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研究综述

孙晓华 邵 珊 孙笑竹

摘要：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的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经济学以惯例、新奇和选择为核心范畴，在有限理性、多样性和时间不可逆的假设前提下，利用自组织理论和演化博弈论等分析框架及工具，在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等研究领域进行了应用。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
惯例；
有限理性；
自组织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0)05-0119-06

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进化的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创新作为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为核心研究对象，以动态、演化的理论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形成了解释经济现实的全新范式。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和凡勃伦为代表的萌芽期；
以熊彼特为代表的用演化思想来研究资本主义的旧演化经济时代；
以纳尔逊和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时期。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化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及工具逐渐被众多经济学流派所接受和吸收，并且在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等方面得到了成功应用。

一、演化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在大量运用生物隐喻与生物进化论思想后，演化经济学逐渐完善了以惯例、新奇与搜寻、选择过程为核心范畴的理论基础。

(一)惯例

演化经济学中企业被看作有机体，能够在竞争中运用自身知识做得比竞争者更好的企业将被看作是“适者”，而遭到市场淘汰的企业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正如生物基因一样，制度和组织结构等作为历史的载体，通过模仿而传递。Veblen观察到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发挥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

Nelson和Winter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识分散性明确提出了“惯例”的概念，指出企业是以日常惯例为基础的，而不是随时计算最优的解决方案。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信息和技能的功能。同时，将惯例设想为一种“组织基因”，每个企业的惯例可以看作是企业知识与经验的载体；
惯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构成了企业间不同的特征。Feldman则认为惯例是研究组织和经济变迁的中心分析单元，惯例与组织结构、技术创新、社会化及决策制定存在一定关系。

(二)新奇与搜寻

惯例决定了行为主体的日常性习惯化行为，而新奇主要强调种类和多样性，是遗传基因的变异并导致行为的变化。经济系统内的新奇事先是不可预测的，在经济系统内不断产生，不仅是经济系统演化的核心，也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根本区别。Nelson和Winter指出变异是对惯例的破坏，现实中经受的挫败推动了对新奇或变异的搜寻，“搜寻”与评价现有惯例有关，搜寻过程可以看作企业发生变异的过程。搜寻产生的变异或新奇是多样化的前提条件，是联系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与选择过程的桥梁。

Witt认为：如果“未知的范围”所包含的认识论约束得到承认，演化理论就能划分为事前显露分析和事后显露分析，界线是新奇内容的显露。事前显露分析解释新奇如何出现和为什么出现，事后显露考虑的是当新奇的内容被知晓后如何去阐释新奇扩散的原因、时间和方式。新奇创造取决于两个因素：个体认知模式的不同和社会制度是否鼓励创新，前者来自于个体偏好或知识的主观性质，而后者则是“流行的思想习惯。

(三)选择过程

对于社会经济系统来说，新奇或变异产生后，其他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取决于市场选择。在Alchian看来，选择机制的核心是市场竞争，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只有能够获得最多资源的行为主体才能存活下来。Nelson和Win-ter意识到选择机制不能忽视主体能动性因素，指出主体满意、惯例刚性等因素对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弗罗门则主张在“外在市场的选择”和“主体自己的选择”上作出区分，认为适应性学习和市场选择是并列共存的选择机制。

Hayek指出：选择是多层次的，包括个体生理性意义上的遗传选择、智力和知识演进过程的选择、在直觉和推理之间起关键作用的文化演化。通过选择过程，可以解释经济系统目前所处的状态，也可以预测经济系统未来可能的演进方向。Fisher提出了模仿者方程，其目的是反映并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进行模型化表述，模仿者方程运用分布中的群体动差来解释演化的变迁，该方法成为之后研究选择过程的主要工具。

二、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针对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条件与经济现实不一致的缺陷，演化经济理论对其进行了大量批判，形成了更具现实性并符合演化逻辑的基本假设。

