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轶事

马一浮：“临崖挥手”与“花开满枝”

在西湖十景中，“断桥残雪”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也是游人最多的景点，不过我最喜爱的却是“花港观鱼”。这里游人不多，不仅比不上总是人流如织的断桥，也比不上香客们爱去的雷峰塔、灵隐寺等处，但在我却格外有意义，只因这里是被梁漱溟称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的马一浮的故居—— 蒋庄，如今被辟为“马一浮纪念馆”。

马一浮（1883年—1967年）是浙江绍兴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常年隐居于杭州西子湖畔。1949年后曾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赶出蒋庄，后因病去世，终年84岁。当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邀请他去北大任教，却被谢绝，不然人们就该称颂蔡元培求贤若渴方面的又一功绩了。马一浮抗战期间曾短期在浙江大学讲学，但基本上还是远离俗世，专心治学，不过他这一次的讲学经历倒是值得一说。

1938年，在时任校长竺可桢先生率领下，浙江大学被迫辗转西迁贵州。《学衡》的代表人物梅光迪彼时正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随学校一起颠沛流离，对于这一时期学校聘请马一浮讲学的情况，他在书信日记中有生动详尽的记录。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梅光迪这样评价马一浮：“他是杭州著名的学者，并且由于清高和独立，一直拒绝接受任何职位（他56岁了）。当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多次礼聘他，但都未成功。去年，蒋委员长邀请他到南京谈话，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他说，如果蒋想要得到他的建议，就应该自己到杭州来。前年，我们学校也试图请他来，但他拒绝了。”从梅光迪的语气中，可见他对马一浮极为敬仰，对其气节尤为叹服。

作为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抗战的爆发激起了马一浮的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泰和宜山会语卷端题识》）的守则，应当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之邀第一次出山讲学。至于为何同意讲学，马一浮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泰和会语》，“引端”）可见他是把讲学视为对学生的抗战愛国教育。他在讲学时以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来鼓励学生，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可见其拳拳爱国之心。当初马一浮不想离开浙江，只想从杭州避居开化，但日军占领杭州又逼近富阳后，他知道开化也非安居之地，才希望远去四川寻找一个既可避难又可讲学的地方。1938年2月，马一浮写信给当时在江西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委婉表达愿意到浙大任教的愿望。对此，竺可桢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四点半至迪生处谈马一浮事。因去岁曾约马至浙大教课，事将成而又谢却。现在开化，颇为狼狈，并有其甥丁安期及门生王星贤两家合十五人，愿入赣避难，相容于浙大。迪生及晓沧均主张收容，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马一浮在接到浙大方面的邀请后，随即复电应允此事，并于当年3月29日抵达浙大。从1938年4月到1939年2月，马一浮在浙大讲学近一年，其讲稿后编为《泰和宜山会语》。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为浙大写了校歌，至今仍为浙江大学使用。

对于马一浮在浙大的讲学情形以及浙大方面的优厚款待，梅光迪在书信中也留下了宝贵的记录：“我们为他找到这里最好的房屋，以其他任何地方的教授都梦想不到的礼节接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另外，他还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做单独指导，这些学生一周去他的住处一到两次。总之，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根据梅光迪的记录，浙江大学确实给予马一浮很高的待遇，尽管是在战争时期。当时浙江大学仅有两辆黄包车，却可以为马一浮随时待命，如果路途远一点，则校长的汽车可以随时为马一浮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梅光迪对马一浮所享受的这些优待，没有一丝不满，相反觉得马一浮完全配得上这些待遇。

