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乐寄山林斯文在天地至乐寄山林

时间：2019-01-19 04:29:23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蛰苏春融，又是清明。　　清明节，历来惯有，追悼烈士，重铭遗志，或扫墓以祭奠先祖，无忘根本。然而，身在京华，有几人能全归乡祭扫之意愿，寻找一个清净的所在，来宽慰己心，已经大难大难。
　　都市的喧嚣，加之人心的浮躁，身未老，心已疲。使人们心绪错乱庞杂，种种世间情劫萦绕不去，如有时间的旅人。不作多想，何不率直地乘车访问京西名刹，潭柘寺。
　　
　　潭柘寺与北京城
　　芳春一路蜿蜒，进入京西的群山，杨、椿、柳、杏皆已吐嫩，麓草油茸，鹊鸟闲翩，山花或绛或粉，浪漫丛簇。入山愈深愈高，便愈是山岚障目，只得见远山之皴勒，山因岚而奇，岚以山依托。
　　潭柘寺，又名嘉福寺，始建于西晋，故素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之说，两晋正是天竺佛学向中土大肆输入并广为播莳的重要时期，北方重实学，多以政府为后盾；南方重玄思，多为个人主持，也恰是有了此一时段的铺垫才会有隋唐时佛学的繁盛。潭柘寺背倚宝珠峰，环者回龙峰、虎踞峰、捧日峰、紫翠峰、集云峰、璎珞峰、架月峰、象王峰和莲花峰，九峰拥卫。
　　不必多大的学问，即使于佛家的雕塑、美学、建筑学没有深习，但也大体看出，潭拓寺是中轴对称式的建筑群，中路依次为牌坊、石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毗卢阁。东路有方丈院、延清阁、猗�亭、行宫院和舍利塔等。西路有观音殿、戒台和石鱼等。寺外还有安乐堂、上下塔林、东西观音洞、老虎听经洞。
　　
　　帝王家庙
　　天王殿供奉的是笑口弥勒佛。
　　大约在五代以后，江浙一带的寺院中开始供奉笑口弥勒佛的塑像。这是按照一个叫契此的和尚的形象塑造而成。据《宋高僧传》等书记载，契此是五代时期名州(今宁波)人，又号长汀子。后梁贞明二年，契此坐化于明州岳林寺庑下的一块磐石上，示寂前曾留一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
　　后来，寺院多喜将其置于首道殿阁之中，亦是因为其大度包容。佛家三宝为佛、法、僧。佛是说法者；法是佛所说；僧是传法之人。所以说，有了长汀子的平易豁达，才能使人乐于接近，进一步地礼奉释道，广播净慧。印度中古佛教衰颓的原因，除了大乘佛理繁琐，玄而又玄。便在于少了推而广之的传法之人。
　　大雄宝殿、呲卢阁、观音殿及诸菩萨的殿阁亦各有特色。值得一说的是，名寺也好，其他古迹也罢，若没了名士大儒的光顾，好像就少了几层光彩。再大的名人也大不过历代的帝王之家。两个大人物。妙严公主和乾隆皇帝不得不提，前者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女。代父抵罪来嘉福寺修行，不想却因其经年礼佛，而将观音阁的方砖留下深深足印，为后人称诵。
　　明代释道真有诗赞此“拜砖”，自是孝道一品：后者则是名胜古迹的“商标”代言，平生最喜赵孟�，自认宗法“王体”，不想竞流于肥俗。他自然是一位有为之君，书画赏玩，礼佛参机，留情诗文，此类种种，其也算是有独得之笔。寺内也遍是其墨迹，于流杯亭有诗曰：“扫径猗猗有绿筠，频伽鸟语说经频。引流何必浮觞效，岂是兰亭修禊人。”
　　可见，他对王逸少的钟情。
　　“潭柘”得名因于龙潭和柘树，若是雨后来游，实能体会宽厚清凉之感和满目的山岚幻翠。款步毗卢阁前，仰瞻“帝王树”和“配王树”，已阅七百余春秋风露；七叶树也是今华北地区的婆罗翁老：柏柿相依而生，遂有“百事如意”之良名，此次访寺，恰是四月上甸“二乔玉兰”开放，四百岁木笔与辛夷相濡。花萼厚实，紫白相陪。温婉多姿。此中闲踱。尘缘琐垢，顿然销减。
　　至于老虎听经、石鱼，大铁锅什么的，皆是后人良愿基础上的故事，只作一笑即可。
　　
　　存神过化
　　孟子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