(一)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及满意假设

经济主体有限理性的概念最初由Arrow提出。他认为有限理性指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地理性的，而此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西蒙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不现实之处，解释了其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二是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按照西蒙的理论，有限理性表现为：决策者无法寻找到全部备选方案，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还不具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其能在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决策方案。因此，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优”标准，而只是“满意”标准。满意假设是演化经济学对新奇出现进行解释的逻辑起点。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而言，对现状的不满意就成为人们搜寻新的未知选择的推动力量，最终收敛于当前可行的选择，搜寻动机消失。

(二)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假设

演化经济学把经济世界看作复杂的层级系统，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不确定性并不是指世界完全的杂乱无章，而是指未知的新奇不断突现。多样性被看作分析的基本起点，多样性的生成是经济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Metcalfe从宏观角度将演化的逻辑过程表述为多样性的再创生、多样性的减少(选择和路径依赖过程)和减少了的多样性(出现稳定结构)三个阶段。在Andersen、Nel－SOD.和Witt看来，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新事象和创造性是多样性的主要来源，也正是系统的多样性推动了演化进程。

(三)时间的不可逆性

演化意味着系统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时间不可逆反映了演化理论的重要信念：演化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的，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Dosi和Metcalfe认为：个人或组织行为者的当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结构及其变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熵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弱化或已经

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阿瑟关于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的研究是典型的例子，正是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微小的历史事件才能通过正反馈效应导致某种可能并非最优技术的“锁定”。诺斯后来把这种思想推广为对制度变迁的研究。

三、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工具

作为构建演化经济理论的技术手段，以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及工具直接关系到针对动态经济系统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一)分析框架：自组织理论

演化经济学一直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基础，但随着1961年Jacob和Monod展示了基因库中大部分秩序是遗传排列自组织的结果，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先导，以协同学、突变论、混沌和分形论等为代表的自组织理论为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方法。Kauffman指出：一旦自组织系统或子系统出现，自然选择将对它们起作用，以区分出不同组织的适应性强弱。Fos-ter认为：自然选择无法对复杂系统的起源提供解释，并强调自组织理论是对选择理论的替代。与Foster的看法相反，Hodgson指出：演化经济学者们并没有把自组织理论看作是达尔文理论的替代，所涉及的只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修正而非否定，自组织是演化过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替代自然选择。之后，Foster也改变了看法，不再否认所有的生物学类比。

自组织理论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变化，而均衡作为系统发展目标的观念在持续不断变化环境中将失去新古典经济学所赋予的重要意义。早在1982年Nelson和Winter就指出：均衡状况通过竞争(包括创新竞争)发生变化，经济均衡只能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
企业行为和市场情况都随着时间推移而由动态过程决定，经济发展过程中还会有众多的随机因素。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根本力量在于系统内部的自组织力量。雅克·莱索尼也认为：自组织理论打破均衡这一参照系，强调小的扰动在一个系统轨道中的角色，表面上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时间也许会不可避免地改变一个系统的发展道路，它是对经济现象进行的一种动态描述。

(二)分析工具：演化博弈论

演化博弈论整合了理性经济学和演化生物学的思想，不再将人模型化为超级理性的博弈方，认为人类通常是通过试错的方法达到博弈均衡的。Nash的“群体行为解释”被认为是包含较完整演化博弈思想的最早理论成果。Nash指出：均衡的实现并不一定要假设参与者对博弈结构拥有全部知识和复杂推理的愿望及能力，只需假定参与者在决策时能够从具有相对优势的各种纯策略中积累相关经验信息，经过一段时间的策略调整，仍可达到均衡状态。Alchian建议在经济分析中用自然选择的概念代替利润最大化概念，认为适度的竞争可以作为决定各种制度形式存在的动态选择机制。Alehian的演化观为演化博弈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在这种选择机制下，即使不把行为主体看作是理性的，来自社会的演化压力也将促使每个行为主体采取最适合自身生存的行动，从而使达到的演化均衡为纳什均衡。

