月楼》(Disappearing Moon Cafe,1990)都可以找到各种佐证。
　　 二、寻根访祖到身份认同
　　 1991年的《多嘴鸟》,相比较《难舍的稻米》中华裔作家作品所负载的公平、正义等的道德政治寓意,除了有些作品继续“离散和漂流”的主题外,更多作家转向对自我身份的审视和对祖裔文化的寻访寻根,作品本身的文学表现力也进一步加强。所以,《多嘴鸟》的出现,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其实,从“离散和漂流”中替前辈伸张正义的呐喊,清算社会道德的缺憾,暴晒殖民时期种族主义主导下赤裸裸的政治偏见,这样道德正义标签下的情感宣泄,必然会带来反思,寻找促成离散和漂流黑暗期的深层原因。对祖裔文化的寻根和对先辈祖国的回访溯源,便自然浮现。佛雷德・华荣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的长篇散文诗《等待沙省》(1985)中,诗人中西混合,黄白杂糅的多重血缘,父亲所来自的遥远的东方国度,那个祖辈开始扎根的加拿大中部平原省风情万种的市镇“激流”镇,从成年知事起便追逐着他去寻觅究竟。尽管他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让他的肤色和容貌更接近白人,也少受他人的白眼,但父辈家族的深刻烙印,年轻时内心深处自然涌动的身份认同的渴望,让他情不自禁地踏上了先辈从东方远渡至西域北国的旅程,从中期待找到异国身份认同后的解脱舒缓。
　　 加华英语作家的父辈和祖辈大都来自中国南部沿海一带,特别集中于广东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所以,他们和许多后起的加华中文作家不同,有着特殊的“四邑情节”。这个情节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直至延续到本世纪。如同唐人街(中国城)一样,“四邑情节”频频出现在他们作品的字里行间,乃至主题意象中。如1995年丹妮丝・郑的家族文学回忆录《妾的儿女们》,崔维新的首部长篇小说《玉牡丹》。在《玉牡丹》中,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小儿子石龙一度对台山话深恶痛绝:“我恨台山话。这种难讲的乡村土语让我舌头不听使唤。”黄明珍 (Jan Wong)在自传《红色中国布鲁斯――我的好时代至今的万里长征》(1996)写道,她1972年的红色中国之旅的首站便是她父亲的台山老家,有趣的是当时她既不知道父亲村子的名字,不会普通话,更不会说当地的方言。但这些不知道和不会正是促使她只身寻访父亲祖国的动力。其实,驱使作者从加拿大到中国的万里长征最大的原动力在于她当时急欲在当时对西方迷失一代而言充满革命浪漫色彩的红色中国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革命理想和为之献身的红色浪漫,是六、七十年代经历了反越战的校园风暴,对资本帝国主义绝望后的西方愤青的最高目标。再如,2010年刚刚出版的方曼俏(Judy Fong Bates)的文学自传《找回记忆的年头》(The Year of Finding Memory),以作者89岁父亲在多伦多士巴丹拿路(Spadina)的中区唐人街的自家屋子的地下室自杀开始。30年后,方曼俏来到广东开平祖辈的村子一探究竟。从亲戚的嘴里,她了解到了当年父辈曲折的往事。开平成为她书中主要故事的源泉。
　　 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便是对有些加华英语作家来说,他们的寻根并不是联系着访祖,而是就在唐人街完成的。资深而成就斐然的青少年文学作家余兆昌就经历了这一过程:
　　
　　 我意识到很长一段时间我羞于承认自己是华人,因为看上去就跟别人不一样。我尽最大的努力融入主流: ……但就在那次中国城的青年大会后,我觉得自己在中国社区重生了,这成为我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我作为自愿者在中国城工作 ,……我变得痴迷于中国城。 ……关键在于:我们这代加拿大华人能够从那种属于中国城的感觉中得到巨大的自信和力量。
　　
　　 作者还谈到了促使他执着于在加拿大的中国城寻根的另一个深层原因:
　　
　　 我写作中的一个变化是我对中国文化的立场。回首我当时忿忿不平地寻找身份认同的岁月,我非常有意识地在这里,也就是加拿大找答案。我想对加拿大华人身份认同的问题找到一个“北美制造”的方案。……我想就在北美寻根,在这块土地上张扬我们的前辈,他们在我们之前来到这里,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下去。
　　
　　 从余兆昌从寻根到身份认同的独特和曲折中,不难看出作者在北美的土地上,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国城的历史文化中寻找加拿大华人自足成长之本的不懈努力。进一步而言,他其实是在给所有加拿大的第二代,第三代和更后代的华裔探索一条自我认同的独特路径。
