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理论在抗战时期妇女刊物中的呈现（1938-1940）

刘玥吟

摘 要：在风雨飘摇的抗战时期，在沦陷区有大量地下刊物，其中有一部分是女性刊物，这一部分女性刊物承载了启蒙女性独立平等思想和鼓励女性参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双重任务，体现了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伴随革命的特征，是女性觉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传播渠道。本文试图分析女性解放发端较早的上海沦陷区的女性刊物《上海妇女》，通过对刊物的内容、思想、发行等一系列内容，寻找中国在抗战时期妇女思想的特色。

关键词：《上海妇女》;华东沦陷区妇女文化;社会性别

1937年8月，日军在上海开辟第二条战线，试图摧毁中国进行战争的经济能力，但是在上海却遭到了国民党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的抵抗，该部成功阻挡了日军的推进长达三个月，11月初，上海沦陷。沦陷时期的上海依旧保留着旺盛的反抗精神，虽然日军初到上海就实行了严苛的压制制度，不仅是在军事上实行全面封锁，在政治、教育等领域都实行着严格的限制，在社会文化方面也不例外，在沦陷区，日军采取了文化管制政策，对于所有出版物都进行严格审查，特别是对于上海沦陷之前的办报小高潮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上海妇女》便是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节里，为了广大女性的思想独立和精神诉求而由沦陷区内的知识女性創办的刊物之一，虽然从创刊到被迫停办只经历了两年时间，但是这四十期刊物无不展示着抗战时期妇女的革命思想与独立人格。

1. 文献综述及重要概念溯源

1.1 抗战时期妇女报刊研究

关于近代的妇女报刊研究著述比较丰富，大多集中在清末民初及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类研究一般以个案研究为主，探讨有代表性的或是特殊意义突出的个别报刊中的办报理念、文章内容研究及版面、发行、采访等实用思想。或是聚焦于著名的报人，进行女性报人职业群体的研究。①

关于《上海妇女》刊物本身的研究，学界目前对这份刊物的关注并没有太多，对于刊物本身的研究著述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于《上海妇女》刊物的发行体系、发行内容的具体研究，认为这份杂志是抗战时期上海地区女性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对该地的女性解放思想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②

另外一部分则是在《上海妇女》的编辑者、专栏作者的回忆录中有间接的提到刊物的创办经历以及创办人的相关活动等③，但是对于刊物本身的思想内容，只有个别文献按照其中体现的话语权力理论进行了分析④，就其中女性形象和女性主义色彩的分析则目前还没有相关文献涉及。

1.2 概念界定

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目前在学界占主流的还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女性主义强调的是女性作为“第二性”是一种社会性别而非生理性别。⑤但是这种完全来自于西方的社会性别理论由于时代背景和阶级成分的差异，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女性。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带有非常强烈的特征，妇女解放与民族革命相伴而生，带有强烈的救亡图存的特色，可以说是社会危机促进了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所以对于原发性的西方女权运动来说则并不相同。但是目前中国学者还没有提出完全适用于中国女性运动的社会性别理论。所以根据当时社会突出的阶级矛盾，可以部分适配唯物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这一类的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女性”和“男性”是社会类别，由两者的相互关系来限定，而不是由他们在生物学上的区别来决定的。

这种社会性别观点来自于阶级分析的概念传统，“父权制的统治并不是基于预先存在的性别差别，相反，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差别的存在却是源于父权制的统治，因此等级制度优先于社会性别的划分。”⑥所以在方法上，理论本身强调的是社会结构关系，将男性和女性看作建立在不平等剥削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群体。

从中国参与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可以看出，女性知识分子和城市女性占了主要部分，其中重要的成员就是女性作家和女性军人，这两部分的人分别代表女性的知识觉醒和民族救亡觉醒，对中国女性运动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上海妇女》传播分析