演化博弈论的核心概念是演化稳定策略，由Smith和Price在研究生态现象时首次提出，后经Smith在其著作《演化与博弈论》中进一步发展。生态学家Taylor和Jonker在考察生态演化现象时提出模仿者动态的概念，促进了演化博弈论的又一次突破性进展，模仿者动态与演化稳定策略分别表征演化博弈的稳定状态和向这种稳定状态的动态收敛过程。正如Samuelson指出：非均衡是短暂的，均衡行为才是持久的，对后者的研究可以为前者提供认识，演化模型比完全理性模型为纳什均衡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成因。在演化博弈论中，参与者能够通过模仿、试错和学习过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策略，博弈分析的核心不再是参与者的最优策略选择，而是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对博弈群体成员间的策略调整和受到干扰后重新恢复稳定均衡的探讨。

对于演化博弈论与演化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存在着一定分歧。黄少安认为：演化与博弈是在不同层面上对经济进行描述，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演化博弈是传统博弈论的拓展而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无关。黄凯南指出：演化博弈不仅仅属于经典博弈论的拓展，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存在许多本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一定关联，体现为两种理论的互补性。也有学者将演化博弈论视为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的融合，并能够调和均衡与演化理论的范式冲突。更多的学者则较少研究两种理论关联，而是将演化博弈论作为演化经济学的一种分析工具，应用于社会习惯、规范、制度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过程解释的研究中。

四、演化经济学的应用

经济学家们将演化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应用到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等领域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一)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

对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的分析是演化经济学应用的一个重要成果。学者们将生物系统和技术系统进行类比，对技术创新的起源和过程进行了阐述。Nelson和Winter认为创新动力来源于解决问题的努力。Witt也认为现实中经受的挫败推动了对新奇的搜寻，从而产生创新，其动力可能源于企业内部不正常情况的出现，也可能源于外部环境的压力。对于环境压力推动下的企业技术创新，多西的“环境选择模型”证明技术创新动力来自于环境选择，只有适应环境的技术才能避免被淘汰。Nelson运用进化论思想对技术创新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创新是一个学习、搜寻和社会选择的过程，当作为企业知识和经验载体的惯例运行无法达到满意效果时，产生对现有惯例调整的搜寻活动(如研究开发)，经过市场的自然选择，新惯例或惯例的新组合得以保留。此外，Leoneini对长期性技术变迁的性质进行了考察。David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研究中，用技术的相关性、投资的准不可逆性和正的外部性或规模报酬递增三种机制解释了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现象。

对于创新和产业演化的互动关系，演化经济学形成了“选择一竞争一适应”的分析框架。Arthur认为技术创新导致收益递增的内在机制，使得技术在产业演化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技术与产业共同演化的过程中，多元化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市场竞争加以协调，伴随着选择机制，有的技术被淘汰，有的技术生存下来并成为主导技术，形成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Pavitt提出创新模式的产业依赖理论模型，实证表明不同产业之间的创新实践存在着广泛差别，特定产业环境影响和制约着创新行为，而创新行为对产业环境也具有塑造和反馈作用。Abernathy和Utterbaek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针对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通过引入“主导设计”的概念，提出产业创新动态过程模型(A-U模型)，进而说明了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的

路径依赖。

(二)制度变迁的演化理论

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学者们把制度看作一个复杂的和路径依赖的动态系统，从整体、相互联系、辨证发展和历史的视角分析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North认识到早期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分析工具无法适应制度演化分析的问题，通过修改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不确定性、锁定、低效率选择、路径依赖等问题。North吸收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认为制度不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下的最优化选择过程，而至少部分(非正式规则)是演化的结果，制度演化的评价效率只能是适应性的，其优劣取决于当事人通过各种正式规则或非正式规则来发现知识的能力。同时，North强调个人学习和社会学习在制度演化中的作用，进而指出了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认知根源，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先从认知层面开始，经过制度层面的过渡，最后到达经济层面。

