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好数字经济的“中国话”
时间：2020-06-20 03:37:4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雪娇
危局中求变。中国数字经济过去22年（1998年-2020年）的积累，在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发挥了真正实力。
疫情催生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眼看开学日遥遥无期，“在家上网课”成了很多学生和家长的“甜蜜负担”。虽然人们对网课的吐槽层出不穷，因为疫情影响而停课的日本学生却一度表示“可羡慕了”。
数字经济开辟了举国“居家隔离”情况下的生产生活“新空间”，提升了城市应对疫情的韧性：通过在线商超购买粮食蔬菜;偶尔出门出示支付宝健康码;用钉钉在线协同办公、上网学习;慢性病人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药品;闲暇时看网购直播，刷资讯、短视频。
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国内，形形色色的手机应用（APP）层出不穷，平时百花绽放、各有千秋，也没有谁特别博眼球;而在疫情的大背景下，他们都开始挑大梁了。
“数字经济业态的产品服务提供方式的非接触特征，既能满足疫情防控要求也能满足消费需求，所以疫情期间，他们与传统业态相比更具明显优势。”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认为，本次疫情客观上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中国是关键数字技术的全球领先投资者。麦肯锡预测显示，中国的风险投资总额逐年递增，吸引风险投资的主要行业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目前，中国在关键数字技术风险投资者中居全球前三。
缝隙再小，阳光都能透过。中国曾经寻求“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提升创新实力，却举步维艰，在前沿技术创新方面多年以来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中国企业也难以向国际高端产业领域拓展业务。然而，时至今日，人工智能、5G、云计算、区块链这些科技元素，不断在本土生根发芽。
风险与收益的正比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报告《中国数字经济：机遇和风险》指出，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数字化的平均水平仍不及发达经济体。报告认为，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数字化好处的同时减少有关风险，诸如潜在的劳动力中断、隐私侵犯、新兴寡头垄断以及金融风险等。
关于数字经济的影响，目前社会上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乐观派，认为数字经济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将是未来社会的新希望。第二种是悲观派，认为数字经济对生产力产生的影响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想，因此，它并不会在未来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三种则是担忧派，认为数字经济虽然会促进生产力，带来效率的巨大提升，但也会导致大面积的失业和收入分配恶化，因此应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保持谨慎。
从历史上看，蒸汽机的发明“消灭”了原本留给矿工的职位，汽车的发明则基本上“消灭”了马车夫这个职业。而相对于以前的历次技术革命，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可能更为持久，因此，它“消灭”的岗位可能更多。
不得不说，在推动现有经济体系向数字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时刻警惕价值无法实现的“陷阱”。《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认为，对于这些悲观和担忧想法，有一定现实基础，确实捕捉到了现实问题，但是对“创造性毁灭”予以过多的强调，否定创新本身太过绝对。“二战之后，有很多学者考察过‘技术性失业问题，但都没有找到这种类型的失业存在的确切证据。失业的影响通常都只会维持很短时间。这只说明我们应对公共政策予以更多重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为了保证短期就业，就放弃长期增长、放弃在未来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提出四点关于风险的判断。
一是来自数字经济自身的风险。目前，我们对数字经济的最终结局尚难以判断，其快速发展到底将会为人类带来哪些影响，尤其是伦理方面的，尚未可知。例如，儿童过度依赖数字产品的后果、青少年对网络虚拟空间的沉溺等。
二是信息安全方面的风险。截至目前，人们清晰可见的风险多集中在个人隐私、数据安全、公平交易等领域，可具体到消费安全和国家安全上，人们的认识并没有很深刻;而在互联网与5G更深度发展的未来，上述全部风险问题很可能会更加凸显。
三是技术替代带来的风险。有些落后生产能力是需要淘汰或者转型的，一些知识结构老化或固化的劳动力也将面临结构性淘汰。因此，在短期内，如何疏导并提供新的就业渠道，让面临淘汰的企业和劳动力有新的发展能力和空间，是以后政策要重点关照的。
四是来自国际交流合作的风险。数字经济具有跨行业、跨领域、跨时空的特点，全球化与一体化发展刻印在它基因里。可以说，数字经济就是未来的制高点。恰恰因此，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很容易受到更多政治干扰，更多通过法律规范、标准、贸易规则与国际协定等进行的干扰。此外，数字经济也容易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影响、控制甚至威慑其他国家的关键手段。
传统与智能的碰撞
腾讯研究院与工信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联合发布的《數字经济白皮书》指出，“数字经济”中的“数字”根据数字化程度的不同，可分为三个阶段：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数字转型。其中，数字转型是数字化发展的新阶段，指数字化不仅能扩展新的经济发展空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整个社会转型发展。
目前，中国数字经济各行业所处的阶段不尽相同，工业4.0、新零售等行业仍处于萌芽期，在线视频、网络营销、网络购物等已步入成熟期。
胡麒牧提到，疫情过后，传统产业和传统商业模式的需求会有恢复性增长，这会给人以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并不迫切的错觉。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不会改变，这是自主推动数字化转型而不是市场倒逼推动的窗口期。
疫情发生以来，传统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影响，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近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个部门陆续出台多项政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先后出台《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等，围绕解决中小微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问题而展开。
