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初期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态变化及中共治理之道（1949—1950)

侯雯晖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接管上海前后均出台了一系列私营工商业政策，这些政策与政策受体即私营工商业者形成了双向互动。上海私营工商业者在与政策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由恐慌、疑虑、失望到平静与安心的心态变迁图景。心态的转变折射出中共对私营工商业治理的多方面考量，政策的纠偏亦非权宜之计。正是中共对人心走向的準确把握、实事求是的制订并调适政策，促进了上海经济的恢复。

[关键词]上海解放初期;私营工商业政策;私营工商业主;心态

[中图分类号]  K269.6;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12-0023-06

上海是私营工商业的聚集地，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是否能顺利接管上海私营工商业，关系着上海甚至全国的经济走向。本文所关注的内容是上海私营工商业者作为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受体，在政策出台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心态变化，其心态变化又如何反作用于中共政策。学界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党在接管上海时的整体治理，极少涉及私营工商业者本身与政策的互动。年鉴学派史家认为：“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构成历史最一般的基础，从这里才能把握到历史的总体和本质，才能对历史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1]因此，本文以上海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态与中共治理政策为考察对象，探析其心态与政策的互动过程，以求看到更丰富的历史图景。

一、私营工商业者的焦虑心态与中共接管政策的出台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政权，上海私营工商业者对自身资产阶级属性与企业发展前景都有着风险预估，并产生了两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深受经济秩序混乱之苦的私营工商业者认为新政权会着力改善经济秩序，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到来有所期待;另一方面，由于党的政权性质为无产阶级政权，被划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工商业者也因此心感担忧，唯恐“共产共妻”“家破人亡”，对党政治信任起点低。[2]虽然这两种心理相互矛盾，但并不难以理解。心理学前景理论表明，人们更愿意在面临收益时回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时却容易冒险。这解释了为何有些私营工商业者在身份认同危机之下仍然选择留在上海。[3]这两种矛盾心理相互作用，造成了私营工商业者的焦虑心态。

这种焦虑心态在私营纺织企业主的去留心理斗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著名实业家刘鸿生之子刘念智回忆到：“上海解放前夕，我父亲对共产党根本没有认识，而且还有恐惧心理，怕共产党来了会清算他，一度也想离开上海到香港或台湾去。可是另一方面，我父亲想想一生费尽精力所办的几个企业都在上海，又不忍丢了企业到香港或台湾去。因之，去与留，当时在他的思想上是极端矛盾的。”[4]刘鸿生在家庭会议上总结到：“大家说来说去，免不了是‘脚踏两只船，‘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筐子里的想法。”[5]上海正泰橡胶厂副经理杨少振也说到：“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缺乏足够的认识，考虑到解放以后的处境和命运忧心忡忡，疑虑重重。”[6]在这个阶段，经济收益与身份认同是影响众多私营工商业者抉择的主要因素，两种因素被考量的程度大小直接影响着他们作出不同的决策。一些企业主因对自身前途看法悲观而选择离开。如棉纺织同业工会的主要代表人物中，除永安纱厂的郭棣活和安达纱厂的刘靖基以外，王启宇、荣鸿元、荣尔仁和唐星海都去了香港。一些企业主选择了观望。如刘靖基表示：“当时对共产党既怀疑又害怕，存着看一看，轧苗头的心理。”[7]还有一些没能力逃走的，或认为资金不多没必要逃走的小工商业者选择听天由命。也有一些私营工商业者坚定留下。如荣德生表示：“余表示决心留在祖国，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当时虽有人劝余，政局不稳定，宜审慎考虑，为自己打算者，余不听。”[8]永安棉纺织印染公司副经理郭棣活则相信经济的独立性，认为：“我纱厂事业与社会人民有密切关系，其资本乃以股份形式构成，复与政治无关，预料环境虽有变化，我纱厂之事业务能继续维持也。”[9]在上述不同心态的驱使下，一些集团进行了大量的资金转移。仅刘鸿生集团，运到台湾呢绒共计八万七千零九十二点五码，运往台湾毛条二万四千九百零五磅，逃避外汇约有一百万到二百万美元。[10]十分不利于上海经济的恢复。

对于私营工商业者的焦虑心态及其财产转移行为，党早有预估。早在上海解放前，党在接管石家庄、南京、杭州等城市中积累了一定的接管经验，制定出接管私营工商业总方针，即“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11]。所谓“公私兼顾”就是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条件下，克服“先公后私”“只公不私”，甚至企图消灭商业资本的错误思想。[12]“劳资两利”即工人与资方都要获利，“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13]这为接管上海私营工商业奠定了政策基调。