2.1 创刊背景及创刊基本信息

1938年11月，国民党军队退出上海，上海沦陷。之前曾风行一时的刊物纷纷宣布停刊或转移，上海本地留存的刊物屈指可数。从此时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展租界为止，这一段时间被称为上海的“孤岛”时期。大量的文化人士选择了撤离到武汉、重庆、延安等地，但是以左翼作家联盟为代表的留在“孤岛”上的文化界爱国人士则通过地下报刊来开展文学运动，报界也参与其中，在此时期由上海报界人士联名公开发表的《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则体现了此时的上海新闻工作者通过报刊报道事实、宣传进步解放思想的决心和毅力。

《上海妇女》就是此时由总编辑也是《大公报》第一名女记者的蒋逸宵于1938年4月20日在上海创刊，最开始是半月刊的形式，但是在1939年9月、1940年2-5月两次的被迫停刊使得编辑部在6月复刊之后将杂志改为月刊，但是仅仅出了一期就因为查封而被迫终刊，一共出版四卷共四十期。

《上海妇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地下刊物，同时与左翼作家联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如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表人物许广平担任杂志的理事，当时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如姜平则作为副编辑和撰稿人，董竹君负责对外事务。杂志由上海妇女社负责出版，中国图书杂志公司为总经销商，在半月刊时期为每月的5、20日出版，在国内、港澳地区、日本进行发行。黄碧瑶、王季愚、关璐、白薇等左翼作家联盟的女性作家也是刊物的主力作者，几乎每期都会刊载这些女性作家的文章。在“孤岛”时期，由于物资不足且审查制度严格，在后期刊物的版面不断缩小，但是刊物本身的文章及编撰质量并没有下降，依旧在努力宣传抗日活动和妇女解放思想。

“但是，一个还有知觉的人，只须灵感没有完全泯灭，要他有动于心而不能行之于言，无论如何，总有点难于忍受！我们几个才能薄弱的妇女，所以要不自量力的在这一个时期来办这一个刊物，也无非是由于这一点良知的驱使。”⑦

从《上海妇女》的发刊词中可以看出，《上海妇女》的发行是一种对抗式的行为，这种对抗来源于两种压迫，其一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这种压迫在刊物中所集成体现的内容是与婚姻及个人自由有关的困惑和控诉;第二种压迫则来源于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行为，主要体现为刊物内高涨的反日反帝国主义的内容。

我们可以认为，前者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中存在且一直持续的压迫，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思想进步和思想解放的底色，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催化剂，正是由于民族危机，所以女性不得不拿起武器来保护自己与家人，这种母性的保护欲正是在《上海妇女》杂志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2.2 刊物内容及思想

2.2.1 刊物宗旨及创办经历

和其他时期的妇女刊物不同的是，《上海妇女》由于在创办之初就有着强烈的导向，就是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为广大爱国的妇女提供精神食粮，但是这里所限的妇女并不完全是知识分子，而是更广大的妇女群体，所以在刊物内容中，除了对于时政外交及解放问题和妇女自身出路的探讨之外，更基础的部分就是对于抗战时期妇女的生活进行指导，希望刊物的内容能为妇女的治家理事提供一些建议，在发刊词中，也提到了这种基础性的原则即：

“讨论些妇女自身的问题，贡献给妇女治家处事应该有的知识，报道着时代影响到各阶层妇女生活的实情，暴露出一般被扔到黑暗角落里的妇女们的惨痛，刊载几篇妇女青年们写的关于文艺的或学术的创作，为的是要让这一刻我们希望能发育成长的萌芽的嫩苗，少生一点抓人的荆棘。”

但是作为一份以解放女性，宣传抗日为理想的刊物，它还有更高的愿景，这种愿景固然是非常美好的，希望刊物能够带来妇女运动上的实质性的进展，可以为妇女运动和女性的最终解放出一份力，并且希望刊物能够在这其中，充当指南和风向标的作用。通过刊物来给上海地区的妇女以实用知识的传播和思想的启迪，希望通过刊物的传播带来女性的自信意识的觉醒和自由独立意识的树立。