“有战略眼光的企业管理者会抓住疫情带来的机遇趁势而上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胡麒牧表示，从产业层面来看，有两类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在疫情结束后会加速。
第一类是受资源禀赋的时间空间等物理属性限制，线下存量资源分布不平衡，尤其是优质资源分布不平衡，使得市场需求在时空维度上与资源分布格局出现错配，而且这种错配在没有资源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介入的情况下难以改变。这类产业最典型的就是医疗、文旅、教育产业。
“第二类是产业生命周期进入成熟期到衰退期的临界点附近，运行效率的提升进入瓶颈期，需要突破目前的产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进行数字化改造。”胡麒牧强调，中国规模庞大的重化工业、公共服务领域如交通出行、政务办公的数字化进程，并不会因疫情的结束而放缓。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但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僅有25%。另据统计，中国有超过55%的企业尚未完成基础的设备数字化改造，特别是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很难承受数字化转型的成本。
河南三剑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益民从企业需求方角度，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分析，数字化转型的成本不仅包括购买和使用技术的成本，还包括对组织、流程、商业模式实施重构的成本。所有成本加在一起，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往往难以负担。另外，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往往不能适应需求变化的需要。“如果企业效率上去了，产量增加了，需求却出现了波动，企业就不仅不能从效率改进中收益，还将面临产能闲置的成本。”更值得关注的是，企业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就要向数字化服务提供者开放一定数据，很多企业担心这个过程可能会泄露自己的商业秘密。
贝格互动（深圳）网络有限公司CEO孙瑞从数字化转型的供给者角度分析，指出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题是非标化造成的成本居高不下。他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不同企业在经营状况、技术条件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诉求通常不一样。整体解决方案产生的数据不能用到对其他企业的服务当中去。这样，数字化服务提供商每开展一项新工作就要从头再来，成本很难降下来。现实中，很多数字化服务提供商不赚钱甚至亏本，原因就在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此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建议，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方面在于实体经济、实体企业要提高认识，以数字技术对自己的企业进行价值链重构、供应链管理，不断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在于各种政策的推进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创造更多应用场景。
火热新基建的冷思考
“新基建”被认为是投资驱动的主要抓手，其中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板块位列其中。
作为重要的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新基建一头连着巨大的投资与需求，一头牵着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以5G网络建设为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日指出，到2025年5G网络投资累计将达1.2万亿元。更重要的是，5G网络建设将有助于培育繁荣的互联网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技术产业，间接带动数十万亿元的经济总产出，为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奠定坚实基础。
对于“数字经济”与“新基建”的关系，胡麒牧认为是动态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新基建是服务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它为数字经济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新基建本身就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它融合了很多数字技术，需要高科技人才的参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新基建的需求会增加，而且会促进这些数字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技术体系是相通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魏际刚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基建是个广义、动态的概念，泛指对当前及今后的国民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起到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的物理基础设施与数字化基础设施。
“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关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产业强国建设，关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力、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魏际刚表示，新基建是推动中国未来工业化、城市化、数字化、全球化、市场化的重要力量，是引领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基建对数字经济发展是十分关键的。”盘和林表示，数字经济发展从来离不开实体经济基础，也离不开本地经济社会现状和特征。要发展数字经济，让企业数字化是关键。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如果要单独实现数字化，就要承担巨大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新基建的进行，可以大幅减少企业数字化成本，减少企业数字化后的风险，因而可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
“短期来看，加大新基建投资既能稳经济，同时要尽量避免‘走老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贺俊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前期投入。他提到，像新型基础设施中的5G/6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都有长达5年-10年的投资回报期。不仅资源型数字经济投资有如此性质，生产型数字经济也有着较长的投资周期。因此，如何做到数字经济投资、发展与传统经济转型的平衡，有的放矢，找准发力点，分步骤实施，也是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