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郊区佛爷》中移民后代的身份危机] 张大佛爷有后代吗

　　摘 要: 《郊区佛爷》是当代英国移民作家哈尼夫・库雷西的代表作。小说通过描写第一代移民及其后代在伦敦的不同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对以伦敦文化为代表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不同态度,成功地再现了身处宿主国文化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移民及其后代身上的身份焦虑与身份危机。本文拟简单地分析小说中的主人公卡里姆・阿弥尔身上的身份危机。
　　关键词: 《郊区佛爷》 身份危机 文化杂交
　　
　　哈尼夫・库雷西(1954―)是当代英国杰出的小说家,1993年被英国著名的格兰塔杂志评为英国优秀青年小说家之一,是继萨尔曼・拉什迪(1947―)之后出身于南亚次大陆的又一引人注目的移民作家。作为一个移民作家,库雷西的作品常常关注种族、阶级、性别和身份认同等问题,表现了移民及其后代在母国文化与移居国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产生的漂泊感、失落感和错位感。《郊区佛爷》(1990)是库雷西的处女作小说,是作者在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图景下对种族、阶级与(性别)身份认同问题进行探讨的一次成功尝试。小说通过描写第一代移民及其后代在伦敦的不同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对以伦敦文化为代表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不同态度,成功地再现了身处宿主国文化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移民及其后代身上的身份危机。本文拟简单地分析《郊区佛爷》中主人公卡里姆・阿弥尔身上的身份危机。
　　1.文化杂交下的复杂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或身份属性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简单地说,身份认同是一些决定“我”是谁,以及“我”如何被承认的特征,它由两部分即固定的属性特征和变化着的特征构成。种族、血统、肤色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是个体身上固定的属性特征;时间、空间、历史和文化等则是限制或塑造个体身份属性的“变化”因素。个体的社会性与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民族的文化与历史都是一种持续的建构,这使得民族的身份属性也体现出一种持续的建构特征。正如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所说:“文化身份是有源头的、有历史的。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变化。”[1]这就说明,“一个人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完全有可能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2]这种双重性或多重性的碰撞与交锋,就会导致身份主体(个人)产生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从而导致身份危机的出现。《郊区佛爷》就是一部探讨身份危机的后殖民文本。
　　卡里姆・阿弥尔是《郊区佛爷》中的主人公,也是小说的叙述者。他的父亲哈鲁姆・阿弥尔是个印度人,母亲玛格丽特是个英国人。因此,他是两种不同文化杂糅结合的产物,是一个“杂种”,这无疑使他的身份充满了不确定性、模糊性与复杂性。作为一位移民的后代,身处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卡里姆从小就经历着身份认同的危机。
　　小说一开始,作者就点出了卡里姆的身份认同中存在的问题。卡里姆是这样叙述的:“我叫卡里姆・阿弥尔,英国人,生在英国,长在英国,几乎是这样。”“几乎是这样”暗示着卡里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和隐隐的焦虑。接着,卡里姆就解释了他身份认同中存在的问题:“我常常被当作是一种有意思的英国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种族,从两种古老的历史中繁衍出来的……或许,是这种两个大陆和血统的奇怪的混合物,这里和那里的混合物,既属于此又不属于此的混合物,使我不安而容易烦躁。或许是在郊区长大导致了我的这种情绪。”[3]这里,卡里姆清醒地意识到他身份认同的模糊性与复杂性。然后,父母的离婚加剧了卡里姆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的焦虑感,使他的自我认同意识陷入危机之中。小说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缺乏归属感、没有安全感的卡里姆在成长过程中遭受到的身份危机。
