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期杂感
时间：2020-05-24 09:54: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写这些文字的此刻，我置身于广州家中。我的同事已经上班，和我一样有外出接触史的，都在家隔离。我1月22日乘高铁路过武汉，仍有人上下车，并坐在我的身边，而23号，武汉就封城了。那一瞬间，方才和大部分人一样意识到：这次的情况严重了！2月5日，我从外地坐飞机回到广州。乘坐地铁，发现曾以每日人流量达到四十万人次而“称霸世界”的体育西站，也只有寥寥数人上下车。每节车厢零零散散有五六个人，戴着口罩，低头盯着手机一动不动，宛如雕塑。
我一开始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和蔬菜，但蔬菜经不起放，发黄变质，隔几天还是得出门购买。广州的商业秩序还是不错的，小区门口的几家超市正常营业，纸巾、鸡蛋和水果被放置在门口的显眼处。随着疫情的持续，出门所能见到的人越来越少，包括冒着风险在小区散步透风的人也越来越少。小区门口的保安对每次出入的人用红外体温器测量体温，那姿势犹如近距离射击。人们被分隔，焦虑在蔓延，恐怖在激增。广东的感染人数在持续增长，确诊人数仅次于湖北，成为全国感染位列第二的省份。常规的时间流逝被装上了刹车装置，空间的封闭更是加剧了这一点。我们通过互联网不断地阅读着关于疫情的每一篇报道，朋友们会发信息打电话，交流关于本次疫情的复杂感受。
瘟疫时期的生活，肯定才是真正同质性的，与战争状态的确非常相似。我们都被裹挟进去了，无论身体是否染病，我们的精神都是病态的，都已经感染了病毒释放出的恐怖信息。病毒并没有因为对它的种种认知（比如基因序列、感染方式）而降低它的神秘色彩，它反而展现出更加强烈的神秘性，这让人们不再持有一种稳固而传统的生命观念，我们应当持有一种更加开阔的“大生命观”。那些被我们停留在口号中的“生态”，是如此真切地和每个人性命攸关。生态并不在遥远的巴西雨林，就在我们的呼吸当中，无数的微生物包括病毒将我们和巴西雨林紧密相连。
作为写作者，在这种情形下，肯定不会忘记那些读过的经典文学作品，比如《瘟疫年纪事》《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等等，不胜枚举。我在这里想着重提到一段话。在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他和他的人》里边，他说道：“在瘟疫的日子里，他的人写道，有一些人出于恐惧，把一切都丢开了——他们的家、他们的妻子、孩子，顾自飞快地逃离伦敦。一旦瘟疫过去，他们的行为就会为人所不齿，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们都是懦夫。但是，我们忘记了面对瘟疫时需要唤起的是什么样的勇气。这不仅仅是战士的勇气，也不是抓起枪打死敌人的勇气，而是挑战骑着白马的死神的勇气。”这段话仿佛就是为我们今天而说的。
从文学的角度如何理解疾病与文学、疫情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思考视域。在我看来，疾病及其结局的死亡，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不同的疾病类型，让我们意识到了生命的不同方面。比如传染病，让我们直接面对人的社会属性;比如外伤，让我们直观看到身体受到伤害的残酷性;比如癌症，显示生命系统本身所出现的障碍，是一种生命系统的限度性结局。没有任何东西像疾病这样能使人完全深入地专注于自己的感受，认清生活的真实境遇。正是因为疾病，我们自以为完全属于自己的那个可以灵活移动的身体，终于跟社会价值观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了无比密切的关系，我们这才真切地意识到，这个身体的自由原来是如此有限而脆弱。
除却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直接以疾病命名的作品，事实上，在我看来，至少一半以上的文学作品都和疾病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疾病，便没有文学。《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咯血决定了林黛玉的性格和悲剧，《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头痛症与他多疑多思的性格也是一体的。因此，疾病对文学来说是百分之百的隐喻与象征，文学不可能將疾病作为疾病本身而接纳，正如没有将疾病作为疾病本身而接纳的人生。疾病会在任何层面上改变人生，正如疾病在文学的叙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阐释和转变的功能。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并非是要解构疾病在文学中的功能，它恰恰是以文学的方式针对现实层面中疾病在道德方面的过度阐释，以及相应的歧视与压抑。换句话说，将疾病的道德色彩通通剥离那是生物学而非文学，文学是以悲悯与共情重建疾病与道德的关系。
我们所谓的“高科技”也愈加显现出它的局限性。“新冠病毒”无疑是对目前的“高科技”的一种嘲笑。我们在人工智能、5G、自动驾驶等等科技背景下，感受到的人类科技已经开始创造魔法般的奇迹。但一场瘟疫，跟几百上千年前的瘟疫一样，轻易就给“科技社会”以致命一击。这让我想到爱因斯坦说的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在生物面前，我们的科学技术就像原始人一样。”我们如何理解人类本身，依然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我们从文艺复兴开始，人变成了判断万物的尺度，到了今天，在某些极端环保生态人士眼中，人类与动物的存在又来到了同样的尺度上。人的限度在哪里？人的本质何在？这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迫切的核心问题。在量子物理学的视野中，人是观察者，这种观察本身会影响数据的测量，也就是人跟世界之间其实是不可划分成毫无关系的主观和客观，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错觉罢了。我想，我们在文化层面也是同样的，我们得理解我们自身作为观察者跟实践者的双重角色和身份。
疫情还是会改变我的写作与读书计划。被疫情的信息牵引，这是一个当代人最基本的情感方式。病毒是肉眼看不见的，但信息在占据你的眼睛，并无限接近病毒的某种真实状况。你在其中获得绝望和希望，从而体会到生命的尊严与脆弱。在今天，瘟疫及其信息的瘟疫都是我们需要双重承受的。因此，我又翻开了《鼠疫》，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这是一本堪比疫情防治指南的小说，尤其是关涉我们心灵瘟疫的部分。书中说：“鼠疫会使城市发生变化，也不会使城市发生变化。”我们能够识别并记住那些变化与不变吗？此前我在读库切的新书《耶稣的学生时代》，这里的耶稣又是一个隐喻，里面讲的是一个孩子如何被引导着认识这个世界。我们其实一直都处在这样的境地，各种话语自始至终在引导我们。我们从各种话语中得到了建构主体的养料，但同时也必须跟各种话语做斗争，这便是主体的判断与选择在持续影响主体的生成。一个人认为自己成熟了，成长与己无关了，这是最为可怕的想法。《耶稣的学生时代》和《鼠疫》一起读，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人的境况竟然是如此复杂、多变和琢磨不定，文学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2020年2月25日
作者简介：
王威廉，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文学博士。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生活课》《倒立生活》等，作品被翻译为英、韩、日、俄等文字。现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创意写作专业导师。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广东鲁迅文艺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