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诚专一　兼具豪侠

刘政屏

一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刘访渠，但模模糊糊，不是很清楚。长大了以后，才搞清楚他是我曾祖的大哥，合肥人称曾祖为“太太”，因此我应该称呼他为“大太太”。

相比于天祖和高祖，有关刘访渠的文字资料是比较多的，但是由于他去世得早，之后又迭遭战争和动乱，还是有太多的东西丢失了，包括他几乎所有的收藏和书法作品，而特别让我感觉难受的，是竟然没有一张他的照片或者画像留下来。为此，我查了许多资料，也找过不少亲戚，其中包括他的嫡系后代，但每次都是两手空空，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因为这，有一段时间，我处于一种特别不好的状态，以至于会在睡梦中惊醒，沮丧不已。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这么一位极具成就和影响的人，怎么可能一张照片或者画像也没有流传下来？

于是我在现有的资料中寻找有关刘访渠形象的文字。

在兴化籍国学大师李审言的眼里，刘访渠“有颀其杰，声若洪钟”;在合肥文化名流陈维藩眼里，刘访渠“气禀壮伟”，“酒酣论事，义气激昂”;在我祖父刘炳卿眼里，刘访渠“躯干修伟，气体素健”。通过这些文字，结合家族相貌特点，一个比较清晰的刘访渠形象便在我心中立了起来。

公元1862年（同治壬戌年），合肥旱，蝗。

那一年9月3日（农历八月初十），刘泽源（字访渠）出生。

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的年初，李鸿章奉两广总督曾国藩之命，由江西回合肥招募淮军五营，按湘军营制编组训练。3月，淮军训练告成。4月5日，李率所部淮军由安庆搭乘英轮启程赴沪，镇压太平军，淮军自此兴起。

4月底至5月，清军四面围庐州城，太平军几度反击均未成功，5月12日夜，陈玉成放弃庐州城，率所部出东门，沿护城河向寿州突围，庐州遂被清军多隆阿占领。

城里为战争蹂躏，民不聊生，四周的乡下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所幸家族经过刘健庵、刘竹斋父子两代的努力，生活状态大为改观，刘访渠及其4个弟弟因此得以陆续读书识字。

但刘访渠对于科举考试似乎不是很感兴趣，并最终决定放弃。不过他对于书法却是情有独钟，尤其痴迷欧阳询的率更体，“颇能貌似”。这时候的刘访渠处于一种业余爱好阶段，而当这种“爱好”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名师指导，那么很有可能一輩子就是一个业余水平，难以有所提高和成就。显然刘访渠意识到了这一点，终于在20岁之后找到了自己的老师——著名书法家沈用熙。

沈用熙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自号石翁，少年时即跟随名家学习书法，粗知书理。20多岁的时候得识著名书法家包世臣弟子，请教书法。30岁的时候，在南京拜见包世臣，遂执弟子礼。学了3年之后，尽悉包世臣书法理论，并在包世臣指导下苦练技艺。60岁后专习楷书和草书，临帖无数。80岁后其书法艺术达到巅峰。

“翁授以安吴笔法，且曰：作书贵在指得势，锋得力，依型掠貌，非书学之要也。于是入锋取势，一遵师言，并寻绎安吴绪论。习之未久，翁称其笔力雄厚，能传其学。凡李唐名碑，泰山刻石，汉魏之分篆，晋唐之行草诸书，无不悉心探研，临摹不间。”（刘炳卿《先伯父访渠公事略》）

透过祖父刘炳卿的这段描述，综合其他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的事实：在沈用熙的眼里，年轻的刘访渠不但“笔力雄厚”“可跻邓山人”，而且更欣赏他“质直不欺”，因此“能传其学”。从此他悉心探研各种碑帖，“临摹不间”。70多岁的沈用熙和20多岁的刘访渠均因为临摹大量碑帖，将自己的书法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不懂书法，但“作书贵在指得势，锋得力，依型掠貌，非书学之要也”。我似乎听懂了，写字和做事，乃至做人，道理应该是相通的。

二

后来由于外出谋生，不能每天都有时间和条件练习书法，刘访渠便在早晨醒来后起身，“植指背临碑帖百数十字”，然后再下床洗漱饮食。时间久了，成为习惯，即便是在旅途当中，也不曾间断。由此可见他对书法是何等的用心和执着。