　　深究一下，方知此有互文之意。能够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真精神须经由数十或数百年，才能转化成人们身边不知不觉的事物，而又经历一场大消化大酝酿方能积淀下几句真诠。这种通古今的大思想家或大著述中国是不少的。《论语》凝聚了孔子“为己之学”的深意，历战国赢秦，而于汉儒之努力，终得以恢复。然而。孔子殁后的四五百年中，墨家、庄老、法家、阴阳家等相继而起，在与诸子的辩难之中，儒家得以重存其神。
　　这就是存神过化的道理。
　　回味潭柘寺的景物之余，静思佛学在中土的传入、发展、鼎盛和衰败的整个过程，英最为盛达的时期也是其最纷繁的时期。所以有了禅宗的直指心性，圆通精慧，化繁为简；若无对禅宗的继善成化，怎能有濂、洛、关、闽的代万人万世立言；程朱理学到了明代流于支离，王阳明继起，重明心学；晚明“王学”虚顿无物，遂积而成弊，加之建州入主，又有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和方以智等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待明夷之渐融。
　　见古寺之衰，体中土文化大源――儒家文明，于死焰败叶之下，时常喟叹!
　　今日，西学依如百余年前那般强劲，那么，浮士德――只是为了科学和权利――不惜与魔鬼为友，岂能教会我辈将进酒后，挥写出一个盛唐呢?
　　人心自古离不开三大维度：天性、人情、物欲。佛教、庄老等多属前者，中土儒家当属中者，西学主权利、科学等偏后者。偏向于前者，则易心浮于玄理，须知天道人性实有内部理路之不同i偏向于后者，则易人心陷溺为物之奴役。
　　孟子讲，求其放逐之心，而后存心、养心、尽心。整个过程正体现了儒家一贯主张，重人事，轻天理，以人道推天道而后止。
　　以守己分，以安己心。
　　
　　亏得有个余英时
　　“存神过化”，韵味很深。
　　漂泊海外的史学家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中鼓吹了他的儒家关怀，“颂其诗，读其书”，他真真切切“论世”了，没有辜负孟夫子。也许，他想说的是宋朝的制度史和思想史的演化。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梳理。
　　看到潭柘寺的风貌，很容易转念到余英时描摹得历史世界里，他说读者要耐心才能读完他的书。了解一位宋代大师和他的思想图画，了知相关的历史证据，这是自然的，但是，真的需要那些大把的细碎文章，才能认知朱熹，点亮今人心性吗?不一定。知识的积累固然要紧，思想上的新突破更要紧。
　　需要顿超。余英时提到的“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令人眼前一亮。他讲到了克林伍德的历史学――不是唯科学是论，单看历史事实本身；也不是仅仅依附在社会学之下，没有作为，而是要关心今天和明天的继往之学。
　　余英时并不孤独，他的“好手段”和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回事，只不过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和时代不同。往前望，还有他的老师钱宾四，再往前还有康梁或者谭壮飞。第一感觉，人们想到就是谭嗣同。《仁学》中说到的“以太”，超然于现实之外，冲决人天罗网的豪情，有对现实有这样或那样有力的影响的客观存在。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思想潮流”，“潮流”摄受时人心识，与否，有待细论。
　　回顾满清三百年的学术史，梁启超讲得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所归档的“思潮”，它像浪花一样有起有落，有盛有衰。每个时代的制度或人们生活习惯的转变和思潮有了紧密的联系。集中体现在，先秦的诸子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佛学、宋明理学、清朝的训诂考证之学和清末的变法更张。制度也有不同的演化，秦朝和汉初的法家制度、汉武开始的郎吏制度、魏晋的九品中正、隋唐的科举。宋代的白衣、明朝的废相后的大学士制及满清的法术。思想和制度都经过了“起、承、转、合”的过程。这可能就是孟子说的“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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