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摘要：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度型的增长走向高质量型的增长。未来中国经济将越来越依赖于自主创新与扩大内需。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需正确对待传统“红利”的消失，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形成新的制度优势，尤其是赋予民营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从而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新的改革红利。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实施一视同仁的产权保护，制定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推行现代化的企业治理模式，促进企业间的互助协作等。当前，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着热情不高的问题，应加快推进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同时使国有企业改革规范化、公开化、有序化，从而有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改革;自主创新;红利

一、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逐渐摆脱传统的发展方式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强烈冲击以前，不少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出口增长的势头都感到满意，只有少数人察觉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并且越来越具有出口依赖的特征。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从下滑到年终的回升、出口额从大幅减少到年终的趋稳，使人们普遍认识到，这种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中国经济难以真正走上持续稳定增长的道路。可以说，这是2009年这一年我们从中国经济的波动中学到的最宝贵的知识之一。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形成出口依赖型的特征？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在这以前已经成为高速度增长型的经济。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要有高速度，这是由逐渐增大的就业压力的逼迫所导致的。换句话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人员分流，以及农村多余劳动力一直不断地流向城市，再加上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就业形势始终是严峻的，于是，经济增长必须有高速度。2008年的经济波动表明，当该年11月起经济增长率下降到6%-7%左右时，失业人数就骤然上升了，似乎中国经济增长率只有达到9%-10%，甚至超过10%时，就业问题才能稍有缓解。为了社会稳定，高速增长可能是唯一可供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被迫绑在高速增长这辆战车上，非高速不可。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无非要依赖投资、消费、出口。其中，对投资的依赖是一贯的。20世纪50年代起，投资就在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至于消费，这些年来，直到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剩下的就是出口，近些年来，正是出口在中国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也越来越突出。能增加出口，并不是壞事。即使在今后，我们仍然应该重视出口贸易，继续开拓国际市场。但较大程度地依赖出口，却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这容易导致我们受制于人、受制于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动、受制于国际形势的动荡不定。更何况，在过去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有相当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企业盈利空间则十分有限。除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而外，还有一些出口产品是高耗能型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是中国的能源，污染则留在中国，因此，对中国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尽管这些产品的出口维持了一部分工人的就业、为国家挣得了外汇，但这种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二、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决于自主创新与扩大内需

2008年-2009年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自主创新是出口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莫不如此。自主创新能够使企业掌握核心技术，创立自有品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开拓国际市场（厉以宁，2018a，2016）。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在保持国际市场原有份额的基础上，还能够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带动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所受的影响是较小的。

内需的扩大同样有助于早日摆脱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GDP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首先要让在促进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的投资和消费两者并重，然后，再让消费所起的作用逐渐大于投资，这样，GDP的增长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出口仍然有必要占据一定的比例，但这已经截然不同于过度依赖出口时的情况。扩大内需，主要是指扩大民间消费，而民间消费的扩大又是以劳动收入的上升为基础的，这才符合经济持续增长的规律。那么，居民的消费会不会有一个“饱和点”呢？即国内消费品的需求在“饱和”之后会不会停滞不前呢？这取决于消费品设计的创新、制造工艺的创新和对居民生活质量要求的满足。而且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考虑到目前的生活质量水平和消费方式，即使有所谓的“饱和”，那也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在依靠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而摆脱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之后，我们的对外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才能真正成为自主的对外贸易。这里所谓自主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指我们在对外贸易中掌握主动权。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我们就不会迫于保持高速增长的压力和缓解就业的压力而不惜代价地增加出口，也不会在国内某些产品供应紧张时勒紧肚子“挤出”产品出口。同样的道理，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我们的对外贸易将不再受制于人，不怕其他国家用贸易保护政策来限制我们，从而使对外贸易能够建立在真正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总之，如果我们实现了自主创新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只要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旺盛的民间需求，我们就能够做到，可以出口的才出口，需要进口的才进口。