1899年，沈用熙去世，这一年刘访渠37岁，他继续在书法艺术上不断练习和探索，“壮岁写八分书，充实恣肆，晚于真行草书，骏宕遒润，大气流行，榜书尤雄厚豪迈，识者谓深得北朝笔意，近世罕有匹者。”（刘炳卿《先伯父访渠公事略》）

渐渐地，刘访渠的作品为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名声也大了起来。在众多“粉丝”当中，有一个人可谓“铁粉”，他就是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政治思想家，合肥人蒯光典。

蒯光典是革新派、清流派重要人物。字礼卿，号季逑，又自号金粟道人、斤竹山民。光绪八年（1882）中举，九年（1883）连捷成进士，选庶吉士，三年后散馆考试一等，授翰林院检讨。光绪辛丑年（1901），蒯光典总办正阳关督销局，管理淮北盐务。由于他在此之前通过各种渠道和传闻，对刘访渠的为人尤其是书法有所了解，印象不错，所以他当即聘请刘访渠助理督销事宜。蒯光典总是在公众场合介绍刘访渠是安吴再传弟子，对其书法大加赞赏。同时不遗余力，四处举荐刘访渠。

之后，刘访渠去了苏州，并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结识了清末大臣，金石学家端方（号陶斋），著名书法家、收藏家费屺怀等人，端方、费屺怀等对刘访渠十分友好，经常和他在一起探讨书法、篆刻艺术。当他们发现刘访渠非但书法一流，鉴赏能力也非常之高，便争相邀请他到家里鉴别个人收藏品，刘访渠因此得以进一步拓展眼界，“遇有名贤手迹，辄钩摹以为矩则”。

但刘访渠毕竟是一介布衣，习惯于自由自在的生活，因而时间一久，便生倦意，“自审以不能周旋要人辞归”。

光绪癸卯年（1903），蒯光典调任十二圩督销局后，刘访渠便长期居住于蒯在金陵的寓所，教授蒯诸公子书法，蒯每有要务，都会找他商量。

蒯光典是个性情中人，他时常会和在他家里做事的一帮文人聊天到半夜。有时他也会找刘访渠下围棋，通常也是彻夜不休，天都亮了，也难分个输赢，“各笑而罢”。

通过长时间近距离接触，蒯光典对刘访渠的人品和能力也给予充分肯定，在他看来“刘公至性诚笃，能任大事，其书法传世，犹余事也”。可以说这样的评价让我对于大曾祖有了新的认识，不仅是一位能写一笔好字的著名书法家，同时还是一位品行高尚、能做大事的高人。否则，蒯光典也不会“家事一令处分，莫敢有违”。

关于这一点，通过李审言的文字，可以得以佐证。李审言和刘访渠1902年相识于蒯府，李审言国学功底深厚，刘访渠书法功力超群，两人惺惺相惜，成为好朋友。在李审言的作品里，多处提到他和刘访渠等好友一起出行，登高观景，饮酒赋诗。

李审言不修边幅，身体也不好，家里也总是有不顺心的事，情绪低沉。刘访渠默默关心、帮助他，“觇其衰剧，以为忧喜”。有人轻慢李审言的时候，刘访渠会冲上去，打抱不平：“裂眥攘臂，痛陈其故，且使加礼。”所有这一切，让李审言非常感动，后来他在给刘访渠的信里写道：“永为弟昆，誓与夫子。”

“永为弟昆，誓与夫子。”李审言在刘访渠逝世8年后，为其撰写墓志铭时，重新提起这8个字，而且认为“至今思之，不可易也”。令人感动。

三

因为不懂书法，加之时间久远，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极少，我没有能力欣赏和评价大曾祖的书法艺术。但陈维藩的一段文字，我认为还是很到位、很传神的：“先生气禀壮伟，兼精技击，腕力固己，绝出前世书家。益以石翁之传，摧刚为柔，深厚绵密，一点画备八面之势，一提按运周身之力。舒徐安详中步步崛强;大气鼓荡中丝丝入扣。凡安吴所标万毫齐力，妙在用笔，能在结字，北朝笔、唐贤体者，无不备具。晚更屏去作用，归于简直。识与不识，莫不目为今世邓山人，而不知遭际之远弗逮也。”

“摧刚为柔，深厚绵密，一点画备八面之势，一提按运周身之力。舒徐安详中，步步崛强;大气鼓荡中丝丝入扣。”这样的文字应该不只是专业，更具神韵，让人读后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祖父刘炳卿在其《合肥沈用熙书法源流》一文中，对刘访渠的学书经历及艺术成就进行概括性描述。