梅光迪在另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还描述了他主持马一浮讲座的情形。为了让马一浮讲座时比较舒服，他特意嘱咐当马一浮在讲课时，有一壶茶必须一直热着，并一直有专人为其倒茶。此外，还专门为他准备一把舒服的藤椅。为了让讲座可以在一个良好氛围中进行，梅光迪在做开场白时，特意为听众制定了一些看起来有些苛刻的规则，不过也许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遵守。这些规则是：当马一浮先生进入教室的时候，所有听众必须起立，直到马一浮坐下为止。在讲座期间，他们不能制造任何噪音，甚至连咳嗽也不行，不然就要被立刻赶出教室（想想今天讲座时怎么也避免不了的手机铃声吧！）。最后，当讲座结束时，听众必须再次站立起来，在原地目送马一浮离开教室直到他走出教室后，他们才可以离开。令梅光迪满意的是，他制定的这些多少有些苛刻的规定竟然都被完全遵守，这固然与马一浮个人的渊博学识有关，但梅光迪认为也与马一浮彼时崇高的威望和迷人的形象有关。梅光迪认为通过聆听这样一位大师的讲座，会让那些在新式教育下养成懒散作风的年轻人，形成一种新的精神体验。不过在我看来，马一浮先生的个人魅力，在今天是否还能让我们的“90后”“00后”入迷，恐怕已经是难以预料的事情。假如马一浮先生仍然健在，面对当下国人的精神状况，大概只有唏嘘不止吧。

他人对马一浮如此尊敬，马一浮对其他学者也是如此，即便学术上见解可能不一致。也是抗战期间，钱穆曾应邀到马一浮的复性学院讲学，在钱穆看来马一浮自视甚高，与一般学者甚少交往，所以看到马一浮亲自来邀请自己讲学，确实有些吃惊。也许是为了试探马一浮，钱穆故意说道，听说在复性学院讲学禁谈政治，如果我去讲，以政治为题可以么？马一浮说不知先生讲什么主题，钱穆说国人皆以为中国自秦朝以来都是帝皇专制，我认为不对，“欲辨其诬”。马一浮闻之大喜，说自梁启超以来“未闻此论”，可以为君破例，届时也一定前去聆听宏论。果然，待钱穆讲学之日，马一浮要求学院全体人员都要出席，即便有外人来听也不拒之门外。同时马一浮郑重介绍说，这是我们学院有讲学以来第一次破例，只因为钱先生所谈乃历史上政治问题，大家当“闻所未闻”，所以大家只需要静默恭听，不许讲完后发问。盖按照往常，讲学完毕是有互动环节的。而且钱穆讲完后，马一浮还亲自陪同吃饭，于此可见马一浮对钱穆的尊重。

梅光迪如此推崇马一浮，是因为他与马一浮在文化观念上有很多一致，就对儒家态度而言，两人几乎都对孔子及其《论语》推崇备至。先看马一浮的评价。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马一浮以为：“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由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而梅光迪不仅对孔子有极高评价，且视角也与众不同。例如他在《孔子之风度》一文中就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多情有趣的孔子形象。梅光迪写道：“孔子多情人也，其高足弟子，皆终身形影相随，患难与共，非师弟间情感之深，何以至此。”的确，打开《论语》，我们看到的都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真情：子路去世，孔子悲痛而哭。颜渊之死，孔子更是大恸不止。而他的弟子则以为孔子守墓三年方式回报，子贡更是长达六年。读过《论语》的人大都该记得其中这样的诗意文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师生之间情感交流和相知如此，夫复何求？不过，梅光迪评价《论语》，另有其独到之处，例如他认为楚狂接舆与长沮桀溺两篇，书写情景之委婉凄婉，人物性情之生动，当为全部《论语》的压卷之作。的确，这两篇文字在表现孔子之生不逢时而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方面确实达到情景交融之境界，读后令人怅然。

俗语说从小看老，一个人的命运从其童年经历即可预知，也许此话不能全信，但至少对马一浮而言十分准确。马一浮自小聪慧过人，据说十岁时母亲想测试一下他的才学，就随手指园中菊花，命其作诗，并限用“麻”字韵。这马一浮不慌不忙，当即口占一首：

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据说他母亲听后十分惊喜，但更有担忧：“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果然，他母亲不久便撒手人寰，而她这句断言竟然成为马一浮坎坷一生的真实写照。