为克服私营工商业者因对中共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慌情绪，缓解私营工商业者的焦虑，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入城前制定了严格的接管政策，大到接管的组织机构，小到入城前的队伍纪律与宣传方法都有详尽的条文约束。1949年4月1日，《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提出一切接管人员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党的城市政策的教育及入城纪律的教育与接管城市的经验”[14]。强调入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对私人经营的企业“应一律保护不受侵犯”。[15]此外，华东局配合接管政策对接管干部进行“丹阳集训”（主要是统一、系统地学习党的有关文件，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入城守则和纪律》《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城市政策汇编》等），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思想纪律教育，明确指出，入城后必须做好接与管，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这一系列举措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接管部队进城时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的精神风貌。郭棣活在给国外亲友的信中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予人民良好印象，因此人民极表欢迎。”[16]荣德生也记录到：“解放军纪律严明，精神可佩，对民间财帛秋毫无犯。”[17]这都表明入城部队初步给私营工商业者留下了良好的形象，是良好的开端。而上海公共交通、工商业的陆续复业也使私营工商业者平复了恐慌情绪。正如郭棣活所说：“地方上有人民保安队，各工商团体等，即日成立安全委员会共同维持治安公共事业，如水、电、电话等，公共交通如电车、公共汽车曾于25日全部停驶，于26日已陆续恢复行驶……现已全市解放，一切均甚安定。工商业已陆续复业，而一、二、三、四、五厂及印染厂暨永安百货公司所有资产与同人均幸平安，现已准备陆续复业，殊堪告慰。”[18]

此外，社会心理学认为，在社会急剧变迁时，社会心态复杂且变化快，无论对个体还是社会组织和制度影响都很大。因此，政府正式信息必须及时介入，介入越晚，人们就觉得事情越严重，越需要释放和消解恐慌。上海市市长陈毅上任后，通过短时间的调查研究，很快认识到，要想稳定上海，恢复生产，必须消除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戒惧之心，处理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因此统战工作必须同时进行。陈毅刚到上海就召开工商界上层代表人士座谈会，宣传共产党政策，并拜访工商界等代表人士做思想工作，缓解民族资本家的焦虑。荣毅仁参加座谈会散会后，回家便对家人、厂长、经理们宣布开工，其他一些资本家也打消顾虑，纷纷开工开业。在6月份，恢复生产的私营工厂已达到300多家。[19]这都表明党接管上海的一系列举措有效缓解了私营工商业者的焦虑心态，并促使了生产经营的恢复。

二、私营工商业者的疑虑心态与中共的经济治理

上海解放初期，在投机商的哄抬之下，金银价格暴涨，金融投机行为愈演愈烈，市场货币秩序混乱。虽然市军管会发布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但盘踞沪上的投机商并不以为然，市场物价仍居高不下。紧随着“银元之乱”而来的是“米棉之乱”。解放初期，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大米、面纱、煤炭供应紧张，投机商囤积居奇，带动了新一轮的物价疯涨。“从6月23日至7月30日，整个物价上涨了100%。9月、11月又掀起了第二、第三次的物价大波动。”[20]面对这样的经济局势，私营工商业者在稳定下来恢复生产的同时也心有顾虑。有的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財经打零分”[21]。当时一些在香港的资本家也认为“共产党什么都有办法，只是经济问题没办法”[22]，所以处于观望状态。荣德生也认为经济政策“屡经改易，人民血汗所得，剥削不少，元气大伤。今政尚解放，对旧时代种种一切不合理者，应速改革，有利于国计民生者，应亟兴办”[23]。由此可见，要想从根本上稳定人心、恢复经济，必须果断采取有效措施克服财政紧急困难，稳定市场秩序，向人民证明党有能力夺取政权，也有能力治国安邦。

面对私营工商业者的质疑，党利用行政力量与经济杠杆对经济进行全面整顿。1950年，“银元之战”与“米棉之战”，打击金融投机资本，打击不法资本家对粮食、纱布等重要商品的投机，严格市场管理与金融管理。除此之外，陈云在1949年12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报告，起草了《公债和钞票的发行计划》。人民政府随之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健全税收机关和加强税收工作，开展折实存款，回笼货币，以紧缩通货，稳定物价。[24]在政策稳步实施之下，“‘袁头银元从2000元高峰猛泻到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左右”[25]。两场经济“战争”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秩序的非法投机活动，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稳住了市场秩序。当时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感叹到，“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26]。国内外质疑中国共产党城市经济治理能力的人，也不得不赞叹“奇迹”。