　　2.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身份危机
　　长期以来,具有种族优越感的欧洲白人把“杂种”、混血儿等同于“道德败坏、人性退化的标志”。[4]早在十九世纪,欧洲种族主义观点就认为,杂种是一个劣于白人的种族,人类最优秀的种族不能通过与最劣等的种族杂交,失去它经过几千年的努力而获得的优势。生在英国、长在英国的卡里姆从小就受到这种种族主义偏见的歧视。例如,小时候,卡里姆就常常意识到自己“非白人”的身份认同,因为他经常被白人孩子欺负。正如他自己所说:“每天我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如果从学校回到家里没有受到严重伤害的话。”[5]无疑,作为“杂种”的卡里姆继承了父亲的印度血统与心理,尤其是肤色,这使得他在面对白人孩子的拳头时意识到自己的种族身份认同。
　　对自己种族身份认同的感知与追寻一直伴随在卡里姆的成长过程中。后来,卡里姆爱上演戏,一个叫莎德韦尔的导演给他提供了一个印度男孩的角色。刚开始,卡里姆不能决定是否要去演这个角色,因为他意识到这个角色在贬低印度人,正如莎德韦尔说的:“一个印度男孩,多么有异国情调啊,多么有意思啊,我们将要从他那里听到什么样的姑妈们和大象的故事呢。”[6]莎德韦尔对卡里姆不愿去演这个角色直接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你来说一定很难接受――(你)不属于任何地方,什么地方也不想属于。种族主义。你觉得它很难接受吗?请告诉我。”卡里姆不想去面对这个事实,因而说:“我不知道……我们谈谈怎么演。”以避免太多的尴尬。[7]此时,卡里姆内心还是偏向于父亲的印度身份认同,所以,当莎德韦尔强迫卡里姆以印度腔调去演一个印度男孩的角色时,卡里姆拒绝了,并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政治事件”。这时,莎德韦尔愤怒地看着他,没有人为卡里姆说话。在莎德韦尔与其他白人演员看来,卡里姆是个“杂种”,永远是个印度人,因而对卡里姆的“反抗”表现出愤怒与冷漠的态度,表明了以莎德韦尔为代表的英国白人对印度移民的种族主义歧视态度。
　　随着种族主义歧视的自然化,许多英国白人不加区分地将不同的移民视为“单一的、经验主义的他者;以一种单一的话语符号‘黑人’来称呼(他们)”。[8]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卡里姆的身上。当卡里姆第一次去找他的新女友海伦时,海伦的父亲海利就以“黑鬼”来称呼卡里姆。一见到卡里姆,海利就怒气冲冲地说:“你别想再见到我的女儿,我们不想你们黑鬼到这里来。如果你们有哪个黑鬼靠近我女儿,我会用锤子敲碎他的!用锤子!”[9]然后放狗在那里看着卡里姆。对此卡里姆很愤怒,把海利的车轮胎气给放了。海伦的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就骂卡里姆“黑鬼”,这无疑是对卡里姆极大的侮辱,种族主义偏见和歧视可见一斑。卡里姆的家人还遭到过种族主义暴力的袭击。例如,当得知雅米拉的未婚夫常格在铁路桥下遭到一些歹徒的袭击而警察对此没有理会时,卡里姆非常气愤,想为抵制这样的暴力事件做点事情。由此说明,在面对来自英国主流文化的种族偏见和暴力袭击时,卡里姆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印度后裔的身份认同,卡里姆没有害怕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地迎向前去,接受主流文化的挑战,从而主动地承认了自己的印度身份认同。可以说,在印英两种文化的冲突下,卡里姆倾向于自己的印度身份认同,对英国主流文化及其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采取的是否定的策略,以缓和体现在自己身上的由两种不同文化杂交所导致的身份危机。
　　卡里姆对自己印度种族身份认同的认识,在他叔叔安沃尔的葬礼上得到了最清楚的体现。埋葬安沃尔是按印度传统进行的,它让卡里姆觉得自己也是印度人,但是他却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否认或逃避这个事实。卡里姆这样真诚地坦白:“我觉得羞愧,同时也感到不完整了,就好像我有一部分已经消失了,好像我在与我的敌人同流合污,这些白人想要印度人变得跟他们一样。”[10]这里,卡里姆在为成长过程中失落的印度身份认同而惭愧。然后卡里姆决定去寻找自己的“印度性格”。至此,卡里姆已经对他的印度身份认同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卡里姆一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与自己协商着,思考着:“我是谁,我该属于哪里?”作为两种文化糅合杂交的产物,卡里姆也受到英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使他的身份呈现出复杂而不确定的多重性,这也是他在成长过程中出现身份危机的重要原因。