说起来马一浮算得上是少年得志，十五岁参加县试即名列榜首，而同场应试的鲁迅得了第137名，周作人得了第484名，在参加考试的五百余人中成绩平平。我对马一浮产生兴趣，其实也就是因为他考试如此厉害—— 虽然这科举考试并不能真正說明什么。也就是因为马一浮这次高中，乡贤汤寿潜（民国浙江省首任都督）爱才，把女儿许配给他。然而少年得志的马一浮却遍尝人间悲苦，先是幼年丧母，然后两位姐姐相继离世，父亲不久也撒手人寰，最后连结婚才一年多的妻子也凄惨死去。未及弱冠的马一浮，在目睹如此多的死亡之后，终于逃离这充满死亡气息的家，来到上海，后游历欧美，又东渡扶桑，算是对西方文化有了较深刻的理解。读马一浮留美时期的日记和文章，可以发现他也有满腔爱国之心，决心学好本领报效祖国。但马一浮毕竟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血液中，而特殊的家庭环境尤其是不断目睹的亲人死亡更是在马一浮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致使其在有短暂的奋发昂扬之后又很快陷入悲观绝望。这其中对他刺激最大者，当属其二姐的割股疗亲行为。

很多人都经历过亲人的死亡，但如马一浮这样的经历应该很少。当亲人为了自己而死的时候，作为苟活者，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何况马一浮是如此敏感和早熟者。理解了马一浮的这些切身经历，才可能理解其一生言行，理解他为何总是以避世姿态对待世俗，理解他为何在妻子去世后拒绝再婚，也才可以理解他为何选择隐居生活。当然，西湖之滨并非世外桃源，在十年“文革”中，马一浮不可能安居晚年，在遭受迫害之后，马一浮写下了这样的绝笔诗：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这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于悲凉之中蕴含乐观，其境界之阔大深沉，令人叹为观止。

大师也精通占卜

作为中西文化兼通、又对近代科学技术有深刻了解的文化大师，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钱穆和吴宓等人自然不是封建迷信的信奉者和传播者，但饶有兴味的是他们却对占卜算命一事很感兴趣，吴宓甚至十分相信自己的占卜水平。对此也许不仅要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要从这些大师的个性和心理方面寻找解释。

1910年，吴宓即将离开陕西老家赴京参加清华留美学校的入学考试，动身前他卜得一卦，得卦语云：“海波两头高，飞蓬驾六鳌，居中能驭使，何怕涉风涛？”当时的吴宓因年幼不能懂得此卦语的深意，直到1919年他来美国已经两年有余，目睹西方社会的发展现状和文化特征以及中国留学生的种种表现，才对卦语有了豁然开朗之感，意识到此卦的要点应当是“居中”二字，也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而且西方古典文化也是追求这样的处世态度，如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中、和为教，也即西儒所谓的“在两极端之中点，即为善，而在其极端，则为恶”。又西人有以骑马为喻，只有居正中才不至于掉下马来，才能驾驭马之飞驰。吴宓感叹地在其日记中写道：“今天下逃墨则归于杨，逃杨则归于墨，各趋极端;求能权衡得当，立身正己，因应咸宜，实难之又难之事。”看来吴宓并非是出于迷信而解释此卦，而是把它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结合起来，把它与自己的处世态度结合起来考虑的。应该说吴宓的解释很有道理，与他到美国后对西方文化了解加深有关，也与他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后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有关。为此吴宓还以儿时见到的一副对联为补正：

业能养身须着意;事不干己莫劳心。

吴宓以为此联虽然宣扬一种自私思想，但处于乱世之中，有如此修养也不失为一种处世态度。因为所谓独善其身，看似容易，实际做到很难。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横流，此非绝大意愿、绝大才力不能做到。应当说，王国维和陈寅恪等人在其一生中更多采取了此种人生态度，而吴宓虽然也对此心向往之，但由于其性格使然，常常身不由己卷入世俗的纷争之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吴宓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从事一些世俗事务，对此恐怕也不好说他是该做还是不该做。问题是吴宓常常因此而感到痛苦，一心想摆脱而不能，这就是造成其一生悲剧（例如在爱情婚姻方面）的重要原因所在了。