“三十前后笔意近似石翁，多取向势为书。四十以后，转用背势。至五十后，又以体笔过于方峻，不自洽意，于是用笔趋于蕴藉，字体务回互成趣，而以大气流行出之，此其平生作书之过程。然用意虽屡有变动，而逆入平出，步步崛强诸法，终不易也。常言：‘书道通于事物之理，深思与工力，两者不可偏废。永字八法，即是一法，笔笔以点下，但下后要折，笔锋才能得力。笔在手中，要按得倒，提得起，一按一提，便能转换。又言：‘《艺舟双楫·论书》，是专门之学，若非深知书道之人，很难免于误解。”

在祖父看来，刘访渠的书法“笃守包、沈遗法，而能自树一帜。笔势洞达，外圆内方，鼓荡酣姿，充实骏发，有轩昂磊落之概。榜书雄峻安详，尤为并世书家所推重”。

沈石翁的弟子不少，但公认的代表人物只有三位：刘访渠、张子开和张琴襄。更难能可贵的是三个人关系极好，“为昆弟交”，张子开与刘访渠还是儿女亲家。据陈维藩介绍：“琴襄先生少壮亦学书石翁，极见称赏;子开先生以金石鉴赏尤知名于海内。”二张平日关系相当好，对于书法的见解却有所不同，各执己见。但是对于刘访渠的书法，两个人“皆推服备至”。张子开先生认为刘访渠的榜书（擘窠大字）是最好的，“前无古人”，张琴襄先生认为刘访渠的笔力超过当朝一些著名的书法家，“无论并世”。

如果说二张和刘访渠关系甚好，或许难免有偏爱之嫌，那么吴昌硕这样的大家应该是看得比较准确的。他于1916年春在一首诗里写道：“访渠书演拨镫法，师承授受密不疏。安吳再传已仅见，秋豪露滴明光珠。”这首诗收入在《吴昌硕谈艺录》里，标题为《刘（访渠）泽源检其师沈石翁手书〈兰亭书谱〉索题》，内容较原文有少许改动。

吴昌硕题诗原文如下：

鱼龙出没翻江湖，孰把双楫迎安吴？

传灯让老久不作，石翁见佛同跏趺。

访渠书演拨镫法，师承授受密不疏。

安吴再传已仅见，秋豪露滴明光珠。

是册挂眼类师说，书谱墨翠兰亭都。

模粘老眼惊气象，海表斜插青珊瑚。

嗟予作书欠古拙，遁入猎碣成珷玞。

敢云意造本无法，老态不中坡仙奴。

醉后狂言渠大笑，古有仓颉还佉卢。

铸鼎重屋钟铸凫，书中之画靡不无。

笔则直使豪则铺，一波一磔皆奇觚。

吁嗟！吁嗟！艺舟欲渡中流孤，渠也待我碕之芦。

在这首诗的前面，还有一段文字：“访渠先生书法遒古，运腕得拨镫法，终莫测其师承，先生亦秘不宣也。今观石翁老人所临《褉帖》及《谱》，飞动沉着，疏密相间，如读晋杨泉《草书歌》，始知先生为老人之及门而包安吴再传弟子，所以点画波磔盖有由来矣。缶学书未得古法，对此准绳，惭悚奚极。”文字不长，信息量却很大。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吴昌硕对于刘访渠的书法评价是“遒古，运腕得拔镫法”，同时对于其如何做到这一点很是好奇。

其二，吴昌硕对于沈石翁的书法给予高度评价：“今观石翁老人所临《褉帖》及《谱》，飞动沉着，疏密相间，如读晋杨泉《草书歌》。”

其三，是在弄清楚（同时也是认可）刘访渠是沈石翁的入室弟子包安吴的再传弟子后，称赞其“点画波磔盖有由来矣”。

为人所请，难免客套，比如“缶学书未得古法，对此准绳，惭悚奚极”这样的文字，但作为一代书法大家，吴昌硕是不会说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吴昌硕对于刘访渠的书法是持肯定和欣赏态度的。也正因为此，书法家葛介屏“吴昌硕一共为刘访渠刻过50多枚印章”这样的说法才会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刘访渠字写得越来越好，名声自然也是越来越大，无论是在合肥还是在北平、天津、上海、杭州，“索书者纷至沓来”。