在稳定市场秩序之外，党也展开了对私营工商业的专项扶持。以私营纺织业为例，中国纺织业的原料基本依赖于进口，但在上海解放初，国民党在长江口外进行封锁，截断了原料供应，私营纺织业面临原料紧缺、市场萧条的新困难。中共此时施行通货紧缩政策，停止收购和贷款，资本家叫苦道“我们是孤儿找不到娘家”[27]，多数工厂也面临倒闭。刘鸿生返沪后也曾说：“我就感到很失望……刚刚解放，有钱人跑了许多，广大人民的购买力也不高。这些都造成了发展企业的困难。”[28]面对私营纺织企业主失落、动摇的心态，上海市委开始调整工商业政策，采取了外棉进口免税、紧急配棉、人民银行进行大量贷款、代纺代织与委托加工等政策，使棉纺织业渡过困难期。据1949年12月对全市68个主要工业行业的调查，在10078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率已经由7月份的25.9%上升到61.7%。到1949年岁末，私营棉纺工业的纱锭运转率已达83%，产量较同年6月增加34%;其他工业部门的产量在同期内也都有增加，如毛纺业增加59.5%，卷烟业增加84.6%，火柴业增加80.1%，水泥业的产量增加近17倍。[29]

此外，统战工作继续推进。一方面，上海市委通过推进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恢复经济。如留沪的纺织业大企业主基本留在筹备会中掌握着同业公会，成为政权的一部分。筹备会专门指出：“改组整理同业公会不是一种例行公事，而是具有政治启发的作用，所以应该配合着各种运动，提高上海工商界对于政治的认识。”[30]要通过借助大企业主的力量影响小企业主，扩大巩固对“对中小同业的团结”[31]。另一方面，上海市统战人员还通过亲友向离沪企业主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争取其返沪经营。如刘鸿生到香港后，听到亲友和孩子不断传来解放区的政策与消息，“最后才决定把我的未来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32]。刘鸿生返沪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陈毅市长设宴款待，他亲眼看到“国内自解放后，一切已转入正轨，昔日之贪污腐败情形一扫而空，尤以军队纪律之佳，为民国以来所仅见。暂时生活虽稍困苦，但各界上下正埋头苦干，克服困难，照一般观察，将来必大有希望”[33]。刘鸿生还劝八子刘念信回国：“余返沪已五月有余，眼见上海解放后与前大不相同，共党办事谨慎小心，处处着重实际，务求彻底明了，不贪污，不循情，人民不得隐瞒，不敢犯法，故除逃税或犯法不自由外，凡守法人士，并不觉得所谓‘不自由。”[34]这充分表明了中共统战政策的效用。

三、私营工商业者的过激心态与中共的政策纠偏

在接管上海的过程中，尽管党中央数次强调保护、团结私营工商业，还是有接管人员在具体执行时侵犯了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从而造成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紧张的局面。在公私关系的处理方面，经济工作曾出现两处执行失当：一是平抑物价过猛，“没有谨慎地区别投机资本的活动和正常的工商经营活动，采取区别对待的措施”，出现“一棍子”打死的现象，“使得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活动也连带受到了打击”。[35]二是公债税收中“重罚”过猛。上海税务机关在上海私营工业因长期战争与通货膨胀的突然遏制而开工不足的情况下，提出从严解释税法，从重课处罚金的“重罚”做法。[36]“一棍子”打死与“重罚”过猛等措施引起了私营工商业者的反弹。他们或通过工商联、协商会议等合法渠道进行抗议，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进行非法抵抗。据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说：“这一二月中我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吓信，以致公安局为保护我的安全起见，给我配备了二名警卫员。”[37]一些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态也开始紊乱。如刘鸿生在“二六轰炸”后心生动摇：“我感到共产党这么快拿下了大陆，是不是守得住呢？”“我对大局的看法仍然是动摇的。”[38]在协调劳资关系方面，执行者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随着接管局势向好，党内人员出现“左”的情绪，党内有些同志认为这是限制排挤资本主义的好时机，从而在实际执行中出现偏“左”的做法。这让私营工商业者“常常感到自己的精神与地位受威胁”[39]。荣德生对此表示担忧：“目下工人兴奋，农民观望，商人落后，农工商三者名为协调，实则仅属表面。劳方视资方如敌对，工人以商人为剥削，如何能望其协调？新政初行，此时一切尚在试验，但下级颇多趋于极端，不问合理与不合理，一反从前所为，欲望过奢，进步减退。”[40]