中国的人均收入不断增长，居民的购买力不断提高，中国的国内市场是全世界最有潜力的、待开发的市场。各国有远见的企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前来投资。当成功摆脱了出口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后，中国还应该审视一下是否存在外资依赖型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严格按照科学的产业政策对待外资的进入;否则，同样会不利于我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出口转内销”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用语。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除非是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个特定地区而生产的;否则，不会限制什么样的产品是销往国外的，什么样的产品是销往国内的，于是，不存在“出口转内销”这种说法和做法。在摆脱出口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之后，企业生产的一般产品都应当是“同类产品”。同一种规格，既是外销的产品，又是内销的产品，而不再使用“出口转内销”这种说法和做法。对生产该类产品的企业来说，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都是同样的市场。没有了对出口的依赖，也就没有了出于换取外汇的需要而拼命出口的理由。

应当指出，随着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就业压力将在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逐渐缓解。这种缓解肯定是较为缓慢的，但缓解的趋势则毫无疑问。那时，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也会自然而然地降下来。能做到“适度增长”，并能把增長质量放在首位，这就是增长目标。

三、民营企业发展优势的形成来自新型“红利”的创造

（一）如何看待红利的消失

我们经常讲到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的消失就是指发展优势的消失。但是，红利的消失其实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必须转型，转型成功就会出现新的发展路途。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经济如果转型不成功，就会出现停滞或衰退。这是有先例的，拉丁美洲国家就是一个教训，可惜一些发展中国家认识不到转型的必要性。任何留恋原有红利和原有优势的想法都会酿成恶果：首先，以往优势的丧失会导致信心的丧失;其次，实体经济的投资转移到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最后，实体经济的投资转移到虚拟经济领域，使资产泡沫扩大，经济陷入更深的陷阱，停滞不前。

（二）新人口红利

人力资源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在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优势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改变。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口红利通常是指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力来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但是，这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是会消失的。换句话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仅仅是旧优势的结束，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何形成新的人口优势和人口红利（厉以宁，2018b）。以中国为例，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意味着技工时代的开始，以及新人口红利的出现。具体而言，相对于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工人的技术水平远远更高，而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工人的工资则仍然较低。因此，技工时代的中国将具有明显人力资源优势，而且当技工时代再逐步进入高级技工时代、专业人才时代，这一优势将仍然存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在企业界有一种信心不足的现象，即认为廉价劳动力优势消失了，将没有任何比较优势。但实际上，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正是技工时代的开始，旧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意味着新人口红利的来临。

小微企业是技工培育和成长的重要基地之一。许多小微企业主本身就是拥有一定专长的熟练技工，所培养的徒弟也都具备一定的技术。我在重庆和贵州调研发现，许多小微企业的能力非常强，一些看似规模很小的汽配修理厂，无论什么类型的车都能维修，甚至能够自己制造一些零配件，这就是所谓的新人口红利。许多经济发达国家，作为通常大型企业的合作伙伴，都存在着大量的小微企业，为其生产零部件或供应原材料。不少小微企业都有着自己的技术专长与熟练技工，所生产的产品也都是名牌产品。我在德国考察期间发现，德国的小微企业技术十分精湛，一个规模不大的陶瓷厂做的瓷器甚至比中国的质量还好，在国际上也十分畅销。

（三）新资源红利

资源红利是指，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且价格低廉;但是，这些都是旧的资源，除非是在真正地大物博的国家，这种资源会长期存在。对中国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旧的资源变得越来越紧张。相对于旧资源红利而言，新资源红利在于对科学技术的利用，比如，海水淡化增加了淡水资源，治理沙化增加了土地资源，振兴草场业增进了对土地资源的利用，等等。今年暑期，我在内蒙古考察期间发现，内蒙古兴起了一种新的产业——草场业，吸引了大量的民营企业投资。中国的牛奶行业之所以缺乏竞争力，是因为牧草的质量不行，必须掺杂其他东西以提高牛奶的蛋白质含量，有些东西甚至对人体有害。现在，内蒙古种植的都是自主研发的牧草，能够抗旱、节水，而且营养丰富，效果非常好。内蒙古通过振兴草场业，创造了新的资源优势，而且发展方向很明确：第一，将高质量的牧草销售给其他牧场或草场;第二，根据牧草的特点，将牧草销售给各地政府用于城市绿化，或销售给高尔夫球场;第三，提高草场机械化水平，节省人力成本。