Hayek的自发秩序理论认为社会秩序不是来自于某些人的理性设计，而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这种内生于社会制度系统之内自然形成的社会扩展秩序，是人类社会制度向前演化的关键。其寓意是：试图有意识地对演化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设计将极有可能带来更差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Schotter将博弈论引入到制度变迁分析中，认为社会制度最好是被描述为由某种特定成分对策的反复进行而形成的超对策非合作均衡，而不是一次性博弈的结果。青木昌彦通过建立主观博弈模型说明其演化思想，形成了一种内生性对策均衡的制度观；
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伴随着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和对制度共同认知的变化，经济状态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转移过程。青木昌彦在对制度变迁的演化博弈分析中指出：各种制度之间是互相关联和互补的，不仅存在历时关联性，还存在历时关联性，制度的演进机制是重复嵌入和相互捆绑的，广泛存在着蝴蝶效应和棘轮效应。

(三)经济增长的演化理论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演化经济学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演化增长理论把微观过程与宏观现象结合起来，在微观基础方面，采用个体群方法和异质性假设，关注非最优化的选择结果；
在宏观增长方面，以模仿者方程模拟选择过程，选择过程导致经济结构的变迁，而经济结构变迁则是经济增长的动力。Nelson和Winter阐述了以技术进步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演化过程。通过构建两种技术与一种可变投入下增长的演化分析模型，说明了某种新技术在一个行业内取代旧技术的过程及其对行业生产率等变量的影响。之后又将模型推广到多种技术与可变投入的情况。在Nelson和Winter开创性工作的基础上，Metcalfe和Gibbons的演化增长模型关注新技术的扩散，对新技术引入中的随机因素进行了限制。Dosi认为企业改进技术的方式不是通过独立的搜寻活动，而是通过与操作有关的学习。

以North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展了强调制度变迁的演化增长理论，指出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忽略制度的作用是导致其缺乏解释力的关键。North把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与经济增长综合考虑，认为当经济进入一种好的市场机制时，经济的外部效应、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形成了有力的反馈机制，促使经济走向持续繁荣；
如果进入一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经济也会形成路径依赖，陷入长期混乱与萧条。Nelson利用惯例概念将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统一起来，提出技术和制度应该被理解为协同演化。Nelson指出：惯例是一种程序，生产中每一种分工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技术可称为“物质技术”，而劳动分工和分工之间的协调即制度可称为“社会技术”；
社会技术的概念涵盖企业组织的制度、市场制度和公共选择及行动。物质技术的进步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社会技术主要通过推动物质技术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

五、研究展望

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过分强调形式化而远离了经济现实，演化经济学则倡导真实全面地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和化解了传统经济学的固有弊端，对于推动现实经济理论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不过，无论从理论的系统性、解释力，还是从实质性的政策贡献来看，演化经济学总体上还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虽然它有充足的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由，在逐步完善理论框架的过程中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与以新古典为主体的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目前仍然处于一种“繁荣的非主流”境地，面临着缺少类似价格理论的理论基础、分析框架不统一与层级融合困难等问题。

演化经济学想要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并取得进一步发展，需要广泛吸收与整合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相关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及方法。一方面，演化经济学中演化概念的“积累因果”注定其将取得比传统经济学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但同时也就需要更为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演化经济学中学科交融的倾向日趋明显，自然科学领域的成果为从演化经济视角分析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依据，也有利于增强演化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在学科融合的基础上，为解决缺乏普适性理论和层级融合等难题，演化经济学必须借鉴其他学科新的模型和方法，进一步完善以演化博弈论为代表的分析工具，将其充分应用到理论建模、实证分析和政策研究中，在遵循演化经济学基本原则的同时加快拓展研究领域，如演化经济地理学、经济发展中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问题等，这些都是演化经济学未来研究较有价值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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