不过吴宓有时显然对于占卜事将信将疑，其中很重要一点在于其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他所遇到的非常事变。例如1923年他的姑丈陈伯澜去世，消息传来，吴宓大为悲痛，因為陈伯澜多年来对于吴宓精神上的鼓励与指导以及学业上的指教很多，吴宓一直视他为自己的人生导师。如今姑丈突然去世，自然令吴宓内心受到重大震撼。特别是吴宓自回国后忙于结婚和筹办《学衡》，竟未能抽出时间去拜见姑丈一次，自然内心非常内疚。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吴宓于梦中，以占卜的形式表现了其内心的不安和悲伤。据吴宓日记，陈伯澜去世后约一月，某天正是中秋节，吴宓夜里忽然梦见自己从南京到北京去吊祭陈伯澜，到京后才得知姑丈死后又得复生。他因此占卜得一神示，为“万朵红莲礼白莲”之句。此后梦境又多有变化，最后似乎是其姑丈由其姑母和吴宓等家人扶持来到保定之莲花寺，众人登上寺塔的最高层。就在这里，其姑丈口授遗嘱，然后去世，则神示得以应验。吴宓见姑丈去世，放声大哭，终于从梦中惊醒。清醒后的吴宓才想到所谓梦中的神示之句，其实是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的诗句。看来吴宓自己因姑丈逝世过于伤心，方才有此梦。

至于陈寅恪，居然对此类事也颇为精通。1937年7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北京，并准备占领之，国民党宋哲元将军决意抵抗。此时吴宓、陈寅恪均在北京，对时局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极为担忧。当天，吴宓以《易经》占卜，得“解”卦，其辞为：“利西南，无所往也，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卦文为：“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大概吴宓感到此卦不好理解，或者是由于此卦占的是中国的命运，因此他专门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并未马上回答，而是过了一会又打电话给吴宓，看来对此也很慎重。他告诉吴宓此是吉卦，于是吴宓才舒了一口气，和衣而卧、静待天命。那么此卦是否算是吉卦呢？今天看来不能这样认为，首先卦辞中所谓“利西南，无所往也”，不过是勉强可以解释为他们日后均去了大西南，在西南联大等处任教。结果是吴宓为谋生计多次四处奔波，陈寅恪更是因战乱导致双目失明，这样的结局能说是吉卦么？而且北京在此后不久即沦入敌手，吴宓、陈寅恪等被迫逃出北京，日军不久即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又有什么吉兆可言？不过从全民族之命运而言，中国的确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因此说是吉卦也有道理，但那已是八年后的事了。看来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刻，任何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不会漠然置之，不闻不问。为了民族存亡，他们可以运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来为祖国分忧，也同时为的是能够鼓励自己。因此像陈寅恪他们即使知道占卜之类不科学，但哪怕是能借此获得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在那时都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大概吴宓对此卦是否吉利将信将疑吧，或者因为时局发生了变化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占一卦，次日他竟然又使用《易经》占卜，得“晋”卦之六二，其文为：“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此卦吴宓在日记中未言明是凶是吉，不过按照一般解释，应当也是吉卦。吴宓卜得此卦，大概与其读过《儿女英雄传》有关，因为此小说中男主人公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其父为占其能否得中，即得此卦，果然高中第三名。吴宓既在心理上希望自己卜得吉卦，又在以前对此卦有深刻印象，因此他也卜得此卦就不是偶然了。所以说到底占卜之占得何卦以及怎样解释总是与占卜人的心理活动有关，它曲折地表现了占卜者的内心隐秘愿望，反映了人们对于即将到来和已经到来的事物发展之不可预测而产生的困惑及可能发生灾祸的恐惧，在这一点上，一切占卜不过是一种心理测试而已。至于人们之相信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