“固然，我们在根本上，是希望能够有一天，由于我们不断的努力与奋斗，而缔造成一个快乐的社会，使妇女们不必把终身宝贵的时光与精力消磨在为母为妻的特殊职务上，而也像男子一样地可以专心献身于社会国家的事业！”⑧

主办者作为《大公报》的第一名女记者，同時非常重视刊物的职业属性，不仅对于创办刊物亲力亲为，几乎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血都投入到的刊物的创办中，甚至因为这种全心全意的专注没有能赶上见病重母亲的最后一面。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妇女的亟待解放的境遇和通过民族危机而团结起来的进步意识。

2.2.2 栏目设置及主要内容

生活指导类：创刊初期，社会上“新贤妻良母”风盛行，要妇女回归家庭，做“贤妻良母”。在为社会做贡献的思想影响下，《上海妇女》杂志本着在家庭中的女性本就占多数的事实，所以开设“家事顾问”一栏提供给妇女一些基本的家庭常识。除了家事顾问之外，类似的生活指导类栏目还有法律讲话、生活自述、医药常识等。

政治动态及处境探讨类：“半月世界动态”主要介绍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英法为主的非法西斯国家，和以日德为主的法西斯国家，还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军事动态，这一专栏由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陈瘦竹先生的妻子，也有“民国才女”之称的沈蔚德，在此用笔名“维特”负责撰写，在专栏上从创刊号4月发刊一直到当年9月连续刊载，后改成“半月漫谈”，介绍国内发生的重大的政治事件。而“战地通讯”和“内地通讯”两栏主要介绍当时国内发生的大事件，包括中国政府的重大政策的发布。但更多的是，介绍抗日战争中的主要战事和现阶段战争的基本情况。“时事座谈”是以人物之间对话的方式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给出评论和意见，引导妇女拥有正确的世界观，对政治事件应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态度。

生活动态类：中日妇女生活、上海妇女动态;这一类栏目则是聚焦于战时妇女的日常生活，通过对于妇女日常生活信息及方式的刊登，来鼓励其他地区妇女奋勇参与救亡图存运动。其中由于刊物还在日本出版，所以由驻日的一些作家对日本地区妇女的生活进行采访写作，共同揭露战争对两国妇女而言的无情压迫。

特辑：还开设有专门针对重大政治事件、杰出人物的纪念专辑，给某件重大的事件和值得宣传的人物集中刊登文章加以纪念，从而达到比较好的宣传效果。1卷2期的“五四运动特辑”，在这期中，有六篇文章叙述五一节产生的来龙去脉，五四运动对妇女解放的意义，并有《五月到了》、《五四运动与妇女》、《新文字与妇女》、《国际上的阶级对立》、《黎明之歌》等文章;还诸如有纪念秋瑾特辑、纪念教师节、关于救难游艺大会、纪念卢沟桥事变、大时代的中国女儿、南国女儿的献金热、战时妇女生活特辑等特辑，根据当时的时事热点话题来进行特辑编撰，刊登相关的署名文章进行纪念。

文艺类：这类栏目中主要包括电影影评、戏剧脚本、时事漫画、小说连载、诗歌、歌曲、女学生的文章创作等，种类繁多，文体各式各样。开办“创作连载”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各校女学生的创作兴趣而作，其主要内容大多是一些以封建家庭中的女子为主角，最后挣脱封建家庭成为新女性的故事。

“信箱”一栏主要由蒋逸宵、朱素萼、吴曼青三个人负责，其存在的主要形式是读者写信给《上海妇女》编辑部，寻求在恋爱、职业、婚姻等问题上的解答，该刊编辑部再选择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刊登，并一一分析解答。

