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越边界广南府夷人构成研究

张姗

【摘 要】清代官方对中越边界广南府的统治力度逐步深化，根据《云南通志》《广南府志》《皇清职贡图》《伯麟图说》等地方志与民族图册的相关记载，这一时期广南府夷人种类日益增多，分支名称愈加细化复杂，既体现了当地夷人自身的发展变化，也反映出官方对当地夷人的认知演变。以侬人为代表的清代广南府夷人群体，对于今日所在区域的民族构成以及中越跨境民族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清代广南府多民族共生格局的产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缩影与体现。

【关键词】清代;广南府;夷人;地方志;民族图册

【作 者】张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0）01-0089-009

中国与越南山水相邻，宋元丰年间中越两国就曾论及划界事宜。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元丰元年（1078）正月九日，交趾郡王李乾德上表言：“伏蒙赐语诏从臣所请，自今复贡职，已令安抚司谷差人画定疆界，毋得辙侵犯”。其后，在闰正月二十二日，广南西路转运司言：“昨退交人……便人发遣赴阙其画定疆界”[1]7732。越南《大越史记全书》中也有记载：“甲子九年（宋元丰七年，1084年）夏，六月，遣兵部侍郎黎文省如永平寨，与宋议疆事。”[2]251以往关于历史时期中越边界的研究，多重视领土界线的变动，对于生活在边界区域的族群关注相对较少。清代云南共有广南、开化、临安三府与越南接壤，其区域内族群种类支系众多，官方通常将其统称为夷人，对其进行关注与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清代中越边界研究的视角，也有助于理解中越跨境民族诸多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开化、临安两府相比，广南府边界变动相对较少，受学界关注度相对较低。本文基于对相关地方志与民族图册的考察，利用清代不同时期的《云南通志》以及《广南府志》《皇清职贡图》《伯麟图说》，理清广南府夷人的构成及发展变化。同时，选取广南府土著族群“侬人”进行案例研究。最后，分析清代官方视野下广南府夷人构成的变迁过程，并就清代广南府夷人对当地民族构成、中越跨境民族形成，以及多民族共居格局的影响展开讨论。

一、广南府的建置沿革

广南府地处边陲，古檄外荒服地，汉属交趾羁縻州，唐属安南都护府，宋初隶邕州，后为特磨道，元代属云南行中书省，设广南西路宣抚司，领路城等五州，后并路城、上林、罗佐三州为来安路，惟领安宁、富州。明清两代，广南府均属云南布政司，明洪武年间，改授广南土知府，裁安宁州入府，只领土富州。清初，侬鹏投诚仍授土知府，顺治十八年（1661）设流官，知府侬氏改授土同知职，其富州仍为土知州。康熙八年（1669），裁广西府之维摩乡，分入广南府，府隶迤东道。从地理位置与区域范围来看，广南府在省会东南八百五十里，东至粤西土田州界四百三十里，西至开化府界二百二十里，南至越南界五百二十里，北至粤西隆州界二百里。[3]39-40从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清代广南府的管辖范围大概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广南县与富宁县，当地不少民族为中越跨境民族。1

二、清代《云南通志》所载的广南府夷人

清代官修《云南通志》共有五个版本，后人通常按照其编纂时间或者编纂者姓氏对其进行区分：“范承勳云南通志简称康熙志或称范志，鄂尔泰云南通志简称雍正志或称鄂志，阮元云南通志简称道光志或称阮志，岑毓英云南通志简称光绪志或称岑志，唐炯续云南通志稿简称光绪续志或称唐志”[4]卷首。其中，道光《云南通志》因“用力最勤”，被方国瑜赞为“明、清滇省志今存者十，此为最善之本”[5]53。五版《云南通志》中均设有“种人”类目，以官方视角记录当时云南境内的夷人，其中康熙《云南通志》的“种人”附在卷27《土司》中，雍正《云南通志》的“种人”附在卷24《土司》中，道光《云南通志》、光绪《云南通志》、光绪《续云南通志》中的“种人”均附在《南蛮志》下，单独成卷，分别为182-187卷、199-204卷、160-162卷。从内容来看，康熙《云南通志》与雍正《云南通志》的“种人”类目，只有文字介绍，自道光《云南通志》起，“种人”卷图文并茂，各“种人”均有画像。光绪《云南通志》与道光《云南通志》，无论文字还是图像，内容完全一样。光绪《续云南通志》的文字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有所删减，图像则与前两者完全不同。2从记载夷人的数量来看，康熙《云南通志》共记载44种，雍正《云南通志》共记载68種，道光《云南通志》、光绪《云南通志》、光绪《续云南通志》均记载141种。道光《云南通志》不仅参考了此前的旧志，而且还参考了《皇清职贡图》《伯麟图说》《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云南各府州县地方志等资料，因此，与旧志相比，其所载“种人”的文字描述更为详尽。