　　3.英国文化对他者身份的同化与塑形
　　如前所述,卡里姆是一个“杂种”,是印英两个种族合婚的产物,这使得他的身份充满了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具体地说,给他的身份认同带来更多影响的却是英国白人及其主流文化。影响卡里姆成长的不是他的父亲(代表印度文化的移民),也不是他的母亲(一位思想狭隘的白人母亲)。真正影响卡里姆成长的是父亲的英国情人伊娃。对于给父母婚姻带来危机的伊娃,卡里姆没有一点怨言,相反,他认为:“伊娃为我打开了世界的大门。正是通过她,我才对生活产生了兴趣。”[11]伊娃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指导卡里姆,在生活上她也身体力行,教会他许多人生的道理。她还尽力去保护卡里姆,让他摆脱混血儿在英国的坎坷命运。也正是通过伊娃,卡里姆认识了导演莎德韦尔,开启了他的演艺道路,使他的人生充满了戏剧色彩。
　　第二个影响卡里姆成长的人是白人导演莎德韦尔。莎德韦尔认为:“在二十世纪,每一个人都是移民。”他认识到卡里姆的移民与混血儿身份,因此便要卡里姆在他的戏剧中出演一个印度男孩的角色。这一带有侮辱性质的“地道”角色,刚开始让卡里姆很生气也很尴尬,但是在一番挣扎过后,为了能在演艺事业上有所成就,卡里姆最终接受了这一角色,并完美地演绎了它。莎德韦尔让卡里姆在自己喜欢的戏剧表演上发挥出特长,却也时时刺激着卡里姆,使他感到自己的他者身份与强势的白人话语的在场。
　　另一位影响卡里姆成长人物是白人导演派克。因为演出成功,卡里姆被大导演派克看中。卡里姆被选中依然是因为他的“黑人”身份。进入派克的剧团之后,卡里姆认识了一位女演员埃利诺并爱上了她。然而,当他发现派克与埃利诺之间有混乱的性关系之后,卡里姆感到深深的失落,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这些来自上流社会代表着英国主流文化的白人们的虚伪本质。在决定结束与埃利诺的恋情时,卡里姆认识到:“我们追求英国玫瑰,就如同我们追寻英国;通过得到这些奖品,这些友好与美丽,我们壮起胆子与帝国及其所有自私自利的臣民们对视……我们变成了英国的一部分,却仍骄傲地置身其外。但要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也要从所有的苦痛与愤慨中解脱我们自己。然而每天都在产生新的苦痛与愤慨,自由又怎么能够得到呢?”[12]这一番感慨无疑体现了卡里姆在面对自己的“杂种”身份认同时所流露出的焦虑感。
　　小说中,还有一位对卡里姆影响很深的英国白人,他叫查理。查理深深地影响卡里姆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正如卡里姆所叙述的:“至于查理?我对他的爱非同寻常:这不是豁达的爱。我仰慕他,远胜于仰慕任何人……我爱他超过爱自己,我要变成他,我妄想拥有他的才智、相貌、风度,我想一觉醒来这一切全都转移到我身上。”[13]查理代表的是伦敦市区的白人文化价值与审美取向,其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了卡里姆,使卡里姆急于抹掉自己身上的印度身份特质,渴望着被英国主流文化所接受。
　　除此之外,卡里姆在成长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许多英国白人们混乱的性关系,这也影响了他的性取向问题。他不但有同性恋的倾向,而且与多位白人女性发生过性关系。卡里姆性取向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在印英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下英国主流文化对他的过于侵蚀导致的:他周围不同的英国白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渴望和他发生性关系,都对作为异域文化“他者”的他充满了欲望;这种肉体上的占有关系,从隐喻的意义上说,表明了强势的英国主流文化对处于弱势的印度文化的殖民式霸占。在这一霸占过程中,卡里姆自身的印度身份认同便被一点一点地榨取掉。