出于《大公报》女记者的职业素养，蒋逸宵重点关注女子职业状况，因此在杂志后期还另外开辟了“职业介绍”一栏，为一些求职的妇女刊登求职启示。

2.3 刊物受众及传播效果

《上海妇女》一经发行，就深受读者喜爱，创刊还没多久，该杂志的编辑就源源不断地收到各种投稿和来信。在1卷2期的“编后语”中还特别感谢读者的来信，申明“有一般性急的投稿人，要求编者立即回信，告诉他能不能发表，这好似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编辑的事务太忙，实在没有顾及到这方面的事情”⑨以请求读者的谅解。还有据蒋逸宵在《本刊出版一周年》（2卷12期）中谈到：刚出版的时候，本来福州，厦门，广州，南昌，汉口等许多大城市，都可以按期寄得出去，虽然邮寄很麻烦，而且邮费比平常更加昂贵，但是销售的数目还是很让人兴奋的。说明在发行之初，读者众多，销量很可观。⑩

3. 女性主义在中国妇女报刊中的特色呈现：

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同时期发展保持着同样的步调，几乎都是自下而上的妇女自我意识觉醒和民族危机的双重作用所带来的行为导向和思想进步，在这里可以作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部分来进行考察。

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国家政策直接制定离婚法案等相关政策和全国妇联等政府官方机构的成立来进行自上而下式的妇女解放，这种形式在世界妇女解放浪潮之中是较为独特的，也因为这样的形式出现了一些底层妇女觉醒意识不强，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但是在清末民初的妇女意识觉醒则与这种大趋势不同，所采取的方式是西方式的思想解放带动行为解放，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妇女自身通过西方思想或是先进妇女的行为和宣传来带动其他妇女的觉醒。而承担这个任务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妇女报刊，其中《上海妇女》作为上海沦陷之后的一份革命报刊，其中所体现的女性解放思想非常引人注目。

3.1 男性在其中的作用

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同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男性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往往不是对立形象，特别是一些男性知识分子，在其中作为运动的发起人甚至领导者的情况较多，甚至男性会充当妇女运动的主导人。[11]

但是在《上海妇女》中，并没有出现此类情况，刊物的编辑者和大部分作者都是女性，而且作者大多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女性作家，甚至其中的时政版块的政治外交信息和分析内容也由女性学者来进行编写，通过整一个女性运动的趋势我们可以推测出，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女性解放运动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完成的程度已经完备了许多，基本一份成熟的女性刊物已经不需要男性知识领袖在其中充当中介人或者发起人来博人眼球。

3.2 妇女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结盟

在《上海妇女》的《两性关系史的检讨》（1卷5期）一文中指出：男子在生产中掌握了地位后，父系社会代替母系社会，妇女就在那时起便丧失了做“人”的资格，而非人道的“贞操”观念，便强加在了女性身上。作者还按照时间顺序，论述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兴起后，产业革命兴起前，世界各地女子地位的卑微：

“中世纪封建社会时期，男子方面，可以纳妾嫖娼，在女子方面，无疑是奠定了终身卖淫給一个男子的契约;在产业革命以前，布尔乔亚的家庭中，尚有少男少女的分业，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上半期，缝纫烹调等工作完全移让于企业家之手，女子的职务，只是生小孩，以及消费丈夫赚来的金钱而已。”[12]

该文还论述如何让男女关系得到合理的解决，要求女子该经济独立，号召广大青年妇女反抗外敌，奋起直追，让民族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这样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

在此处我们可以看出，妇女解放是和民族解放息息相关的。而正是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全民参与性，让女性意识到了自身的性别并不由生物性别决定，这种和男性可以分庭抗礼的平等感使得社会性别即波伏娃所说“女性是被塑造的”的观念在文章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认为：“社会地位和事业上的成功是代表男人雄赳赳一统天下的气质。女人则要表现大家认为她应该具有的女性气质，处处柔顺，被男人追求占有，一旦被占有后，就必须放弃对独立自主的追求。”[13]

而在民族解放运动和战争当中，这种看似温和的压迫模式被更为尖锐的民族矛盾所取代，在此时，“女性”和“男性”的矛盾退到民族矛盾之后，女性意识在其中得到放大和凸显。这也就是在我国的民国时期的一个特殊思潮，战乱时期的女性意识的集成体现的一个缩影。“妇女解放的责任，固然不仅是担负在妇女的身上，但，无论如何在争取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妇女自身应该是作为主导的力量。”

[14]

