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尔奈：走出弗洛伊德阴影的女性心理学家

谢天海

谈到心理学，人们会想到著名的德国心理学家、精神分析的奠基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他提出的梦的解析、自由联想等心理研究和治疗方法长期以来已成心理学研究的代名词。然而，弗洛伊德理论很多观点受到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人类心理的描述存在很多不准确甚至不科学的表述，但很多人自封为正统的弗洛伊德门徒，他们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坚守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心理学发展的障碍。有很多心理学家在挑战和修正弗洛伊德理论的道路上做出了很大努力，本文就向大家介绍一位勇敢走出弗洛伊德阴影的德国女性心理学家卡伦·霍尔奈（1885—1952）。

成长：女孩、医学生、母亲

1885年9月16日，卡伦·霍尔奈出生在德国汉堡附近布兰肯斯小镇上一个八口之家。父亲布兰德是一名船长，终年工作在南大西洋和合恩角地带危险的水域，很少回家，他对子女非常严格，平时不苟言笑，卡伦的童年得到父親的关爱很少。尽管如此，卡伦从小就爱说爱笑，喜欢编故事，用洋娃娃当演员演出各种自编的小剧，她最喜欢扮演的角色就是印第安阿帕奇部落的酋长。上学以后，她学习努力，赢得了所有同学和老师的喜爱和尊重。从那时起，她就喜欢分析他人的性格，15岁时，她在日记里写下了对自己老师的印象：“舒尔茨先生有趣，聪明而且安静；
迪特里希博士很英俊但非常不公平，可他在校外很活跃而且友善；
班宁小姐像个天使，有魅力、聪明，惹人喜爱。”

一般来说，那个时代德国女孩初中毕业后就会离开学校，成为家庭主妇。但在世纪之交，这种情况正在悄然改变。1894年，在卡伦所在的小镇不远的巴登镇建立了德国第一所女子高中。1900年，汉堡女子高中也正式开课。卡伦初中时萌发了学医想法。父亲对她的想法极其反对。与19世纪的绝大多数德国家长一样，他认为女孩子应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料理家务，但卡伦的意志不可动摇。她在日记中写道：“他可以阻止我上学，但无法阻止我求学的愿望。”在她的坚持之下，父亲终于同意她继续上高中，于是卡伦在1901年离开了家乡去往汉堡，开始了她的求学之路。

1906年，卡伦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具备了入学资格。但当时大学很少招收女生。幸运的是弗莱堡大学更改了招生政策，卡伦于是搬到了弗莱堡。弗莱堡位于德国的最西南端，距离汉堡有500公里，乘火车需要12个小时，小城古色古香，像个童话世界。学校里有上百个男生，卡伦是为数不多的女生。但她并不在意社会习俗，常常和男生一起喝酒、远足。在一次舞会上，卡伦认识了未来的丈夫，同为大学生的奥斯卡·霍尔奈。奥斯卡为人安静，是一个优秀的聆听者，对于卡伦的想法和取得的成绩由衷地赞赏。

1909年，二人正式结婚。奥斯卡在一家著名的煤矿能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二人一起来到柏林，开始新的生活。

婚后的最初几年，两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奥斯卡职位不断上升，工资也越来越高，两人住进了柏林郊区的别墅，并养育了三个孩子。但卡伦并没有甘于成为家庭主妇，她选择了精神病学作为专业。在20世纪初，精神病学仍然作为内科学的一个分支，卡伦的教授们都对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原因是一些身体症状根源的看法不屑一顾，将他使用的催眠、解梦和自由联梦等治疗方法视为妖术邪法。但卡伦却对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方法心醉不已，白天学习传统医学，晚上研修弗式理论，阅读了大量理论著作，而且参加了很多弗洛伊德学派的著名学者，包括荣格、兰克和阿德勒的讲座。同时，她还每周六次接受德国当时唯一一位专业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的学生卡尔·亚伯拉罕医生的心理咨询，在了解心理分析理论的同时对自己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由于卡伦过分醉心于工作，并与奥斯卡在育儿问题上产生分歧，两人的亲密关系逐渐产生了裂痕。尤其是“一战”之后，德国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使奥斯卡的公司遭遇严重的财务危机。卡伦最终选择与奥斯卡离婚，自己带着三个女儿独立生活。

学术：“真理比权威更可贵”

