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目鱼》奇幻原则视域下的启蒙思想透视
时间：2020-09-03 04:16:2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君特·格拉斯是在世界文坛上都颇有名气的作家。他早期创作的“但泽三部曲”成为人们家喻户晓的名篇。作为“德国的良心”，他看到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并努力在自己的创作中贯彻这一原则：“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在其创作生涯的中期，他开始将目光聚焦在全球的热点问题上，比如：暴力，贫困，环境的污染。纵观格拉斯的整个文学创作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启蒙性一直都是作者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主题。可以说，它成了解读格拉斯文学作品的一条重要的“红线”，《比目鱼》这部作品自然也不例外。本文就试图从其外部结构和内在的内容入手探讨小说的奇幻性原则，接着以此为框架来讨论小说的感性启蒙的形式和特点。最后结合德国浪漫派小说家的相关文学理论来探究格拉斯的感性启蒙的目的：重归母性神话。
关键词：《比目鱼》;奇幻原则;启蒙性;母性神话
作者简介：张弛（1995.8-），男，安徽池州人，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3--02
1、小说中体现的奇幻性
如果我们仔细品读《比目鱼》这部小说的话可以发现，这部鸿篇巨制处处充满了奇幻性的色彩：那条象征着世界精神，具有渊博学识的比目鱼，它会说人话，既通晓历史又能预知未来;在小说虚构出来的历史中，“我”作为历史的叙述者和直接见证人，具有长生不老的特殊功能，能根据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沿着时间的阶梯悄悄“溜走”，与各位厨娘上演着一幕幕的两性关系史。
格拉斯在其一生的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视童话，神话等因素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他认为，这些文学体裁属于人类童年时期最朴素的文学形式，通过拟人，象征和隐喻的艺术手法，线性时间的共时性的排列，对人物形象进行特定的艺术加工，使读者能进入到那种特定的故事情境中，让一种超验性的因素进入到平常的文学阐释中，这逐渐消解了想象和现实的距离，使二者浑然一体，在主观想象中包含了现实的因素，甚至在这种审美的想象中包含着比现实更为真实的“真实”。对于这种文学手法的运用主要是源于其荒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世界是荒谬的，因此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真理性的认识来解释世间一切现象，而只能通过像神话和童话这种感性的文学形式来进行思想上的启蒙。从小说的外在情节的组织特点上来看，这部小说也有着区别其他小说的特点：小说《比目鱼》没有按照一条完整的时间线索来组织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活动，出现在小说中的各种形象也不是静态的，只是单纯受制于作者情节展开的需要而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心理，并积极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着历史的进程。整部小说就是在众多的情节线索交织下由多重叙述声音组成的“复调小说”：小说中出现了众多独立的声音和意识，它们之间彼此进行着平等的交流，通过这种相互联结和相互作用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比目鱼”这一形象成为了小说的内在视角：它成为了众多意识生成，交汇和联结的关键点。
从文本的内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比目鱼在女性法庭审判它的时候所做的抗辩，“我”通过自己在历史上重要阶段的亲身经历给自己的妻子伊瑟贝尔所讲的故事和历史上的各位厨娘在做饭的同时口述的历史成为我们更好地解读这些历史故事的重要资源。从格拉斯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在新的条件下努力创造新的平衡，以渐进式的努力来靠近我们的最终目标：实现乌托邦式的理想。格拉斯对于物的描写比较细致，非常注重以其艺术家的身份从各种不同的侧面对事物进行“还原”，观察它的具体特征。加缪认为，世界是陌生的，而且无法看透，所有认识和阐释都是无意义的。格拉斯深受加缪哲学的影响，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怀疑的精神：他怀疑一切现存的意识形态，并积极和非理性的现实力量抗争。
2、隐喻的启蒙