　　 《玉牡丹》中,崔维新把笔触伸向一个移民家庭中三兄弟的精神和内心,揭示了他们如何在加拿大社会的生活模式和父辈传下来的中国传统的挣扎中找寻自己的身份认同。其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宗教仪式借由祖母形象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新锐小说家玛德莲・邓(Madeleine Thien,1974――)的《不容置疑》以祖父二战中的曲折经历为主线,描写了战火中的流离失所和家族成员之间的纠葛交缠。她是家里唯一一个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这就造成了她无障碍地接受新的环境,但同时自己在精神上却更接近出生在异国的父母、兄长和姐姐。如她自己所言,这其中的一个中心主题是身份认同。而赵廉的《虎女》,通过对虎女这代中国人在20世纪后期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传统价值和信仰随时被颠覆,以及女性依然被歧视的环境中的折腾,为日后虎女们艰难的身份认同寻找根源。
　　 三、背向叛逆VS孤单迷茫
　　 以刘绮芬(伊芙琳・刘,Evelyn Lau),安迪・关(Andy Guan),赖丽莎・赖(Larrisa Lai)、特瑞・吴(Terry Wu)等新生代作家为代表,显现出华裔作家英文创作第三个阶段的主题:背向和叛逆。
　　 在“寻根访祖到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明显的分化,一是被中华文化和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质和至今生生不息,不断更新的巨大生命力所折服,如我们前述的余兆昌,但另一面却是部分甚至全盘地导致了背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局。一度甚嚣尘上的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迷信和落后,不合时宜,糟粕叠加,才导致它长期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说辞,加上80年代加拿大社会急剧转向,在多元文化的国策下更加趋向平等和公正,使得第二代、第三代华人融合主流社会过程中,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中华传统的毅然舍弃。具体表现为香蕉仔(Banana Boy )的类型――为漂白而剥离传统,抑或是青春期的个性的张扬――逃离家族和家庭的藩篱。
　　 2000年特瑞・吴的小说《香蕉仔》(Banana Boy)的前言中,作者称自己也是位香蕉仔:“香蕉仔看上去并不是真正的华人。至少很多时候的行为并不像华人。他们都是CBCs――加拿大出生的华人。他们像香蕉一样,外面是黄色的,但内里却是白色的。”
　　 小说中五位年轻有为的都市中产阶级的精英们不同程度地以雅皮士的方式享受着20世纪末美加现代都市的便利和优越,但同时,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幽灵在他们成长的年代和日后跻身精英阶层后依然挥之不去,而他们来自家族和家庭背景的中国文化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又使得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和他们努力追求的西方主体文化价值进行着比照对应,这种比照对应强烈时所产生的肤色和情感撕裂的灼热和痛楚,让他们悲伤于自己永远无法企及的纯粹,即从里到外的纯白。他们既不能根本上认同自己的族裔文化,甚至产生过背向和叛逆的强烈愿望,但又面临着不可能完全被主流文化所拥抱的尴尬。这样植根于内的矛盾和无奈,使他们反过来产生了一种逃避、自虐的倾向。五位“香蕉仔”几乎人人都视酒吧买醉,夜总会放浪形骸和party狂饮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有的甚至将其当作生命之魂。
　　 刘绮芬由于自己雏妓和吸毒的经历在自传体小说《逃家女孩的日记》中的反映,使其一夜之间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焦点人物。按照莫妮卡・雷顿(Monique Layton)的研究,当时的刘绮芬之所以成为雏妓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属于高危反叛的年龄组,作为大女儿,承受着家庭巨大的压力;同时,她的家庭由母亲主导,父亲从属。刘绮芬在后来的散论集《敞开心扉》中的一篇《父亲形象》里,细述了青春期高危反叛的敏感时期,一个循循善诱同时又强大得足以依靠的父亲形象的缺失。她在本文的另一处还直接谈到了逃离家庭,背向中国文化,在中年有地位的父亲形象的男人那里寻觅安慰和安稳的诱因:
　　