与奥斯卡分手以后，卡伦通过了医学博士论文答辩。在一次名为“精神分析疗法技术“的讲座中，公开宣称自己为弗洛伊德阵营成员。她加入柏林精神分析学院，成为六名核心成员中唯一的女性，为市民进行免费心理咨询，并为学生授课。学院制订的学生培养模式包括听课、自我精神分析以及在导师指导下对病人进行治疗，这成为世界范围内培养精神分析师的标准模式。同时，卡伦面向社会进行的讲座不仅吸引了医学从业者，而且受到柏林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卡伦性格和蔼，对待所有人，包括学生们都像朋友一样，因此很快就拥有了大批的拥护者。

卡伦虽然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却对其理论并非盲目接受。她认为弗氏理论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带有强烈的性别色彩，对于女性心理的描述失于粗暴和武断。1922年，在国际心理学年会上，她提交了一篇有关于女性“阉割情结”的反思性文章。“阉割情结”理论认为女性对男性生殖器存在妒忌，将自身视为被阉割的男性，这一生物学上的错误认知会成为女性成长中的转折点。虽然女性会纠正这一误解，但心理影响久久不会消失。卡伦对于这一观点提出了谨慎的质疑，认为女性对性别差异的认知与弗氏理论的表述不符，“阉割情结”缺乏事实根据。而在为纪念弗洛伊德七十寿辰出版的论文集中，卡伦再次表达了不同看法，她明确指出：“女性与其说对男性的身体存在妒忌，不如说是嫉妒社会赋予男性的特权。”卡伦的看法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正统弗氏理论学者的反对，而弗洛伊德本人仅仅在五年之后一篇文章中回应道：“这一看法与我的印象不一致。”

1930年代初，民族主义的抬头令德国国内反犹主义论调甚嚣尘上。希特勒上台之后，对于犹太人的排斥逐步升级。弗洛伊德是犹太人，精神分析也被称为“犹太人学说”遭到禁止。他的著作被公开焚烧，很多犹太学者受到盘问和限制，被迫选择逃往美国。卡伦虽然是雅利安人，不会受到伤害，但她的学术关系和圈子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她也兴起了奔向美国的想法。1932年，卡伦接到了以前学生弗兰茨·亚历山大来自美国的电话。弗兰茨在美国芝加哥建立了精神分析中心，邀请卡伦前往工作。卡伦的两个大女儿已经独立，于是她带着15岁的小女儿蕾内于1932年9月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

到达芝加哥后，卡伦担任了精神分析中心副主任，开始指导学生并接诊病人。卡伦同时还和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成了好友，包括卡尔·麦辛格医生和人类学家、以研究原始部落青少年女性闻名于世的玛格丽特·米德，很快同为欧洲难民的埃里克·弗洛姆也成了卡伦的好朋友，一个围绕在卡伦周围的学术圈子开始形成。精神分析在美国尚属于一个新生领域，卡伦由于和卡尔·亚伯拉罕的关系，被视为弗洛伊德学派的再传弟子，卡伦和弗兰茨出版了期刊并面向公众举办讲座，教育美国人民精神分析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卡伦在她所开创的女性精神分析领域继续进行研究。1933年，她在美国心理学季刊上出版了《爱的超价值》一文，文中指出，虽然现代社会允许女性实现个人价值，但传统的社会观念仍然期待她们作为贤妻良母，如果一位女性放弃了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就会被视为反常，这种社会观念会导致女性内心的强烈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女性会强迫自己寻找丈夫或者同性伴侣，将其他女性视为竞争对手，认为其丑陋或者不可爱，并将自己的婚恋关系视为获得自我认同的关键。卡伦总结道：“她们认为只有通过爱情才能获得幸福，而实际上爱情仅是幸福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另一方面，她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会不断减弱。“这篇文章不仅体现出卡伦对女性社会处境的敏感性，同时也说明她认为个体的发展受到个性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与弗洛伊德的先天决定论产生了质的区别。