关于广南府的夷人，不同时期的《云南通志》均有记载。康熙《云南通志》记载广南府有“白人3、爨蛮、侬人、沙人、野人”5种，雍正《云南通志》中记载的夷人数量虽然多于康熙《云南通志》，但关于广南府的夷人种类未变，依旧是此5种。道光《云南通志》中记载的广南府夷人种类明显增加，分别为：“爨蛮、白人、黑??、白??、妙??、僰夷、擈喇、白擈喇、花擈喇、土僚、花土僚、白土僚、侬人、沙人、黑沙人、白沙人、瑶人”17种。其中，“爨蛮、白人、侬人、沙人”在康熙时期广南府就已有之，“黑??、白??、妙??、僰夷、擈喇、土僚”在康熙时期云南境内已有，但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均未提及广南府有之，而“白擈喇、花擈喇、花土僚、白土僚、黑沙人、白沙人、瑶人”为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未有种类。光绪《云南通志》与道光《云南通志》内容完全一致，其所载广南府夷人群体内容并无变化。光绪《续云南通志》在摘抄前两版通志基础上，文字内容有所删减，描述各夷人分布地区时较为简略，因此其所载广南府夷人种类数量有所减少，但是根据前文注释对这一版本通志成书过程的介绍，这种减少应是文字疏于记录所致，并非真的减少。

对比清代五版《云南通志》，广南府夷人种类数量不仅有所增加，相关文字描述也越加丰富具体，并且还增加了图像。这种变化诚然与当地的人口迁移流动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与清朝对云南统治管理的大背景密不可分。清朝对于云南的统治日益加强，越来越多的地方被纳入清廷的直接管辖之内，生活其中的夷人也随之进入官方视野并被记录下来。具体到广南府，虽然明朝在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云南全境后就设置了广南府，领富州，但该地区一直被当地的侬氏土司管理。清顺治十八年（1661），广南府开始设流官，知府侬氏改授土同知职，其富州仍为土知州，当地土司的势力依旧非常强大，这一局面直到雍正时期云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才得以改变。雍正六年（1728），广南府各土目，先后劾黜。广南府土同知、富州土知州，各愿增岁粮二三千石，并捐建府州、城垣。[6]14257-14258至此，广南府开始被真正地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范围内。道光二十八年（1848），知广南府事江右李熙龄为了让人更加了解广南府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况而重修《广南府志》时言：“俾览者得知其详，庶不致鄙为边地而忽之”，称广南府“虽为边地，而涵濡圣化，已二百余年，文物声明，几与中土等，不其盛欤？”[7]2其语虽有粉饰之嫌，但由此可见随着清朝政府直接统治的深入，广南府风貌已发生较大变化，地方官员对当地的熟悉程度与控制力度都有所提升。