　　以上分析表明,在卡里姆的成长过程中,不管这些英国白人对他的影响是好是坏,英国文化对他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印度文化对他的影响。卡里姆接受的是英国教育,语言、文化的熏陶使他转向了英国文化所主张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这种结果,无疑是英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种族他者进行同化所导致的,其目的在于对他者的身份认同进行塑形,从而对处于边缘地界的他者文化进行压迫和宰制,以实现其文化霸权。然而,我们也看到,与生俱来的印度文化无意识使卡里姆在面对白人导演的种族偏见时,对表征着英国文化霸权的白人表露出强烈的厌恶情绪;同时也加深了卡里姆对自己种族文化的认识,为他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可能。
　　4.移民后代的身份危机:困境与出路
　　小说结尾,在表演事业上日臻完善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之后,在纽约与白人演员发生了冲突之后,在感情上与查理决裂之后,卡里姆回到了伦敦郊区,回到了他成长的地方与亲人团聚。这说明,卡里姆在逐渐地走向成熟,对他生活于其中的家园即印度文化社区和亲人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此时的卡里姆对印英两种文化不再持着简单的排斥与否定的态度,而是从心里找到了他的印度身份认同,但又不完全排斥英国主流文化。对此,他是这样认为的:“我可以想想过去,想想我经历了什么,当我挣扎着去找到自己时,我可以知道我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或许在将来我可以更深刻地活着……被我爱的人围绕着,我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有些痛苦。我在想,过去是多么地一团糟,但不会总是那样了。”[14]
　　卡里姆的成长经历体现了作者库雷西对移民后代的身份危机的思考。作为移民后代,卡里姆的身份困境体现在:卡里姆是文化杂交的产物,一个“杂种”,他既不是这个(英国人),又不是那个(印度人),而是其他的(混合物)。英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他的身上相互交织着,左右着他的思想,影响着他的成长:作为一个印度移民的后代,他不可避免地继承了父亲的印度血统与心理,因而,印度就成了他原始的家园,但仅且只是个“想象的家园”而已,遥不可及;想象它,只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失落感,就像拉什迪所说:“心头可能总是萦绕着某种失落感,(并)处于深深的困惑之中。”[15]而英国,作为他出生与成长的地方,他居住的家园,却拒绝接受他的“杂种”身份。这种尴尬处境毫无疑问钳制了卡里姆的身份认同,使他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那么,这种身份困境的出路在哪里呢?小说结尾卡里姆的思考表明,作者库雷西力图打破原有的以种族、阶级、性别等为特征的身份界限,跨越两种文化预设的障碍,在文化杂交的新的空间中构建出一种新的性格即具有文化杂交性质的身份认同:不是白人,也可以成为英国人。卡里姆的这一努力,或者说作者库雷西的尝试性努力,无疑为解决后殖民语境下的身份问题提供了新的阐释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A].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11.
　　[2]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3.
　　[3][5][6][7][9][10][11][12][13][14]Kureishi,Hanif.The Buddha of Suburbia[M].London:Penguin,1990:3,63,141,142,40,212,87,227,15,284.
　　[4]Papastergiadis,Nikos.Tracing Hybridity in Theory[A].Debating Cultural Hybridity: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Racism[C].Eds.Pnina Werbner and Tariq Modood.London:Zed Books,1997:257.
　　[8]Ilona,Anthony.Hanif Kureishi’s The Buddha of Suburbia:A New Way of Being British[A].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C].Eds.Richard J. Lane, et al.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92.
　　[15]萨尔曼・拉什迪.想象的家园[M].格兰塔书屋,19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