实际上，新的资源红利和新的人口红利是融为一体的。没有熟练技工和技术专家，就不可能有新技术的突破，也就不可能有新的资源红利。新的资源红利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突破。首先，要有新的技术发明;其次，要新的发明应用在经济领域，提高经济的效率。新的科技突破要靠发明家，而应用市场的开拓则靠企业家。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需要更多的发明家与企业家，需要激发发明家和企业家的积极性，让他们有用武之地。这就涉及制度创新的问题，没有适合发明家和企业家成长的良好制度环境，新的资源红利依然是一句空话。乔布斯之所以能够成功，不在于他个人的天才，而在于他的成长有适宜的制度环境，尤其是良好的产权激励体制，使得乔布斯能够组建一个庞大而优秀的团队。

（四）新改革红利

改革红利又称为制度红利或体制红利，通过改革让制度得以调整，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旧改革红利是指原有的改革措施带来的优势，但它会逐渐消失。如果不进一步改革，其所创造的优势终有耗尽之时。只有不断地、及时地推进改革，新改革红利才会出现。中国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不对制度进行适时调整是不可能形成改革的新动力的，中国历史上这类例子比比皆是，如20世纪80年代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兴起，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等等（厉以宁，2019）。为什么1979年农业承包制推进如此之迅速？这是因为人民有着吃饱肚子的强烈愿望，改革措施在四川、安徽等省试点后，全国各地纷纷学习。于是，农贸市场里什么种类的东西都有了，一段时间后，粮票、油票也都全部取消了，这就是制度改革所带来的红利。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大量穿着西装、拎着大包小包的人，挤着长途汽车和火车。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乡镇企业的推销员，正带着样品到全国各地寻找销路，开拓市场。很快地，计划体制之外的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就形成了，大一统的计划体制也就随之被打破了。在80年代的最后两年，我在沈阳和四川甚至看到过农贸市场有摊位卖股票。为什么会有摆摊位卖股票的现象？这是因为，乡镇企业大都是靠集资成立的，而私自发行股票是集资的一种方式，股票无法退还，只能转卖。可以说，全世界都没有在农贸市场通过摆摊位来卖股票的。后来，中央就加快了证券法的制定，上海、深圳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这些例子表明，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制度才能有所突破，新的制度优势才能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新的资源红利才会出现。优先进行制度改革，才能有技工时代，才会有科学技术的突破。

当前，所有人都在谈改革，但社会最急需的改革是什么呢？最急需的改革是要赋予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消除所有制歧视，打破行业垄断，缩小审批范围。这些方面得到改革，其他方面就很容易推进了，比如财政体制、金融体制、资源价值等，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企业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者。

总而言之，中国必须加快改革，以便创造新的制度优势。对发展优势问题，对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改革红利等问题，不仅要有新的认识，更要有切实的行动，优势来自创造。

四、当前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一）产权保护需要一视同仁

产权保护一视同仁，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利益直接相关。创办企业的民营企业家直接受惠于产权保护，而参与国有资本企业的民营企业家则间接受惠于产权保护。即使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不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不向国有企业投资，他们同样迫切地需要使自己的产权得到保护。“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的，是商业纠纷;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的，则是侵占国有财产”这种观念是绝对错误的。千万不能认为，民营企业只顾个人私利。“在如今国家需要民营企业时，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就放松一些，将来等国家经济发达时，民营企业就应重新受到限制”，这种观点也是非常错误的。应认识到，民营企业同样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面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平等的，产权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

（二）市场规则需要公开透明

在市场竞争中，一切按法律、法规、市场规则进行，就是给予民营企业和国企同等权利。民营企业不需要国家给予更多的照顾，只要规则平等就足够了。然而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总想把项目留给地方国有企业，形成地方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而民营企业则受到排挤。这种机会不平等的现象，或“玻璃门”现象，各地都有。