受到西方女权主义兴起及自由思想的影响，加之当时上海处于风雨飘摇的战乱时节，女性的价值从单纯的男性的附庸和社会的边缘慢慢转移到社会正面，在社会要求下披上了“求亡图存”的外衣，在两方作用之下成为了参与民族救亡不可或缺的社会群体之一。

“妇女参加民族解放的工作，不但只是为了抗战，也是为了建国。唯有民族的解放，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15]

所以将妇女解放等同于民族解放的趋势在《上海妇女》刊物中体现的较为明显，以至于在后期，《上海妇女》所探讨的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妇女生活之中，而是更广大的社会政治和社会参与，特别是在要求男女平权方面，就有几个系列的文章来共同讨论男女平权的必要性和对于平权后的政治的基本设想。

在《上海妇女》当中，与同时期的发行量更大的女性刊物《良友》不同，更加重视对于下层女性的解放，其中关于女性审美也有文章进行了讨论，探讨新时代女性的美与时代诉求之间的关系，直斥当时以“新贤妻良母”形象为主流审美的社会，更加强调女性的独立与自由，特别是强调对于女性的审美不应该以男性视角来进行评判，取而代之并且应该得到承认和推广的是女性自身对于自身的一种审美诉求。

审美环境与社会权力关系息息相关，在本质上，社会主流审美体系是和社会权力结构保持一致的，民国时期的社会审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偏离了传统社会要求女性“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独立自由的新女性成为了女性自身的向往对象，但是在整个社会来说缺陷还是十分明显。

3.3 民族意识与女性意识之间的碰撞

上海地区女性报刊的兴盛，不仅同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有关，反观大环境，当时中国战乱横生，国家政治动荡，政府面临的挑战重重，处于内忧外患集中的复杂时期，而被社会一直边缘化处理的女性，在此时，会被推到历史台前。

以《上海妇女》的编辑者与作者为代表的上海知识女性，在当时处于两种角色的矛盾转换之中，这种角色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以民族危机和沦陷区的屈辱心为导火索愈演愈烈，一方面，作为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她们生长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的土地上，文化当中的性别歧视通过方方面面的社会习俗、社会思想甚至是日常生活渗透到她们的角色中，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知识新女性，她们接受了以西方自由解放思想为主的知识改造，这种愿景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让她们在文章当中充满了对于现实的拷问和对未来女性解放可能性的思考。

3.4 新启蒙：妇女文化价值的重新建构

在婦女的社会价值体系建构上，《上海妇女》所期望的妇女形象可以说是一种接近于万能的理想形象，这一类理想的妇女有着两方面的要求，她既可以作为家中的母亲和处理家事的主妇而存在，善良慈爱且温柔端方;但是同时，她也作为积极参与社会的主要形象而存在，女性在其中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投身社会建设，基本上都作为职业女性而出现，拥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权，并且睿智而孜孜不倦，在社会地位上，刊物所创造的是在社会上与男性话语权相当的平等形象，就算是看似不适合女性参与的战争中，也处处强调女性的作用和参与意识。

在《上海妇女》的话语体系里，她们称之为一种精神动员，这种精神动员类似于精神鼓励，但是又带有社会动员运动的特点。

这种具有双重性的女性形象其实是新女性向传统妥协的一个信号，传统的女性地位和女性职责并没有因为西方平等思想的传入就消弭于无形，而是换了一种边缘化的姿态出现在对于女性的要求之中，在此类话语中，女性依旧是被塑造的，被传统社会底色和战时革命思想要求的双重塑造之下进行发展，虽然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女性的觉醒，要求民主、参与宪政并且去独立思考自身的价值和地位，但是放在时代背景下，我们也可以说，女性在此阶段是被抗战要求逼上梁山，中国传统的女性并没有做好完全解放自己的准备，这种并不完备的发展让中国女性形象中“被塑造”的成分占的比重越来越明显。

在《上海妇女》所刊文章之中，有近一半文章是关于国内政治、国际时事、军事信息等重要信息，这部分文章的作者几乎都是女子，但是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她们对于国事国情的热情。