三、清代《广南府志》所载的广南府夷人

清代《广南府志》共有四部，分别为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初辑郡志》（茹仪凤修）、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广南府志略》（单光国修）、道光五年（1825）的《广南府志》（何愚修）、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广南府志》（李熙龄修），其中第一部已无存，第二部与第三部均残缺不全，第四部刻本抄本均有，为今人研究最常用版本。[8]125道光《云南通志》中有关广南府“种人”的介绍多引自《广南府志》，由于道光《云南通志》成书于道光十五年（1835），故其所参考的《广南府志》应该为道光五年（1825）何愚主持修撰的《广南府志》，而非道光二十八年（1848）才成书的李熙龄修撰版本。不过，对比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何愚修《广南府志》刻本与李熙龄修《广南府志》抄本，两版本的“种人”内容一样，所载“种人”均附于第二卷“风俗”之中，各记载了“侬人、沙人、花土僚、白土僚、黑沙人、白沙人、白倮?、黑倮?、黑濮喇、白濮喇、花濮喇、1瑶人、摆夷、2僰人”14种。从数量上看，道光《广南府志》比道光《云南通志》少了3种，分别为：“爨蛮、妙??、土僚”，查阅道光《云南通志》，发现此三种“种人”的记载均出自乾隆十六年（1751）开始修撰的《皇清职贡图》，3其中关于爨蛮，在介绍其分支种类时有“广南夷号为侬人之类”[9]卷182之言，1关于妙??，有“妙??皆土蛮官舍之裔……广南、元江、开化、镇沅、大理、楚雄、永昌、永北、丽江、姚安十府皆有之”[9]卷182的记载;关于土僚，有“滇中乌蛮之一，从蜀黔粤西之交流入滇境，散居临安、澄江、广西、广南、开化、昭通等府，与齐民杂居”[9]卷184的记载。两版道光《广南府志》均在“种人”类目附有“昔日种类尚多，今就存者载之”[10]卷2的说明，结合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的内容，可以推断清代广南府非爨蛮的主要分布地，只是侬人与其属于同支关系，而乾隆时期妙??、土僚两种散居在云南多府，非广南府代表性夷人，即便在广南府有所分布，数量也相对较少，以至于道光时期修撰《广南府志》时都没有将其列入夷人之列。2除此之外，两版道光《广南府志》中的“黑濮喇、摆夷、僰人”看似并不在道光《云南通志》所载夷人之列，但是若对照相关文字说明，发现其分别对应“擈喇、僰夷、白人”三种，只是写法不同。最后，虽然作为广南府知府，何愚与李熙龄更具有调查当地夷人的优势，但与道光《云南通志》相比，两版道光《广南府志》中的“种人”均只有文字，没有图像，颇为遗憾。

四、《皇清职贡图》所载的广南府夷人

《皇清职贡图》是清乾隆时期以“御制”名义绘制的大型民族图志，包括图像与图说两个部分。3乾隆二十六年（1761）彩绘本初“告成”后，又经过多次增补，直至嘉庆十年（1805）才最终定型，流传版本较多，有绘本、写本、刊本之分。本文综合参考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乾隆时期的《皇清职贡图》彩绘本（后文简称绘本）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嘉庆十年（1805）增修后的内府刊本，其中前者为册页本共四册，后者共九卷。《皇清职贡图》共收录云南夷人36种，每种均附有男女图像各1幅及相关文字图说，共72幅图像，36处图说。夷人图像名称由主要分布地、夷人名称、男女性别组成，如第一幅图为“云南等府黑??”，第二幅图为“云南等府黑??妇”。《皇清职贡图》内所载广南府夷人有“妙??、沙人、侬人、僰夷、土僚、擈喇”6种。其中，妙??、沙人、侬人3种由夷人图像名称“广南等府妙??、广南等府妙??妇、广南等府沙人、广南等府沙人妇、广南等府侬人、广南等府侬人妇”直接可见，僰夷、土僚、擈喇3种则是由文字图说内容得知，比如“曲靖等府僰夷”“曲靖等府僰夷妇”图说中提到“僰夷，一名摆夷……今云南曲靖、临安、武定、广南、元江、开化、镇沅、普洱、大理、楚雄、姚安、永北、丽江、景东十五府皆有之”，“临安等府土僚”“临安等府土僚妇”图说中提到：“土僚，一名土老……散居临安、澄江、广西、广南、开化、昭通等府”，“临安等府擈喇蛮”“临安等府擈喇蛮妇”图说中提到：“擈喇，一名擈腊……今临安、广西、广南、元江四府俱有此种”[11]。除此之外，“景东等府白人”“景东等府白人妇”图说中提到：“白人，云南、临安、曲靖、开化、大理、楚雄、姚安、永昌、永北、丽江等府俱有之”[11]，此处“等府”中是否包括广南府，不得而知。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均提及“白人，云南诸郡皆有之”，似乎可以由此推断广南府在“等府”之内，但是本着尊重史料原貌的态度，从《皇清职贡图》本身无法找出广南府有白人分布的证据，故不将白人列入《皇清职贡图》所载广南府夷人之内。