对此不妨再以钱穆所经历的一次占卜为一佐证。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中曾记录了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蒙自文学院任教时的一次占卜经历，不过占卜者并非钱穆而是沈有鼎，沈有鼎是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中国逻辑学界的开拓者，居然也擅长占卜，不知这占卜和逻辑是否有密切联系。当时钱穆和吴宓、沈有鼎等人借居在蒙自的一家已经废弃的法国医院，这医院距离空军基地不远。不久听说日军可能空袭该基地，则医院即成为危险地带。正当众人为是否离开犹豫不决时，沈有鼎说他可以占卜预测一下吉凶。于是某日晚上众人请沈有鼎占卜，得卦为“节之九二”，其爻辞解为“不出门庭，凶。”象曰：“不出门庭，失时极也”，意思是即便闭门不出也有凶险，因已坐失良机，错误之极。众人见此卦象大惊失色，当即决定每天早上即外出躲避空袭，至傍晚才返回住处。众人推举吴宓为总指挥，每天由他通知大家集体外出躲避空袭，大家也乐得听他指挥。数日后敌机果然来轰炸，却误炸城中市区，空军基地和医院都安然无恙。不过众人还是认为此次占卜确实灵验，因为如果坚持不外出的话，危险毕竟很大。从常识而言，既然医院距离空军基地很近，已经属于危险地带，则白天外出躲避空袭就是必然的安全措施。至于日军飞机是否误炸，则属于偶然事件，其实不好预测，但只要事先有所防范，则无论是否误炸，都可以保证个人安全—— 从这个角度再说占卜准确与否已经意义不大。

再看王国维和罗振玉曾经有过的一次算命经历。

王国维终其一生，经济问题一直是困扰他最大者。在日本治学四年间，除了学术上受到罗振玉帮助外，大部分经济来源也都是罗氏提供。尽管对罗氏始终心怀感激，然而王国维自觉是一“作理想上之生活”的文人，而这“理想”一旦与现实生活碰撞，往往就造成他内心强烈的“自卑感”。只要设身处地想一下，已过四十不惑之年早已是著名大学者的王国维，竟然不得不接受罗振玉的经济帮助，其内心的屈辱和悲凉感可想而知。除了经济状况外，王国维身体很差也是造成其性情忧郁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自1916年8月至1917年末，王国维写有详细谈及自己及家人疾病的书信多达19封，且几乎每月必有一次疾病，且持续时间甚至长达数月才得以康复，看来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确有根据。

正是经济上一直窘迫加上身体欠佳，致使王国维有时对占卜之事寄予希望。那是在1920年2月7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日来闻云汀、公雨诸人盛称天津星者宋瞽之灵验，因为莹中推算，欲借此觇时局，则日者言大佳。……其推算往事，无一不吻合，则诚奇矣。”此信几乎全篇都在议论宋瞽推命之事，且罗振玉看来深信不疑，又说命中自己“当于危险中成功，又谓七十四将长辞斯世”，却也是相当准确，以致他不免“思之令人悚然”几分。信末，罗氏想要替王国维也算上一卦，谓“公之生命乞开示，当为推之”。

尽管王国维并不完全相信宋瞽推命之事，但还是愿意将自己之生辰八字随信附给罗振玉，让他交给宋瞽，“维之八字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而宋瞽算命之结果如何呢？罗振玉回函中这样说道：“今晨访宋日者，推公之命。言公之一生，坦坦无风波，惟命中刑克稍重，致中年以前，多有刑伤;目下之运平善，至后年以后三年，为平生最佳之运，然当投笔戎幕。……日者又谓，公每以文章名世，而命带魁罡，故不免从事戎旃。此语公何不再质之辛木耶？素公之造，日者亦称后年大佳……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

“命带魁罡”即性格偏向耿直刚强，似与王氏之性格较为符合，但是王国维之命运却非“坦坦无风波”之顺利，而且这“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显然不准，因为十年未到已是形骸消亡。“惟命中刑克稍重”一句，恰恰吻合了王国维的命运。一般而言，“刑克”多属于比较严重的伤病灾和生死离别，而纵观王国维一生，先是他生母病逝，接着两个女儿和莫氏夫人也相继离去，最后长子也撒手人寰，如此生死离别之悲恸怎能不说是“刑克稍重”。王国维曾有言道，“人之光色分五种：富贵者红光或黄光，文人白光，余人皆灰光，若黑色则去死近。”有意思的是，他将富贵者与文人截然分立，想必也是认为文人总是不能大富大贵，只是他一直不愿认命，才有了他之后的反抗以及反抗失败后的自杀结局。

（选自《民国学风》/刘克敌 著/九州出版社/ 201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