“虚荣的魔鬼缠绕着我的心，旧礼教笼罩着我们的灵魂，社会把我们压得很紧，几千年来我们只有痛苦与呻吟。已往，我们只有苦恼，悲观，颓废。如今时代的巨钟已经敲响，雷般的声音把我们惊醒，像攒出没有光明的黑洞，脱离了虚荣和旧礼教的阴影。”[16]

《上海妇女》月刊只刊行了两年，发行量也不大，和同期的妇女杂志相比，受众面小了很多。但是即使是这样一本杂志，也秉持着女子自强的信念，努力将女子在战争之中可听可见且是必听必见的信息一一写进文章中，这里不仅要求女性读者在抗战之中不忘自己持家本分，更是如发刊词中所说，要女子通过教育和发声，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地位。这种对于人性解放的诉求，正是战时被囚禁被打压但是仍旧不屈的人性精神的一个缩影。

[注释]

①这一部分的研究比较多，其中的代表研究有如：宋素红：《女性媒介：历史与传统》，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陈雁：《近代上海女性就业与职业妇女群体的形成》，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李晓虹：《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冯剑侠：《性别与职业：民国时期女记者的身份认同（1920s—1940s）》，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②这类研究主要有周毛：《〈上海妇女〉杂志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胡琼华、贾茹：《〈上海妇女〉杂志中的女性话语权叙事研究》，《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8年6月。前者的研究通过对刊物本身的内容、发行和影响等的全面考察，记录了抗日战争期间“孤岛”妇女们的思想演变轨迹;后者则通过女性话语权的缺失来分析刊物广泛报道各界女性生活，组织女性参加抗日活动等行为来分析在刊物的媒介文本中的女性立场和女性话语权。

③全国妇联妇运历史研究所编写的《妇运史研究资料》中有专门介绍《上海妇女》的章节，陈绍康：《“孤岛”时期的抗日刊物〈上海妇女〉》，其中主要介绍了《上海妇女》刊物的基本内容;陈江：《抗战时期的上海报刊》则说明了《上海妇女》与左翼作家联盟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且说明刊物的创办是中共支持并且作为中共的一份地下抗日刊物存在。黄瑚：《上海“孤岛”时期抗日报刊评述》则认为《上海妇女》在当时的影响面比较广，是“上海进步妇女的喉舌”，在同类型刊物之中的影响力也比较大。

④胡琼华、贾茹：《〈上海妇女〉杂志中的女性话语权叙事研究》，《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8年6月。

⑤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22页。

⑥刘霓：《社会性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55页。

⑦《发刊词》，《上海妇女》1938年第一卷第一期，第2页。

⑧《发刊词》，《上海妇女》1938年第一卷第一期，第2页。

⑨《编后语》，《上海妇女》，第1卷，第2期。

⑩在1938年的刊物中，“属《华美周刊》和《上海妇女》的影响最大，而《上海妇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半月刊，在同类刊物中读者最多”。著名女报人沈兹九创办进步妇女刊物《妇女生活》中也有关于《上海妇女》的介绍，“《上海妇女》由以前《大公报》的女记者和《妇女生活》的作者蒋逸宵女士编辑，出版《上海妇女》，内容有各种战时妇女问题论著，各种妇女抗战工作以及生活的通讯，国内外妇女人物绍创作指导，言论正确，并编辑地生动活泼，印刷与装订非常精美，是值得全国姐妹们读的。”

[11]包括维新运动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所倡导的“解放天足”运动、兴办女学等运动，基本都是男性领导，女性参与的形式。

[12]《两性关系史的讨论》，《上海妇女》1 卷 5 期，第 158 页。

[13]西蒙·波伏娃：《第二性》，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76页。

[14]《中国妇女应负的责任》，《上海妇女》2 卷 1 期，第 4 页.

[15]《抗战建国与妇女解放》，《上海妇女》2 卷 5 期，第 2 页。

[16]《妇女之歌》，《上海妇女》1卷5期，第158页。

（作者单位：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