五、《伯麟图说》所载的广南府夷人

除了《皇清职贡图》，清代关于云南的夷人，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滇夷图”，其中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伯麟图说》，为云贵总督伯麟奉上谕绘制的滇省夷人圖册。《伯麟图说》有多种传本存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的《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是最早的《伯麟图说》抄本，成书时间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均为彩绘本，其中《滇省夷人图说》共收录夷人108种，《滇省舆地图说》收录云南舆图及图说22种。[12]《滇省夷人图说》收录广南府夷人8种，分别为：侬人、倮?、僰夷、白倮?、黑倮?、沙人、?腊、土僚，其中只有侬人图说中明确指出侬人“广南府属有之”[12]49，其他7种夷人的分布地均未直接提及广南府，而是包括广南府在内的多府，其中倮?“云南府及他郡皆有之”，僰夷“云南府及他郡州皆有之”，白倮?“澄江府及他郡州皆有之”、黑倮?“澄江府及他郡州皆有之”、沙人“广西州及他郡皆有之”、?腊“临安府及他郡州皆有之”，土僚“临安府及他郡州皆有之”。《滇省舆地图说》中的“广南府图说”记载“广南府夷人则有侬人、沙人、僰夷、濮喇、土僚”，共列举了5种。

六、清代广南府夷人代表——侬人

虽然清代不同时期不同文献所载广南府夷人种类不一，但均对侬人有所记载，《伯麟图说》中的《滇省夷人图说》唯一明确标明“广南府有之”的夷人就是侬人，因此清代广南府夷人代表当首推侬人。1康熙《云南通志》与雍正《云南通志》对侬人的记载内容相同，记录了侬人的分布区域、历史渊源、衣食住行、生活习惯等：“侬人，其种在广南，习俗大略与僰彝同，其长为侬智高裔，部彝因号为侬，楼居无椅凳，席地而坐，脱屦梯下而后登，甘犬嗜鼠，妇人衣短衣长裙，男子首裹青花青帨，衣粗布如絺。长技在铳，盖得之交趾者，刀盾枪甲寝处不离，日事战斗。王弄山、教化三部亦有之，盖广南之流也。”2《皇清职贡图》中对侬人的描述增加了广南建置沿革、侬人归附纳贡等内容：侬人，其土酋侬姓，相传为侬智高之裔。宋时地曰特磨道，明改广南府，本朝平滇，设流官，仍授侬氏为土同知。今广南、广西、临安、开化等府有此种，喜楼居，脱履而登，坐卧无床榻，男子以青蓝布缠头，衣短衣，白布束胫。妇束发裹头，短衣密纽，系细折桶裙，着绣花履。性悍好斗，出则携镖弩。其类与沙人相似。岁纳粮赋。嘉庆《滇省夷人图说》中文字说明较为简洁：“侬人深山楼居，无几案，脱履而后登楼，布席坐食，嗜犬好勇，广南府属有之”[12]49。道光《广南府志》中对侬人的记载增加了生产方式、婚姻、生病、丧葬等内容，“侬智高遗种，性狡好奢侈，男女勤耕织，惯挑棉锦，楼居，无椅凳，席地而坐，脱履梯下而后登。妇人短衣长裙，男首裹青花帨衣粗布。如缔婚姻，则以歌唱私合，始通父母议财礼。病不医药，惟知祷神。丧葬亦与汉人同，茅山箐中尚有火葬者。”[9]卷184道光《云南通志》在摘录《皇清职贡图》、旧《云南通志》《广南府志》对侬人记载之外，还增加了《师宗州志》与《开化府志》中对侬人的描述，《师宗州志》记载侬人“齿黑面黄，男女服饰亦似沙人，语言不通，择危坡绝壁处下临水而居，种植糯谷，好割犬祭祀，妇种棉，纺织时带环刀标枪，常以蛊毒害人，形性真如犬羊”;《开化府志》记载侬人“亲死素食麻衣，土巫卜期火葬，不拘日月远近，岁终服即除”。除文字记录外，《皇清职贡图》《滇省夷人图说》、道光《云南通志》均有侬人画像。从画像内容来看，道光《云南通志》中的侬人画像（图2）应该是参考了嘉庆《滇省夷人图说》中的侬人画像（图1），除缺少一人外，其他二人的形象、动作以及所牵狗的数量、造型均基本一致。从画像技艺来看，出自宫廷画工之手的彩绘本《皇清职贡图》中的侬人画像（图3）最为精美，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俊秀，衣冠服饰更加贵族化。