在市场竞争中，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运行都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如果政府监管不到位，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有可能违规违法。一旦违规违法，它们应受到同样的处置，不能因所有制而异。同时，无论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应具备社会责任感，都应把握两条底线：一是法律底线，二是道德底线。突破任一条底线，无论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应受到同样的处理。

（三）治理模式需要更现代化

财富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创造的，不能让经营利润全部由物质资本投入者所得，而人力资本投入者只能从经营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取得报酬。企业分配制度应进一步改善。

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难题，但民营企业可率先实施。民营企业要摆脱家族控股或掌权的传统模式，应积极主动地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产权激励制度在民营企业中推行也比在国有企业中容易很多。每个民营企业都可以采用产权激励制度，但具体实施方法因行业和企业状况而定。同样地，民营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度也比国有企业容易许多，因此，可以积极推行。

（四）民营企业需要互助协作

当遇到经济下行或市场需求紧缩时，民营企业（包括小微企业）通常采取“抱团”的做法，这是可行的。民营企业（包括小微企业）所采取的这种互助协作方式已持续多年。“抱团”有多种具体表现形式，如“抱团取暖”“抱团过冬”“抱团外出”“抱团抢市场”等等，无论哪一种形式，都体现了民营企业（包括小微企业）的“共同命运感”和“社会责任感”。在“抱团”行动中的互信、互助、互济体现了民营企业家的相互认同，无论是“共同命运感”，还是“社会责任感”，都是以相互认同为基础的。

五、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实现现代化企业的转型

中国现阶段的民营企业家，大体上由三部分人构成。

第一，从个体工商户、小业主逐渐成长而形成的一批民营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最早在市场中摸爬滚打而挣得一份家业，并由此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成为民营企业的创办人、合伙人。

第二，由乡镇企业改制而兴起的一批农民企业家。其中不少人是当初的社队企业（后改为乡镇企业）的负责人或骨干。他们有能力，有市场意识，并有创业远见。他们在发展市场方面是有贡献的。因为那时，他们所在的企业需要自找市场，自谋销路。他们带着样品，走遍城乡，在共同努力下，一个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形成，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被打破了。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转型、改制，乡镇企业的产权明晰化并落实到个人，这些当初的乡镇企业负责人和主要骨干也就转化为民营企业家。

第三，所谓的“九二派”企业家（厉以宁，2017）。也就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自行创业并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当然，“九二派”是一个较为笼统的说法，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不少从体制内转到體制外的先行者了。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曾经在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业担任过领导干部，既有高等学校学历，又有实际部门工作经验，并且熟悉体制内的管理操作。特别是，由于对国外的经济状况了解较多，对世界科技进步的趋势有较深刻认识，所以，他们无论在科技界、工商界、金融界，还是在新兴产业方面都有较大潜力，一旦由体制内转到体制外，很快就在民营企业界占据优势，其所创办的民营企业也居于上风。他们在自身素质上的优势是小业主出身的企业家和乡镇企业负责人出身的企业家所远远不及的。

在以上三类拥有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民营企业家中，第一类民营企业家不易摆脱小业主的意识，依然把小业主阶段的创业经验牢记在心，从而形成浓厚的家族中心观念，即使采用了股份制形式，在本质上也仍然是家庭成员持股制，坚持“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

在第二类民营企业家中，乡镇企业的经营理念依然十分牢固。与第一类民营企业家类似的是，他们也可能形成以家族为中心的观念。但第一类民营企业家和第二类的区别在于，出身于乡镇企业的民营企业家，除了以某个家庭为中心外，可能还带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具体而言，在创办民营企业的过程中，可能好几个家庭曾是共同创业者，他们既是同村好友，又是创业伙伴，企业在壮大后可能会形成几个家庭共同主持的局面。当遇到关乎企业生存发展的重大决策时，几个不同家庭的代表会一起商量，共同决策。而在第一类民营企业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其他所有人都要服从。的确，家长有丰富的经验，但经验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包袱。相比而言，第二类家庭更容易形成科学的治理结构。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当几个家族的代表各执一词、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时，民营企业可能由此分裂。