　　 当我还是小孩子时,父母就不断地灌输给我这样的信念:因为你是华人,而他们是移民,我就总是会比别的加拿大人矮一截子,我应该加倍努力工作,加倍获得尊敬,才能被这个社会接受。这些理念被那些偶然但让人惊恐的发生在校园里、公车上、街上路过的陌生人那里的种族辱骂所加强。耻辱和逃脱的强力混合纠缠着我。我总是感到自己是局外人,把脸紧紧地贴在玻璃上,我渴望着加入那些站在聚光灯下、身处温暖内室的幸运儿。也许这就是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会从一开始就被拉扯着靠近那些表面生活没有污点而惹人尊敬的男人,并在他们的屋子里寻找到安宁。
　　
　　 刘绮芬的创作无论是自传,诗歌还是小说,或者是散文,最重要的母题便是背向叛逆和逃离。但如同孙悟空逃脱不了如来佛的手心,她和她笔下的许多人物依然会被温暖的聚光灯和高雅的公寓,象征着社会财富力量的成功男性所吸引。所谓主流社会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在她们长时间拼命逃离的疲惫和屡屡碰壁后无所逃遁时,将她们再一点点拉回来。
　　 温哥华的阴沉和多伦多的寒冷,是加拿大文化中的孤独因子的外化物象,一如加拿大的地广人稀,漫漫长冬造成了加拿大人离群索居的生存习惯和孤傲、冷漠、沉静的性情,于是,传统上以种族和肤色划分的家庭、家族和社区的一体化,在后起的多元文化的大环境下,几乎反讽地得以加强,并进一步构成了族裔之间的明显的间隔性和排他性。除了唐人街,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希腊街,小意大利,犹太人区,印度街等等。在文化的表层面,这些以族裔划分的特色街区是大家和平相处,彼此参照的样板,是欣赏世界文化的窗口和旅游观光的景象,但在文化的深层次下,我们可以感觉到不同族裔某种程度上的画地为牢,不同文化的自吟自夸,一如没有围墙的围城。所以,抖落掉族裔文化外衣后的出逃的刘绮芬曾经远离阴沉的温哥华,去向美国和多伦多,但都被一一逼回,她还是那个抖瑟着不知去向的街头浪子,那个他者。特瑞・吴笔下的香蕉仔们东突西奔南下,但无论是渥太华的郁金香,加州的阳光,多伦多的酒吧,都无法安慰他们心灵的漂泊,难以归宿的焦虑和迷茫。一句话,他们找不到家。
　　 和赵廉一样,同样出生在中国大陆,成年后才移居加拿大的李彦,2009年的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雪百合》,描述了曾经是新闻记者的现代知识女性Lily(百合)调整、适应现代加拿大社会的曲折过程。Lily当初移民加拿大的动机源于她对白求恩高尚的理想主义的神往,她想在哺育了这样一个纯洁灵魂的国度实现新的自我认同。但一如“圣人在自己的家乡都是遭遇冷落的”,加拿大人普遍对白求恩报以惊诧、冷落甚至是不屑。而虽然Mapleton小镇的基督教的宗教气氛颇浓,但折射在她眼里的各色信徒却根本无法和想象中的如圣徒般的白求恩相吻合,和母亲长久的裂隙加上Mapleton的严冬更加剧了Lily 的孤单、寂寞和和心灵的无助,在理想和现实的极度反差中,Lily能走出孤独的求索,找到信仰的归宿吗?小说那个戛然而止的结尾似乎并不能给我们肯定的答案。
　　 四、贴着先锋性标签的精神突围
　　 我们不妨借用走出橱柜(出柜,out of closet)这个通常所指公开同性恋身份的词汇形容在先锋性标识下找寻精神突破口的作家群。的确,这些作家中的安迪・关,崔维新,李群英或是公开的同性恋,或是具有同性恋的倾向。加上运用结构主义手法的刘绮芬,兼具女权主义者李群英,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派(后殖民主义批判)等集于一身的拉丽莎・赖,传统和现代派表现杂糅的玛德莲・邓。
　　 崔维新在成名作《玉牡丹》中就描述了当时还不为社会所认可的同性恋的倾向和情愫。他的《南京》(Nanking)以杰克・伦敦的笔法,揭开了一段父子的隐情:原来儿子的母亲是长期相依为命的“父亲”的姐姐,而他的真正父亲却是和他加拿大“父亲”有着难以启齿的同性恋关系。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写早期华人的“单身社会”。《生死之间》(Not Yet,2009年)是崔维新经历了死神召唤的文学自传。作者正文前的题词便是:献给所有明白爱无定则的人。如同不少那个年代出生成长的加华英语作家,他一直在写自己,但《生死之间》之前的自己是过去的自己,而《生死之间》里的自己则是现在和未来的自己――一个走出回忆框架,走过死亡阴谷,走进自由境界的自己。
　　 安迪・关乐于公开自己同性恋的身份,积极参加各类同性恋活动,并将其演化在写作中。他的作品惯于探索性别取向和不同文化身份交互作用的方式,他的《月历男孩》是他这一创作模式的典型实践。其中的一篇《移民》(Immigration)将前辈为摆脱贫困,寻求财富而渡尽劫波来到金山淘金的漂流历险和“我”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找到同性恋的家园而离家出走,四处寻觅的过程平行地对应、展开,在物质满足和精神追求的对比中,见出两代华人漂流的质的不同。前辈在新大陆的筚路蓝缕,固然要忍受白人的白眼甚至侮辱,而“我”为同性恋的性向试图突围,则要承受家庭,文化习俗和社会的有形无形的更多阻碍。作者的第一本诗集《倾斜》中无论是华人漂移历程中的的童年和家庭,同性恋、社区和成人礼,或者是文字譬喻的漫游,都归结于诗人提出的问题:我们魂归何处,我们情属何方?