综上，广南府为云南侬人的主要分布地，其数量和势力在当地夷人中都比较突出，即便顺治十八年（1661）广南府改设流官后，侬人土司首领仍被授予土同知。乾隆时期，侬人已经被纳入清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岁纳粮赋。衣食住行方面，喜欢楼居，无椅凳床榻，席地而坐，善于耕织，妇人短衣长裙，男首裹青花帨衣粗布，甘犬嗜鼠，特别是其对狗的喜爱在图1与图2的侬人画像中可见一斑。性勇好斗，随身携带武器，活动于中越两国，所善用的武器“铳”，盖从越南所得。因人数众多且英勇善战，侬人为清廷加强在西南地区的统治立下了功劳，“（夷人）或十余家数十家为一寨，合一二十寨为一大寨，侬人之大寨名曰牛，其种有四十八牛，皆属于土同知，嘉庆二年（1797），从剿黔苗，颇著劳绩”[3]40。除此之外，侬氏土司及其所领的土目、土练、土兵等地方军事力量，为防止外藩入侵，守卫边疆做出了贡献。由于广南侬氏土司能够与中央及地方官府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再加之广南府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土司世袭统治时间长达数百年，最后一任土司侬鼎和任职直至1948年，堪称“最后一个壮族土司”[13]43。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南府区域的侬人与沙人、土僚三大支系一并被识别为壮族，而越南境内的侬人则被越南识别为侬族。

七、总 结

（一）清代官方视野下广南府夷人构成的变迁

纵观清代不同时期广南府夷人的构成（表1），变迁较为明显的有自乾隆时期出现的擈喇、??支系以及自道光年间出现的瑶人。擈喇、??支系均为现代彝族的先民，其支系名称增多，一方面是由于随着清朝统治的深入，发现了一些此前未被发现的群体，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同分支在迁离原部之后，在另一个闭塞的区域又形成一个新的小集体，同时也就出现了代表这个新的小集体的名称，反映了彝族先民内部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14]531瑶人，清代主要分布在广西，在云南数量相对较少，分布分散，多处深山且经常迁徙，康熙《云南通志》与雍正《云南通志》中均未见相关记载。道光《广南府志》中已有瑶人记载，其条目内容与乾隆《开化府志》中的瑶人条目完全一致，“瑶人，性广悍自谓盤瓠之后……多处深山……所居之处不四五年即迁”[9]卷185。道光《广南府志》是在康熙《初辑郡志》与乾隆《广南府志略》基础上修成，而康熙《初辑郡志》已经无存，乾隆《广南府志略》也已经残缺，因此清代广南府瑶人最早见于记录的具体时间无法得知。由于乾隆时期《皇清职贡图》收录的云南省夷人中并无瑶人，故推论道光之前广南府即便有瑶人，数量应该相对较少，或者居所十分偏僻，未能引起当时修志者的注意。言及修志者，本文所用地方志与民族图册的作者都是清朝的官员，因此他们对广南府夷人的观察都有自己的立场，再加之时代局限性，其所载内容并非与真实的历史情况完全符合。但是，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官员背景，这些地方志与民族图册投射出清朝官方对当地夷人的认知演变。对照清代不同时期的《云南通志》，“种人”自道光《云南通志》中得另立一目，正是受到《皇清职贡图》纂修以来以“王会”观念整理收集关于夷人知识的时代思潮之影响，[15]以《伯麟图说》为代表的一系列“滇夷图”的出现也与这一背景密不可分。