四

李国松是李鹤章三儿子李经羲的长子，字健父，号木公，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李国松是一位很有文化和情怀的富三代，据说他曾为庐州中学捐资数万，延聘名师，广购书籍，由此被推为合肥教育学会总理，升安徽咨议局局长。同时他又是一位大藏书家，所藏图书数万卷。

李国松也是十分喜欢沈石翁的书法，对于刘访渠颇有好感，多次与蒯光典商量，请刘访渠移馆其家。光绪丙午年（1906），刘访渠正式进了李府，“教授诸公子书法，兼管合肥义和典务”。

在李府的几年间，刘访渠还会时常外出，有些或许是为李府的事，有些应该就是单纯的交朋会友，切磋书法。当然也可能二者兼顾。在刘访渠的朋友圈里，前面已经提到的吴昌硕、李审言、端方、费屺怀、张子开、张琴襄、蒯光典、李国松之外，还有马其昶、张楚宝、周六垓、江润生、沈曾植、缪荃孙、段笏林、顾云、冯梦华、陈三立、狄平子、郑孝胥等本省及江浙沪文化大家。

刘访渠一生没有做过官，除了书法之外也没有其他爱好，那么他为什么会结交那么多的朋友，我一直在寻找答案。随着相关资料查询的日益增多，我发现大家对于刘访渠的评价，书法之外，更多的是对其人格魅力的称赞。“顾重义气，多才能，敢任”，“平生重孝友，笃风义，喜交游，侍亲极谨，处兄弟极诚，事师极忠且敬”。

因为熟悉了解，张子开先生的评价更为细致全面：“访渠于资产，不屑屑也，独以书学专长，驰名南北。而性行恢豪，人皆愿得以为交。服其书，尤以其人为莫及。然皆遵先生之训，不为张侈，苟可益人事者，不惮竭诚营賛。辛亥癸丑祸变之际，资联络，消巨患，地方有隐赖焉，而时之人不以德三君，而以先生之教为有然也。”

用现在的话来说，刘访渠不但书法一流，而且是一位能力强，重义气，有担当的厚道之人，无论是对待朋友，还是对待长辈、兄弟，都能够尽心尽力。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愿意和他交朋友，“皆谈艺连茵，修布衣之谊。而行迹落落，无所干请”。

1910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办，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蒯光典鼓动刘访渠作五体书参展，被“评者推当世书法第一，赠最优奖章”。刘访渠的名声由此愈发大了起来。

刘访渠在蒯府的时候，除了教授诸公子书法，还帮着蒯光典做了不少的事，到了李府，依然如此，并且深受信赖。1911年辛亥革命后，合肥整个政治环境改变，李国松决定避走上海。住宅卖了，生意交给刘访渠打理。各种矛盾一下子集中到刘访渠身上，刘访渠“蹈险支危，累月连岁，足以应变不穷，事乃悉解”。

自此，刘访渠正式从幕后走到前台，身份也由一位书法家渐渐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邑中事故日多，先后主政者多引重先生。凡有关安危之大，纷繁之局，先生辙尽力所能，未尝诿谢。如是者又有年，心神数为烦，日课亦有时辍”。

1919年，刘访渠去北京，拜见了当时的国务总理段祺瑞，被聘为国务院高等顾问。龚心湛代理国务总理期间，继续聘请刘访渠为国务院高等顾问。

1920年，刘访渠到安庆，拜见安徽省长聂宪藩，被聘为省公署高级顾问。许世英任安徽省长后，仍然聘请刘访渠为省公署高级顾问。

五

刘访渠对于老师沈石翁的感情极深，李审言在其作品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包安吴《艺舟双楫》，论笔工王永清善为笔。安吴以永清笔大小五支，赠合肥弟子沈用熙，时道光乙巳（1845）年也。余友刘泽源得其最巨者于沈之孙，以饼金八枚易之。其管径七分，毫长三寸许。……访渠重为两先生物，宝若球璧，其实已颖挫不中用矣。”以八枚饼金换得一支不能用的旧毛笔，刘访渠做的这件事的确让人有些匪夷所思，甚至感觉很搞笑。但我感觉自己能够理解：他买的不是一支笔，而是一份念想。

在刘访渠的心里，一直想为老师做一件事，将其85岁时所临《禊叙》《书谱》刊印出版。他应该是在1908年之前便着手做这件事，并于1914年2月撰写《石翁临禊叙书谱合册》后记。