　　 刘绮芬从《逃家女孩日记》伊始,就一直在做精神的突围,先是逃家,逃避母亲和传统的紧箍咒,成名后又一直在逃离使她成名的道德阴影,甚至也逃离了她幼时一直向往的成功中年男人的大屋子。
　　 相比之下,拉丽莎・赖就主动得多。她踏上文坛的第一脚就走出了传统加华英语作家的“橱柜”,她灵动的精神,无限的想象,跳跃的文笔,加上中国文学中从来都是做冷板凳的鬼狐神怪中得到的灵感,使《千年狐》、《咸鱼女孩》一如横空出世的精灵。她表现手法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加上都市主义,后殖民批判的思想,更显出主题的后现代性。
　　 陈泽桓的创作中既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元素,又加入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视角,成名剧作《妈,爸,我在和白人女孩同居》,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是表现了文化的割裂(cultural divide),有论者评述道:“陈泽桓的‘英雄’挥舞着双刃的手里剑(shuriken):他拒绝完全地顺从于父母的期待,但也拒绝加拿大社会同化的压力。在这个剧中,‘加拿大的’既被讥讽为固有的理所当然的种族主义,又被当做冷漠和视而不见的象征”。从作者自己的经验,他深知即便对华裔来说,也存在着对白人等其他族裔的偏见。这样对自身民族弱点的反思的作品在加华英语作家中并不多见。
　　 结语:聚拢背景下的斑斓织锦
　　 从上述四个方面加华英语作家的主题演变: 离散、漂流和聚合――寻根访祖到身份认同――背向叛逆VS孤单迷茫――贴着先锋性标签的精神突围,可以看出,寻根访祖到身份认同几乎是所有加华英语作家的命题,以此为切入点,不仅形成早期加华英语作家日后作品主题的分流,也是90年代末开始的新生代同类作家在迷茫中各自寻找精神突破的起点。是找到了身上的中国文化之根(余兆昌),还是有意选择“去中国化”(刘绮芬),或者中西文化的夹缝中博弈(黄明珍),最终,中国元素依然是聚拢不同背景,不同身份,不同信仰的加华英语作家的坚韧纽带。在聚拢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加华英语作家创作主题由单一到多元,从边缘到浸入主流的斑斓织锦。主题的演变,同时也印证了华裔作家英文创作走出祖辈父辈阴影,拆除中国城的围城,以多元社会普遍接受的英文为便捷载体,以中国元素为经脉,建构起族裔、社群乃至整个社会之间精神交流、心灵交汇的情感通道,而成为加拿大文学之树上的一根茁壮成长的新枝,改写着加拿大文学的版图。
　　
　　 Gunn, Sean, ed.Inalienable Rice: A Chinese and Japanese Canadian Anthology.Intermedia Press, 1979.
　　 Pennett,Lee, and Jim Wong-Chu,eds.Many-Mouthed Birds: Contemporary Writing by Chinese Canadians. Vancouver: Douglass & McIntyre; Seattle: 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 1991.
　　 Andy Quan and Jim Wong-Chu, eds.Swallowing Clouds: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Canadian Poetry, by. Vancouver: Arsenal Pulp Press, 1999.
　　 Lien Chao and Jim Wong-Chu, eds.Strike the Wok: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anadian Fiction. Toronto: TSAR Publications, 2003.
　　 1936年8月21日,加拿大第一家华人主办的英文报章Chinese News Weekly《加拿大云埠中华英文周报》创刊。参见Paul Yee(余兆昌), Saltwater City,page 92。
　　 Fred Wah, Waiting for Saskatchewan, Winnipeg: Turnstone Press, 1985.
　　 Jan Wang, 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 Toronto: Doubleday, 1996.
　　 见余兆昌在多伦多公立图书馆海伦・E・斯泰伯(Helen E・ Stubbs)纪念讲座上的演讲《我是怎么成为一个作家的》。(Paul Yee: Become a Writer. Toronto: Toronto Public Library, 2007)
　　 也有北美华人自称是“柚子人”,盖因柚子外皮颜色为黄色,而肉色或呈白色、淡黄色,或呈红色。
　　 莫妮卡・雷顿,《1973-1975年温哥华的妓女》,第17-42页。(Layton, Monique. Prostitution in Vancouver (1973-75)-Official and Unofficial Reports. A Report to the BC Police Commission Submitted in September 1975. Vancouve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of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nside Out: Reflections On A Life So Far. Doubleday Canada, 2001.P71-72。
　　 Lily in the Snow,Women’s Press: Toronto, 2009.
　　 参见《打锣》。
　　 安妮・诺斯费的简介:《打碎马赛克》。见Ethnicities: Plays From The New West (Edited By Anne Nothof). Edmonton: NeWest Pres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