《比目鱼》这部著作不仅反映了基于饮食史意义上的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史，而且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它更是一部反映作者对于启蒙理性的可能性和限度进行反思的作品。“比目鱼”这一形象成为了小说情节发展和转折的关键因素。格拉斯深受蒙田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在人的主观意识中，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同等重要，都是不可忽略的，而且感性因素是纯理性因素的重要补充。比如格拉斯的《铁皮鼓》用荒诞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永远无法长大的侏儒，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先天条件使得他常常可以从“另一种视角”和“另一种可能性”出发，看到成人世界中所隐藏的种种荒诞可笑的地方，进而讽刺当时成人世界的虚伪。他非常重视下意识，想象和梦幻这些奇幻性的因素，并把它们也加入了对于启蒙现代性的思考当中。也就是说，他使得这些奇幻性的原则和启蒙的话语形成了文本上的互涉性关系。一方面，这部小说对于《渔夫和他的妻子》这则童话的改编和小说开放性的结局暗示了以童话为其艺术特色的感性启蒙的方式会一直延续下去，这是格拉斯应对受损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现代性的一劑良药;另一方面，梦幻象征着“集体无意识”的状态，象征着隐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最原始，最纯洁的愿望。那些被作者寄予了感性启蒙希望的厨娘们，借助餐桌语言和劳动时口述的历史的形式，发挥了她们的想象和主观能动性，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这无形中消解了“自我”与“他者”的距离，使得“自我”与“他者”在感性启蒙的召唤下实现更高层级的和谐。
3、重归“母性神话”
格拉斯对于启蒙的前景一直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他希望人类通过这条感性和理性辩证发展的启蒙之路“走向内心”，寻求心灵神性的和谐与平衡，最终重归“母性神话”。这种“母性神话”就是指在厨娘那种纯洁和善良的内心力量感召下，消解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与分歧，重构“自我”与“他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之境。作者在小说的结尾也隐晦地表现了这一思想：在将比目鱼重新放归大海之后，“我”的眼前出现了多重幻影，仿佛历史上的多位厨娘又重新朝我这边走来。最终我认识到，是伊瑟贝尔逐渐走到了我的身边，我追随着她的背影而去。这里作者再一次运用了象征的手法，喻指我追随着以伊瑟贝尔所代表的“母性神话”。
格拉斯的创作深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他想借助文学感性启蒙的力量来探讨人类社会的前途与发展的问题。在《比目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创作理念来源于德国浪漫派文学的“新神话观”的设想。早期德国浪漫派的思想家们认为，神话是一种反映了原初人类社会朴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文学体裁，诗与神话具有同构性。因此，诗性的精神可以超越纯粹的理性存在，用美好的理想来代替黑暗的现实，这造成了生活的普遍“诗化”，提供了一种更高层级的自由。基于这个理论，他们又提出了“总汇的诗”这个概念：这是一种运用精神力进行的改变现状的能动创造活动，并通过动态的诗来认识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最终实现理想和现实在最高精神层面上的“自由”。然而，格拉斯反对这种绝对精神，他认为，真正的启蒙应该是在感性原则的指引下，借助于理性的，能动的力量来加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改造荒谬现实的巨大力量。这也反映了格拉斯的启蒙思想和传统的德国浪漫派“新神话学”思想的差异与不同之处。
4、结束语
在《比目鱼》中，作者格拉斯用外在的童话框架和内在内容上富有感性精神和怀疑意识的厨娘形象，口述历史的想象性和“陌生化”艺术效果形成层次上的呼应。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文本的奇幻性效果。在这种奇幻性的效果影响之下，他赋予自己的启蒙理想以新的形式，即促进启蒙理性和感性的有机结合，走上良性辩证发展之路。最后在最高精神原则——“母性原则”的感召下实现二者的诗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德]君特·格拉斯，冯亚琳 丰卫平译.比目鱼[M].漓江出版社，2003.
[2]张辛仪.君特·格拉斯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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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杨.文本的滋味——论君特·格拉斯的饮食诗学[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9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