第三类民营企业家与前两类民营企业家相比的最大特点是，他们有着较高的学历，掌握现代科技，了解世界经济和产业发展趋势，而且有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的经验，一心想把自己创办的民营企业转型为现代化企业。他们是新型的民营企业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坚定拥护者，他们不仅认同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议，而且也赞同加快建立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他们对法制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同样是深刻的。在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他们一般不会轻易参股于国有企业，只有在法制健全、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情况下，才会把投资于混合所有制企业作为自己的发展途径。

可以预见，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有小业主背景和乡镇企业背景的民营企业，从家庭制企业走向混合所有制企业。对于未来，一是要有信心，因为走向现代企业制度是大势所趋;二是要有耐心，因为家庭制企业的转型改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厉以宁，2009）。

六、有关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

（一）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热情为何不高？

民营企业的热情之所以不高，首先是因为民营企业对参股国有企业缺乏安全感。国有企业资产属国家所有，民营企业参股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拆股可能被认为是有意低估国有资产与国有资产流失。其次，民营企业会认为，民营企业参股后人事权仍掌握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即使被安排在主管位置上，也很难成为掌握实权的核心成员。然后，民营企业参股后，如果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未能实现真正改革而继续亏损，民营企业有可能受到指责。最后，民营企业的产权是否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是存在疑问的，所以，他们谨小慎微，不愿插手。

（二）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如何界定？

“国有资产流失”一词的使用应当规范，而不能滥用;否则，会扩大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同时也不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过程，或国有股减持的过程，有可能成为不法分子攫取国有资产的机会，形成“国有资产流失”，使国家遭受损失，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有些人认为，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制转型与国有资产私有化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需严禁这种廉价出售国有资产或容许某些有权势的国有企业负责人把国有资产转为私有。这种提醒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难道因为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发生过类似情形，我们就不允许国有资本减持和国有企业重组吗？难道就因此不再考虑建立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吗？当然不能。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应按中央的决定和部署施行。如何建立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如何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杜绝私人对国有资产的侵吞，都必须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执行，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规范、有序、公开，这六个字是每个主管国有资产的机构和每个从事国有资产管理人员务必牢记的。不规范、不公开，不仅会造成各种后遗症，而且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包括使国有资产落入私人腰包。有序进行，是指成熟一个，改革一个，切不可一哄而起;否则，只是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弊端丛生，后患无穷。

民营企业之所以不愿意参与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在很大程度上是怕惹上麻烦。这是常见的现象，但不利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行。对于准备出售的国有企业股权，需由有资质的评估单位做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资产评估，而不能仅由国有企业监管部门决定。如果确实发生内外勾结以致国有资产流失，不管是何人所为，都應受到法律的惩处。

（三）成立由工商界人士组成的股权基金向国企参股的方案是否可行？

由工商界人士组成股权基金向改制中的国有企业参股这一方法，在新组建的有民营资本介入的国有企业中似乎有效，但基本情况没有大的变化，因为民营企业家的种种顾虑依旧存在。更何况，由工商界人士组成的股权基金如何运作，又是一个新的问题。这种基金由哪些人控制？他们能否照顾到被纳入基金的股票的利益？这种基金在其所参与的国有企业股权总额中能占多大比例？这种基金在其所参与的国有企业中能出多少股东？这些股东担任的董事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这些都是未知数。因此，股份基金也许只是一种形式，不解决实际问题。

（四）民营企业或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应当遵循何种原则？

当前，民营企业或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首先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既不摊派，也不强制。但问题并非仅限于此。不少民营企业家仍有如下顾虑，即认为在国有企业控股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一旦参股，很可能等于把钱白送给了国有企业，受名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但实为国有企业的摆布，重大决策均由国有资本决定。如果民营企业投入的资本较多，成为控股股东，情况又会如何？民营企业仍然不放心，因为国有企业受到上级行政部门的控制，在经营决策上无法完全做主，这同样置民营企业于附庸的地位。民营企业家、民间投资者的上述担心不无道理，因此，必须遵守自愿原则。