为了让公众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沈石翁及其作品，刘访渠请桐城马其昶撰写《沈石翁传》，请张子开撰写《述沈先生书学》，同时约请吴昌硕、郑孝胥、缪荃孙、刘慎诒、李审言、端方、陈三立、狄平子等海上诸名流及马其昶、张子开、李国松、李国筠等题诗题词，附录书后。可见刘访渠对于老师、对于这本书是何等的用心尽力。

据相关资料介绍，刘访渠1916年拜见吴昌硕，请他为《石翁临禊叙书谱合册》题诗的时候，七十多岁的吴昌硕正患眼疾。但他还是很认真地题写了一首长诗并题跋，对于沈石翁及刘访渠的书法艺术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一次为刘访渠篆刻了五方印章（“懿翁”“访渠”“诵抑轩”“诵抑”“淮南布衣”），可见他对刘访渠何等赏识。

1913年底至1914年初，刘访渠在李审言、张子开等人的陪同下，在上海拜访郑孝胥，郑在日记中完整地记录了这件事：

十一月廿六（1913年12月23日）

李审言、张子开、刘访渠来访，访渠携其师合肥沈石坪所临《禊帖》《书谱》示余，求为作跋，将以付印。

十一月廿八（1913年12月25日） 微雨

过三多里，晤张子开，谈久之;刘访渠他出，留笔十枚见遗。又过博泉，与二枝。子开云：此笔，毫太长，止能用其半;然余浸透到根用之，亦无不利。

十一月廿九（1913年12月26日） 阴

至印书馆，为刘访渠询石印价。

十二月初七日（1914年1月2日）

过张子开、刘访渠不遇，以沈石坪书册还之。

十二月初八日（1914年1月3日）

张子开、刘访渠、李木公同来。木公名国松，乃李仲仙之子也。访渠书“海藏楼”匾见赠。

刘访渠的诚心打动了郑孝胥，他不但为《石翁临禊叙书谱合册》写了两个跋，还代为联络出书事宜。如今，《石翁临禊叙书谱合册》还能够找得到，“海藏楼”匾不知道是否还在了。

刘访渠对于这本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力求尽善尽美，以至于十几年之后的1922年才正式出版。有评价说：“从刘访渠历时近十年整理《合册》中可以看出他为人笃诚专一、兼具豪侠的秉性。”冥冥中，我感觉自己非常理解这位了不起的先人，他对老师的真心，做事时的专心，为人处世的厚道，都是源于本性，自然而然。而这也是他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让自己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基础。

六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合肥东乡的刘家进入一个黑暗时期：

1921年4月10日（民国辛酉年三月初三日），刘访渠父亲刘竹斋去世，享年79岁。

1922年9月22日（民国壬戌年八月初二日），刘访渠母亲彭氏去世，享年78岁。

4个多月后。

1923年2月11日（民国壬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劉访渠去世。

享年61岁。

中风，猝死，着实让人震惊、惋惜。多年之后，陈维藩写道：“处境远不如邓山人，得年又远不如本师，是诚艺林之不幸，非仅一邑人文而已。”早年为生活四处奔波，书法、家庭、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不幸英年早逝，真是让人不免扼腕叹息。

近100年过去了，刘访渠的作品和收藏已经难以寻觅，了解和知道刘访渠的人越来越少。偶尔，在一些拍卖会上，会有吴昌硕等名家为其篆刻的印章出现，他的生平被再一次提起，随后，又是一种死一般的宁静。

对于合肥这座城市来说，对于书法界来说，刘访渠都是一个不应该被忘却的人。他的努力和他的贡献，应该被记住。

近日，与父亲说到刘访渠时，父亲说，他小的时候听说刘访渠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人，写一手好字，武功好，口才也好，喜欢喝酒，结交了许多朋友，只可惜天不假年，实在是太可惜了。我想，对于一个家族来说，这样的惋惜可能一直都存在的，有时候，一个人的离开，不仅会改变这个家族的走向，也会让许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

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寻找出尽量贴近史实的资料，让日趋模糊的刘访渠的形象尽可能地清晰起来。我知道，其意义已然超出家族的范畴，其中折射出的精神和气息，或许会散发开来，让一些人得到启发与滋养。

笃诚专一，兼具豪侠，刘访渠的传奇正在徐徐展开……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