（二）对当地民族构成以及中越跨境民族的影响

虽然清代广南府夷人并不能与今日这一区域内生活的少数民族一一对应，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割断的历史渊源，比如儂人、沙人、土僚支系成为当地壮族的主要来源，擈喇（濮腊、濮喇）、??（倮?）支系成为当地彝族的主要来源，白人（僰人）、摆夷（僰夷）、瑶人则分别演变为当地的白族、傣族、瑶族。[16]197-479除此之外，清代广南府的大部分夷人，在中越两国都有分布，对于今日中越跨境民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近年，跨国民族、跨境民族研究逐渐热门，以边界为核心区域的跨国民族研究是其重要组成板块，研究成果最为丰富，[17]研究内容多以当下的现实问题研究为主。其中，不少现实问题追根溯源，均可在历史中找到源头与线索。中越两国交往历史悠久，生活在边界两侧的边民流动迁徙较为常见，逐渐形成了同一民族两国皆有的现象。除此之外，两国国家权力以及边界地方势力的博弈角逐也是形成跨境民族的原因之一。与临安、开化府相比，清代广南府的中越边界变动相对较少，但也发生过著名的“吵八寨”事件1。广南府侬氏土司把辖地内的三蓬地方作为女儿陪嫁，给予了越南保乐州土司。不久，广南土司女儿去世，广南土司即向保乐土司索回陪嫁村寨，经过反复交涉只要回了上蓬中八个寨子，其余寨子的人虽然没有任何迁移，身份却变为了越南人。边界会造成跨境民族的形成，但有时边民的族群特征也会对边界的划定造成影响。比如雍正三年（1725）底中越双方对开化府铅厂山下小白河段边界进行会勘时，中方代表以志书、粮册及当地六寨之人皆窄衣窄袖，风俗与侬人相同为据，认定以铅厂山下小白河为边界具有法理性。[18]以此为例，清代中越边界夷人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三）民族交往与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形成

广南府的土著族群以侬人、沙人、土僚支系为主，后不断有其他夷人及汉人迁入，形成了多民族共生格局。“广南向止夷民，不过蛮僚沙侬耳。今国家承平日久，直省生齿尤繁，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10]卷2汉人移民并没有驱赶当地原有的夷人，“府境民物藩庶，川楚黔粤贫民往来杂处，租山种植，久亦相安”;同时，夷人也开始接受清朝官方学校的教育，“夷性驯悍不一，自设官建学以来，夷人子弟亦知读书，有列庠序者也”[3]40。随着清代官方对广南府统治力度的增强，以及汉人流民的迁入，广南府夷人不仅是在行政管理层面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生活习俗上也逐渐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比如根据道光《云南通志》的记载，广南府夷人之中，侬人“丧葬亦与汉人同”，“（白人）其居处与民相杂，风俗衣食悉仿齐民，有读书应试者 ……曲实夷语也能知汉语，识字读书，白土僚‘习汉语，瑶人‘男女皆知书……衣服近汉”[9]卷185。当然，广南府夷人、汉人的交往交流并不只是汉人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互动交融，比如屯守在广南府的官兵多娶当地夷人特别是侬人、沙人等壮族人为妻，长期相处后多同化为壮族，世袭富州土官的沈氏家族即是其中一例。[19]总之，清代广南府夷人与汉人在保持各族群自身特点的基础上相互融汇，不仅在地理格局上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而且在日常生活与风俗习惯等方面互相影响，已经开始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文化特征。因此，虽为边陲之地，清代广南府多民族共生格局的形成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关系，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进程的生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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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MPOSITION OF “YI PEOPLE” OF

GUANGNAN PREFECTURE IN THE CHINA-VIEFNAM BORDER

OF THE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Iiverstig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Ethnic Atlas

Zhang Shan

Abstract：
The Qing government deepened the rule of the Guangnan Prefecture in the China-Vietnam border area gradually.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and ethnic atlas， such as Yunnan Tongzhi （Yunnan Chronicles）， Guangnan Fuzhi （Gazetteer of Guangnan prefecture）， Royal Tribute Picture of Qing Dynasty and Bolin Tushuo，the groups of "Yi People" in Guangnan Prefecture were increasing during Qing Dynasty， meanwhile， the names of the branches were more detailed and complicated. It not only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local "Yi People"， but also reflected the cognitive evolu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officials to local people. The "Yi People" in Guangnan prefecture， represented by the Nong people， had a direct impact on both 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the reg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The emergence of the multi-ethnic symbiotic pattern of Guangnan Prefec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is the epitome and embodiment of the process of forming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in China.

Keywords：
Qing dynasty; Guangnan prefecture; "Yi People"; local chronicles; ethnic atlas

〔責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