此文一出，引起了美国心理学界的争论，尤其是在正统弗洛伊德学派拥护者当中引发了巨大反响。卡伦很喜欢这样的争论。她发觉很多的批评者来自纽约，于是离开芝加哥赴纽约工作。虽然在纽约举目无亲，但她对自己有着极大的自信。她申请成为全美影响力最大的纽约精神分析学院的会员。填入会申请表时，要求填写其指导教师的名字，卡伦写道：“自1920年心理学生采用导师制以来，本人一直在指导他人学习。”而在“所学课程”一栏，她同样自信地写道：“自从心理分析课程出现以来，本人一直在给别人上课。”这种霸气外露的个人陈述令她顺利加入了学院，当然也为以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来到纽约后，卡伦过上了奢华的生活，她的住所位于纽约市中心，俯瞰中心公园。她很快结交了很多纽约市文化艺术界的名流，大部分都是来自德国的流亡人士，同时，弗洛姆也移居到了美国，卡伦与他共坠爱河。卡伦与这些新结交的伙伴一起喝酒谈天，有时一直聊到深夜。与此同时，卡伦又与纽约社会科学研究院搭上了关系，这一学院由美国著名知识分子如约翰·杜威以及索伦斯坦·范伯伦建立，学院有一个名为“流亡大学”的项目，吸引了大批为逃避纳粹来到纽约的犹太学者和艺术家。项目坐落于格林威治村附近，其迷人的艺术气质令卡伦欲罢不能。自1935年起直到去世为止，卡伦每年至少在这里教授一门课程，并做了大量面对公众的讲座。她的性格和气质吸引了大批的学生、病人和支持者，也形成了著名的“星象俱乐部”，除去卡伦之外，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有心理学家哈利·苏利文、克拉拉·汤普森和威廉·西尔伯格。四个人趣味相投，常常一起去酒吧，听爵士乐，交流思想，这些朋友对她以后独自单飞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5年，卡伦開设了名为“文化与神经症”的系列讲座，旨在讨论神经症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塑造的。卡伦认为，神经症患者喜欢攀比，总希望超过他人，最终导致幻想破灭而身患疾病，而在注重竞争、努力、成功的美国文化中，神经症特别容易产生。在讲座中，卡伦对弗洛伊德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批判，她指出“神经症并非对婴儿态度的重复或者故态复萌，而是早期人生经历的后果产生了质变与量变”。卡伦并不想让那些正统的弗洛伊德信徒们感到不快，因此她还是强调了童年经历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当她试图将讲座开设为一门课程在学院讲授时，她的提议被驳回了。因为有一些学院的教授们认为她的学术观点、行事风格以及在学生中的名气有可能把学生引上邪路。

面对这些阻力，卡伦勇敢地予以回应，1937年，她将讲座出版成书，名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在序言中，她公开宣布自己离开弗洛伊德学派，提出新的心理治疗方法。她还提出了对弗洛伊德的辩证看法：“对于弗洛伊德伟大成就最好的尊重应该是继续发展他所奠定的基础，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在将来充分实现心理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和疗法的各种可能性。” 和她事先预测的一样，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她的拥护者们认为这种新的疗法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在正统弗洛伊德主义者眼中，这本书绝对是离经叛道，认为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对于弗洛伊德科学观念的无耻诋毁，尤其是这本书出版时，弗洛伊德已经风烛残年，正在受到癌症的折磨，这种做法是对权威的极大不敬。

此后不久，卡伦就受到了来自正统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排挤。1939年，卡伦在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发表了《弗洛伊德思想中对创世记的强调》的讲话，在此后的闭门讨论中，卡伦受到了很多学会成员的批评，学术争论渐渐演变成人身攻击。卡伦呆坐在观众席里，流下了眼泪。1940年，学会发布了一系列新规定，要求所有会员在向学生讲授新观念和新理论时需要明确上报，由学会教育委员会决定哪些理论应该教给学生们。以前由学生挑选教授的方式也改为由教育委员给学生指定教授。不言而喻，这些规则的改变就是旨在减少卡伦在学会和学生当中的影响。而卡伦的学生也遇到了困难，很多由她指导并修改的论文被“以分析内容不足”的理由退稿。学生们觉得他们和卡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自发组织起来表示抗议，但在学术政治的干预下，并没有什么效果。1941年，学会宣布将卡伦降格为讲师。听到这个消息，卡伦愤然离开了会堂，两天后，卡伦以及四名同事向学会提交了一封短信，指责学会“日趋堕落，维护传统思想取代了科学探索的自由精神”，并宣布退出精神分析学会。

晚年：“寻求心灵的终极安宁”