（五）如何消除民营企业或民间资本参股或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顾虑？

1.加快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

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即以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国资委不再具体管辖单个国资企业，而只管国有资本的运作。为此，在国资委下面设立国有投资基金公司体系，包括按行业划分的若干个国有投资基金公司。无论是行业性的国有投资基金公司，还是综合性的国有投资基金公司，都不直接管辖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投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等，而只负责国有投资的增增减减、进进出出。其目标是用活、盘活国有资本，以提高国有资本的资源配置效率。

2.加快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国有资本体制改革的第二层次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国有企业，都应当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放在首位，即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并引进总经理聘任制、任期制、责任制的体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不管民营企业是参股还是控股国有企业，也不管国有企业是否成为民营企业的控股股东，一律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办事，国有投资基金公司只管资本的进出和增减，而不干预企业的经营运转。这样，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和民间资本的投资方一律处于平等的地位，企业在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成为自行决策、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

3.国有企业改革要规范化、公开化、有序化

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国有股减持、退出、转让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规范化、公开化和有序化。对于国有资产的评估，一定要进行严格的审计。如果在改制过程中漏掉了必不可少的环节，或者程序模糊不清，定会留下后患。国有企业负责人之所以对于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存有顾虑，是因为他们担心若干年后会由于说不清楚细节而被追究责任，从而被扣上诸如“侵吞国有资产”“贱卖国有资产”“受贿”“中饱私囊”等罪名。他们往往处于“被动”状态，不热心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筹划和国有股减持、退出、转让等工作。民营企业家同样如此，他们担心以后会被指责“行贿”“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从而被扣上诸如“化公为私”“内外勾结，变国有资产为私有”等罪名。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规范化、公开化、有序化。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改革过程中的一切操作都遵循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厉以宁，2014）。

总而言之，在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参股、控股于国有资本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过程中，上述三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其妥善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厉以宁、辜胜阻、高培勇、刘世锦、刘伟、洪银兴、樊纲、洪永淼，2019：《中国经济学70年：回顾与展望——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笔谈》，《经济研究》第10期。[Li Yining， Gu Shengzu， Gao Peiyong， Liu Shijin， Liu Wei， Hong Yinxing， Fan Gang and Hong Yongmiao，2019， Special Articles for Commemo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0.]

[2]厉以宁，2018a：《企业家的使命是创新——兼论效率的源泉来自人们的积极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Li Yining， 2018a， An Entrepreneur"s Mission is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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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厉以宁，2018b：《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经济科学》第1期。[Li Yining， 2018b， Carry Ou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nufacturing Power，Economic Scie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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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厉以宁，2016：《破解经济下滑要靠创新》，《经济研究参考》第54期。[Li Yining， 2016， Breaking the Economic Downturn Depends on Innov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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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厉以宁，2009：《厉以宁论文集：2008-201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Li Yining， 2009， A Collection of Papers by Li Yining：
2008-2010， China Encyclopedia Press.]

Abstract：
The Chinese economy is transforming from a high speed growth to a high quality growth. The future will witness an increasingly higher relianc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on the improvement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consumption.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 realistic viewpoint is required in fac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traditional dividend. Actions are needed in continuing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to generate new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especially giving private enterprises a free hand in their independent operations， so as to create new demographic dividend， new resource dividend and new reform dividend.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demands urgent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eq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the formulation of open and transparent market rules， the adoption of modern enterprise governance mode， and the promotion of mutual cooperation among enterprises. The present lack of enthusiasm among private enterprise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ught to be addressed seriously. Acceleration is called for in the reform of the state-owned capital allocation system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eeds to be standardized， open and orderly，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Key Words：
Private Enterpris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digenous Innovation， Dividend

责任编辑 邓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