面对私营工商业者的强烈反弹，党中央随之调整政策，加快纠偏，稳定局面。1950年6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不反对我们。”[41]1950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指示精神，开展调整工商业工作，强调调整公私关系与劳资关系。上海市委也相应开展调整工作。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增加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拓展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允许私营商业收购国家不收购的物资运往城市，卖给国家。除此之外，上海市委也着手对重罚、滥罚的命令主义错误进行严格纠偏，适当减少税收。不到一个月，上海的税务工作恢复正常，“3、4月的紧张形势是大大和缓下来了，人心也大为安定”[42]。针对劳资关系紧张问题，市军管会发布了《关于复业、复工纠纷处理暂行办法》《关于私营企业劳资争议调处程序暂行办法》等文件，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市工商联筹委会也成立专门的调解委员会，协助指导、调解劳资关系和处理劳资纠纷。在一系列举措施行后，上海的劳资纠纷局面得到扭转。[43]有私营工商业者表示：“在原棉缺乏的时候，或以外棉来接济我们，或拨发现款来贴补我们因无原料而停工所付出之巨额工资;在原棉充裕的季节，则又扩大加工，增加开工班数点数，并自动的提高了工缴几次。此外，如调整工商业关系，调整公私关系，统一购销棉纱棉布，收缩通货，安定市场物价等等措施，对于业务经营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44]从上海整体工商业上看，仅1950年8月到10月，上海平均工业申请开业户同4月份相比增加28倍，商业的申请开业户也是4月份的17倍，而同期的申请歇业户仅为4月份的12%，棉纱产量继续增加，毛纱生产指数翻倍。[45]停工已久的和新、三明、大安、合丰、伟昌、新生、恒通、申七等14家纱厂（共计纱锭239760枚）已于十月份恢复生产了。[46]上海“过去逃走的资本家，近来亦多有回沪重理业务者。工商界情绪已逐渐稳定”[47]。“公私关系和工商关系都逐渐步入正轨，工商界有了更坚强的信心，对于他们自己的前途也表现出了较大希望。”[48]同时，私营工商业者也纷纷积极靠拢政府。如在抗美援朝时期，上海工商界认捐飞机270架，相当于总数的80.8%，受到政府的赞扬和鼓励。[49]

四、结语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都市，也是当时的经济、金融中心，接管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转移后的一大难关，而国民党在上海遗留下的各种经济难题更是大大增加了接管上海的难度。妥当处理私营工商业更是影响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重要接管内容。私营工商业者在与政策互动过程中呈现出的心态变化，充分证明了党的城市经济治理智慧，同时也折射出了新政权进入大城市后不可避免的各种调适、斗争甚至妥协的过程。无论是“扶持”还是“限制”，都是稳定市场秩序、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而各种手段的使用，仍需要充分运用平衡的智慧。虽然“一棍子”打死与“重罚”现象引起了政策受体的强烈反弹，但党中央实事求是，及时纠偏，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调整并形成了新型的劳资关系，使局面得以迅速扭转，稳定了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态，促使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力进一步提高。

党接管上海的一系列举措，增强了私营工商业者对新政权的政治信任感，使得私营工商业者积极向政府靠拢，基本实现了预期的接管目标。而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离不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实事求是地制订政策，以及根据人心走向及时地调适政策。上海的治理之道，为在全国意义上制定城市政策提供了借鉴，也彰显了卓越的城市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1]刘昶.人心中的历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346.

[2]计泓庚.荣毅仁[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88-89.

[3]章志光.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8.

[4][10][22][28][32][33][34][3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下[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452.453—454.456.467.455.456.458.467—468.

[5]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12.

[6]杨少振.三十二年来的经历[G]//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三辑.北京：文史出版社，1984：116.

[7]上海棉纺织公司.安达集团史料[G].内部资料，1959：46.

[8][17][23][40]荣德生.荣德生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15.218.219.222.

[9][16]郭棣活写给侨居美国的郭乐的信[Z].1949-05-11.

[11]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1949—1952）[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364.

[12]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380.

[13]陶鲁茄.毛泽东教我们当省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28.

[14][1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接管上海：上卷·文献资料[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2.3.

[20][39][40][27]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1214—1215.52.74.52.

[19]苏少之，李旗明.陈毅和建国初期上海工商业的调整[G]//中共党史资料第84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149.

[20][25]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浴火新生——上海解放图录[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178.177.

[21][24]武文胜，艾琳.中国民生60年[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18.21.

[26][3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58.68.

[29]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82—83.

[30][31]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关于整理旧同业公会工作的报告（1951年）[A].上海市檔案馆藏，C48-1-22-23.

[36][37]顾准.顾准自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165.157.

[41]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M]//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4.

[43]张金平.上海解放初期是如何实施“劳资两利”政策的[J].上海党史研究，1995（2）.

[44]解放三年来的申新（1952年）[A].上海档案馆藏，Q193-1-1233.

[45][46][48][49]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综合卷[G].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779.780.742.176.

[48]中国社科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2—1952：工业卷[G].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427.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