从精神分析学会退出后仅仅一个月，卡伦在“星象俱乐部”好友的支持下，自行成立机构，名为“高级精神分析”学会（AAP ）。当年秋天，学会开设了精神分析课程，宣称招收学生“应为聪明而且有责任心的成年人” ，课程宗旨在于“去除僵化观念，本着科学与学术民主的精神，对来自各类源头的思想作出回应。” AAP的成立可谓恰逢其时，1941年底，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国内处于一片恐慌之中。卡伦抓住机会，发表了一篇名为《理解恐惧》的文章，指出个人对紧急事件的恐惧需要通过社会的方式加以处理。《纽约时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同时向几百万名读者提供了应对恐慌的各种建议。在同一个月内，卡伦出版了她的另一部著作，名为《自我分析》，指出那些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可以在分析师指导下进行自我分析，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直面心理问题。一定程度上，这本书削弱了心理分析师的职业作用，因此也受到了专业人士的批评，有书评将其称为“三块钱的自我分析指南”，但无论如何，这种将心理分析从象牙塔中带向公众视野的作法，为卡伦赢得了更大的知名度。仅仅一年间，AAP 发展异常迅猛，不仅招收了很多学生，而且还开设了众多的讲座，拥有一众学者朋友助阵，卡伦底气十足，在1942年初召开了首次心理学年会。与纽约精神分析学会相比，AAP显得更为宽泛，不仅研究精神分析，而且强调其跨学科性，将文化与社会学领域也纳入研究视野。正如学会副主席、卡伦的朋友威廉· 西尔伯格所言：“心理分析不仅是一种治疗手段，也是一个心理学科，渗透到每个需要研究人性的领域并为之提供启示。”

AAP的发展令纽约精神分析学会非常不满，他们决定要清理门户。早在1941年底，学会会长劳伦斯·库比在《心理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声明，称卡伦离职并非学术迫害，将卡伦和朋友们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认为他们对于精神分析学会的指责混淆了视听，影响心理学生做出正确判断。库比还在很多协会进行了一系列讲座对卡伦进行批评。库比的做法获得了全美心理协会新任主席曼宁格的支持。在曼宁格的阻挠下，AAP没能成为一个全国性组织，学生们无法获得精神分析师资格，论文不被主要期刊接受，也不能参加全国性心理学会议。与此同时，AAP内部也发生了争执，起因是卡伦拒绝让弗洛姆成为学会成员，借口是他不具备医师资格，但有内部传闻是因为二人断绝了恋爱关系。这一次，学生和朋友们站在了弗洛姆一边，几位核心成员退出学会。随着与纽约医学院合并谈判告吹，西尔伯格也离开了AAP， 三年之后，卡伦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但她还是凭着钢铁般的意志，独立支撑着学会和学校向前，直到人生的终点。

在辛劳工作之余，卡伦也在通过各种途径寻求着她内心世界的平衡。她的心理诊所開在自家的门厅里，很多病人都和她成了朋友，大家一起谈天说地，制作烘焙。她在六十多岁时还有一个比她小很多的男朋友。小女儿嫁到了墨西哥，她每年都会去和小女儿同住一段时间，一起购物，打牌，享受休闲的时光，但即便是在游戏的时候，她也会像工作一样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没有一刻能够停下脚步。

晚年时，卡伦的作品中表现出对于东方禅宗哲学的关注。将她引向禅宗的人正是著名美国日裔心理学家铃木大拙。1952年，铃木大拙在纽约哥伦大学做讲座时，卡伦邀请他到AAP进行演讲，从而开启了两人的友谊。铃木邀请卡伦和她的二女儿一起去京都参观。卡伦在日本度过了五个星期，会见了日本心理学家近藤晃史，并在东京慈惠医学院做了有关东西方心理分析理论比较研究的讲座。在铃木的带领下，卡伦游览了距东京一百五十公里处的厢根町寺院，并见到了珍珠岛上的采珠人。日本的禅宗理念和生活给予卡伦很大的启发，让她对于自己的心理学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如何获得内心的宁静。在《我们内心的斗争》一书中她写道：“诚心等于专心。这一点和医生的临床观察结论高度一致，如果人的内心分裂，就无法做到诚心。”

从日本回国以后，卡伦被诊断为胆囊癌，已经扩散至肺部，卡伦平静地接受了生命的审判。在病床前，她依然关心着女性心理学家的教育事业。去世前不久，她与一名医学生在病床进行了一次谈话。她向那个学生回顾了她的一生，从一个村里的小姑娘一步步来到大城市并成为心理学界权威的生涯。她问道，他班里有多少女学生。当听到一个百人班里只有三个女学生，她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道：“怎么会是这样，心理学是一门关心人，培育人的学科，怎么能全都是男医生呢？” 最后，她对那个学生说道：“你还年轻，也许当你到达我这个年龄时，世界会变得不一样。” 两个星期以后，卡伦·霍尔奈溘然长逝。

卡伦病榻前的预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应验。2003年，美国心理学系女生人数首次超过了男生。作为一名走在时代前面的女性心理学家，卡伦最伟大之处就在于让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意识到弗洛伊德心理学存在的局限性和男性中心主义的缺陷。70年前她提出的理论，现在已经变成了心理学界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能够为女性心理辩护，世界应该感谢这位固执、坚毅、特立独行的女性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